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发生在下午四点，当时我正往纸箱子里装顾客订的一单杂货。

是新年前夕，我们都忙着处理订单。杂货店的门突然砰的一声被推开，两个个子很小的男人扶着父亲进来了。他喝酒了。

“新年好啊。”父亲对我说。

“新年好。”我的呼吸瞬间变得急促，浑身都颤抖起来。他向那两人介绍了我，说我非常聪明，以后是要参加政府公务员考试的。

“在这个地方没前途，没前途……”他扫视着灰扑扑的货架，看到了放在玻璃柜顶的那排印着“霍尔酒庄”的纸箱子。

“是空箱子。”我说。是空的，只是摆在那里做展示用，酒瓶都拿出来放在柜台下面的柜子里了。

“给我一瓶。”他说。他眼睛通红，眼神狂乱。我从柜子里拿出半瓶，告诉他再没有存货了。他一把撕掉纸封，拔掉塞子，喝了起来。他戴着一顶新帽子。每次要大醉一场时，他总会新买一顶棕色帽子。我家衣柜里塞满了棕色帽子。

他那两个朋友都比我矮，是赛马骑师，他们问能不能在这儿称一下体重，但父亲正靠在那台陶瓷秤上，而且秤也不准了。他们待了一会儿就走了。

“我的好朋友们，给了我特棒的卡拉赛马场的情报。”那两人往门口走的时候，他说。我知道等他们一走远，下一秒他就会开始收拾我。

“没想到你会来。”我说。

“我还没想到这个呢！”他说着把手伸进外套口袋，摸出一封信，说：“我的大小姐，咱们谈谈吧，你怎么活成了个异教徒……”

“这是什么？”我一把抢过那封信，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我心急如焚地读起来。

我又看了一遍，眼里蒙起了一层泪雾，不光因为父亲就站在我身边，怒气冲冲，还因为有人竟然这样看待尤金。

“好啊，让你可怜的老爸这把年纪还要面对这种事。”我原先已经想不起他站起来有多高了，也忘了他的声音听起来有多刺耳。

“这不是真的，”我说，“这些都不是真的。我了解这个人。”我没勇气说出尤金的名字，“芭芭也知道他，还有我的房东，所有人都知道他。”

“他是不是个离了婚的男人？”

“是的，但是……”

他干瘦的脸一下子变得通红。“他在哪儿？我要把他的魂揍出来。”

“他不在这儿。”我说。

“他以后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了，你看都别想再看他一眼。”父亲说。

我不能接受。“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不要对我这么放肆！”他大吼。

伯恩斯太太跑出来看这一阵吵嚷是怎么回事。她告诉父亲我是个特别好的姑娘，又建议我带他去乔安娜家喝杯茶。她不想让父亲继续待在店里，他一直在大喊大叫，一副疯狂的样子。

乔安娜也不想留他。

“不会吐到我上好的地毯上吧，古斯塔夫也不在。”我们在厨房泡茶，乔安娜对我说。父亲坐在餐厅里，喝着那瓶霍尔酒，扬言要对尤金怎么怎么样。

我从他挂在门厅衣帽架上的旧外套口袋里拿了三镑。他的外套上有一股陈酒和烟草味，各个口袋都装着纸币，我想他应该不会在意我拿走的这几镑。这一定是从放牧的地里得来的钱，虽然杰克·霍兰把我家大部分的地都拿走了，但在靠近地界的地方，父亲还是有几块田的。

喝完茶，乔安娜让我把他带走。这时他已经靠在椅子上睡着了。

我带他出了门，往电话亭走去，打算叫个出租车把他送到火车站。

“你要和我一起回家的，明白吧？”他说。

我走在他前面，和他保持着距离。我说：“我不能离开现在的工作。”

“不要以为你能耍我，”他说，“和我一起回，就这样定了。”他掀起新帽子挠着额头，帽檐在额头上勒出了一道红印。

“不要在大马路上喊了。”我说。有很多顾客都住在这一片，我不想丢人现眼。

“给我回家。”他说。

我不想回家。即便是在情况最好的时候，家带给我的都是悲伤。妈妈溺水后，家里整个都被抵押了，后来又被杰克·霍兰买走了。父亲搬到门房去住，杰克把大房子租给了修女。修女住了一年左右就离开了，因为房子实在是太潮了，而且租金也太高。房子闲置的时候，开始有传言说，有人在那儿看到了妈妈的鬼魂。本来有个银行官员准备租下房子，听到这个传言后便改了主意。杰克没有办法，就让父亲搬回去住几个月，破除这个关于妈妈的愚蠢谣言。父亲搬回去已经有一年多了。姨妈，就是母亲的妹妹，她自己的父亲去世后，就搬去照顾我父亲了。在她香农岛的家里，除了呼啸的风和几只矮脚鸡，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所以她愿意去照顾我父亲，在那儿还能看到邮递员，偶尔还会有一两个人到家里去。

我给最近的出租车站打了电话，叫了一辆车，约定在电话亭外接我们，然后就站在那儿等着。我全身僵硬，脸别到了一旁。

“跟你爸没什么话可讲吗？”

“应该有吗？”我悲伤地说。

我在盘算着，等他一进出租车，我就跑，借口是我把很重要的东西落在乔安娜家了。然而，我即便做好了计划，也完全清楚这有多徒劳。

我们等着车。我的脚趾头很冷。我把脚趾头屈一下，再伸一下，好保持点温度。

“来了。”我扬起手，出租车停了下来。

我把车门打开，他笨拙地钻了进去。他个子太高了，上下车都很不方便。

“哎呀，我忘了带那包衣服了，得跑回去拿一下。”我说。

“跑什么？坐车去拿就行了。”他狐疑地说。

“不用，没必要的，再说，出租车在那个死胡同里也掉不过头，我很快的。”说完，我不顾他还在大喊大叫，便关上车门，朝乔安娜家的方向开始跑。我知道出租车得花上几分钟才能拐到大路上来。我如果能尽快跑到乔安娜家旁边的小路上，就可以敲开第一家的门躲进去。我认识那家的女人，我常给她的两个小孩糖果吃。

我拼命往前跑，撞到了一个瘸腿的人，都没停下来道个歉。就在我要跑到乔安娜家前面那条路的拐角处时，背后传来了车声。

“回来！”父亲喊。我跑得更快了，他喝了那么多酒，追不上我的。但是车又往前开了一点，超过了我。我眼看就要拐上另一条路了，他从车上跳下来，一把抓住我的大衣腰带。

“告诉你，再别想这么干！”

“我不回家，我不回家！”我放声尖叫，希望有哪个路过的人能救救我。

“上车。”他说。我紧紧抓住栏杆不放。

“我要报警。”我说。这时出租车司机也从车上下来了，和他一起把我往车上拽，车门一晃一晃地敞开着。

他们把我往前拽，我担心新大衣（尤金买的）会被扯坏。孩子们在马路对面围着看热闹，出租车司机说我怎么就这么不理智，为什么不跟我父亲走，他是要挽救我，不再让我流落街头。

我在车上尽可能和他保持距离，他一路都在咒骂我，还告诉司机我有多差劲，说我甚至把自己的母亲都早早送进了坟墓。

我伤心地哭着。他说：“就是欠一顿打。”

到了车站，他买了两张单程票。我们过了检票口，下了站台，往火车上走。再有二十分钟左右就开车了。

“想去喝杯茶吗？”火车启动了，他问我。这是我们上车后他说的第一句话。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他是自己想去酒吧车厢，在这种火车上，酒吧车厢和餐车紧挨着。

“不喝，谢谢。”我说，故意不让他得逞，脑子里一直在想要怎么才能逃走，是中途一停下来就跑下车，还是趁他不注意，拉动紧急刹车绳然后跳下去。我在心里勇敢地做着筹划，但他一开口对我说话，我就开始发抖了。

“你去喝杯茶吧。”我说。但他猜到了我的心思，便让我和他一起去。我跟着他在两排座椅之间的过道里穿行，寻找酒吧车厢。

他给自己点了杯双倍量的威士忌，给我点了一杯茶、一个火腿三明治。茶盛在塑料杯里，特别烫，我只好用手帕垫着。

“嘿，这要不是吉米·布雷迪，我名字倒着写。”我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蒂姆！”父亲说着，站起来和他的老朋友打招呼。他们互相抓住大衣领子，瞪着对方赤红、醉醺醺的脸，嘴里骂骂咧咧地说着真巧。

我只能说声“唉，主啊！”——明白这下更糟糕了，父亲要灌进去两倍的酒了。那人的名字叫蒂姆·希利，以前上学时和父亲一起打过曲棍球。

他们走到吧台，爸爸给蒂姆买了酒，给和蒂姆一起的两个人也买了。我们还没过来时，他们就已经在那里喝了。

“那是我家闺女，我现在带她回家。”爸爸下巴朝我点了一下，那三个陌生人都过来和我握手，有一个紧紧地攥住我的手，我小拇指上戴的印章戒指都嵌进旁边的手指里了。蒂姆给我买了一杯橙汁，过来和我坐在一起。

“挪一下。”他说。我往凳子那头挪，那边是冰凉的，蒂姆坐在我刚才已经暖热了的地方。

“呃，凯瑟琳，是凯瑟琳吧？你好吧？你是个好孩子，你也应该是个好孩子，有那么大方的父亲、那么温柔的母亲。你母亲怎么样了？”

“她去世了。溺水了。”我说。

悲痛瞬间涌上他牛脸一样的面孔，他看着像是要哭出来了。他握住我的胳膊，说哪怕给他两万镑，也不想让这样的事发生。

“好人走得早啊。”他说着抽动着鼻子，要憋住眼泪。

“是的。”窗户上还挂着俗气的圣诞节彩带，亮闪闪的“愿世界和平，愿人间和善”挂在墙上，上面是一幅让人多喝波特酒的图片。

蒂姆想去安慰一下爸爸，我让他不要这么做。如果让爸爸想起妈妈去世的那个时刻，他们会喝下更多的酒。

“你知道的，我连只苍蝇都不会伤害。”蒂姆说。

他后来告诉我他是负责督查香肠厂的，现在要去尼纳，第二天上午在那里有工作要干。

“你要是看到过怎么做香肠！”他嘴巴咧得大大的，头往后一缩，意思是香肠厂有多少不可告人的龌龊。他让我感觉很无聊，但也可以忍受，因为我在他身上看到了新的逃跑契机。我下定决心，等他和父亲开始回忆曲棍球比赛的往事，追忆起曾经得的那些分的时候，我就悄悄溜走，藏到一个卫生间里，一到下一站就下车。

父亲英武地说起那个企图毁掉他女儿的恶棍，那几个人都摇摇头，说我还是个孩子，还不懂事。接下来，四杯橙汁就在我面前摆开。

“给咱唱首歌吧。”蒂姆对父亲说。

“不行了，我老了，咱们一起唱个啥吧。”父亲说。于是他们唱起了《凯文·巴里》，有的唱得快了，有的唱得慢了，但他们也不管。吧台的小伙子看起来有些尴尬，似乎他应该制止他们，但父亲朝他友好地摇了摇拳头，让他跟着一起唱。

“该死的英国佬！”他们唱完后，蒂姆说。

吧台周围响起了赞同的叹息声。

毫无征兆地，父亲突然唱起了“我为珍妮而叹息，长着坚果棕色头发的姑娘”，唱的时候，他一直高高地抬起下巴，把衬衣领子拉开，好像领子快要把他勒死了。他眼中充满泪水，我想，他是想到妈妈了，因为以前他常在圣诞节唱这首歌。那时，我家会开一个牌局派对，妈妈会用两只鹅当奖品。

我向窗外望去，黑暗的、看不到形状的田野从我身边掠过，我们离都柏林越来越远了，一直在往爱尔兰中部的平原飞速驶去。

我心想，现在可以走了。于是我站了起来，准备往出口处溜去。

“你要去哪儿？”父亲喊。

“去更衣室。”我说。我不喜欢说厕所。

“哦，自然需求，自然需求。”蒂姆冲父亲挤挤眼，然后说，“我带这位女士过去。”说完他就拉着我往过道里走。父亲一定告诉过他要盯着我。

“别担心，”他说，我们在摇摇晃晃的火车上往前走，“你会碰到个靠谱的小伙子的，找个你的同类。”

我没有告诉他，但现在我已经明白，我永远都不会嫁给一个和我同类的人。

穿过餐车时，我羡慕地看着人们吃着火腿片、鸡蛋，把干净的餐巾掖到领口，互相说着家常而温馨的话。他们生活中的这种宁静让我越发对自己的命运感到愤怒。

“再往前走我们就太‘实在’了吧。”蒂姆说，这时我们已经走过了餐车，又穿过了几节一等车厢，看到人们头靠在亚麻头枕上休息，还有三个神父在玩纸牌。

“我在这儿等你。”蒂姆说。这一次没跑成。

到了尼纳，蒂姆和他的两个朋友要下车了。这几个人道别的场面声势浩大、恋恋不舍，大杯的威士忌碰了又碰。

现在只剩下我和父亲在一起了。

他已经喝得醉醺醺的，正摇摇晃晃地坐在高脚凳上。他从口袋里摸出一盒压扁了的香烟。“来，来一根，抽我的。”他对吧台服务生说。服务生扶着他穿过走道，回到我们那节封闭的车厢，我的手套和一份晚报还留在那儿。有些车厢是开放式的，但我们这节是封闭的。

“我自己可以走。”他嘴里不停地说。

“您当然可以自己走。”服务生说，但仍然扶着他。

父亲在角落的一个座位坐下，眼睛瞬间就闭上了。

下一站是罗斯克雷，但我知道至少还要半个小时才能到站，那时他说不定就醒过来了。我坐在座位上，慢慢往窗边挪，窗户上面有一根紧急刹车绳和一个红色标识，上面写着“仅限紧急情况下使用，违者罚款五镑”。我要拉这个紧急绳！我一边祈祷着以召唤勇气，一边尽量想象这样做的乐趣，想象乘警会突然将他叫醒，然后要罚他五镑。到那时，我已经走了，消失在了黑暗中的田野里。外面漆黑一片，希望附近能有户人家。接着我又想到，乡下宅院里一般会有恶狗守着大门，但我仍然决定要走。

我轻轻站起来，最后再看他一眼，要确定他还没醒。已经熄灭的香烟松松地耷拉在他的下唇边，他的头向后歪着。我突然有点为他感到难过，他那么虚弱、衰老，而且令人讨厌。

别犯傻了，不要怜悯他，就是怜悯毁了你母亲的一生。我这样告诉自己，同时把手伸向了那条黑色的紧急刹车绳。这时我全身已经抖得像片风中的树叶。

“快拉，快拉！”我低声对自己说。

不知是我焦灼的低语吵醒了他，还是他本来就没有睡着，他突然坐起来，连声问：“到哪儿了？到哪儿了？”

我缩回了手，瘫坐到座位上，竟然还有几分庆幸，不需要再经受拉那条绳子的严酷挑战了。“我正往外面看我们到哪儿了。”我说，心里痛恨自己的懦弱。

“你都出门这么久了，还不知道自己到哪儿了。”

他点了一支烟，也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之后竟然一路都保持着清醒。到站后，一辆出租车在昏暗的车站接我们。傍晚早些时候，我给姨妈发过一封电报。

家里的厨房和我记忆中一样阴郁——父亲的旧衣服搭在椅子上，一枝褪了色的棕榈叶插在一幅《圣心》画后，画的前面点着一盏小小的红色油灯。我们把他扶到床上，然后姨妈就开始教训我了，如我所料。

姨妈泡好了茶，我们吃了圣诞节剩的蛋糕。蛋糕放在一个生锈的饼干盒子里，很难吃。但为了让她高兴，我还是吃了。她絮絮叨叨地说着我受过的那些良好教育，说父亲收到那样一封信时是多么震惊。

后来她把父亲的鞋偷偷拿出来藏了起来，这样他第二天就没法出去搞钱喝酒了。我们大声念诵了《玫瑰经》。

怕他把毯子点着，我们还不能去睡觉，就在那儿坐着。过了一会儿，姨妈靠在那张牌桌椅子上打起了盹儿。这张椅子是母亲用香烟里的优惠券兑的，那是上次战争前的事了。战争开始时，我才四五岁。它对我来说，也没什么影响，只是烟厂的人不再往烟盒里放优惠券，我们也就不能再去兑换这种有绿色帆布椅面的折叠椅了。

姨妈打盹儿的时候，我计划着接下来该怎么办——天一亮，趁父亲没醒，赶首班车离开。我知道这样做是对姨妈的背叛，但我已经下定决心要回到尤金身边了，哪怕会遭受下地狱的永恒诅咒。

我数着自己有多少钱，数着时间，听着姨妈轻轻的鼾声。父亲的房间里，时而会传来一两声呻吟，或者汩汩的倒酒声。他房间里的灯一直没有熄灭。

我要再次离开了，永远地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