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写员巴托比》可以说是赫尔曼·梅尔维尔关于人生困境的一篇寓言。在《白鲸》和《皮埃尔》遭到读者和评论界冷遇之后，这位受挫的、超前一百年的伟大作家，将视野从蛮荒的无人之海转向人类社会中最熙攘、最繁华和最虚荣的地方——华尔街。

其实，这里也是《白鲸》的故事开始的地方。在《白鲸》的开篇，以实玛利描述了他的家乡曼哈顿岛，并感慨那里商业的繁忙。而在《抄写员巴托比》中，梅尔维尔似乎在以更暗黑的笔触续写着以实玛利的命运：在他从“皮廓德”号的海难和亚哈船长的复仇中幸存下来之后，他的后半生将如何度过呢？《白鲸》中充满怀疑精神的浪漫主义变成了毫无浪漫可言的愤世嫉俗。

小说以华尔街一位律师的口吻讲述了他曾经的雇员——巴托比的自我放逐、“社会性死亡”，最后到物理死亡的历程。由于作者采用了第一人称的有限视角，读者只能跌跌撞撞地和叙事者一起焦虑着事务所雇员拒不配合的难题。起初高效勤勉的巴托比迅速变得消极怠工，继而难以管教，最终成为办公室运转的累赘。律师的好言相劝和威逼利诱似乎都对这位抄写员先生完全失效。这位不胜其烦的律师，虽则仁慈敦厚，但终究无法进入巴托比的内心，只好凝视着另一个灵魂的自我折磨和死亡。最终，他把巴托比的悲剧看成精神错乱和过去心理创伤的结果。

在十九世纪中叶的华尔街，抄写员就是“人肉复印机”。抄写工作非常辛苦和枯燥，对健康和精神的损耗极大。和其他抄写员不同的是，巴托比突然开了眼，一只原本蒙着眼睛在滚轮上奔跑的老鼠，突然停下来看见了自己，并拒绝承认他人有权支配自己的意志。从另一层面上看，巴托比生存的徒劳折射出梅尔维尔对当时出版界的幻灭。这个圈子鄙弃他试图将小说从轻快、刺激的航海冒险故事提升至哲学论述的努力。其他抄写员和作家也许能在令人窒息的环境中生存，甚至茁壮成长，但巴托比和作者，因对压迫性力量过分敏感，终难逃缓慢而至的、让他们窒息的命运。

因为作者采用了第一人称视角，读者的第一反应也许不是同情巴托比，而是同情这位无助而困惑的律师——一个稳重、低调、虔诚和仁慈的雇主。为了这个不可理喻的雇员，他已然做出违背常理、商业准则和正常交际原则的举动。当讲理、贿赂、威胁和哄骗都无法打动巴托比时，他只能凭借对基督教利他主义和宿命论的字面理解来掩饰困惑和解决冲突。但是，归根结底，在他的认知里，他是无法看到工具理性和将效率和效益作为唯一价值的现代资本主义体系的暴力性质的。所谓不可理喻的“理”，是工具性、功利性和压迫性的“理”。所谓的不可理喻，是当资本主义秩序无法将巴托比编码为“雇员”时，权力陷入谵妄和无能的托词。

可以说，巴托比以“不说话”来质疑将其异化的话语体系，以“不移动”来实施反抗的社会行动。思想家阿尔都塞所谓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人的召唤，在巴托比这里无法引起被召唤者的响应，因此失去了其规训和压迫的功能。他的“宁愿不”直接否认了作为秩序的大他者以及主人能指的权威性。而“占据办公室”则否认了资本主义的产权法，把私人空间的围墙拆除，重新确立其公共属性。

而最主要的“占据”则发生在语言和精神层面。和律师使用的确定性的语言相比，巴托比的“宁愿不”是一个错乱和含混的表达，和文末所提及的“死信”一样，是一个能指的黑洞，永远无法抵达一个明确的意义。更危险的是，这个黑洞还在慢慢侵蚀事务所的精神空间。“我宁愿……”这个短语已经不只是巴托比的专属，它像瘟疫一样传染，“占据”了整个办公室里雇员们的头脑。也正是这个发现促使律师不惜搬家来摆脱巴托比。巴托比这个“故障信号”不仅造成了生产的停工，还进化为一种“病毒”，威胁整个资本主义体制运行的机体。

二〇一一年，“巴托比”这个古早案例焕发出新的生命，启发和激励了当时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小说所揭示的现代劳工的精神压抑和异化、贫富差距和阶级壁垒，以及个人与资本之间的消极对抗——这些主题与“占领华尔街”运动产生强烈共鸣。当时的“脸书”上流传一张海报：一只仓鼠紧张地凝视跑步机，上方印着源自本书的那句名言“我宁愿不”。在一百六十年后回望文学史上这本不甚有名的小书，人们惊讶地挖掘到首个“占领”华尔街的无产者。

占领华尔街是美国二十多年来规模最大的社会事件之一。其口号“我们是百分之九十九”，矛头直指“美国百分之一的银行家、亿万富翁与寡头集团”。这些百分之一的精英掌控巨大的财富和资源，而多数人则沦为系统的牺牲品。参加者通过占领公共空间、拒绝散场，将巴托比式的个人沉默和微观的空间占领转化为集体呐喊。他们将公共空间变为政治舞台，用帐篷、标语和集会打破华尔街的“商业常态”，将“无用”转化为政治力量和社会抗议。

二〇一一年，学者齐泽克在纽约祖科蒂公园发表演讲：“我们很容易就想象出世界末日——比如一颗陨石掉下来，杀死所有生命之类，但资本主义的终结难以想象。”意识形态通过对主体与语言的操控，把一整套压迫的规则和体系强加给个人，并立其为常识和法律。巴托比那句著名的“我宁愿不”是对剥削性劳动条件的非暴力抵抗。但是，巴托比的抵抗最终是徒劳的——他孤独地死去，这与“占领华尔街”的结局遥相呼应：华尔街的权力结构仍固若金汤。

巴托比被称为美国的“躺平先知”（proto-slacker）。但其实，在梅尔维尔之前，躺平和懈怠早就在内部悄悄瓦解着清教传统。华盛顿·欧文的《瑞普·凡·温克尔》中的那位懒汉，在山中躺平了二十年后醒来，发现美国独立了，凶他的老婆死了，儿女长大了，他得以舒舒服服地享度晚年。相比巴托比，瑞普·凡·温克尔幸运地得到了躺平的奖赏。和后来的《局外人》中的默尔索、《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以及《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中的松子相比，巴托比似乎更加消极和决绝。他拒绝一切生存意义的赋值，从而生活在完全无动机的虚无之中。相比之下，默尔索在法庭爆发出的“我活得真实”的呐喊，格里高尔在死前倾听妹妹的小提琴声，以及松子的“生而为人，我很抱歉”的歉意仍是对他者的倾听和倾诉。

梅尔维尔在十九世纪中叶已精准刺中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人的价值被彻底异化为可替换的零件。今天的网络零工劳动者——比如内容写手等，已然成为巴托比式的抄写员，永远待工且随时可能被算法替换。当年的巴托比至少还能面对死墙发呆，而如今的网络劳动者甚至连物理的反抗空间都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