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戴安娜·阿西尔，是在二〇〇〇年夏天，当时我们在海伊镇的图书节一起上节目，主题是谈论我们各自所写的回忆录：我的《浴火重生的女孩》，写的是我在曼彻斯特艰难的成长历程；阿西尔的《未经删节》，是有关她在伦敦图书出版业的五十年经历。这位八十二岁高龄的女士比我大了整整半个多世纪，活泼又自信。观众可能会觉得，除了都写过自己的生活之外，我们几乎毫无共同点，但我们一拍即合。令人惊讶的是，戴安娜朝气蓬勃、令人敬畏又不失风趣，她从不害怕谈论别人可能会回避的事情。第一次见面，我就有一种奇怪的似曾相识之感，我非常高兴能与她相遇，从她的声音和眼神里，我认出了曾从她作品中感受到的所有幽默和智慧。

阿西尔的语言直接、轻松又精确。凭借一辈子从事阅读和编辑工作的经验，她创作的每本书都具有精细的结构和节奏。最重要的是，她是她所谓“观察事物”的艺术大师。坐下来写第一个故事的时候，她就告诉自己，“就照本来的样子去写”。

“姨妈带给我的影响加上我天生的性情，使我拥有了这样一双眼睛”，阿西尔在《长书当诉》中这么说，并描述了自己的开悟时刻：“我像往常一样画着马，这时，姨妈靠在我的肩膀上说，‘画个裸体的人吧，男人或女人都行’。”年轻的戴安娜画了“一个难看的分叉萝卜”。看到姨妈脸上的表情，她知道“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失败了，面对人类的身体，我应该能做些有意义的事，而不是为它感到尴尬”。

这童年的顿悟发生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八十年过去了，戴安娜·阿西尔已被公认为一位“诚实的人类心理解剖学家”。她的书充满了亲密感，她以无比清醒的眼光看待生活和自己，下笔活泼而质朴，经常在同一个点上写得既痛苦又有趣，既尖锐又迷人。这些品质在她的小说和非虚构作品中都闪耀着光芒。然而，在她的大部分工作生涯中，即她在帮忙创立的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社担任主编的生涯中，戴安娜·阿西尔并不自认为一名作家。一九六二年，她的第一本书《长书当诉》出版时，她已经四十四岁了。作为一个普通人、一个在公众面前并不显赫之人的自传，《长书当诉》是一部奇特的非虚构作品，它的作者称之为“记录性文字”，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回忆录”。阿西尔后来陆续出版了其他几本书，包括短篇小说集《无法避免的延误》（An Unavoidable Delay，1962），长篇小说《别这么看我》（Don't Look at Me Like Ibat，1967），以及另外两部“记录性文字”《葬礼之后》（After a Funeral，1986）和《相信》（Make Believe，1993）。不过，她从未放弃她的日常工作，这为她提供了安全感、社会地位（她被称为“伦敦最好的图书编辑之一”）以及满足感。她的工作使她免于为了生计而写作，因此，她只在确信自己有话要说时才写。

五十年的出版生涯，是她的第六本书——《未经删节》的主题，该书在英国（二〇〇〇年由格兰塔图书出版社出版）和北美受到热烈而广泛的赞誉。此时她已经快十年没有出版过书了，许多读者对她活泼又聪慧的声音感到陌生。这本书描述了她与自己的老板、密友兼（短暂的）情人安德烈·多伊奇（他在这本书出版的同年去世）的关系，以及在她的帮助下，出版社的选题库如何逐渐成型，还描绘了有关V.S.奈保尔、简·里斯和布莱恩·摩尔等作家尖锐而有趣的片段。以出版界为背景的回忆录小众且不算特别受欢迎，但《未经删节》突破了其明显受众（不多）的局限，如许多评论家所言——堪称“经典”，并受到一些此前既未跨入过出版社大门、也从未想过自己会对此感兴趣的读者喜爱。这是她作为作家的技巧和写作个性的胜利。然而，尽管这本书非常坦率细致，但它只是间接的自我揭示。它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已经成形的个体，这让我们不禁想知道，阿西尔是如何成为她现在的样子，是如何看待自己看问题的方式的？

阿西尔最个人化的书《长书当诉》，让我们得以观察这个角色的形成。其核心是她第一次坠入爱河，最终遭受严重的失望、悲伤和孤独的打击，导致自尊受到侵蚀的悲惨故事。在这本回忆录中，我们见证了一个灵魂从最初被抽干了活力，到慢慢地、艰难地恢复生机的过程。我们看到阿西尔出现了，她不仅活着，而且充满能量，还有幸获得了一种抒情而敏感的视角，在这种视角下，她能以务实而合理的方式看待自己和生活。

鉴于她优裕的家庭环境必然会带来的封闭和局限，阿西尔的远见尤其引人注目。“我曾经，”她在描述自己在诺福克乡村田园诗般的人生开端时写道，“与别人一样舒适，一样自鸣得意，并一心相信我们是最好的。”出生于一九一七年，作为陆军上校的女儿，阿西尔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外公外婆家度过的，尽管经济拮据，但家里：

必需品包括一个园丁长，他手下要有两个帮手、两个马夫、一个司机、一个管家和一个男仆，一个厨师和一个厨房女仆，还有个帮忙洗碗的女仆，一个女佣长和两个女佣，还有我外婆的专用女仆。还包括供我们娱乐的动物，供我们学习的家庭教师和学堂；还有书籍、大量有益健康的食物、亚麻而不是棉布材质的床单；除了餐厅、吸烟室和前厅，还有三间独立的房间供一天不同时段使用——不知为何，外婆总是在前厅喝茶，还有一间婴儿室。

身披舒适衣衫，号称拥有“粗犷的阿西尔骑士”高贵血统的她，似乎已经准备好长大成人，带着这份“优越感”，镇定地走向世界。然而，她十岁时产生的一个突发奇想已经让外婆感到震惊，这也表明，戴安娜明白，在儿童餐的庇护之外，还有一个更加动荡的世界：

我觉得人们就像被囚禁在一个漂浮在海面上的碗里。虽然依偎在碗底也可以自满地过着自己的小日子，但碗在海面上旋转、颠簸，有时也会将其中一个人推到一边，看到碗的边缘——四周是混沌危险、冰冷灰色的无尽海水，直到那时人们才察觉，自己一直以来以为的安全之所只是一个小碗而已，令人无法忍受。

通过阅读书籍，同时在那个劝说她尝试画裸体的姨妈的鼓励下，戴安娜开始感觉到“家庭思维方式”的狭隘和束缚。尽管如此，她依然毫不质疑地任由大部分时光从自己身上疾驰而过，度过了以“骑马和性事”为主题的青春期，在此期间，她还花费了“数小时、数周、数月、数年”去思考穿衣打扮。离开中学时，她已经长成一个“精力旺盛、举止有些笨拙的女孩”，“做作，还有点傲慢”，极有可能陷入目光狭隘的自我满足中。

此时，“保罗出现了”，他意气风发，“能像磁石吸引钢铁一样，敏锐地捕捉到任何人、任何地方、任何活动或任何情况的本质，同时行事也能突破先入之见或偏见的条条框框”，他是牛津大学的本科生，到家里来辅导阿西尔的弟弟学习。十五岁的戴安娜热切地爱上了这个男人，以及他拥抱生活的态度，在那一刻，“我的人生轨迹就被划定了”。通过这个不受约束的、思想开放的爱人，她学会了不带偏见地看待差异，在不同的世界间游走，甚至将它们结合在一起。就是保罗，阿西尔告诉我们，他“打破了我的边界，让我渴望将人们当作平等的个体去交往，而不论阶级或种族：他将我从当时虽然并没有伤害到我，却很有可能困住我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为此我永远感谢他”。这一新视角的社会广度，配上强烈的声色体验，令戴安娜陶醉。

有一年复活节，他[保罗]和我一起去摘樱草花……看到我对树林深处那厚厚一层樱草花稀松平常的态度，他感到大为惊讶。在我眼中，樱草花在那里长得茂密理所当然，它们一向如此，但保罗长期生活在伦敦和海边，那些地方的樱草花并不繁盛，所以他看到这些花时……保罗将脸埋在花丛中，大笑着。然后，戴安娜看到：

刹那间，樱草花那脆弱、微红、略微毛茸茸的茎，那娇嫩的花瓣，那精致的花心漏斗状结构，那在更暗、更宽的老叶子中蜷缩着的浅绿新叶，以及每簇花朵的排列组合，那仿佛刚被雨水冲洗过的甜美芳香——有关樱草花的一切都变得鲜活起来。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阿西尔前往牛津大学学习英国文学。在那里的三年，她与保罗订了婚，同时享受着与其他男人的各种“次要关系”，“这些不断增加的约会”频繁“在我们经验的矿坑中炸出新的井道”。当时战争迫在眉睫，她和朋友们生活在这样的阴影中，却尽力让自己感到快乐，以避免被“对生活的恐惧”所摧毁。“我当时确实很轻浮，也很懒惰”，她谈到大学时的自己，“现在看来，能成为这样的人是一种幸运，因为通过大部分时间都逃避现实、不去思考，我确实将战争发生前的三年时光像珠宝一样珍藏了起来。”

随后，恐惧来袭，但来袭的绝不仅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炸弹。戴安娜还以一种漫长而残酷的方式，失去了保罗。这次遭到摒弃所带来的惊骇在她的生活里撕开了一个洞，标志着她所谓的“不快乐的二十年”的开端。她童年的满足感和牛津的快乐岁月所赋予她的坚定恒心和适应能力，最终帮助她“养成了一种积极面对生活的心态”。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能想象的最强烈的情感就是痛苦”。

阿西尔在描述自己战争期间所陷入的那种“令人作呕”的“屈辱”般的悲痛，以及斯巴达式苦修般的情感生活时，语气充满了悲伤，弥漫着酸楚。“这种漫长而单调的痛苦使人精疲力竭，仿佛一种稀薄又难闻的酸性液体代替了血液”，她观察到，“多年的空虚，多年麻风病般的无聊，意义之战将我消耗殆尽”。在BBC海外服务部找到一份不起眼的工作后，她“进入了一种奇怪的隐居状态”，“灵魂缩成了豌豆般大小”。

阿西尔敏锐精确地分析了自己的痛苦，以及自己试图躲避或击败它的努力。《长书当诉》在若隐若现的光线中闪闪发亮，证明了作者在黑暗中也能看清事物的求生技能。“在深夜换班后，沿着空荡荡、寂静的牛津街伫立的，那些交通灯的小亮片——在灯火管制期间因灯罩被遮挡而显得黯淡——从红色变成琥珀色再变成绿色，看起来就像在低语，我就是用它们填满了我的那些日子。”

为了填满日日夜夜，阿西尔开始在一系列“愚蠢”而短暂的性接触中“抓住情感”。这些更为严厉、更为悲伤的段落弥散着一种非同寻常的亲密感。

这些描述不仅探索了阿西尔的心灵隐地以及“身体的真相”，揭示了她最私密的想法、感受和行动，还邀请了读者观看她对自己的观察。“我一分为二，”她在谈到自己在偶发的风流韵事中的恍惚状态时说，“一半顺从地、轻松地按惯例行事，另一半则带着一种讽刺的搞笑感冷眼旁观。”她在其他书中将这种尖锐称为她的“透视眼”（如此训练有素，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当这种观察转向他人时产生了非常滑稽又有点令人不安的效果），在这里则经常转向自己。

这个“旁观的自我”让阿西尔的作品免于自我沉溺，令人耳目一新。她避开了回忆录这种文体特有的危险，在展示自己的同时又没有陷入自恋，以一种能传达意义和吸引力的方式点亮了她生活中最微小、最普通的细节，又没有通过夸张或多愁善感来扭曲事实。她的坦率是罕见的：她以一种惊人的、现代的、对个人经历全无拘谨或藏匿的方式对着她的读者说话，从不无端地耸人听闻或不胜其烦地忏悔。正如她承认的那样，对于在《葬礼之后》中描述的诸如滥交、堕胎和危及生命的流产等经历，她“难以超然地面对”，但她的写作确实有一种经过仔细校准的超脱。她的回忆录具有独特的内省品质，免除了幽闭恐惧，却又总是全神贯注。通过呈现所有磨难和喜悦，她把我们拉进她的故事和意识中，又没有把我们推入偷窥者的尴尬境地；让我们介入到不时大吃一惊的亲密关系中，却并不强加任何自怜自艾。她对心理的深层次探索，配以轻松提神的讲述方式，令人释怀。

尽管经常显得悲伤，但《长书当诉》依然是一本光芒四射、鼓舞人心的书。它的最后几章充满了再生之感，阿西尔描述了“我原以为自己已经死去的神经，一根接一根地复活了”，还讲述了她是如何成为一名作家的，对那个瞬间的描述（她的作品中常有类似的描述）异常生动。

一九五八年一月的一个早晨，“我正牵着狗穿过摄政公园的外环线散步，这时一辆路过的汽车减速，又加速，又再次减速，然后停了下来”。这认错了人，假设出了错的滑稽时刻，让阿西尔感觉“异常振奋和开心”。一回到家，她就匆匆写下由于与车上那个男人的短暂相遇所激发的回忆。“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在一种“能量，那种内心涌动的感觉”的推动下，她的第一个故事“喷涌而出，毫无阻滞”。

除了她“保持原样”的承诺，以及写一个“想让人们去读这个故事”的决心之外，阿西尔对自己的文学事业并没有明确的定义。她对“虚构出来的”故事和那些更符合自己经历的事进行了区分，但并没有对小说和非虚构作品进行更明确的划分，只是通过观察，认为自己尽管对拥有“虚构”故事的能力更自豪，但还是更擅长写非虚构作品。

《长书当诉》的开头是个即兴尝试。在四十年后，回顾自己第一本书的开端时，阿西尔还记得：

我在打字机里放了一张纸，开始写作，写的竟然是我的外婆！从此就停不下来——真是这样——我坐下来写作时甚至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但不管是什么，我就是特别想说出来，从办公室回家的那一刻就巴不得坐到打字机前（有时在办公室里我也会在桌子底下乱涂乱画），但我从来不知道它将是什么样子的。

这位编辑出身的作家不知不觉地为一种新的文学类型的诞生做出了贡献。现在，回忆录已经发展成一种流行类型，揭示了隐藏在私人时刻而非公共成就中的丰富生活。但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阿西尔开始写作时，她所写的内容以及这种写法，并没有被归入某个明确且受欢迎的类别。在那个时代，她以一种文学与情感上的非凡开放性来表达自己，赋予了写作持久的新鲜感。

在这本如今依然异常生动的书中，阿西尔轻松而慷慨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万花筒，在其中可以进行诸多冥想：关于爱、性与摒弃；痛苦、屈辱与失落；孤独、友谊与信仰，还有英国人、阶级与种族，等等。她的思想常常充满智慧，总是以全力推动个人和社会的坦诚为特点，承诺“理解、知晓并触摸真相”。《长书当诉》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人如何通过“观察事物”——也就是始终睁大眼睛体察这个世界——来拯救自己。

---安德烈娅·阿什沃思[安德烈娅·阿什沃思（Andrea Ashworth），英国作家，代表作《浴火重生的女孩》获1999年英国作家协会颁发的萨默塞特·毛姆奖。——译者注（本书若无特殊标明，均为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