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后，我将自己封闭在卧室，谢绝所有来访。朋友和同事前来探望，都被母亲婉拒在门外，我害怕成为被人围观的对象。

大概过了一周，我托朋友联系了一家私立医院，开始尝试康复治疗。

怀孕后我的孕反很严重，吃什么吐什么，体重一直无法突破九十斤。被俞晓冬推下悬崖，又经历了酷刑般的手术，导致我的体重暴减，我和宝宝的体重加在一起才八十斤。肚子高高隆起，显得比一般孕妇五个月的肚子要大一圈。

私立医院的医护人员见到我的状况都心惊胆战。他们担心康复过程会引发流产或血崩，一旦发生意外，不仅胎儿保不住，我的生命也会有危险。因此，他们不敢给我做康复，也不敢开药。康复需要每三五天做一次CT和核磁，确认骨头有没有生长和愈合，但这些检查对胎儿神经系统发育影响巨大，院方不愿承担风险。

一周后，院方领导亲自来病房劝我出院时，我在他的眼睛里看到龙卷风。与此同时，我的脑袋里闪出一幅画面：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一只蝴蝶，扇动几下翅膀，引起了两周后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

“我们出院吧。”我对父母说。

回家路上，父亲问我，为什么同意出院？

我笑了笑，说：“我现在是一只蝴蝶。”这个时候我已经意识到，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康复，而在于宝宝。

我和父母找了数十家医院，包括南京地区最专业的妇幼医院，谈到最后，他们的负责人都是一个动作：微笑，摇头，婉拒。

妇产医生告诉我，生孩子一定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个是双腿外扩。正常人的腿是可以外扩的，而我的腿由于做过手术，丧失了外扩功能，里面都被钢板和钢钉钉死了。另外一个条件是，孕妇躺在产床上，膝盖必须自然下垂，可我的两个膝盖皆碎，一直保持僵直，无法弯曲。

医生说：“你腿打不开，骨盆就张不开，你怎么生？我们再厉害，也不能给你弄出来啊！”

没有医院愿意接手我的分娩，也没有医院敢为我做康复治疗。命运在我们面前筑起两道高高的围墙，将我们全家困在其中。我就像是一个被社会抛弃的人，只能静静地躺在床上，看着墙上的时钟发呆。

2019年7月底，南京的一家医院给我打来电话，说他们在网上看到我的新闻视频，了解到我的情况，愿意破例收治。这通电话终于让我看到了一线曙光。

我的主治医生是位四十出头的女性，面容清秀，手指修长。她走路带风，说话做事都透着雷厉风行的劲儿。后来我才知道，收治我这个特殊病例，她和医院都顶着不小的压力。

其实，稍有医学常识的人都明白，坠崖后我做了那么多手术，打了那么多止痛药，又照了那么多次CT和核磁，胎儿不可能不受影响。只是我固执地不愿相信这个事实。每次做完检查，我都会下意识地将掌心贴在隆起的小腹上，好像这样就能替宝宝筑起一道防护墙，挡掉那些看不见的伤害。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CT片子显示，胎儿四肢轮廓模糊，生下来可能会……无手无脚。”那天，主治医生的话语在病房炸开时，我正伸手去够床头的水杯。金属杯盖突然从指间滑落，在地面上弹跳着滚向墙角，发出的每一声脆响都像钢钉凿进我的骨髓。

主治医生继续说：“而且，你的身体指征在不断下降，已经不能再支撑养育宝宝了，随着宝宝越来越大，后期对营养的需求越来越多，你没有办法去支持了……加上胎儿很可能存在严重缺陷，建议立即引产。”

我原想拼尽全力保住这个孩子，却不得不面对残酷现实的双重打击：胎儿可能不健康，而我的身体也不能再支撑养育宝宝。

“那就……引产吧。”我说出这句话时，锁骨处的钢板突然传来尖锐的刺痛。恍惚间，我仿佛听见一声婴儿的啼哭——那是我无缘人世的孩子在哀鸣。

想要引产必须去街道开证明，丈夫也必须在证明上签字。但俞晓冬正在泰国服刑，导致我开不出证明。我们跟院方讲了大概情况，他们却说，他们也没办法，规章制度是铁打的，他们必须走这个程序。

于是，我又一次被围墙困住了，这回是被困在医院的病房里。

母亲联系了居委会主任张妈妈，她是个热心肠，在网上看过我的遭遇，答应帮忙协调。

后来听母亲说，张妈妈骑着电动车直奔省委大院，拿着资料找相关领导打报告。她跟人家说这个是特殊情况，孩子的月份越来越大，不能再拖了，而且她丈夫在泰国被抓，现在又是审讯期。总而言之，希望急事急办，特事特办。

在张妈妈的帮助下，我终于拿到了可以引产的相关证明。但又遇到了新的难题，这次的难题是我自己。

我对肚子里的宝宝有感情，尽管我们未曾谋面，但自从知道他在我肚子里安家落户，我就默认这个小生命将与我的人生息息相关。在悬崖底下，是他陪伴我度过了那么难挨的生死时刻。而且宝宝很坚强，从34米高的悬崖摔到崖底，再到后来的手术昏迷，他都陪着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宝宝救了我。

而引产，意味着要通过口服药物将胎儿毒死，再将其生下来，让我失去宝宝。我舍不得，我不想失去他。

和我同病房有一个产妇，她的宝宝只比我的宝宝大两周，她的宝宝六个月的时候就早产了，除了体型稍微小一点外，其他各方面的数据都很健康。我想，为什么我不能再坚持两周呢？他已经五个半月了呀！我不想做引产手术，我想将他生下来。

家人和医护人员都来劝我：第一，相比孩子，他们更希望我能够活下来；第二，我没有抚养能力，医生判定我大概率会躺在床上度过余生；第三，他们担心以后孩子长大了，俞晓冬过来认孩子或者找孩子，而且孩子有这样一个爸爸不知道会受到外界怎样的对待，会不会让孩子在痛苦中长大。

可在我心里，无论他身上有谁的DNA，他都是我的骨肉，他不该为了别人的错误去买单。如果这里容不下他，我就带他去更远的地方生活，无论如何，我爱他，会保护着他，让他安全地长大。

引产之前，我一直在哭，天黑时哭，做梦时哭，天亮时也在哭。直到哭得没力气，我才停止哭。

护士送来引产药，药片被我攥在手心里，时间一长汗水便把药融化了。

护士陆陆续续又送了三轮药，药片都在我手里融化。护士不得不找来主治医生。

主治医生站在床头，静静地看着我。

我说：“我不想失去孩子，我愿意为此付出任何代价。”

主治医生摘下口罩，露出疲惫而美丽的脸。她缓缓说道：“3至5个月是胎儿脑神经快速发育的阶段，而你刚好是怀孕三个半月时出事的。这期间你一直在治疗，照了那么多X光片，做了那么多的核磁，上了那么多的麻药，又吃了各种各样的药片，胎儿是根本承受不住的。最大的风险是，他脑子不健全不正常，生下来怎么生活？”

我说：“如果他是傻子，我就一辈子伺候他；如果他有残疾，我也不嫌弃他；如果有人嘲笑他，我就把房子车子全部卖掉，带他离开去一个没人的地方。”

她叹口气说：“那你想过吗？如果孩子是傻子，他就没有办法正常地长大，也没有办法正常地学习，他无法去感受爱情、亲情、友情，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只有呼吸，然后等待死亡。如果他感受不到这个世界的爱与恨，如果他天天被人欺负，而你比他死得早，你走以后，他活在这个世界上就会生不如死。作为妈妈，你想让你的孩子过这样的日子吗？”

那一刻，我的心突然被戳到了。如果宝宝天生有问题，我要留下宝宝或许就是害了他，这也是一种自私的行为。我只是希望他能够活下来，只一心想着能够拥有他，却没有想过，他生下来以后，是否真的快乐。那是我第一次从宝宝的视角去想这个问题，我突然之间像是明白了什么，生命是一场体验，如果他连基本的体验都没有，那么生命变得毫无意义。

我一边在引产手术单上签字，一边号啕大哭。

主治医生拍拍我的肩，安抚了我一下，然后把药片塞进我的手里，转身出门了。

以前，我以为吞下药片的一刻，宝宝会突然被毒死，其实不然，死亡对宝宝来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吃药片以前，宝宝每天都会和我玩，有时用他的头顶顶我的肚子，有时用他的小脚踢踢我的肚子。他很乖，知道妈妈身体不好，所以只在白天闹腾，晚上我睡，他也跟着一起睡。他踢我的时候，我能感受到他很有活力，“咚咚咚”“咚咚咚”，仿佛在敲墙壁，而我们是住在彼此隔壁的邻居。

连续三天吞下药片，我能清晰感觉到他的生命在一点一点衰落，他的力气也在逐渐变小。胎动越来越弱，从最初欢快的“咚咚咚咚咚”变成迟疑的“咚——咚——”，再变成微弱的“咚……”，直到最后一声“咚”响起，我的肚子里再也没有了动静。最后那一下“咚”就好像宝宝在跟我说：妈妈，我要走了。

那个瞬间，随着宝宝的离去，我心里的某个地方，也跟着他永远沉寂了。

这种痛，像是被活生生剜走了一块连着心脏的血肉，痛彻心扉。我的眼泪不受控制地涌出，可再多泪水也填不满心里那个突然出现的空洞。

进产房之前，我仍抱着一丝希望问主治医生：“能不能剖腹产？”

她摇摇头：“引产药物也被你吸收了不少，加上你的体质不好，并不符合剖腹的条件。剖腹产对你风险太大，再剖一下，估计人就没了。”

2019年8月5日，我怀着难过、不安与恐惧等各种复杂的心情，被推进了产房。

整个医疗团队顶着双重压力——既有来自上级的顾虑，也有媒体和舆论的密切关注，坚持完成了这场手术。即便如此，他们依然小心翼翼地照顾着我的情绪，更时刻为我的身体状况揪着心。刮宫时，我听见他们压低声音互相提醒：“轻一点，轻一点，再轻一点……”那语气，仿佛在对待一件易碎的珍宝。他们拼尽全力保住我的子宫，为我留住未来做母亲的可能。

他们对我非常温柔，尽可能地轻声细语、轻手轻脚，动作轻得就像在照料一个熟睡的婴儿。可这份温柔的背面，却藏着最残忍的现实——在这个巨大的妇产科里，顺产、剖腹产、引产，所有的生命故事都在同时上演。

一个产房里面，有时候可能会有几个产妇同时分娩。我听到别人的孩子呱呱坠地，发出响亮的啼哭声。但我生出来的宝宝，没有呼吸，没有声音，他甚至不会哭。我看见护士把他装进一个黑色的医用垃圾塑料袋，头也不回地拿走了。

这个世界有人生，有人死；有人庆贺新生，有人阴阳两隔。那种感觉就像你伸手快摸到星星，可就在那一刹那，天突然亮了，你什么都摸不到了。

当我的手臂还悬在空中，徒劳地想要抓住那颗消逝的星星时，一通来自南京法院的电话将我拽回现实。

法院的工作人员说，陆慧芳找了个律师，写了个起诉状把我告了。陆慧芳提出两项诉求：立即离婚，并索赔1100万元。起诉书中，她对俞晓冬把我推下悬崖、嗜赌成性、蓄意谋杀只字不提，反而将婚姻破裂归咎于我的“脾气不好，终日争吵”。

我跟法院的人说：“从起诉书中，我闻到了丧心病狂的味道。”这也是我第一次切身体会到什么叫恶人先告状。

随后几日，我的引产经历被国内各大媒体相继报道。法院派人摸清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再次给我打来电话，表示对陆慧芳的起诉没有给予受理。

听说陆慧芳带着俞晓冬的两个狱友大闹法院，被法警轰出来后，他们还是不肯作罢，竟找到我父母家继续撒泼。深更半夜砸门吵闹，吵得邻居夜不能寐。邻居们知道我的处境，都默默忍受。我父亲可不惯着他们，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看着父母布满血丝的眼睛，我果断报了警。

陆慧芳和俞晓冬那两个狱友在警察到来之前，赶紧跑出小区。我还以为他们是怕了，后来才知道，他们开着车到我和俞晓冬在南京购买的婚房，把房子里所有值钱的东西洗劫一空。这房子已经不是第一次遭他们毒手——上次搬走了各种家电，这次连卷纸都没放过，简直像蝗虫过境，寸草不留。

俞晓冬被捕后，他的母亲陆慧芳并未收敛，反而像一颗随时可能引爆的定时炸弹，持续威胁着我的生活。早在乌汶住院期间，她就已经展露出令人不安的行为——未经允许，私自闯入我的住所，劫走财物。

当时，俞晓冬被乌汶警方逮捕，从医院前往警署的路上，俞晓冬和陆慧芳被关在同一辆车内，足足两个半小时。显然，他们利用这段时间密谋了什么。之后，俞晓冬在曼谷的狱友赶到乌汶，协助陆慧芳处理后续事宜，毕竟她不通泰语，寸步难行。

他们在乌汶待了几天，试图保释俞晓冬，甚至交了保释金。然而，警长直接驳回了保释申请，明确告知他们：俞晓冬不会被释放。眼看无计可施，他们干脆放弃，转而决定“拿走能拿的东西”。于是，一场有预谋的财物扫荡开始了——他们先回到我曼谷的住所，肆意翻找，带走一切值钱或重要的物品；紧接着，他们飞回国内，闯入南京的家中，再次洗劫；最后，他们甚至赶到江阴的家中，继续搜刮。

陆慧芳的行为，早已超出“护子心切”的范畴，更像是一种报复性的侵占，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弥补她儿子入狱的“损失”。

在乌汶住院期间，我从物业处得知，陆慧芳趁乱偷走了我家中的贵重物品。当时我委托物业去调查，物业也把所有的监控录像发过来给我看了。我看后很气愤，当即委托律师起诉，却被告知：因我与俞晓冬尚存婚姻关系，陆慧芳作为其母亲，财物纠纷难以界定为盗窃。

我不死心，转而报警。警方多次上门追讨，陆慧芳却理直气壮：“我不是偷，也不是抢，而是替我儿子保管！等什么时候我儿子出来了，确认这些东西不是他的，我再把拿错的东西归还就是了。”她咬死这套说辞，拒不归还。

我回南京治疗后，因为实在太气愤家中肆意被盗这件事，希望陆慧芳把她拿的重大财物还回来，所以我不断去警方那边报警。警方迫于压力开始处理这件事，最终，警方将陆慧芳从江阴押至南京审讯。面对警察，她假意妥协：“东西可以还，但我年纪大，搬不动。让她自己来江阴拿吧。”当晚，警方来电告知她“态度良好”，同意归还。可当我次日清晨赶到警局，打算和她一起去江阴拿东西时，却得知她以“身体有病须回家服药”为由连夜离开——显然，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金蝉脱壳。

当时，我还没做引产，浑身骨折，怀着孕，腹部高高隆起，连正常坐车都做不到，只能平躺在后座。但我管不了那么多，一心就想去拿回东西。于是，我的父母，两位年纪挺大的老人，驾车带我奔赴江阴。两个半小时的路程，母亲因不敢开快，足足走了三小时。国道颠簸，每一次震动都让我难受。我平躺着，肚子随车身摇晃下坠，仿佛一颗将爆未爆的西瓜。可我想着：只要拿回东西，这罪就没白受。

抵达陆慧芳居住的小区时，我看到她家灯火通明，但是怎么敲门都无人应答。我打她电话，最初还能打通但不接，后来她干脆关机了，而她家窗户的灯光随之熄灭——我知道她在里面，故意装作不在。

父母爬上五楼反复叩门，回应我们的只有沉默。为了方便观察楼上的情况，车窗半开着，我仰躺在后座，眼睛死死盯着五楼那扇窗户。夏夜的湿热裹着蚊群涌进来，在我裸露的皮肤上肆意叮咬。那些细小的刺痛从手臂蔓延到脖颈，我却连抬手驱赶的力气都没有。蚊虫的叮咬尚可忍受，但等待中的每一秒，都像钝刀割肉般折磨人心。

父母无奈下楼，说陆慧芳就是不开门。不得已，我只好报警。警方又带着父母上去敲门，敲了好多遍都没人应答。

我们给江阴警方出示了南京警方给的一些记录，告诉江阴警方，我们是来干吗的，我们是有权利进去拿东西的。但江阴警方说：“这是民宅，敲门的话，对方开门才行。如果对方不开的话，我们不能破门。私闯民宅是非法入侵罪，不可以的。”他看我浑身是伤，又是个孕妇，觉得我们也很不容易，劝我们回去，说这样僵持下去不是个办法。

这时，我们在那里已经逗留两个多小时了。

父亲气得眉头拧紧，母亲都气哭了：“这个死老太，怎么会这样子欺负人？太坏了！”

“你们把我抬下来！”我声音发抖，“就放到他们楼梯道门口。虽然我浑身断了，我不能走也不能动，但是今天我只要有一口气，我就跟她拼了。就算死，我也要死在她家门口！”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公道，还可以这样欺负人。

父母含泪抱住几近癫狂的我，三人哭作一团。最终，他们强行将我带回车上。

归途的夜路格外漫长。凌晨一点到家时，父母已疲惫到极限。本该卧床治疗的我，白白耗去一天，换来的只有陆慧芳阴险的嘲弄。这世上，有些恶，超出常人想象。

其实，真正令我愤怒的，并不是那些被掠走的财物，而是他们肆无忌惮地践踏着我的生活边界。一次次破门而入，一次次将我的私人空间洗劫一空，这种野蛮的入侵让我连最基本的栖身之所都失去了安全感。他们不是在偷东西，是在偷走我对“家”这个字的安全感。

做完引产手术出院后，我回到父母家坐月子。按照老辈人的说法，出嫁的女儿回娘家坐月子会给家里带来晦气。我的父母却执意把我接回家，仿佛那些禁忌在他们眼里都不重要。他们像两个不知疲倦的光团，在昏暗的房间里忙进忙出，洗衣做饭，无微不至。

那段时间我总在昏睡，甚至不愿醒来。因为在梦里，我能进入另一个平行世界——那里没有悬崖，没有伤痛，我还是个健康的孕妇。在国际部宽敞的产房里，我顺利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他的啼哭声在产房里回荡，小手小脚健全，在晨光中像块透亮的红玉髓。母亲抱着孩子对我说：“你们这代人啊，就算当了妈妈，自己也还是个孩子。”

梦里，亲朋好友都来探望，夸孩子长得像我。我贪婪地看着他，怎么看都看不够。醒来时，有时是笑着的，有时是因为长时间保持抱孩子的姿势而手臂发麻。我越来越分不清现实与梦境，甚至觉得那个有孩子的世界才是真实的。

直到有一天，我用刚刚能动的右手狠狠掐自己的大腿，却感觉不到疼痛。“果然，”我想，“现实才是假的。”

母亲却红着眼睛说：“你躺太久，腿都压麻了，当然没知觉了。”

那晚，我听见母亲悄悄对父亲说：“闺女病了，是心里的病。”

在后面很长一段时间里，关于宝宝引产那件事，我始终都不肯放过自己，一直在质问自己：我当初究竟有没有做出正确的选择？如果我再坚持两周把他生下来，他会不会就是一个健康的宝宝呢？

直到有一天我去医院复查，看到一对父子从我面前走过。那位父亲满头白发，身形佝偻，而他前面非常高大壮实的青年，应该是他的儿子。但儿子的眼神、表情和动作，与正常人不太一样，他双目无神，一边四处乱走，一边嘴里呢喃着什么。

父亲手上提着厚厚的就医资料，默默地跟在儿子后面，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他无法阻止儿子的行为，却又想尽力保护他。父亲的目光始终在儿子身上，不去在意周围人异样的目光，他似乎早已对此麻木，也不在乎。

眼前这个场景，让我仿佛看到了多年以后的自己，如果我真的把宝宝生下来，如果宝宝是个智力有障碍的孩子，我们岂不是也会上演类似的悲剧？

想到这里，我忍不住泪流满面，就坐在医院里不停地哭，哭成了个泪人。

也就是在这一天，我终于选择了释怀，放过了自己。

我在家里坐完月子，父母终于按捺不住了。他们没有跟我商量，而是自己联系了医院，救护车闪着警报灯开到我家楼下，把我抬上了车。

救护车一路“呜哇呜哇”开进医院大门时，我才发现回国后曾在这里住过一个礼拜，后来被他们当成蝴蝶请了出去。第二次回到医院，院方很重视，他们派出最好的医生“国字脸”帮我进行康复训练，国字脸给我带来极大的安全感。他介绍治疗方案时，我居然走了神，脑袋里出现泰国医生“白大褂”的身影，他和国字脸虽然长相不同，但对工作都有着近乎痴迷的执着，因为在他们眼里，我不是一个机器，而是一条鲜活的生命。

他们给我全身上下都做了CT，好掌握身体各个部位的愈合情况，然而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医生告诉我，我的盆骨后面有四处缝隙没有愈合，左脚的足弓骨和脚趾，愈合后是畸形的，脚趾不能正常发力，也不能抓地。正常人走路是后跟着地，前掌抓地，再后跟着地，前掌抓地，我左脚的足弓骨到不了正常的弧度。

我只好一边做手术，一边进行康复训练。

国字脸给我制订的康复方案共分五步：掰腿、坐、站、抬腿、走。我的腿不能弯曲，要把已经生了锈的膝盖关节掰弯。国字脸亲自动手，伴随膝盖关节发出“嘎巴嘎巴”的响声，我的嘴里也发出杀猪般的号叫。号叫让我父亲落泪了，他是一个喜怒不形于色的男人，可当他看到这一幕，还是乱了心神，抹着眼泪走出康复室。

每次我忍不住哀号出声，总会引来许多病友和家属。他们围在康复室门口，默默看着我训练。当我被推出康复室时，总会收到各种鼓励——有人喊“加油”，有人说“挺住”，还有人朝我竖起大拇指。

约莫一周后，当国字脸再次为我掰腿时，我突然不再叫喊了。

国字脸眨眨眼睛说：“疼，你就喊出来。”我说：“习惯了。”

这个转变不仅让病友们惊讶，就连父亲也破天荒地重新走进康复室。他像观察外星生物般盯着我看了几分钟，随后默默离开。

后来母亲告诉我，父亲对她说：“你女儿适合当兵。”

都说父女连心，或许父女之间真有某种心灵感应。那天，父亲一定感受到了我承受的疼痛——我正在用疯狂的意志力与疼痛对抗。

果然，母亲悄悄告诉我，父亲后来躲在卫生间里，一个人哭了很久。

一个月后，中国北方已入深秋。手机视频里，我看到北京香山的枫叶正红得绚烂，层林尽染。南京的暑气也消退不少，国字脸医生决定让我挑战坐起训练。

他们把我固定在专业康复床上，绑带紧紧扣住身体。床是遥控的，上半部分可以立起来成90度。我从15度开始练习，然后是30度、45度。

随着遥控床板缓缓抬升，我的视野逐渐拔高，像《死亡诗社》结尾站在课桌上的学生们。我对国字脸医生说：“那是希望的模样，自由之花最后一定会绽放。”

他却说：“能坐不代表自由，能站能走，自由之花才能绽放。”

生命中有一种特殊的角度叫90度，当上身与大腿的夹角抵达90度时，我终于能够坐在轮椅上了，甚至能从窗口看见叶子从树上飘落。

父母推着轮椅上的我，沿着秦淮河漫步，河水在夜色中静静流淌。

“秦淮河在这里流淌了一亿年吧？”我问母亲。

“谁知道呢。”她答。

“一定是的。”我固执地说。

永恒的河水一定是流动的，不动的水是死水，就像长期卧床的病人，有的患上腿血栓，有的会得肾结石。尽管医生每天都给我使用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仪器，可还是无法阻止我体内的结石。

一天夜里，一块结石从我肾脏里面掉落，仿佛一块陨石带着浓烈的火焰从大气层中滑落，火焰灼烧着我的腹腔，杀猪般的号叫声再次响起。得了肾结石必须先碎石，如果石头很小，医生会让你多喝水或者原地蹦跳，石头大概率会自己跳出来。我则不同，我不能蹦不能跳。听到我的号叫声，医护人员围了过来，但他们也无能为力，因为负责检查肾结石的科室早就下班了，他们总不能把我抬起来又蹦又跳吧。

他们只好让我忍着，忍到第二天早上去做检查，大石碎成小石，小石排出体外，我才算逃过一劫。

不过，坏事也有两面性，有时坏事也会变成好事，经结石这么一闹，我主动增加了坐起来的频率。国字脸不停地点头，他说：“你的康复速度比预想中的要快。”

接下来，我要挑战站起来。

“第一次庭审时，我必须站着面对俞晓冬。”我对国字脸说。

他却摇摇头：“有信念是好事，但一切都要遵循医学规律。”

几天后，泰国大拓律师事务所的史大佗律师主动联系我。史律师说，他们非常同情我的遭遇，并希望为我提供全程法律援助代理，还专门为我成立了由两位中国律师和三位泰国律师组成的工作组。这个消息，让我站起来的欲望更强烈了。

国字脸医生让人搬来一个带双扶手的助行架。两名护士一左一右架着我，借助她们的力量我站直了，可惜只有一秒钟，我不得不坐了下去。疼痛感来自左腿，它还是无法弯曲，更可怕的是我的肌肉也丧失了记忆。

尽管只有一秒，但足以让我坐在轮椅上傻笑一下午，这是坠崖后的第一次站立。我很激动，因为曾不止一位医生对我说过：“你再也站不起来了。”而如今，我终于站起来了，尽管只能站一秒。

站立让我的视野再次拔高了，我甚至对助行架产生了痴迷，或者说我的快乐建立在我双腿的痛苦之上，先是站一秒，然后变成站两秒。

国字脸让我不要着急，他说：“想要真正地站起来，一定要通过漫长的训练，非常慢非常琐碎，琐碎得让你无法想象，比刚刚出生的婴儿练习走路还要难。”

他说得对。婴儿尚有“三翻六坐九爬”的自然规律，而我必须重头来过。

恍惚间，我仿佛进入平行时空，看见本该出生的宝宝正在我准备的婴儿房里学步。他摇摇晃晃地站起，又跌倒在柔软的床铺上，却始终咯咯笑着再次尝试。

我学着想象中宝宝的模样，在助行架前咬牙坚持：一秒，两秒，三秒……就这样，我看着窗外秋叶落尽，冬雪消融，直至春芽初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