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清晨，我们六点就被叫醒了。修道院塔楼上三钟经的钟声敲响时，玛格丽特嬷嬷进来诵读晨祷。她打开灯，我从床上爬起来摇摇晃晃地站到地上，甚至不知道自己身在哪里。

她催我们迅速洗漱穿衣，弥撒十五分钟后就要开始。

我有气无力地拿起梳子梳理缠结的头发，一看芭芭还在床上。可怜的芭芭，早上她从来都醒不过来。我过去把她拽下床，她打了个哈欠，揉着眼睛问：“我们这是在哪儿？几点了？”我告诉了她。她说：“天哪个苦！”而不只是“天哪”，这是她新发明的说法。她脸色苍白，一脸痛苦，连鞋带都解不开了。

我俩是最后离开寝室的人。级长已经把灯关掉了，外面漆黑一片，我们必须摸索着走过过道，再摸索着走下通往休闲厅的陡峭木楼梯。我们穿过柏油路赶往小教堂，树上有几只鸟在唱歌。鸟的歌声让我俩想到了同一件事情。毕竟，家不是一个那么糟糕的地方。

我们进去时，弥撒已经开始了，便跪在离门最近的跪凳上，但已经没有凳子坐了。

“我们这样会有女仆膝的。”芭芭小声说。

“那是什么？”

“是一种病。所有修女都因为跪得多得了这个病。”一个高年级女孩转身看了我们一眼，意思是让我们闭嘴。做弥撒的时候，我一直在走神，看看女孩们校服裙上的头皮屑，看看透过花窗玻璃洒进来的阳光，还有跪着的修女们的影子。有的修女虔诚地低着头，有的跪得笔直，年龄大一点的稍稍倚坐在脚跟上，懒散地跪着。我想，成天光盯着她们的后背有没有可能认识她们呢？做弥撒的还有一位修女。她用尖细的声音以拉丁语和神父应答，听起来很好笑。

她叫玛丽修女，神父叫托马斯神父。离开教堂的时候，辛西娅告诉了我他们的名字。

“你是新来的，喜欢这里吗？”辛西娅在下楼梯时赶上了我们。她没有理芭芭。

“太糟糕了。”我说。

“你会习惯的。其实也没那么糟糕。”

“我觉得好孤独。”

“想谁了？你妈妈？”

“不是的，她去世了。”

“哦，可怜的人。”她说着搂住我的腰，承诺她会照顾我。大一点的女孩总是会照顾新来的，辛西娅也会照顾我。我喜欢她。她高高的个子，黄色的头发，褐色的眼睛不怎么大，但眼神中透着机敏。她还有胸，修道院里别的女孩可不敢有这东西。不过辛西娅与众不同，她有一半的瑞典血统，她母亲是后来才皈依的。

我们先到朝向街道的露天院子里做操。院子三面都有墙，剩下的第四面是一排栏杆，把我们和街道隔开了。栏杆边上有一个开放的棚子，走读的女孩们把自行车存放在棚子下面。她们家都在镇上，每天往返于学校和家之间。辛西娅告诉我这些女孩都很热心，意思是她们可以偷偷帮我寄信，还能偷偷从商店里帮我买糖果。

“双臂向前。双手碰脚尖。不要屈膝。”玛格丽特嬷嬷说。能听到大家的膝盖嘎嘎作响，还有一片呼哧呼哧的喘气声。七十个屁股朝向天空，我能看到前面的女孩露出了白白的大腿，就是黑长筒袜的上端和短裤之间的那个地方。

“天哪，这比军队都可怕。”芭芭对我说。她的声音是从下面传来的，因为我们的头都挨着地面。

“没冬没夏地练。”旁边的女孩说。

“安静，保持安静！”玛格丽特嬷嬷喊。她踮脚站着，口里数到十。我们等她数数的时候，一个男孩拎着几罐牛奶吹着口哨从外面路过。他的口哨声比笛声都要美妙。美妙，是因为这男孩都不知道他给我们带来了多大的快乐，给我们所有人。他让我们想起离家之前的那些日子。做完操我们去吃早餐。

早餐有茶和涂黄油的面包，每个盘子里还有一勺果酱。我们热烈地聊起天来。

“谢谢你的蛋糕。”坐对面的女孩对我说。她一头黑发，留着刘海，皮肤白白的，脸上长着雀斑。

“哦，是你啊？”我说。她是个很好的女孩，倒不是说她有多漂亮或打扮得多时髦，而是人好。有一种姐妹的感觉。

“你家是哪儿的？”她问，我告诉了她。

“我有奖学金。”我自己说出来比芭芭说出来要好一些。

“天哪，你一定是个天才。”她蹙着眉头说。

“根本不是啦。”我回答，但她的夸赞让我很高兴，它温暖了我的内心。

“下个星期天有人来看我，会给我带蛋糕和别的东西。”她说。我正要跟她说几句友好的话，毕竟在寝室她的床就在我的旁边，而且她可能会收到不少蛋糕，可这时玛格丽特嬷嬷拍着手进来了。

“安静！”她的声音似乎停滞在房间里，在我们头顶上方悬浮着。她开始朗读灵修书，读了一个关于圣特蕾莎[指特蕾莎修女（1910-1997），因其一生为穷人服务的卓绝成就和伟大奉献精神而闻名。]的故事，讲的是特蕾莎在洗衣房工作时，怎么让肥皂水溅到眼睛里，以此作为一种修行。

“千万别让肥皂水溅到眼睛里。”芭芭小声嘟囔。我吓坏了，生怕别人听见她的话。

“只要能离开这个鬼地方，我会喝来苏尔消毒液，或者喝什么都行。”往外走的时候，芭芭对我说。老家有个人就是喝了来苏尔中毒死了。玛格丽特嬷嬷从我们身边走过，冲我们露出一个狐疑而冰冷的眼神。但她肯定没听到我们的话，不然肯定把我们开除了。

“我还不如信新教算了。”芭芭说。

“他们也有修道院的。”我叹了口气。

“那也不像这座监牢。”芭芭几乎要哭出来了。我们往寝室走，辛西娅在楼梯拐角处等着我。

“这个给你。”辛西娅把一张能夹在祈祷书里的圣像图片塞给我，然后就飞快地跑开了。图片上用紫色墨水写着：给我亲爱的新朋友，爱她的辛西娅赠。

“煽情的把戏，能酸死人。”芭芭冷笑一声，径直从我前面走进寝室，鞋也没脱。

铺好床后，一个役工修女进来检查我们的头发。

“我有头皮屑，我有头皮屑。”我着急地说，担心她以为那是别的什么东西。

她用梳子拍了拍我的脸颊，让我安静一点，然后拨着我的头发看。“长这么多头发能干什么。圣母可不喜欢这样子。”她说着走到下一个女孩那里去检查。我的荣誉保住了。下一个就是那个眼睛斜视、穿着昂贵晨衣的女孩，她长了虱子。“真丢人！”修女拨动着她稀薄的灰棕色头发说。我很担心晚上虱子会从她的枕头上爬到我的枕头上来。

九点前我们进了教室。芭芭和我坐在一起，我们坐在后排，芭芭说后排安全一些。等修女过来的时候，芭芭在练字本上写了一首小诗，内容是这样的：

男孩一个个坐在后排

女孩静静地坐在前排

男孩不应该拧掐捣乱

可有男孩偏要这么干

老师这样问一个女孩

是不是有男孩掐了你

有的女孩会大声喊叫

有的却觉得无关紧要

第一个进教室的修女很年轻，很漂亮。她的脸粉嫩白皙，皮肤湿润，像盛开在清晨的玫瑰花瓣。她教拉丁语，从教我们认识桌子的拉丁语单词和它的各种格开始，主格、呼格，诸如此类。这节课上了四十分钟，然后另一个修女进来了，教我们英语。她手边的桌子上摆着两根新粉笔，一块干净的绒面黑板擦。她的双手非常白，手指上戴着一枚细细的银戒指，她不停地用手把戒指转来转去。她的五官长得很精致，给我们读了切斯特顿[吉尔伯特·基思·切斯特顿（1874-1936），著名英国作家和文学评论家，著有多部小说、散文集、诗集、文学评论集等。]的一篇散文。

接着第三个修女来了，教我们代数。她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唰唰地写着，讲课时带着鼻音。

“向在，同协蒙。”她说。我没在听。秋日的阳光透过宽大的窗户照了进来，我在天花板的角落里搜寻蜘蛛网的痕迹，我以前上的国立学校里有不少蜘蛛网。突然，她扔掉了粉笔，叫同学们专心听讲。我微微哆嗦了一下，开始看她写在黑板上的那些x和y。课一直上到了午饭时分。午饭难吃得要命。

先上的是汤，稀淡的灰灰绿绿的汤。小盘里放了几块干巴巴、灰扑扑的面包。

“这就是煮包菜水。”芭芭对我说。她和我旁边的女孩换了位置，我很高兴和她坐在一起。本来是不允许换座位的，我们都希望别被发现。汤喝完后上了正餐盘。每个盘子里都有一个削了皮的煮土豆、几片咬不动的肉，还有一小堆随便切碎的包菜叶子。

“我是不是跟你说了那是煮包菜水？”芭芭用胳膊肘戳了戳我。我没兴趣。面前盘子里的肉看着很野蛮，闻着像是有点坏了。我又闻了闻，知道自己肯定是吃不下去的。

“这肉是坏的。”我告诉芭芭。

“待会儿扔了。”她冷静地说。

“怎么扔？”我问。

“待会儿散步的时候带出去扔到湖里。”她手伸到口袋里摸出一个旧信封。

我拿叉子扎着肉，正要往信封里放，一个女孩说：“别，她会问肉怎么这么快就吃完了。”于是我只放进去一片，芭芭也放进去一片。

“玛格丽特嬷嬷会搜口袋的。”那个女孩对我们说。

“说谁谁到。”芭芭小声嘀咕，这时玛格丽特嬷嬷已经进了餐厅，正站在桌子一头巡查着盘子。我用刀切着包菜吃，发现里面有个黑黑的东西，就把这块挑出来放在面包盘子里。

“凯瑟琳·布雷迪，你怎么不吃包菜？”她问。

“里面有只苍蝇，嬷嬷。”我回答。实际上是一只鼻涕虫，但我不想让她太难堪。

“把包菜吃了。”她站在那里，我一叉子一叉子地把包菜塞进嘴里，囫囵咽下去。我想我可能要吃出问题了。后来她终于走了，我把剩下的肉全装进芭芭的信封，她把信封塞进套头衫里面。

“我看起来性感吧？”芭芭问，她的一侧胸部高高地鼓了起来。

吃的都清空后，我们把所有盘子一个一个地传到桌子前头。

那个役工修女又进来了，手里端了一个金属盘子，她把盘子放在桌子角上，给我们分发圆圆的木薯粉甜点。

“天哪，看着像鼻涕一样。”芭芭凑到我耳边说。

“哎，芭芭，别说了。”我央求她。吃了包菜后我感觉非常难受。

“我有没有给你说过德克兰会唱的那首儿歌？”

“没有。”

“‘你会怎么选：跑步一英里，吸掉一个疮，还是吃一碗鼻涕酱？’嘿，你选哪个？”她不耐烦地问。我听了还不笑，她恼了。

“我宁愿去死，就这样。”我说。我喝了两杯水，和她离开了餐厅。

课一直上到四点。下课后我们挤到更衣间，取了外套，准备到外面去散步。能去街上走走真好。但是我们没经过正街，而是走上一条小道，朝那个湖走去。经过湖边时，将裹着肉的小包袱一个接一个地投进了水中。

“我已经搞定了，听到声音了吧？”一个高年级女孩说。小包袱慢慢沉了下去，水面上泛起一圈圈小小的涟漪。没走多久就到时间了，我们路过商店的时候，一个个饥肠辘辘，孤独惆怅。有级长管着，根本没办法进商店。我们两两成行地走着，走在我后面的女孩踩到我的脚后跟一两脚。

“对不起。”那女孩不停地说。她就是第一天晚饭时不停把面包传给我的那个无精打采的女孩。她校服裙外面套着藏青色华达呢外套，戴着一副钢丝边眼镜。

“给你一便士，告诉我你在想什么。”芭芭对我说。我的想法可不止值一便士，我想的是绅士先生。

散步回来后，我们做了作业，喝了茶，又念了《玫瑰经》。念完后，我们去修道院里的小路上转了转。辛西娅和我们一起，三个人挽着手走过花园，闻着泥土潮湿的味道，闻着开在深秋里的花朵浓浓的香味；然后我们一起爬上了通往运动场的小山。这时天色已近傍晚。

“天黑得越来越快了。”我意志消沉地说。我说这句话的方式和妈妈一模一样，这种相似让我惊恐，我不想像妈妈一样终日忧郁。

“咱们要无话不谈。”辛西娅说。辛西娅是个快乐、充满活力，而且对秘密能守口如瓶的女孩。“你们有男朋友吗？”她问。

我心想，有，一个老男人。但把他当作男朋友很怪异；毕竟我才十四岁。我们在利默里克的那一天已经像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像做梦一样。

“你有吗？”芭芭反问她。

“嗯，我有，他特别棒。他十九岁了，在一个汽车修理厂上班。他自己有一辆摩托车，我们去跳舞或干其他事都会骑摩托车。”她的声音里充满了兴奋，沉浸在回忆的甜蜜中。

“你放荡吗？”芭芭很直白地问。

“什么叫放荡？”我插了一句话，这个词让我有点困惑。

“意思就是一个女人比别的女人更容易有小孩。”芭芭快速地回答，很不耐烦。

“你是吗，辛西娅？”我问。

“看怎么说吧。”她轻轻地笑了。她为那辆摩托车而笑，她骑在车上，红头巾扎起头发，摩托车飞驰在乡间小路上，两边开满了一丛丛吊钟海棠，她的胳膊搂着他的腰，耳环像吊钟海棠花一样在风中垂荡。

“搂紧一点，再搂紧一点。”他说。辛西娅依从着他。辛西娅可不是小天使，她是一个大大大女人。

我们坐在山上的凉亭里，看着下面的女孩子们三三两两地走过去。凉亭的一个角落里摞着一些花园座椅，地上扔了不少园艺工具。

“这些是谁在用？”我问。

“修女们。”辛西娅说，“她们现在没有园丁了。”她诡秘地一笑。

“为什么？”我很好奇。

“去年有个修女跟着园丁跑了，她一直在这里给园丁帮忙，弄弄花床什么的，这不就好上了嘛！然后她就跑了。”这可真够刺激的，这种故事正是我们想听的。芭芭凑过身去，满面放光，竖起耳朵准备好听一个鲜活的故事。

“怎么跑掉的？”她问辛西娅。

“晚上，翻墙过去的。”

芭芭哼起了歌：“当月光照在牛棚上时，我会在厨房门——口等着你。”

“园丁和她结婚了吗？”我问。我感觉到自己又开始颤抖了，因为还没有听到故事的结局而焦急得颤抖，因为想要听到一个幸福的结局而颤抖。

“没有，听说几个月后园丁就离开了她。”辛西娅平淡地说。

“啊，天哪！”我惊叫起来。

“天哪，什么天哪！她翻墙出去找他的时候可不是什么漂亮美人，头又秃，别的方面也不怎么样。当修女的时候还行，围着白头巾，看上去还挺神秘。而且我猜她跑出去时穿的那条裙子肯定土里土气的。”

“谁的裙子？”芭芭问，她总是很务实。

“玛莉·杜菲的。她是今年的级长。那个修女当时负责圣诞音乐会，玛莉·杜菲从家里拿了条裙子来，她要演鲍西娅[莎士比亚喜剧《威尼斯商人》中的重要女性人物。]。音乐会结束后，裙子就挂在更衣间，然后有一天它就不见了。我猜是那个修女偷走了。”

修道院的钟声敲响了，召唤我们回学校，从凉亭、从泥土的气味中、从分享秘密的乐趣中回去。我们一路往回跑，辛西娅警告我们千万别说出去。

那晚去睡觉前，辛西娅在楼梯拐角处亲吻了我，从此以后，每晚她都会亲吻我。我们如果被抓到就没命了。

芭芭看见了我们，很受伤。她快步走进寝室，我小声跟她说晚安的时候，她用一种沮丧的眼神看着我。

“之前我跟你说的关于绅士先生的一切都是开玩笑的。”她说。

她是在求我把辛西娅从我们的三人行和私密聊天中排除出去。我想，我就是从那晚开始不再畏惧芭芭的。上床时，我的心情非常愉悦。

和我的床头相对的那个女孩在被单下偷偷啃着东西，我能听到。我等了好久，等着她能递给我点什么吃的。我已经把籽香蛋糕拿到餐厅分给那桌的所有人了。并不是出于慷慨，而是因为害怕，害怕被抓住，害怕柜子里招来老鼠。希基说过，害怕老鼠的女孩也会害怕男人。

她吃了好久好久，最后我绝望了，我几乎就要开口问她要一点点的时候，突然想起来洗漱包里有一瓶治感冒的维克斯达姆膏。在家的时候，我经常会尝一尝，我知道那个味道真让人恶心。于是我探出手，从洗漱架下层拿到药膏，抠出一小块放在舌头上。饥饿感瞬间就被消灭了。

我闭上眼睛，想着要不要给绅士先生写封信，又担心他太太会看他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