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望弥撒回来，装了一肚子新闻。

“村里的人都以为你是个电影明星。”安娜说着从蓝帽子里拔出一枚长帽针，摘下帽子，把帽针再别上去，等下个星期天再戴。她说那三个商店里的人都在谈论我。父亲和那几个人在来的路上，去村里那个旅馆喝了几杯。

安娜把煎锅放在炉子上，我发现油脂上有老鼠的爪印。

“我想你今天要走了。”她说。

“我是这么想的。”

十点多了，我给尤金沏好茶端上楼。我端着茶盘，在过道里站了一会儿，突然觉得能在他睡觉时进他的房间是一种荣幸。他睡着的时候，颧骨看起来更高了，脸上带着几分痛苦的神色。

我把窗帘拉开。

“窗帘环会让你给拉坏的。”他说着坐了起来，然后吃了一惊，眼睛瞪得有平时两倍大。

“哦，是你。”看到是我，他很惊讶。他揉了揉眼睛，似乎所有事都想起来了。我把套头毛衣搭在他肩上，在前面挽了一个结。

“茶不错。”他半躺着，头靠着红木床头，小口喝着，如一尊神一般。

安娜咚咚地敲门，然后就闯了进来，他都来不及说等等。

“电报送出去了，明天一早就能发走。”安娜说。电报是发给他的律师的。

安娜告诉我再不下楼去吃饭，炉子上的黑布丁都要烤干了。

“黑布丁！”尤金嗓子里哼了一声。

“你这鼻子可真够好看的。”安娜对他说。

“可能断了。”他面无表情地说。

“哦，可别断了啊！”我说。

“幸好我不是用鼻子赚钱的，”他说，“也不用鼻子做爱。”

“嗯——”安娜站在房间中央，双手叉着腰，扫视着乱糟糟的床和我搭在椅背上的睡袍。

“好了，”尤金对我俩说，“赶紧走吧。”我离开了，但安娜还没出来，我就站在门外听。

“我救了你的命，对不对？”

“没错。我非常感谢你，安娜。记着提醒我给你打一枚皮勋章。”

“你能不能借给我五十镑？我想买台缝纫机，再买点做巴巴蛋糕[巴巴蛋糕（Baba）是一种酵母蛋糕，经常会用朗姆酒糖浆浇淋、浸泡。]用的东西。有了缝纫机，咱们就能把你的衬衣都补好了。”安娜说。

“咱们？”尤金嘲讽地说。

“能借给我吗？”

“你为什么不说‘给我五十镑’？我知道这个‘借’字没什么意义。”

“那样说不好听的。”安娜听起来像是恼了。

“安娜，我会给你钱的，”尤金说，“这是奖励。”

“好人啊。你自己知道就行，别跟丹尼斯提这事。要是让他知道我有五十镑，肯定会买头牛什么的。”

她从房间里出来了，眉开眼笑的，我赶紧掉头跑开，偷听被抓住太尴尬了。

我心虚地在过道里快步走，安娜在后面说：“你这个是非精！等着，看我把你撵到楼下去。”我们一路跑到了厨房。

安娜读着星期天的报纸。

“看，这女的和劳拉长得一模一样。”安娜指着报纸上一篇关于女继承人爱上理发师的报道说。

“定制服饰改变性生活。”她大声念着，“我的妈呀，完全不理解这些人，脱衣服时从来都不看看自己是什么样子吗？”

她又念了我们的星相——丹尼斯的、宝宝的、尤金的、我的，还有劳拉的。安娜不管说什么都带上劳拉。午饭后，她和丹尼斯带着宝宝走了，我有一种感觉，劳拉随时都可能回来。怀着这种忐忑不安的心情，我第一次把这座房子仔细参观了一遍。尤金去地里看水泵了。

房子里一共有五间卧室。床垫都卷起来了，衣柜里空空荡荡的，只挂着几个木头衣架。家具都是深色的，已经旧了，也不成套。床边的柜子里都放着夜壶，内侧印着粉红色月季花图案。

在一个衣柜最上面的抽屉里，我发现一个银色的晚宴手袋，在里面找到了劳拉的一个记事本。里面没记什么东西，只有一些名字和电话号码。里面还有一双紫色的晚宴手套，散发着陈旧但依然美妙的香水味道。我把手套戴上试了试，不知为什么，心脏忽然突突地跳了起来。其他抽屉里什么都没有，只有用粉笔做的编号标记。

临近黄昏，我下了楼，挑起了挂灯的灯芯，灯是安娜出门前为我点的。桌上放着那只兔子，安娜放在那儿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皮被剥掉了，已经处理好，可以下锅了。兔子是前一天丹尼斯抓到的。

“晚饭！”我惊呼一声，找了一本烹饪书，在“R”[英语里兔子（rabbit）是“R”开头的，下面的这些条目在英语里也都是以“R”开头。]的条目下查找。

萝卜

炖腰子

葡萄干面包

葡萄干派

葡萄干布丁

威尔士奶酪面包

树莓

里面并没有提到怎么做兔子。这本烹饪书是劳拉的，扉页上用有力的笔迹写着她结婚前的姓和丈夫的姓。

“晚饭！”我强忍住一滴眼泪，忽然想起早上尤金问过我一句话：“你会做饭吗？”

“算会吧。”我是这么回答的。

我撒了个大谎，长这么大，我从来都没做过饭。如果非要说做过，那就是有一个星期五，古斯塔夫和乔安娜去律师那儿立遗嘱了，我买了两条鱼回去当午饭，一条给芭芭，一条给我自己。芭芭摆桌子，我煎鱼。我根本就不知道还要先清洗，直接把灰灰的、圆胖的鱼往大煎锅里一放，就打开了煤气。一开始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几分钟后一条鱼的一侧突然爆开了。

“什么东西，臭死了。”芭芭在餐厅里喊。

“就是鱼呀。”我说。这时候鱼的两侧都爆开了。

“就是什么玩意儿？”芭芭捏着鼻子跑进了厨房。

然后她看见了那一堆黏糊糊的东西。她一把端起锅，跑到院子里全倒在了古斯塔夫堆起的肥料上。

“哎哟，”芭芭从院子往屋里走的时候说，“人还在吃生牛肉、啃生骨头的时候，你肯定能活下来。真是个野蛮人！”她把锅放在水槽里，打开水龙头冲着。

我们干脆去伍尔沃思吃饭。那是一顿令人激动不已的午餐，端着大盘子四处走动，想吃什么就往里面放什么——薯条、香肠、抹了蛋奶酱的松糕、咖啡、小罐奶油、柠檬蛋白酥皮派，什么都有。

我坐在这间地上铺着石板的大厨房里，想到了芭芭，哭了起来。长这么大，我从来没有一个人生活过。一个人，完全凭自己的本事生活。我怀着向往的心情回想起我们一起度过的那些夜晚——身上散发着香草精华的味道，心情是那么愉悦。我们逛到最后一般会去电影院，在影院的一片漆黑里，看着宽大的银幕，激动不已，有时还买支巧克力冰激凌给自己加加油。

“唉，主啊！”我想起了芭芭，想起了父亲，想起了所有人。我把头埋在手掌里哭了起来，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哭什么。

我出去了三四次，站在前院车道的拐弯处，靠着潮湿的白色大门，盼望着能看到有人回来。但没一个人回来，只看到一个警察骑着车子沿着小路过来，在门房旁停了一下，方便完就又蹬着自行车走了。他可能是到处转转看有没有偷猎的。

尤金回来时，我已经擦干了眼泪。我想，他会不会以为趁他不在，我已经悄悄离开了。

“我还在。”我说。

“我很高兴。”他说着吻了我一下。天色暗了，我们点亮了煤油灯。

我们坐在书房的炉火旁，尤金说：“唉，你这个孤独可怜的小家伙，对你来说，这个蜜月可真不怎么样，是不是？想一些让你高兴的事情吧……比如阳光、山里的小河、吊钟海棠……”

我躺在他怀里，脑子里想的都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他在留声机上放了一张唱片，音乐飘满了房间。外面，雨点噼噼啪啪地敲打着窗户，雨水渗进了窗框里面。一片安静，只有音乐声和雨声。他闭着眼睛，听着音乐。音乐在他身上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效果：他的神情温柔起来，整个灵魂都对音乐发出回应。

“这是马勒。”他说。我本以为他会说：“你可以留下来，也可以离开。”

“我喜欢有歌词的曲子。”我阐明自己的立场。但他的眼睛仍然闭着，我觉得他根本就没听见我说什么。这首曲子让我想到的依然是鸟儿，鸟儿从灌木丛中振翅飞出，惊扰了夏日傍晚柔和的静谧；老家采石场上空的乌鸦形影交叠，长鸣短号，声声相接。这时我又想起了父亲，感觉他们还会再来，就在今晚。

“这首曲子是有词在里面的。”尤金突然说。所以，他听到了我的话。“关于更完美秩序的词，这首曲子讲述了人、人生、进步、战争、饥饿、革命……音乐可以通过像芦笛这样最简单的乐器表达人生灰暗、无形的痛苦。”

我想他说的这是什么呀，该不会有点疯了吧，尤其是这时候我满脑子担心的都是父亲会再来，我感觉和他一下子隔了很远的距离。我找借口说得去看看午饭怎么样了，就赶紧站起来走了。我们把兔子放锅里炖上了。

锅里的兔肉用小火滋滋地炖着，白嫩的肉块和骨头慢慢分离了。我在肉汤里加了玉米淀粉，想让它黏稠一点，结果又太稠了，淀粉结了块，凝成一个个小珠子浮在汤上面。

我心想，只能这样了，然后出去给脸上搽点粉。锅里的热气熏红了我的脸。等我再回来时，尤金正在看报。

我坐在他对面，抬头盯着石灰房顶上那个圆圆的破洞，安娜那一枪的杰作。我心想，等我明天离开这里后，这个东西将会留在我的记忆里，永远都留在记忆里。

“明天我就走了。”我突然说。黄色的灯光照在他额头上，他眼镜片的上半部分映出了一个花瓶的影子。他戴的是一副厚框眼镜。

“走？”他说着从放在腿上的报纸抬起头，“你要去哪儿？”

“也许是伦敦吧。”

“你想去？”

“不想。”

“那你为什么要走？”

“不然能怎么样？”

“可以留下来呀。”

“这样不好吧。”我说，心里却高兴起来，是他提出让我留下来的，不是我自己。

“怎么不好？”

“这样就是硬缠着你了。我可以离开这儿，等我走了，你可以给我写信，然后我也许会再回来。”我说。

“那要是我不想让你走呢，你怎么办？”他问。

“我不信。”我说。他有点生气地抬头看着天花板。我心想，他让我留下来只是在可怜我，或者是因为他太孤单了。

“你为什么想让我留下来？”我问。

“因为我喜欢你。这么多年，我一直过得像个隐士一样，我的意思是，有时候我感觉自己特别孤独。”他突然停了下来，因为这时我的眼睛里已经涌满了泪水。

“凯瑟琳，”他温柔地对我说，平时他一般叫我凯特，或凯蒂，“凯瑟琳，留下来。”他伸手握住我的手。

“那我就待一两个星期吧。”我说。他亲吻着我，说他不知道有多高兴。

我们拉上了百叶窗，一起吃晚饭。兔肉和土豆在勾了芡的酱汁里被碾碎，味道很不错。他说要给我买一枚婚戒，省得安娜和邻居们问东问西地烦我。

“但我们实际上还结不成婚，我还没离婚，而且，还有孩子的事。”他将目光从我身上移开，看向气压记录仪的方格纸上参差的墨迹。我顺着他的眼神看过去，那根弯弯曲曲的线在我眼里就像我们所有人的人生，弯弯曲曲。为了掩饰失望，我说：“其实，我压根就没想着要结婚。”

“走着看吧。”他说，然后笑了。为了让我心情好一些，他给我讲起了他的家庭。

“我母亲有疑病症。”他开始说，好像忘了我见过那个老太太，“她和我父亲是在一个幸运的时代结婚的，那时候妇女的腿都用长裙遮起来了。为什么说幸运呢，因为她的腿就像两根火柴棍。他俩是在格拉夫顿街相遇的。那时，父亲是个游访的音乐家，高个子，黑皮肤，是个外国人，当时他正要去买本法英词典。他彬彬有礼地问那位女士能否告诉他哪里有书店。我，”他拍拍胸脯，“就是那次邂逅的产物。”

我哈哈大笑，心想，太奇怪了，他母亲竟然可以这么迅速地迷住那个陌生人。他继续说，父亲在他五岁左右就离开了他们，他只是隐约记得，父亲下班回家会带着一把小提琴和几个橙子。他母亲在餐厅做服务员，养活他们母子两人。和地球上十分之九的人一样，他曾经生活艰难，童年不幸。

“该你了。”他说着向我打了个优雅的手势。

童年的碎片接踵涌进了我的记忆——坐在后厨的石阶上吃面包、吃糖，偷喝摆出来放凉的滚烫果酱。有时候，一个词就能唤起人对一生的回忆。

我说：“妈妈年轻的时候在美国待过，所有东西她都知道美国说法，‘苹果酱’‘毛线衣’‘新手’‘甜品’，像这些。”

我接着又想起一些零星的偶然事件。我想起一个流浪女人从后厨窗户偷走了妈妈的新鞋，妈妈去法庭提供了证据，结果流浪女人被判坐一个月的牢，妈妈又后悔了；想起家里的狗会突然莫名其妙地大发脾气；想起黄鼠狼叼走的那几只百天大的小鸡。说起这些，我又看到了那个地方，看到宁静的、绿油油的田野从那幢石头房子前向外延展开去；到了夏天，绣线菊在地头开成乳白色的一片，希基哼着“你怎么能买基拉尼”，像个皇帝一样坐在生锈的割草机上，信誓旦旦地告诉我干牛粪在商店里是当烟草卖的。我看着油脂在餐盘上慢慢地凝固，但仍然坐在那里对尤金说啊说，就像这辈子都没有说过话一样不停地说。尤金是个很好的倾听者。但爸爸喝酒的事我没有告诉他。

午夜过去很久，我们才去睡觉。尤金在前面一瘸一拐地爬上楼梯，我举着煤油灯跟在后面，脑子里傻傻地想，我会不会把煤油灯掉在地上，把那块土耳其红地毯烧了。

“这么说咱俩都需要有个父亲，这就是把咱们连接起来的纽带。”他说。

那天晚上，他没有向我求欢，我们聊的时间太长了，而且他挨打之后身体也不灵活了。

“不用着急的。”我说。

他轻轻抚摸着我的肚子，我们说着温暖、放松的话，哄着对方入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