周四一早起床，博斯就开始网购了。他查找了大量GPS探测器和干扰器，最后选择了一种兼具探测和干扰功能的设备。他花了二百美元，设备两天后才能送到。

接着他打电话给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国家人事档案中心海军犯罪调查局的调查员。离开洛杉矶警察局时，博斯带走的联系人列表中有加里·麦金太尔的名字和电话号码。麦金太尔秉性正直，很好合作，博斯在洛杉矶警察局进行谋杀案调查时至少同他合作了三次。博斯希望凭两人的交情和信赖关系问麦金太尔要一份多米尼克·圣阿内洛的服役记录——多米尼克在军队服役期间方方面面的记录，包括受训记录、驻扎过的所有基地的具体位置，还包括他获得的奖章、请假和训练记录，以及他在战斗中死亡的摘要报告。

因为人生中常常会有服役的经历，所以军队的文档记录常常是悬案调查的一个组成部分。军队里的档案是对受害人、嫌疑人和证人的证词的极好补充。这次调查博斯已经知道了部队对多米尼克的评价，但他还想从多米尼克在部队的经历中多挖点什么出来。博斯的调查已然到了尽头，现在他想为惠特尼·万斯提供一份完整的调查报告，同时想办法做一次DNA验证，证明多米尼克·圣阿内洛是惠特尼的儿子。别无其他的话，他会为这次调查的彻底全面而感到自豪。

国家人事档案中心保存的记录对死者的家人及其代表开放，但博斯没办法表明他在为惠特尼·万斯工作。他可以出示警徽，但麦金太尔很可能会打电话给圣费尔南多警察局，问询这是不是调查的一部分，变成那种状况的话，博斯的立场就尴尬了。因此他决定把事实告诉对方。他说他私下正在替人调查一个案子，想证实多米尼克是这位客户的儿子，但碍于保密协定，无法透露客户的姓名。他告诉麦金太尔，之后他会和多米尼克收养家庭的姐妹见面，如果需要的话，他也许能从那位姐妹手里拿到许可信。

麦金太尔让博斯不要为那种事费神。他欣赏博斯表现出的诚实，相信博斯不会骗他。他说他需要一两天时间寻找博斯想要的文件，然后做成电子档。他说电子档做好后会跟博斯联系，这样博斯一旦从多米尼克的家人那里拿到许可信，他就可以把电子档发送给博斯了。博斯向他表达了谢意，说自己随时等待他的联系。

博斯和奥利维娅·麦克唐纳约的时间是下午一点，因此上午余下的时间他可以重温案件记录，并做些相应的准备。他已经知道奥利维娅给他的地址就是多米尼克·圣阿内洛出生证明上列出的父母住址。这意味着她的住处就是兄弟成长的地方。想找到已经死去很久的多米尼克的DNA似乎有些不太可能，但姑且可以到那儿去试一试。

接着博斯给他同父异母的弟弟，做辩护律师的米基·哈勒打电话，问米基能否想到可以做DNA比对并且比较靠谱的私人实验室备用。在这之前，博斯只在警方办案时接触过DNA验证，对比DNA用的是警方鉴证组的资源。

“我手头有几个常用的私人实验室——可靠且分析得很快，”哈勒说，“让我猜猜，想必麦迪觉得自己太聪明，不像你女儿，你才慌着要做什么DNA测试吧。”

“别开玩笑了。”博斯说。

“这么说是为案子了？私下调查的案子吗？”

“差不多。我不能细讲，但还是必须谢谢你。客户之所以找到我是因为听说了去年西好莱坞警察局办的那个案子。”

惠特尼·万斯面谈时提到的是比弗利山庄整形外科医生和几个腐败警察勾结的案子。西好莱坞警察局那起案子的结局对两个人来说都很糟糕，却是博斯为哈勒工作的开始。

“哈里，说得像是要我为你筹措的一笔基金预付佣金似的。”哈勒说。

“不是这个意思，”博斯说，“但如果能为我找到一家DNA实验室，也许从长远来讲对你也有好处。”

“兄弟，我会给你发邮件。”

“兄弟，谢谢你。”

博斯十一点半离开家，想在去奥克斯纳德的路上找点东西吃。走到街上后，他朝四周看了看，查看有没有人尾随。确定没被人跟踪以后，他走了一个街区，走到租来的切诺基停放的地方。他在山脚下的墨西哥餐厅吃了炸玉米饼，把车开上101号高速公路，向西穿过圣费尔南多谷进入文图拉县。

奥克斯纳德是文图拉县最大的城镇。平淡无奇的镇名来自十九世纪末在那儿建立加工厂的一位种植甜菜的庄园主。小城环绕着怀尼米港，那是个小型美军驻扎基地。博斯想问奥利维娅·麦克唐纳的问题中有一个便是，家里临近海军基地是不是诱使她兄弟入伍的动因。

路不是很堵，博斯早早地到达了奥克斯纳德。为了打发时间，他在港口绕了几圈，然后沿着港口靠太平洋一侧的好莱坞海滩朝前开，这里有拉布雷阿街、日落街和洛斯费利斯街，显然借用了好莱坞著名大街的名号。

他准时把车停在奥利维娅·麦克唐纳的家门前。这是个年代久远的中产阶级社区，整洁地矗立着一排排加利福尼亚老式别墅。奥利维娅正坐在前廊的椅子上等待着博斯。博斯觉得自己和奥利维娅年龄相仿，从外表看，奥利维娅应该和收养家庭的弟弟一样，都是有拉丁血统的白人。奥利维娅的头发灰白，穿着褪色的牛仔裤和宽松的白色上衣。

“你好，我是哈里·博斯。”他说。

博斯把手伸向坐在椅子上的奥利维娅，奥利维娅拉过他的手握了握。

“我是奥利维娅，”她说，“找把椅子坐下吧。”

博斯坐在一把藤椅上，和奥利维娅隔着张玻璃台面的小桌。桌子上放着两个杯子和一大壶冰茶。为了表示诚恳，博斯告诉奥利维娅自己喝冰茶就好。桌子上放着只写着“勿折”的黄色信封，博斯猜测里面可能放了照片。

“你想知道我弟弟的事对吧，”奥利维娅给杯子里倒上冰茶之后说，“我首先想问，你在为谁工作？”

“奥利维娅，这个问题我很难圆满地回答你，”他说，“雇我的人想知道他在一九五一年有没有一个孩子。但对方要求我必须严格遵守保密协议，在解除要求之前，禁止我向任何人透露谁是我的雇主。因此我就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在证实你弟弟是他儿子之前，我无法把雇主的身份透露给你。但对你而言，如果我不告诉你是谁雇我的，你又不愿把你弟弟的情况告诉我。”

“你想怎样证实我弟弟是你委托人的儿子？”奥利维娅无助地挥着一只手说，“尼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已经死了。”

博斯觉得奥利维娅似乎愿意坦诚相告。

“有很多办法可以证实。他在这幢房子里长大，是吗？”

“你怎么知道？”

“他被收养后的出生证明上就是这里的地址。也许这里能找到些为我所用的东西。他的卧室是不是没动过？”

“怎么可能？都这么多年了！搬回来后我要在这里养三个孩子呢！我们不可能把他的房间当博物馆留着。尼克遗留下的物品都放上阁楼了。”

“留下了些什么？”

“我不太清楚。是些和战争有关的东西吧！尼克服役后寄回来的东西，他牺牲后部队寄来的东西。我爸妈把东西都收了起来，我住回来以后把它们都放进了阁楼。我对那些东西压根不感兴趣，但妈妈让我保证别扔。”

博斯点点头。他得想办法上阁楼探寻一番。

“你父母还活着吗？”

“我爸爸二十五年前就死了。我妈妈还活着，但她不知道今天是几号，自己又是谁。现在她待在养老院，那儿有人会好好照顾她。现在这里只有我一个人。我和丈夫离了婚，孩子们翅膀硬了以后也都走了。”

博斯在确保奥利维娅不问他雇主是谁的情况下由着她信马由缰。他知道最好不要打断她讲话，并逐渐把问题转移到阁楼以及阁楼里的东西上面。

“你在电话里说你弟弟知道自己是被收养的。”

“是的，他知道，”奥利维娅说，“我们都知道。”

“你也出生在圣海伦收容院吗？”

奥利维娅点点头。

“我先来这个家的，”她说，“我的养父母都是白人，但我的皮肤是棕色的。当时这里的观念还很守旧，父母觉得让我有个肤色相同的弟弟或妹妹会比较好。因此他们去圣海伦收容院收养了多米尼克。”

“你说你弟弟知道他生母的名字叫维比亚娜。他是怎么知道的？至少到最近为止，这个秘密几乎瞒过了所有人。”

“没错，你说得对。我就不知道生母的名字，更不知道她是怎么生下我的。但尼克出生时的情况有点不一样。他原本是要被我父母接走的，我父母当时已经等在那儿了。但尼克出生时身体很弱，医生说最好和生母待一段时间，喝些母奶。大约是这样的情形。”

“这么说你父母见过她。”

“是的。那段日子他们去过几次收容院，并和她见了面。后来，我和多米尼克长大些以后，我们发现自己长得明显不像意大利裔的父母，于是我们就问了。父母说我们是收养来的，尼克的妈妈叫维比亚娜，他们在维比亚娜被迫把尼克送人收养前见过她。”

多米尼克和奥利维娅显然不知道全部情况。无论知不知道，收养他们的父母都没把维比亚娜的情况告诉他们。

“你弟弟长大后试着找过他的生父或生母吗？”

“没听说过。我们都知道圣海伦收容院是个什么样的地方。那里的孩子生下来就会被遗弃。我从来没想过要去找我的生父和生母。我不在乎。我想多米尼克也不会在乎。”

博斯注意到奥利维娅的语气里带着一丝怨恨。六十多年之后，奥利维娅仍然对遗弃她的生父生母心怀怨恨。博斯知道，即便现在告诉她，圣海伦收容院出生的孩子并不是都不受欢迎也无济于事。那时，有些母亲，甚至收容院的所有母亲在送孩子被收养的事上是没有选择权的。

他决定把话题转到另外一方面。他喝了口冰茶，告诉奥利维娅这茶很好喝，然后指了指桌面上的信封。

“里面是些照片吗？”他问。

“我想你也许会希望能看到这些照片，”她说，“信封里还有篇与他有关的剪报。”

奥利维娅打开信封，递给博斯一沓照片和一份折叠的剪报。多年前的照片和剪报都有些褪色了。

博斯首先看了剪报，他小心翼翼地打开剪报，防止剪报从褶皱处撕裂。博斯无从知道这是张什么报纸，但从内容看，这应该是张当地的报纸。这篇报道的标题是《奥克斯纳德的运动健将在越南牺牲》，报道证实了博斯的大部分猜测。多米尼克和另外四位海军陆战队队员是在西宁省执行一项任务返程时遇害的。他们乘的直升机被狙击手发射的炮火击中，坠毁在稻田里。报道称多米尼克是位全能选手，在奥克斯纳德高中参加橄榄球、篮球和棒球比赛。报道援引多米尼克母亲的话说，尽管时下反战风潮在国内兴起，但多米尼克为能为国效命而自豪。

博斯叠起剪报，还给奥利维娅。接着他拿起照片。这些照片按年份排列，展示了多米尼克从孩子成长为少年的过程。其中有多米尼克在海滩游玩、打篮球和骑车的照片，也有他穿着棒球服的照片以及和一个女孩身着正装的照片。还有一张是他和姐姐与养父母的全家福。博斯打量着少女时代的奥利维娅。奥利维娅年轻时非常漂亮，她和多米尼克看上去像是真正的姐弟。

最后一张是多米尼克身着海军粗布制服的照片。多米尼克歪戴着水手帽，侧削上贴的头发从帽子边缘显露出来。他双手抱着腰，身后是平整的绿色农田。照片里的景色在博斯看来不像是越南的，多米尼克的笑有点漫不经心，像是没有参加过战争的天真笑容。博斯觉得这应该是在入伍后进行基本军事训练时拍的。

“我喜欢这张照片，”奥利维娅说，“很有多米尼克的特点。”

“他是在哪儿进行基本训练的？”博斯问。

“他属于圣迭戈区域，先在巴尔博亚的一所军医学校进行医务培训，然后前往彭德尔顿营地进行战斗训练和野外医疗救护。”

“你去见过他吗？”

“就去过一次，我们一起参加了他的医务培训结业典礼。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

博斯低头看着照片。他注意到照片里有些不寻常的地方，连忙凑过去细看。多米尼克的衬衫因为手洗和拧干显得非常皱，上面的字很难辨认，但衬衫口袋上方印着的名字却像是“刘易斯”，不是圣阿内洛。

“衬衫上的名字是——”

“是刘易斯。所以他会笑得如此开怀。多米尼克有个朋友名叫刘易斯，刘易斯没通过游泳测试，于是考试时两人互换了衬衫。两人穿的一样，发型也一样，只能通过衬衫上印着的名字区分他们。考官在游泳测试时只按衬衫上印着的名字区分学员。刘易斯不知道怎么游泳，因此多米尼克穿着他的衬衫去了游泳池。他用刘易斯的名字报到，帮刘易斯通过了测试。”

奥利维娅笑了。博斯点点头也笑了。身为海军却不会游泳，这种事在军队里并不常有。

“多米尼克为何要去参军？”他问，“为何加入海军？为何要成为一名海军医务兵？”

刘易斯这件事带给奥利维娅的笑容消失了。

“哦，我的老天，他真是犯了个无法挽回的错，”奥利维娅说，“他年少无知，并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奥利维娅说，多米尼克高三那年的一月正好十八岁，和同班同学相比，他的年纪比较大了。那时打仗非常缺人，他便报名服义务兵役，并进行入伍前的身体训练。五个月后高中毕业时，他拿到了征兵卡，并被评定为1A等级。这意味着他入伍达标，很可能会被送到东南亚。

“当时抽签征兵法还没有颁布，”她说，“那时年纪大些的人先被送去参军，高中毕业的他年纪相对来说已经算大了。他知道自己会被征兵——这只是个时间问题，因此他索性自愿入伍，可以选择进入海军。暑假时他在怀尼米港的海军基地打过工，很喜欢那里的海军，他觉得他们很酷。”

“他不准备去念大学吗？”博斯问，“上大学可以推迟入伍，越南战争一九六九年时平息过一阵。当时尼克松裁减了预备兵员。”

奥利维娅摇了摇头。

“不，他没想去上大学。他很聪明，但就是不喜欢上学。他没学习的耐心。他喜欢看电影、运动和拍照。我觉得他这也是在为家里着想。爸爸是个卖冰箱的推销员，家里没钱让他上大学。”

最后这句话——没钱上大学——回荡在博斯心头。如果惠特尼·万斯勇于承担责任，为养育儿子付钱，他的儿子压根不会去越南。博斯试着摆脱这些想法，重新专注到对奥利维娅的询问上。

“他想当医务兵——这么说他想学医吗？”博斯问。

“那是另一码事了，”奥利维娅说，“入伍时多米尼克可以任意选择兵种。他很犹豫。多米尼克有自己的小算盘。他想接近战场，但不想离得太近。征兵的人给他很多岗位让他选，他说他想当战地记者、战地摄影师或是野战医务兵。他觉得这样能让他接近战场，却不用直接杀敌。”

博斯知道越南战场上有许多这种类型的人。他们想亲历战斗，却又不愿真正打仗。大多数这种犹犹豫豫的人都只有十九或二十岁。这个年龄的人想探索自己是谁，自己又能做些什么。

“于是他们让他做医务兵，并让他接受了相关的训练，”奥利维娅说，“他的第一次海外任务是在一条医务船上，但那只是稍稍涉猎下而已。他在那儿待了三四个月，接着他们派他和海军陆战队一起作战……之后的事情你应该已经知道了，搭载他的直升机被炮火打下来了。”

奥利维娅以陈述事实的语气结束了诉说。那已经是五十年前的事，奥利维娅讲述、思考这件事大概都已经有好几百遍了。现在，这已是圣阿内洛家家史的一部分，她已能平静地对待这一切了。

“太让人伤心了，”她说，“他在那儿只待了几周。牺牲前他写信来，说圣诞节会回家，但他失约了。”

奥利维娅的声音变得忧郁起来，博斯觉得自己也许结论下得太快，奥利维娅仍然被丧亲之痛折磨着。问出下一个问题之前，博斯又喝了口冰茶。

“你刚才提到，他在战场上的一些东西被寄了过来。这些东西都被收进阁楼了吗？”

奥利维娅点了点头。

“有几个盒子。尼克寄东西回来是因为他就要出国了。他的东西寄回来没多久，军方就把他的小手提箱寄回来了。我爸妈把两次寄回来的东西都保留下来，我把它们放上了阁楼。老实说，我不想看那些东西，它们只能给我带来糟糕的回忆。”

尽管奥利维娅对弟弟的战争遗物感觉很不好，但博斯因可能从里面找到些线索感到兴奋。

“奥利维娅，”博斯说，“我能上阁楼去看看那些遗物吗？”

奥利维娅紧绷起脸，像是这个问题越界了似的。

“为什么要看？”

博斯倾身向前，他知道必须表现得足够真诚。他需要上阁楼看看。

“也许这能帮到我。我正在寻找能把他和雇我的人联系起来的线索。”

“你是说那么久远的东西上还会有DNA吗？”

“这是有可能的。你弟弟那个年龄的时候我也在越南。正如我在墓地时对你说的那样，我甚至上过那条医务船，也许和他同一时间都在那条船上。看看他的东西肯定能帮到我。不光是对这次调查，对我本人来说也是一样。”

奥利维娅在回答前思考了一会儿。

“好吧，但我要跟你声明一点，”她说，“我不会上阁楼。梯子很晃，我怕我会从梯子上掉下来。你想上去就上去，但只是你一个人上去。”

“这样就好，”博斯说，“奥利维娅，谢谢你。”

他喝完冰茶站起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