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往往和预期不同。例如，我发现酒店里的客房服务总是从一个奇怪的时间开始。订婚后的那个周末，我们去诺丁汉度假，当时保罗的驻扎地距此不远，我就跟家人撒谎说是去他的指挥官家里过周末。每次，晚餐后刚一洗完餐具，我就发现吸尘器开始轰鸣。我原以为做爱之后，人总是会睡得特别沉，特别香，但现在发现，因为害怕打扰到身边的人，所以也有可能整夜睡不着，四肢不敢动弹，直到僵硬发麻。而我们拥抱时，大地也没有像欧内斯特·海明威所说的那样会在脚下移动。我早就知道，虽然保罗是个有魅力的男人，但对我来说并不特别有吸引力，因为他不是罗伯特那种会让我的每根神经都为其身体颤抖的人。完整的性爱也证实了这一点，和保罗做爱很舒服，也很愉快，但并没有身心合一的圆满兴奋之感。

我注意到这些与预期不同的地方，但并没有因此太烦恼，相反地，这种不同更让我感到有趣。它们不断地吸引着我，就像我第一次到异国他乡时对生活的诸多细节感到有趣一样，我非常自信，觉得没多久我就能应对一切。再过几个周末，我就应该可以翻身伸腿，不必再担心惊扰保罗的睡眠了；再过几个周末，我就能完全沉浸于我们的性爱之中了。我们在一起的短暂时光里，情况确实如此。他是个温和而善解人意的主导者，而且我们彼此非常了解，根本不存在什么拘谨或是保留。因此，我的信心有坚实的基础。

当我们告诉双方家长我们打算结婚时，他们既不惊讶也没有不悦，只是有点担心，我的家人觉得我太过年轻，他的家人则是因为了解他个性太过狂野。他们都说，一年靠四百英镑生活不容易，那个时代飞行员的工资就是这个数。他们不停地告诉我们，时间有的是。但我没看出还需要什么时间。我们已经商定，我不必缩短在牛津三年的学习时间——因为保罗也曾非常享受自己在牛津的日子，所以期望我也如此——但是，既然珍贵的最后一年结束时我们就要结婚，如同太阳升起般必然，那么为什么还要等待？

我非常想要那最后一年的自由，虽然觉得这种想法很自私，但这种安排确实正好合适。就在我们决定结婚后不久，保罗听说他将在年初被派往埃及，我们觉得他因此有时间先安定下来并熟悉自己在那里的工作，安排好我们即将展开的新生活，同时在我跟他会合前找到住所，总之是件好事。所以，尽管我在婚前也许不应该如此急切地渴望更多人、更多情感和更多冒险，但我也可以假装这种渴望没什么大不了。

现在回想起来，在我成长的那段时间，直到保罗动身前往埃及，我们之间的关系很奇妙：如果没有信件作为见证，我自己都几乎难以置信。在青春期那段漫长又似乎短暂的时光里，我一直是个等待被爱的恋人，而那之后很长（确实非常长）一段时间里，我再次回到这个角色，但在这两段时期之间，当一切都看似安顿好了之时，我是个自信的，甚至沾沾自喜的，正在被爱之人。保罗经常告诉我，他理解我希望继续在牛津读书的想法，他愿意让我放纵，但在这些慷慨的姿态后，他又会跟我说起他的噩梦，说他梦见我和罗伯特一起在街道上走远，于是给我写下一个潦草、悲惨的字条：“我知道我说过不介意，但是我介意，我真的无法控制。”我们会在玛姬家酒吧度过一个美好的下午，再一起去河边草地上躺几个小时，然后无所事事地回到酒吧继续喝酒闲聊。但突然间，我会醉醺醺地对他大发脾气，指责他占有欲强，或他会逼我决定下次见面的时间，我却冷冷地回答说我无法确定，因为我必须去见某某，必须和某某一起参加舞会。我不是故意耍脾气，只是觉得我们即将度过一生，在这一生中，保罗肯定会对我不忠，而我无法想象自己会对他不忠——所以趁我仍然有时间，也应该再玩一玩。

因为我非常了解他，毫无疑问，我知道他会不忠。在我们订婚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会向我报告他的艳遇，起初我对他选择信任我又惊叹又自豪，后来又增添了一份安全感。其中一段是“非常华丽、具有异国情调的时光，但后来逐渐变得难以消化，就好像面对一顿美味丰盛的水果蛋糕盛宴。我无法形容当我恢复理智，回到你身边时的感觉有多好”。那是我十七岁左右的事，虽然被对比成普通而有益健康的食物令我有点啼笑皆非，但他告诉了我这件事，我还是觉得很受用。后来这类事情不再有了，但即便我们开始有了肌肤之亲，我也曾见到他以眼神回应其他女人抛来的媚眼，所以对于他信誓旦旦宣称余生会对我绝对忠诚，我可不像他自己那么深信不疑。要保罗心满意足地停止探索新鲜事物，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吧。

在订婚之后，有一次，我们一起坐出租车去北斗酒吧，因宿醉未醒，我们的脾气都很暴躁，所以最后一英里打发了出租车，打算步行过去。那是一个冬日，灰色的低空笼罩在褐色的平坦田野上，不时有鸫鸟掠过。保罗看着鸟儿，我看着他。之前，我刚注意到他和一个女孩互换了媚眼。我觉得非常难过，他竟然在我在场时就和一个姑娘调情，他向我忏悔了，态度格外温柔，他感到内疚时总是这样。我当时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应该都不会有什么事了。他不会爱上她们中的任何一个，他总是会回到我身边的。但我最好还是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当我老了，比如三十岁时，那我就将面临地狱——镜子里似乎已经浮现出瘦削的脖子和花白的头发。我想，那时他依然处于鼎盛时期，我就得学着更聪明一点了，以防他在这些悄悄靠近的姑娘中找到真爱。

我知道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但当时并没有太担心。我确信尽管如此，我还是被爱着的，我自己也能看到这一点，因为我也有把保罗看成是一顿“普通而有益健康的食物”的时刻，他对这个角色的忧虑比我还严重。也许在不知不觉中，这一点导致了我们订婚后我的态度变得有点儿随意。

不管情况是否如此，没过几个月，我这种态度就使他卑躬屈膝，也使我对他的感情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看到无忧无虑的保罗如此痛苦，我开始明白，即使是像他那样了解我的人，也可能会被我的行为搞糊涂。如果要他像我一样理所当然地认定我对他的爱，我就必须更清楚地表达出来，我也确实这样做了。预期中的一年离别很快就成了现实，而牺牲我一直坚持的那点小自由、小独立也变得更容易了起来。“感谢上帝，”他从船上给我这样写信道，“在我离开之前，你让我相信你爱我和我爱你一样多。我再也不会怀疑了。”

保罗的赴任前假期结束时，恰逢我的新学期开始。我们一起去克劳奇河畔伯纳姆航行了一个星期，我在伍尔沃斯买的结婚戒指泡在海水里都变得晦暗了，我们又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放松又美妙的亲密关系。之后我去伦敦，与他的家人住在一起。我们在一起的最后一个晚上很糟糕，喝得太多，做爱也不成功，因为不开心，我变得冷漠、僵硬，保罗也变得很粗暴。后来他哭了，我却想不出该说什么来安慰他，我自己也哭不出来。第二天早上，他在帕丁顿为我送行时，我哭了，这次是他说不出话来。他的父母，我的父母，我们所有朋友之前都说过：“没关系，一年真的不是很长。”现在保罗又提到了这个问题。“爸爸告诉我，他等了妈妈四年。”他隔着火车窗户对我说。我啜泣起来：“我不管，一年就是永远。”火车驶出后，我想去盥洗室待着，不让别人看到我脸上的眼泪，但同时也意识到，如果我沉浸在只有自己的空间里，恐怕永远也无法停止流泪。于是，我站在走廊上，面朝盥洗室的门，就这么和泪水斗争着，这样从我身边挤过去的乘客就看不到我的脸了。

如果真的就这样别离，那真的是最可怕的告别了。但他出航前又去格兰瑟姆待了几天，让我们的分离有了个反转。他没有事先告知，而是设法弄到一天假，飞到了阿宾顿，突然出现在了牛津。我们在接待客人的小房间里紧紧拥抱在了一起，意识到一切又变得顺利自然了：告别好好地完成了，我们又在一起了。我们去了玛姬那里，一整天都很开心。他离开时，似乎一切都没什么特别的。一年又变成了仅仅是一年而已。等到了埃及，我打算骑一匹白色的阿拉伯牡马，后面还要跟着一条白色萨路基猎犬。我们将有四个孩子，保罗一直很想要孩子，因为他认为，无论以什么形式，创造才是活着的正当理由，因此，对于我们这样不会写作、绘画或作曲的人来说，就只能生孩子了。那时我还没什么母性感觉，但我相信，一旦有了孩子，我一定会喜欢的。“我期望你改变主意，比你预想的更早到我身边。”保罗这么说。我回答：“我也希望如此。”

因此，牛津成了等待之地。斑驳的石头，河面上的蓝雾，通往学院的道路上，金链花如瀑布般垂落在花园的墙上，墙后传来的紫罗兰和玫瑰的香气，窗外传来的叫声，还有友谊中那些迷人的琐碎之事，所有这一切，现在都突然显现出一种超越我原先想象的深刻价值。即便爱也还在继续，但我已对保罗忠心不二，令这种爱也变得有些不同。一旦贞操这个一直困扰我的问题得到解决，性的迷雾稍稍退去，我对情感、耐心、温柔和理解就看得更清楚，我感激地，甚至贪婪地接受着一切，因为在等待保罗来信期间，这些东西能让我感到温暖。也许，那时我更喜欢牛津了，因为知道我的“真实”生活已经存在，至少有一半，已经在埃及展开。

想到要成为“皇家空军的妻子”，我感到既紧张又骄傲。其他人的妻子，我敢肯定，只知道聊她们的仆人，每天下午都会打桥牌。但我决定做个叛逆又特立独行的妻子，保罗的来信也表明这似乎并不困难。他对我报告说，驻地里其他人都不和埃及人交往，也不吃埃及食物，“他们可能是老顽固，每个人都是。”他这么说。但他自己，到了开罗不过一周，就已经在各种阿拉伯夜总会四处串门，享受美食，并在三周内就成为一个阿拉伯乡村婚礼上的贵宾了。他描写埃及时，带着一种旅游者的兴味，很容易被其中有趣或滑稽的事情吸引，虽说算不上是一种特别深刻或有见地的视角，但也是一种开放且乐于接纳的态度。他描述了驾驶单桅帆船航行时遇到的问题；那匹白色的阿拉伯牡马就要成为现实了，因为邻村有个人知道哪里能买到最好的；我们会骑马深入沙漠，在野外露营，会遇到游牧民族。似乎很有可能等我到达时，他的“阿拉伯技巧”就已经和他的“酒吧技巧”一样好了。他说，皇家空军的妻子们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坏，她们很善良，乐于助人，但我们会比她们过得更快乐，因为对我们来说，俱乐部、游泳池和桥牌桌旁的狭小圈子是不够的。

他还为我们的未来做了预算，这件事我们之前谁都没做过，他证明了我们可以用二十四英镑生活一个月，包括带家具的房子，一个仆人，一辆车，很多喝的东西（“请注意，少于二十四英镑应该也能生活，但钱多一点生活会更有趣”）。“我们的婚姻生活是不可能无聊、悲观的。”他如此写道，“平常日子里，当我们没什么特别安排的时候，我们的一天会是这样的：我会在早上五点半起床，开车去营地上班；七点半回来吃早餐，那时你应该已经起床，很可能也已经骑着白色阿拉伯马，带着萨路基猎犬跑过一圈了；上午八点半到十二点半，我去工作、飞行，你开车去开罗购物，在盖兹拉运动俱乐部泡澡，让一些可爱的法国人奉承你；中午十二点半，两人都回家吃午饭；下午一点半到五点半，整个埃及都处于一百零五华氏度¹的高温下，人们在阴凉处睡觉，多么温暖、干燥、充满活力的高温！下午五点半到六点半，喝茶、吃烤面包、洗澡、穿着宽松的袍子闲逛；晚上七点，和朋友们一起喝酒；晚上八点半，在开罗用餐、跳舞，看歌舞表演；凌晨两点，上床。”我在心里把一半的购物时间换成了阅读时间，我不得不承认，这种可悲的无所事事的生活，只要和保罗在一起，也会成为我的理想生活。我总是知道保罗的信什么时候会到。早晨还没睁开眼，我体内的某种东西就仿佛能嗅出空气中的不同，然后我就知道了。他总是写得很好，写得很长，但并不常常写，所以无数个早晨我都慵懒倦怠，努力制止自己把脸埋进枕头里接着睡。然后又到了某个早晨，我起床时什么也没想，只是努力慢慢地、平静地穿衣服，告诉自己不要奔跑着下楼，不要太激动，以防我感觉错了，但我的感觉从来没错过。

当希特勒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我意识到自己是个傻瓜。在战争开始前，我们只有深吸一口气的时间，所以我写信给保罗，告诉他我确实改变主意了，准备立即去找他。他高兴地回了信，但他的信刚到，紧接着就来了一封电报，说他被调到当时正处于紧急状态的外约旦¹去了，我们必须重新考虑年底结婚的计划。他被调走后，我又收到过他两封充满爱意的长信，然后就再也没有收到他的消息。两年后，我收到一封正式来信，要求解除与我的婚约，因为他要娶别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