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杀没有地域限制。博斯复查的大部分悬案都会把他卷入洛杉矶警察局管辖的地界。这是可以料想的。洛杉矶有两个分局和圣费尔南多接壤：西部接壤的米森分局和东部接壤的山麓分局。四个月内博斯解决了两起黑帮团伙的凶杀悬案——通过弹道学分析把这两起案子与发生在洛杉矶的类似谋杀案联系在一起，发现行凶者已经被捕入狱；把另一起案子的凶手锁定在因为谋杀被比圣费尔南多警察局大的分局通缉的两个嫌疑人身上。

另外，博斯通过辨别作案手法和检验DNA把四年间发生在圣费尔南多的四起性侵案联系在一起，正在查证罪犯是否在洛杉矶犯过强奸案。

博斯把车开上210号高速公路驶离帕萨迪纳，这样他可以查验是否有人在跟踪他。他先以低于最高时速限制的速度开了五英里，然后把车速提升到了限速之上，通过后视镜查看有没有以相同速度行车的车辆。博斯不确定惠特尼·万斯对调查保密的担心有没有根据，但提防有人跟着总是不会错的。他没有发现身后的公路上有人尾随。他知道，在宅子里和惠特尼会面，甚至前一天和克莱顿先生在联邦银行大厦碰头时，都可能有人在车上安装了GPS跟踪器。博斯之后会检查车上有没有被人安装跟踪器。

沿着高速公路再开十五分钟，博斯将把车开过圣费尔南多谷的顶部，回到洛杉矶。他没有沿着高速公路继续开，而是在麦克莱街出口下了高速公路，开进圣费尔南多，并很快拐上了第一街。圣费尔南多警察局坐落在一幢白色水泥墙和红色拱顶的平房里。小城百分之九十的人口都是拉丁裔，因此政府部门的建筑都贴近于墨西哥文化。

博斯把车停在员工停车位，使用电子钥匙进入警察局的侧门。博斯经过报案室的窗户时向两个值班的警察点点头，然后沿着后侧走廊经过局长室朝侦查处办公室走去。

“是哈里吗？”

博斯转过身，通过局长办公室的门往里看。瓦尔德斯正坐在办公桌后面向他招手。

博斯走进办公室。这里没有洛杉矶警察局的局长办公室那么舒适，但有一块非正式会谈的休息区。局长办公室的天花板上悬挂着机身上漆着“SFPD[圣费尔南多警察局的首字母缩写。]”四个字母的黑白玩具直升机。第一次走进这个办公室的时候，瓦尔德斯曾告诉他这是局里的公用直升机——这显然是为局里没有自己的直升机，需要时必须向洛杉矶警察局寻求空中支援而发的牢骚。

“感觉怎么样？”瓦尔德斯问。

“没什么可抱怨的。”博斯说。

“我们很感谢你在这里所做的一切。‘割纱工’的事处理得怎么样？”

瓦尔德斯指的是博斯正在查的系列强奸案。

“我正想去查回复的邮件。之后再去找贝拉商量下一步的行动。”

“批准付款的时候，我读了侧写报告。报告里的一些东西很有趣。我相信会抓住那家伙的。”

“我在跟这个案子。”

“那我就不耽搁你了。”

“好，局长。”

博斯盯着直升机看了一会儿，然后离开了局长办公室。从局长办公室沿着走廊再走几步就是侦查处办公室。无论是以洛杉矶警察局的标准还是别的标准来看，这个办公室都太小了。侦查处办公室曾经包含两个房间，但一个房间曾经转租给县法医处，作为他们派驻在这里的两位法医的办公室。现在三个警探的工位挤在一个房间里，毗邻的是督察那衣柜般大的办公室。

博斯工位三面都装有五英尺高的墙，使他具有足够的隐私，但唯一没有墙的那面却正对督察办公室的门。督察本应由全职警督担任，但因为经费裁减造成的警督职位的空缺，督察只能由警察局唯一的警监来担任。他的名字叫特雷维里奥，迄今为止，他一直不觉得吸纳博斯处理案子是件好事。他似乎对博斯不拿薪酬却乐意长时间在这里工作的动机很是怀疑，一直在监视着博斯。对博斯来说，唯一缓和了这种不必要关注的是特雷维里奥在警局内身兼多职，没有精力对他关注过多，这在小警察局是常有的事情。尽管特雷维里奥主管侦查处，但也掌管内务部门，包括调度中心、室内靶场和代替对街年久失修的老监狱的十六个铺位的拘留所。繁忙的工作使特雷维里奥经常不在侦查处办公室，博斯因而不必受到他的烦扰。

博斯看了看自己的邮件槽，发现里面有份告知他本月射击还未达标的通知书。博斯走进自己的小隔间，坐在办公桌前。

过来的时候，他看见特雷维里奥办公室的门关着，门上的玻璃气窗后面黑灯瞎火的。警监多半在警察局的另半边办理别的公务。博斯觉得自己能理解特雷维里奥的疑惑以及不欢迎他的原因。他在解决悬案上取得的任何成功都可以被看作特雷维里奥的失职。毕竟，侦查处现在归他管。博斯曾经把洛杉矶警察局督察从平板玻璃窗扔出去的传言更会增加特雷维里奥对他的敌意。

但这没什么大不了的。特雷维里奥无法威胁到博斯在警察局的地位，毕竟，博斯的到来是局长克服人员缩减困难所做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

博斯打开电脑，等待它启动。他上次来这儿已经是四天前了。办公桌上放着一张局里保龄球之夜的传单。博斯立刻把传单扔进了办公桌下面的垃圾桶。博斯喜欢局里认识的同事，但他的保龄球实在打得不太好。

他用钥匙打开书桌里放文件的那只抽屉，拿出几个存放着他正在处理的案子的卷宗文件夹。他把卷宗摊开在桌面上，让别人看上去觉得他正在研究圣费尔南多警察局的案子。伸手去拿“割纱工”案的文件夹时，博斯发现文件夹不在原来的地方。他在抽屉里的另一个地方找到了那个文件夹。“割纱工”案的文件夹被归错了位，是按第一受害人名字的首字母归位的，而没有按未知嫌疑人的绰号——“割纱工”归位。博斯立刻警觉起来，并感到十分懊恼。他不信自己会归错文件。做警察以来他一直把文件整理得很认真。只要是和案子有关的文件——无论是厚厚的谋杀案卷宗，还是轻薄的牛皮纸文件夹——都会成为案子的核心，需要整洁完整地放在一起，妥妥帖帖地保存起来。

他把文件夹放在办公桌上，心想持有备用钥匙的人兴许看过他的文件，检查了他的工作。他很清楚这会是谁。他往后退了退，把所有文件放回抽屉，然后合上并用钥匙锁上了抽屉。他想出一个找到入侵者的办法。

他直起身子，往隔断那边看过去，发现另外两位警探的工位上都没人。调查入侵案件的贝拉·卢尔德警探和处理不动产纠纷的丹尼·西斯托警探兴许都接到报案出现场了。两人经常联手办案。

登录局里的计算机系统以后，博斯便打开了执法数据库。他拿出笔记本，开始在数据库里查找维比亚娜·杜阿尔特的记录。他知道自己违反了局长给他定的规则，借圣费尔南多警察局职务之便进行私人调查。利用执法数据库的信息进行非警务调查不但会被圣费尔南多警察局开除，还违反了加利福尼亚的法律。如果特雷维里奥打算检查这台计算机的使用记录，那博斯就麻烦大了。但博斯觉得这种事不会发生。特雷维里奥知道如果采取对博斯不利的行动，就相当于和局长作对，那无异于自毁前程。

博斯找到的维比亚娜·杜阿尔特的记录非常短。没有记录表明维比亚娜在加利福尼亚州拥有驾驶执照，没有记录表明她犯过罪，甚至没有记录表明她违章停车吃过罚单。当然，时间过得越久，数据库里的信息就越不全，但博斯凭经验知道，输入名字后找不到任何参考信息的情况也是很少有的。这支持了他的推测：维比亚娜是非法移民，在一九五〇年怀孕后回到墨西哥了。那时，堕胎在加利福尼亚是违法的。越过边境以后，她可能把孩子生了下来，也可能在蒂华纳[墨西哥边境城市。]某间诊所的密室内堕了胎。

博斯知道那时的法律禁止堕胎是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九五〇年被一个未婚妈妈生下的，当上警察后不久，为了更好地理解母亲面对和做出的选择，博斯还特意去查了当时的法律条文。

但博斯不是很熟悉一九五〇年时的刑法。他找到那时的刑法，查询刑法中有关性侵的条文。博斯很快发现，根据一九五〇年刑法的第二百六十一条，与十八岁以下的女性性交被认定为强奸。即便两相情愿也无法脱罪。除非女方是犯人的妻子才可以免于刑罚。

博斯心想，惠特尼的父亲一定觉得怀孕是维比亚娜给儿子下的套，目的是拿到钱和美国的公民身份。如果真像他想的那样，刑法将给维比亚娜提供有力的支撑。但数据库中的信息匮乏却否定了这种可能性。维比亚娜没有利用法律作为武器，而是消失得无影无踪，很可能回墨西哥了。

博斯把屏幕切换到机动车辆管理局的人机交互界面，把惠特尼给他的“詹姆斯·富兰克林·奥尔德里奇”这个用作托词的名字输了进去。

结果出来之前，博斯看见特雷维里奥警监拿着杯从星巴克买的咖啡走进侦查处办公室。博斯知道几个街区以外的杜鲁门街有家星巴克。在计算机前工作的时候，特雷维里奥经常会小歇一会儿，步行到星巴克买咖啡。特雷维里奥最近爱上了冰拿铁，定期和女儿在校园周围的不同咖啡店会面使他养成了这个嗜好。同时，买咖啡还能让他的眼睛休息一会儿。

“哈里，今天你怎么来了？”特雷维里奥问。

警监总是这样亲切地叫他的名字。

“我在附近办事，”博斯说，“顺便过来看邮件，再发几份有关‘割纱工’的警告。”

他一边说话，一边关掉机动车辆管理局的界面，调出局里给他配的邮箱。特雷维里奥走到小办公室门前开门时，博斯并没有转过身去看他。

博斯听到门开了，很快便感觉到特雷维里奥站在了他的小隔间后面。

“走这么远的路来附近吗？”特雷维里奥问，“还穿着这么正式的西装！”

“事实上，我今天去帕萨迪纳见了个人，正巧途经山上的高速公路，”博斯说，“我想可以顺便来发几封邮件，然后再离开。”

“哈里，你的名字不在值勤表上。你应该把名字写在白板上，以便记录值勤的小时数。”

“对不起，我就是来几分钟而已。这个月我的值勤小时数已经够了。单单上一周，我就值勤了二十四小时。”

侦查处办公室门口有块记录出勤时间的白板，特雷维里奥要求博斯在白板上记下上下班时间，以便统计出勤时数，确保达到最小出勤时数。

“我还是希望你每次来都能记下出入的时间。”特雷维里奥说。

“没问题。”博斯说。

“很好。”

“顺便问一句……”

博斯把手伸到抽屉前，用指节敲了几下放文件的抽屉。

“我忘带钥匙了，”他说，“你有能帮我开抽屉的钥匙吗？我有几份文件要用。”

“我没开你抽屉的钥匙。加西亚就上交了一把。他说他从多克韦勒手里就拿到这一把。”

博斯知道加西亚是在自己之前用这个办公桌的警探，多克韦勒是再之前的一位。两人都是预算裁减的牺牲品。博斯听同事们说这两人在被裁后都离开了执法岗位，加西亚成了一位教员，多克韦勒离职时公用事业局正巧有空缺，他就继续在政府部门吃公粮。

“这里谁还有办公桌的钥匙？”博斯问。

“我觉得应该没人有了，”特雷维里奥说，“哈里，干脆把锁撬开吧！据说你撬锁很在行。”

特雷维里奥说话的语气很暧昧，好像博斯熟通的是门坑蒙拐骗的艺术似的。

“我也许会撬的，”博斯说，“谢谢你的建议。”

特雷维里奥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博斯听见门被关上了。他提醒自己要和多克韦勒核实一下丢钥匙的事情。博斯想在采取针对措施之前，确定多克韦勒没有他的办公桌钥匙，证明偷看他抽屉里文件的是特雷维里奥。

博斯重新打开机动车辆管理局的界面，输入奥尔德里奇的名字。他很快找到了奥尔德里奇的记录，奥尔德里奇在一九四八年到二〇〇二年之间拥有加利福尼亚州的驾照。二〇〇二年，驾照持有人搬到了佛罗里达州，并上交了他在加州的驾照。他记下奥尔德里奇的出生日期，然后把出生日期和姓名一起输入了佛罗里达州机动车辆管理局的数据库。数据库里的记录表明，奥尔德里奇在八十岁时上交了他的驾照。他在记录上登记的最后一个住址是休闲村落。

记下这些信息以后，博斯上网查询，发现休闲村落是佛罗里达州萨姆特县一个大型养老社区。进一步搜索后，他找到了奥尔德里奇的具体地址，但是没有找到奥尔德里奇的死亡记录或讣告。詹姆斯·富兰克林·奥尔德里奇多半是因为不能或不需要开车而上交了驾照的，但他似乎仍然活着。

博斯对奥尔德里奇被开除出南加州大学的原因很好奇，把他的名字和犯错被开除作为双重搜索条件查找了犯罪数据库。但博斯只找到了奥尔德里奇一九八六年的一条酒后驾车记录。奥尔德里奇在大学入学那年究竟做了些什么，这对博斯来说依然是个未解之谜。

博斯觉得已经搜索了够多可以用作托词的信息，于是便开始查看这几天有关“割纱工”案的邮件。自加入圣费尔南多警察局以来，这个案子耗用了他的大半调查时间。以前在洛杉矶警察局工作时，博斯侦办过好几起连环杀人案，这些案子多半都含有“性”的因素，因此“割纱工”案对博斯来说并不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但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博斯见过的最令人费解的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