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因为“没钱”搬回农场后不久，我就不得不去上学了。保罗来我家时，我已经上了一两个学期。我本来并不想去，但因为对学校生活实在太缺乏了解，所以也并没有感到应有的害怕。正如大多数成年人接受不好的天气、枯燥的工作或疾病一样，孩子们也接受了成年人希望他们接受的生活方式，并非心甘情愿，只是听天由命。

就学校而言，这是一所好学校，我当时就知道这一点。我也愿意相信这对我是有好处的，因为在家里，我已经开始被人指责为“傲慢”“爱生闷气”和“自命不凡”了，可我不喜欢被这么形容，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不被指责。如果学校能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磨去我的棱角”，且能“教会我如何与其他女孩相处”，那就祝它好运吧。但我显然做不到，而且也不明白，为什么要指望我不仅逆来顺受，还要乐在其中？

这是一所面向北海的小学校。在学校的运动场和北极之间，一定还有些其他陆地吧，但根本看不出来：每年冬天，当你追逐一个长曲棍球时（如果你是我，就永远也追不到球），汗水顺着额头滴下，还没滴到地面就会结成一根小冰柱。令人恼火的是，恶劣的气候加上长期的户内外活动，确实对我们的健康非常有利，那里的人从来没得过传染病，我也只有两次有幸逃进了文明的病房单间里。

我十四岁时，第一次踏上这条由沙滩小鹅卵石铺就的松散砾石路，穿过精致的白色木制门廊，闻到鞋油、墨水和运动鞋的味道——我十四岁来到这里，差不多十八岁时离开，仿佛有一辈子那么长。天哪，想想夏季学期吧！没有哪一段时光能像那十三个星期一样，漫长得好像无穷无尽，直到我在日历上将第一天划去，才感觉稍微有了点盼头。三四年前，我走在牛津大街上，看到一个橱窗里陈列着校服、皮箱和点心盒，后面还挂着一幅似乎正在嘲弄学生的巨大日历，日历上当天之前的日子全被划掉，上方写着一个可怕的说明：“距离开学还有五天。”我带着难以置信的恐惧盯着这个日历。设计这个橱窗的人一定只是听说过寄宿学校，但从未自己上过吧，因为经历过寄宿学校的人怎么可能忘记那种在麻木的忍耐下内心的绝望呢？人们就是这样顺着日历的小格子，朝着那个象征着重获自由的标红日期，一格格地艰难爬行啊。

除了运动之外，在学校必须做的其他事倒也不怎么令我反感。我觉得课程是必要的，通常还挺有趣，有时甚至相当令人愉快，况且我还交到了一些朋友，也很珍惜和她们相处的时光。但让人难以忍受的是这里缺乏的东西：没有自由，没有家，没有隐私，更没有欢愉。当我了解到，除了在盥洗室，一天之中我没有一分钟可以单独待着，而且每分钟都已经被规定好要做什么事时，我的精神立刻委顿了。

第一学期，当一切还处于新奇、野蛮的状态时，我曾发明过一个护身符。早晨，有一只画眉鸟在宿舍窗外歌唱，那如泉涌般的歌声，仿佛是来自校外世界的声音，我热切地聆听着，几乎能分辨出那些反复出现的调子。尤其是其中的一小段，仿佛是个承诺，只要听到这个调子，我就觉得起床更容易一些。宿舍里的隔间，通常四周的栏杆上都挂着白色的帘子。一开始我想，至少能将帘子拉到床边，然后想象自己是一个人待着。但第一天晚上，舍监就和气地跟我解释，一旦我们脱衣睡觉，帘子就必须拉开。我只好照做，躺在床上，泪眼汪汪地盯着墙上帘子挂钩上的带子。带子一端的铜环是椭圆形的，于是，我给这枚铜环赋予了友好的力量，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西奥多，每天晚上睡觉前还会摸摸它。没人知道这件事，没人能猜到这么荒谬的事——所以这个铜环至少是属于我的私人物品，能给我传递一点点少得可怜的、令我安心的信息。在我的整个中学时代，即使我已经被认可，也拥有了安全感，而且还靠着运气、决心和能屈能伸获得了“有个性”的评价，因而也获得了不同寻常的自由度，但我仍然为自己保持了一套非常私人的象征符号，以维系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比如菊花，这种花散发着每年圣诞节外婆为我们举行舞会时的味道，因为我的生日正好在那个时候，所以舞会也被称为“戴安娜的舞会”；还有，我们女校长的起居室里有一只蓝色的碗，我愿意认为它的美只有我注意到了；青蛙们在睡莲池中缓慢而恬不知耻地做爱；还有鲁弗迪，舍监养的那只又胖又暴躁的短毛猎狐犬。当我从一节课的教室走向另一节课的教室，或从运动场走进室内时，这些东西就会吸引我的目光，我对自己说：“耐心点，外面的世界还没有停止存在。”不过，没有什么护身符比知道这一点更令人宽慰：尽管我身穿蓝色哔叽运动短上衣，脚上穿着绑带黑鞋，看起来毫不起眼，但我内心知道，我就是那个和保罗、胡基·吉姆森，以及老古斯伯里·金一起在天鹅酒馆后堂玩飞镖的女孩。就在保罗第一次吻了我之后……“我为你感到害臊，”校长说，“你是个聪明姑娘，只要你想就能做好。但这样的分数，完全是由于漫不经心的懒散造成的。”我回头看了看她，平静而无动于衷。羞耻之箭确实在空中飞舞，但我只要对自己说，“上次假期保罗吻了我”，那些羞耻感便会烟消云散。

在寄宿学校，我的隐秘罪恶第一次被暴露出来：懒惰。大家都认为我是个聪明姑娘，但就是很懒惰。从那以后，它就一直跟我如影相随，因为内疚，我确信这是一种罪过，而不是能力不足。每当要去做一件对我没什么吸引力的事时，一种巨大的惰性就会显现出来，这是一种足以麻痹我道德感的力量。即使我知道有些事必须做，也知道我能够做到，可一到关键时刻，这种力量就会阻止我行动，或导致我一次次拖延，直到已经来不及。在此过程中，我既不是有意识地挑战那个“必须”，也不是蓄意地否认那个“能够”，只是我大脑中感知“必须”和“能够”的那部分功能萎缩了而已。于是，我几乎是下意识地就滑向别的、我喜欢做的事情上去了。在学校里，即使我本该做代数作业，而且刚下了半小时的决心要好好做，但我还是会去写一首诗，或偷偷摸摸地从公共书架上拿出一本小说来读——他们竟然愚蠢地给我分了一个在书架旁边的座位！过了一年，他们才弄明白，再多的责骂或谆谆教导也治不了我这个毛病，于是只好把我挪到另一个座位——要想从那里够到书架，就会被别人看到。现在，我都已经四十二岁了，同样的事情却依然在发生：我可能需要准备广告文案，交稿日期越来越近——已经到了——已经过了……我却发现自己正在给一位作家口述一封信，告诉他我有多喜欢他新提交的书稿。已经有太多证据说明，这种自我放纵最终不会令我的生活更舒心，反而会变得更不愉快，因此，我的无能为力几乎让我自己也感到害怕。哎，但现在看来，想要战胜它基本上是不可能了。

校长对我这种情况进行了评估，采取的应对措施是，每学期期末考试前两周，找个恰当的时机对我进行一次猛烈抨击。“戴安娜，校长叫你去她书房”，于是我提心吊胆，脑海里不断回放着自己做过的事，顺着黑暗的走廊去敲她的门。她会站在壁炉前，穿着一件棕色或深绿色的针织套装，裙子或许还会稍稍往上提一提，让自己的腿取暖。“贝格斯小姐告诉我……，赫伊森达小姐告诉我……”接着，那些令人羞耻的证据就会呈现在我面前，她的语气里满是厌恶，还带着浓重的讽刺语调，让我简直想揍她一顿。我几乎是带着怨恨和羞辱的泪水回到自习室，在本应准备考试的时间里，赌气地读读小说、写写信，但不可思议的是，这样下来，每次考试我的分数还不错。这种仪式进行了几年之后，如果某次她漏掉了，我反而会觉得失落，因为我喜欢考试结果不错的感觉。我还记得有一个学期，她的批评来得太晚，导致我那次考试唯一名列前茅的科目只有英语，这令我非常气愤。英语我一定会名列前茅的，因为我喜欢英语。

然而，即使是校长也没有力量给我的数学注入足够高的分数。当时，甚至直到现在，我一看到数字，就立刻变成个低能儿，这个障碍如此牢不可破，以至于我并不为此感到内疚，因为我根本无能为力，不知怎么就成了这样。我还愉快地记得我的第一堂算术课，那是由一位可爱的姑姑教的。我们一起玩火柴棍，我觉得学得还挺顺利。但一旦我掌握了加减法和除法，就再也无法前进一步了。我对数字符号的厌恶如此之深，以至于我甚至都不能放心地给一份打字稿编页码：回头检查，我会发现自己标记的是“82、83、84、76、77”。老师们看到这种情况，意识到我完全不可救药，于是建议我放弃数学，从当时拿毕业证书需要的必修课中选一门来代替，于是我选了植物学。我很喜欢解剖黑莓和罂粟果，然后再照样画出来，而且对于能从那些噩梦般的数字中解脱出来，我也心怀感激，所以这门课我学得相当好。

对数学一窍不通这件事，我并不遗憾，但我对拉丁语也有那么点不太严重的障碍，这令我深感遗憾，我相信这个障碍原本是可以克服的。如果在学了最基本的语法之后，我能自由地用一本字典，去读比如说，奥维德的《爱的艺术》……但是，哎，以前的拉丁语教得多么糟糕啊！那些不知姓名的女孩们，不断地把山羊作为礼物送给那个无聊的女王！我曾经对它们穷追不舍，我喜欢山羊，对它们非常感兴趣，但在书里，它们可从来没做过任何山羊该做的事儿，所以一点儿也不讨人喜欢。我努力地学着拉丁语。如果可以选择学习哪些动词，我愿意挑选一些对我有意义的词，比如“跳舞”“骑马”“喝酒”，当然，还有“爱”。我还发现，将来时态可以用作咒语，因此我记得还挺牢的。“我将跳舞，你将跳舞，他将跳舞”——到这里暂停一下，幻想一下“他”——“我们将跳舞——我将穿上亮粉色的薄纱长裙——不不，也许是厚重的金色锦缎长裙——他将……”更令人难忘的是“让他爱”这种形式，“让他爱”——为了这一幕，我的头发一定会变得乌黑……我努力通过了学校考试，然后在一位上了年纪的牧师顽固强硬的假期辅导下，总算顺利通过了牛津大学的入学考试。进入牛津后，在更多额外辅导的帮助下，我通过了第一年的学位初试。然后，在拉丁语上花费了这么多年时间，学了这么多必须学的东西以后，我长出了一口气，如释重负，把这门语言立刻抛在了脑后。所以，我今天所记得的拉丁语单词只有很少的几个将来时态，以及veni，vidi，vici¹。

我们学校被用来当作小教堂和组织公共活动的礼堂里，曾经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历任班长的名字——我想现在应该仍然如此吧——我的名字也在其中，这件事我今天想来仍然觉得很蹊跷，这恰恰说明传记作家必须非常仔细地考察证据才行。那时我已经在学校待了很长一段时间，能够让自己过得相当舒服了。由于做了阑尾切除手术，我整整一个学期被豁免了体育项目，校长也很圆滑，后来一直没有取消这一幸福的安排（也许是体育老师恳求她这么做的），所以当其他同学追着球奋力奔跑时，我就可以出去散步。上六年级时，我已经可以自由地坐在小图书馆而不是公共书房里，也早就没有人再阻止我和低年级的小家伙们一起在八点半就上床睡觉了。这件事的重点其实是那些小家伙太怕我，不敢去敲浴室的门，因此我可以一个人在热水里泡上足足十分钟（在学校受罪的日子里，我对热水澡的痴迷可不亚于布兰奇·杜波依斯¹），而一旦上了床，如果幸运，我还可以在空荡荡的房间里享受宝贵的半小时独处时光。一开始，有几个女孩还因为我不擅长运动又太爱读书，对我有点不友好，但现在，这两件事已经成为我形象的一部分，显得有趣甚至还有点迷人。我脾气好，乐于助人，还很容易地赢得了机智风趣的名声，我能感觉到大家喜欢我。我原本期望在学校的最后一年会过得挺愉快，特别是在此时，中学毕业证书考试已经结束，我正在专攻英语——这是我学得最好的科目，为进入牛津大学做准备。

但我没想到其他人都走了，就像退潮后被搁浅的漂浮物一样，高年级女生只剩下我和一个名叫珍妮弗的女孩，她身材高大、善良却有点迟钝。而即将离校的六年级学生也需要通过一个类似议会选举的流程选出新班长，选举结束的时候，我正在图书馆安静地读着《斯帕肯布鲁克》，学校派了个神情焦虑的代表来对我说：“非常非常抱歉，我们知道你不喜欢，但珍妮弗没法做班长，你也知道，对吧？所以我们只好选你。”

“胡说，”我说，“我不干。如果我不想，你不能强迫我。”她们恳求了一会儿，又去问女校长该怎么办。我一边等待，一边审视自己的内心感受。我的第一反应是恐惧，但那之后，我是不是有点儿装模作样？在内心深处，对于即将获得这样的显要地位，我是不是隐隐约约地有点高兴呢？带着强烈的自鸣得意，我断定自己是觉得好笑，而不是高兴：我真的是个非常鄙视与学校有关的一切的女孩，没有什么能说服我接受。

这时那个老妇人匆匆走了进来，对我说：“我们去花园吧。”她挽着我的手臂，轻快地陪着我在玫瑰丛间踱来踱去，一边轻声笑，一边说些恭维话，比如：“听着，你很明智，明白这一切都无关紧要，但如果你接受的话，我的日子会好过一些。”我之前就很喜欢这个老太太，曾经有一次她差点把我开除，对我喊道：“你难道一点儿道德观念都没有吗？”我也回喊道：“没有，如果这就是你所谓的道德观念的话。”所以我们之间还是有些可以分享的“战斗伤痕”的。不久，我就自我说服起来：“啊，干吗小题大做，根本不值得啊。”但内心深处，一种隐秘的被重视之感膨胀起来。于是我开出了自己的条件，我说，我的职责将与传统班长不同，比如负责体育项目、组建团队等等都与我无关，这些事由珍妮弗做。她说同意，于是我就接受了这一职位。我并不感到羞愧，我依然觉得好笑，虽然并不是高兴，但确实，哎，还是有一点点高兴的。我已经表明了自己不想要这个职位，现在却得到了它。我已经做好我的小小煎蛋卷了，却发现鸡蛋并没有减少，这结果还不坏吧。

然而，诚实地说，当这个小城堡“女王”的短暂任期结束时，我就恢复了最初的心境。我时不时因为处于表面上的显要地位而觉得自己有点堕落，因为我会产生自满情绪，但同时也深知，我其实没有任何自满的理由，这个事实最终证实了我天生对地位、身份之类东西的漠然态度。我的结论是，这些东西都是一派胡言。从那以后，当我每次处于官方所谓具有“重要地位”的场合时，都会不断重新感受到这一点。

在学校的最后一天，即打包日，是快乐的一天。当天我们睡得很晚，吃完水果沙拉晚餐、唱完《伊顿划船歌》和哈罗公学的《四十年来》（天知道为什么要唱这几首歌）以后，我从高处看着这群开心的女孩，心里想着：“现在也许，嗯，你一定，会为这一切的结束而感到片刻遗憾吧？”但我并没有。我知道自己在学校里学到了很多，交到了一些好朋友，也度过了一些有趣的时光。我还记得自己平躺在图书馆中央的大桌子上，大笑不止，当时觉得她们得把我抬上床去才行；还记得夏天在花园里上绘画课，在《蟾蜍宫的癞蛤蟆》这幕剧里扮演獾先生；还记得学校在某次真正大选期间搞了一次模拟选举，我当时代表工党（我外婆还给我的对手寄了一捆保守党的宣传资料当作“弹药”）。过完头两个学期后，除了因为自己的过错陷入麻烦时之外，我并没有感到不快乐，甚至很多时候还乐在其中。但从始至终，我每天所做的事无非就是等着这一切结束，现在终于结束了，感谢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