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已经离开五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芭芭说他很可能是和妻子安排好了在伦敦相会，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了。

“你从他那儿还得了件大衣，”她说，“我什么都没落着。”

“不是和他的妻子。”我生气地说，“我看过电报，是工作上的事。”

“肯定是和他娶的那个娼妇。”芭芭说。芭芭坚称所有男人的妻子都是娼妇。

不管怎么样，她说很快就会知道真相了，因为我们现在要去唐尼布鲁克找一个占卜师。我们在唐尼布鲁克教堂下了车，因为以前从来没有来过这个教堂，就快速进去许了三个愿。教堂里面，两个女人正在用柠檬汁瓶子从一个桶里往出盛圣水，她们给我们指了下占卜师的房子。

那是一幢很大的砖房，门厅里铺着地砖，特别冷，有七八个女孩正在等待。其中的三个告诉我们，她们每星期都来，剩下的几个都说以前至少来过一次。

“她特别神。”她们说。她们还说这个占卜师喜怒无常。这个地方让我想起那个修道院——墙砖铺到半腰，女孩们身上带着各种各样的味道，有甜甜的味道，有香水味，还有香皂味，但是没有香烟味。自制的告示牌上用墨水写着“禁止抽烟”，连个“请”字都没有。我只要闭上眼睛，就能再次闻到修道院的包菜味，听到一个修女因为芭芭袜子上有个破洞对她严加训斥。

“去那个地方。”芭芭对我说，于是我们一起进了楼下的卫生间去抽支烟。窗台上的碟子里放着一块珍珠色的消毒皂，让那个地方闻起来有种清洁的味道。

“天哪，这地方让人毛骨悚然。”芭芭说，然后我们就到底该走还是该留争论起来。我迫切想知道尤金的事情，所以留了下来。等我们从里面出来坐回自己的凳子上时，又有四个新来的女孩了。对很多女孩来说，这就是一项娱乐活动。她们每星期都来占个卜，而不是去看场电影或者跳舞。

“听着，不要透露任何线索，一点都不要。”芭芭警告我，这时一个中年妇女从占卜师的房间里哭着出来了，大家都盯着她看。我猜她一定是听到了什么糟糕的事情，比如她丈夫离开她去找别的女人了。

“咱们一起进去。”芭芭悄悄说，我说好的。

我们得等一个小时。

“坐下。”我们进了房间，占卜师用冷漠的声音说。我们猜她现在一定情绪很坏，那几个女孩说她要是不说话，就是不高兴了。她坐在电炉旁，喝着茶，一只手握着茶杯取暖。她从头到脚一身黑衣，脸色煞白，应该是从来不外出呼吸新鲜空气的缘故。房间很大，冷风穿堂而过，一扇褪了色的屏风把房间一分为二。芭芭用胳膊肘戳了戳我，意思是说，太吓人了。

“嗯。”占卜师终于开口了。她抓起芭芭的手，就像抓起一个和芭芭的胳膊没有任何连接的东西。

“你为什么戴订婚戒指，你没有订婚。”

芭芭戴的是她妈妈的订婚戒指。

芭芭把戒指取下来，让我帮她拿着。

“麻烦正等着你。”占卜师盯着芭芭小巧的手掌说。可怜的芭芭吓得目瞪口呆，肩膀绷得紧紧的。

“你会嫁给一个有钱人，”她继续说，“不过，要等你离开现在这个已婚男人之后。”

芭芭的脸唰地红了。我知道那人一定是托德·米德。

“你有个弟弟，你的生日在6月。”她说着突然放下芭芭的手，让我俩换位置。她占卜的流程是先看手相，然后读卡牌，最后再解水晶球。一个漂亮的绿色水晶球放在旁边的一张桌子上。

“你会有一段旅行。”她对我说。她头上包着一条黑色围巾，看不到头发，声音低沉，音调极其单调，没有任何起伏。对要告诉我的那些事情，她也完全没有兴趣。

“那是一段不愉快的旅行，”她说，“新年结束之前，你会嫁给一个怪人。你必须嫁给他，因为你会成为一对双胞胎的母亲。”

“双胞胎！”芭芭忍不住笑得前仰后合，停都停不下来。我也一样。不光是我的脸在笑，我的整个身体都止不住地跟着抖动起来。占卜师等着我们停下来，但我们越笑越厉害，最后她一把甩掉我的手，让我们出去。

芭芭开心地站了起来，她已经知道了自己需要知道的一切预言。我试图表达歉意，但占卜师不愿意听。

“退钱。”芭芭欢快地说，从盘子里拿走了我们进来时放进去的两张十先令纸币。

“把钱放下，年轻女士。”占卜师厉声说。芭芭一把扔下钱，我们笑着跑出了房间。

我们刚走到外厅，从侧门伸出一个男人的头，说：“打扰了，小姐们，‘雨嗓’的‘嗓’怎么写？”

他说话是用鼻子哼的，这下我们笑得更厉害了。

“不知道。”芭芭也带着鼻音说话，“你为什么不在河里逆流蹬自行车？”

那人也笑了起来，他连笑都是用鼻子哼出来的。

“简直就是个疯人院。”我们跑到了院子里的车道上，芭芭说。她说那女人说不定还会放疯狗来咬我们，于是我们一直跑到了马路上。

我们坐上一辆公交车去了格拉夫顿街。折扣季开始了，我们沿着商店橱窗一路看过去。

然后，我们去了戴维·伯恩斯鸡尾酒吧，点了一杯潘诺酒，两人一起喝。我们没有点两杯的钱。

“风骚点。”芭芭说。我们坐在靠近门的座位上，芭芭说肯定会有笨蛋给我们买酒喝。她朝一个穿皮夹克的男人莞尔一笑，那人留着一撇滑稽的鬈曲胡子。

“这杯酒得喝两个小时，要喝到打烊为止。”我喝了一大口，芭芭说。潘诺酒喝着像甘草止咳剂，芭芭往里面一加水它就变浑浊了。她不停地往里面加水，为了能让喝的时间长一点。酒吧服务生问我们一切还好吧。

“我们没钱了。”芭芭说。服务生去给我们端来了两杯啤酒。

“我只能做这么多了。”他说着把啤酒杯放在两个小吸墨纸杯垫上，上面印着什么东西的广告。

“我会记着你的。”芭芭说。服务生是刚从蒂珀雷里郡来到都柏林的，我们之前的一晚和他说过几句话。

“好的。”他装作勇敢地说。

“我要寄一条袜带给你。”芭芭说。服务生脸红了，咧嘴一笑走了。

“他人真好啊。”我对芭芭说。喝了潘诺之后，再喝啤酒，就觉得味道很寡淡。

“真好！是我的魅力给咱们换来的这些优待好不好！”芭芭说着，又回头看了一眼那个小胡子男人。他站在吧台前，正独自喝着酒。我觉得就凭他那撮胡子，没人能坐在或站在他对面忍住不笑。

“打扰了，您戴表了吗？”芭芭靠过去问他。

戴表！墙上正对着她的脸挂了那么大的一面钟！现在九点二十分了。

那人不安地挪开了，右脸腮帮子颤动了一下。我猜他是觉得哪怕只是和我们说几句话，都会毁了他的好名声。我见过他很多次，他是德奥里尔街上一个店里卖小摩托车的。我一下子就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卑贱，这么丢脸，多希望尤金这时候能来到这里，带我去他家后面那个绿荫掩映的大教堂。

“咱给泥汉打个电话。”芭芭说。这是她挂在嘴边的话，给谁打个电话，谁都行，只要我们没什么事干，就给别人打电话。晚上九点以后，泥汉多半在布兰察斯镇的一个酒吧里喝酒。芭芭拿了三便士出去打电话。

一个乡下人模样的男孩向我走过来，说：“我刚一直在找牛肉汁。”

“是吗？”我不耐烦地说，并不想理睬他。我的头发披散到了脸上，要不时拨一下才能露出眼睛。那个男孩就站在那儿看着我。他的外套敞开着，夹克衫也敞开着，里面露出一件亮得刺眼的黄色套头衫。芭芭回来了，他对芭芭重复了一遍，说他进来是想买牛肉汁。

“喝杯威士忌呗。”芭芭说。

“我从来都没有违反过坚信礼誓词，不能喝酒。”他粗声粗气地说，一点幽默感都没有。他在我们的桌子旁坐了下来。

“泥汉呢？”我问芭芭。

“到梅勒雷山告解去了。”每年的1月，泥汉都要去梅勒雷山的熙笃会[熙笃会成立于1098年，是罗马天主教本笃会后期发展起来的一个修会，又译为西多会。熙笃会隐修士常被称作苦行僧，他们严格按照圣本笃会规修行生活。]修道院斋戒，祷告。每次回来后，他都决心十足，信心满满，但一两星期之后，就又开始喝酒了。

乡下男孩告诉我们，他是从奥兰莫尔来的，到都柏林来是为了看病，去年夏天他出了个事故，现在腿还瘸着。

“我明天要去罗顿达医院。”他说。芭芭大笑起来，因为罗顿达是个妇产医院。男孩在口袋里翻出来一个信封，上面写的地址是里士满医院。信封上布满了黑指印，可以看出来是拆开又重新粘上的。

“可怜的孩子。”芭芭虚情假意地说。男孩给我俩各买了杯威士忌，还买了一个猪肉派，又给自己买了杯咖啡。

“是辆拖拉机，”他说，“直接从我身上开过去了，差点把我轧成肉泥，要不是我爸——”

芭芭在他背后摆摆手，示意我让他住嘴。他声音太大了，所有人都能听见他在说什么。

我们直到打烊时间才离开酒吧，陪那个男孩一起走到了他住的旅店。我们承诺会去医院看他，但知道自己是不会去的。

“咱们可以给他写信，让罗顿达医院转交。”我们跑过亚眠街时芭芭说，我们要赶上最后一趟公交车。

到家后，我们把汤热了一下。

“你越来越呆了。”芭芭说。

“我知道。”我说。整个晚上都无聊，愚蠢，没有意义。什么事都引不起我的兴趣，除非和尤金有关。我想他，想起他会突然心血来潮，一边起舞一边指挥着想象出来的管弦乐队，或者连续劈柴一个小时不停歇。就连他的牧羊犬、他的老房子、里面嘎吱嘎吱响的黑木家具、晚上噼啪作响的百叶窗，想起这些都让我觉得饶有滋味。

“是因为尤金？”芭芭问。

“是的。”我沮丧地说。

汤沸腾了，香味瞬间弥漫这个小小的厨房。我们赶紧打开窗户，让味道散出去，免得乔安娜跑下来。这汤本来是要留着当明天的午饭的。

“他上手了吗？”芭芭问。那两杯酒让她把话说得很直率。

“算是吧。”我说。我想起了那张柔软的床、床单清新的味道、松树上那只叫唤的猫头鹰，羞愧感让我无法呼吸。

“到什么地步了？”芭芭问。

“哎，别问我这些事情了！”

我喝着汤，想起那天晚上吃饭时，叫他去伦敦的电报送来了，安娜是中了寂寞的魔障吧，好奇地问：“有人死了吗？”

“没人死。”他说，然后继续吃着晚饭。安娜面露愠色。那天晚上安娜看着很滑稽，她吃饭时把卷发针拿掉了（尤金可能会说她），深色的长发既不直，也不鬈曲，只是有些地方翘了起来。我能想起那天所有的细节，就连他用的是什么香皂、他的毛巾是什么颜色，都记得清清楚楚。

“你再也别想收到他的信了。”芭芭做出了预言，但是她错了。

第二天早上，我就收到了一封信，芭芭收到了一张明信片。

“你竟敢看我的信！”芭芭说着，一把从我手里夺过明信片，“不老实的小娼妇。”

我上楼去看自己的信。

信是写在酒店的纸上的，我反反复复看了好多遍。

上班路上，他的脸清晰地出现在我眼前，就好像他正和我走在一起一样。他长长的、坚毅的、棱角分明的脸，细腻的皮肤，从颧骨上一捏就起来了。我也能看到他的身体，赤裸着，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带着一种奇特的优雅。我还记得他两条毛发旺盛的大腿之间垂下的那一囊滑稽的东西，它曾让我那么害怕。

“不会咬你的。”他说。用手握着，它就像一朵花一样神奇地在我的手指中绽放了。

我不知道下次还会不会害怕。

我在店里写好回信，吃午饭的时候寄了出去。

等我回来吃饭时，前厅里飘着炖菜的味道，桌子上有封打字机打出来的信，是给我的。我的心快乐地跳动起来，心想他又给我写信了，但这封信的邮戳是都柏林的。

信上写着：

看了这封信，我眼前一黑，几乎晕了过去。我重新读了一遍，注意到在“恶劣”的前面有两个词被划掉了，先是“奸诈”，接着是“坏”，最后才用了“恶劣”这个词。这是一封打印机打出来的信，不知道到底是谁寄来的。

我完全吃不下饭了。我心里知道，暴风雨要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