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长安三万里》，回忆一下曾经背过的诗词。

很多人都喜欢诗歌，因为诗歌本来就是对循规蹈矩生活的一种反抗。少年人很少有不喜欢李白的。各种聚会时我常常背诵《侠客行》《将进酒》，以此体现自己的豪气干云，现在想想，主要动机是显摆，其实更长的《蜀道难》背不出来。

随着年岁的渐长，慢慢觉得人的浪漫不能长久。人不能总是抬头看天，更要关注地上的生活。黄河之水天上来，但终究要在地上奔流不息。大鹏扶摇直上九万里，但依然要在地上休憩进食。

所以，也就更喜欢杜甫的诗词。

我所就读的中学原名杜陵书院，杜甫在我的家乡走完了他人生终点。

据考证，安史之乱爆发，杜甫被叛军所抓，脱险后入蜀定居成都，投靠剑南节度使严武，在其幕中任检校工部员外郎。公元770年，杜甫在潭州也就是今天的长沙遭遇叛乱，准备逃往湖南郴州，投靠舅父，行舟经过耒阳方田驿，遭遇洪水，断粮多日。当时耒阳县令聂县令派人带着食物前来接济。

杜甫非常感动，写了一首诗感谢聂县令。

诗题曰：“聂耒阳以仆阻水，书致酒肉，疗饥荒江，诗得代怀，兴尽本韵。至县，呈聂令，陆路去方田驿四十里，舟行一日，时属江涨，泊于方田。”全诗如下：

据传杜甫当时饿极，猛吃猛喝，猝死江边。《旧唐书·杜甫传》载：“永泰二年，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于耒阳，时年五十九。”

人们从河中打捞杜甫的遗体，安葬在县衙北郊耒水左畔洞阳关之西。公元907年，后人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诗人，在其墓旁建杜工部祠，并作为学校，名曰杜陵书院，办学千年不绝，也就是今天的耒阳一中。

也许正是这段历史，让我在李、杜之间，对杜甫有更多的钦佩之心。“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现实主义的诗歌体裁远比浪漫主义更打动我的内心。当然，这容易让人抑郁，所以也需要浪漫主义的对冲，杜甫也能写出“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这样的诗句。

至于高适，我并不熟悉。只是觉得电影明显美化了高适的人物性格，否则李、杜二人也不会先后与其绝交。

从世俗角度上看，高适是唯一获得封侯荣誉的诗人，比李、杜更加成功。《旧唐书》评价高适：“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知己是路人。如果将功名作为人生的最大志向，这种选择倒也合情合理，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高适的贵人是哥舒翰，高适写了很多诗歌颂哥舒翰的赫赫战功，如著名的《九曲词三首》：“许国从来彻庙堂，连年不为在疆场。将军天上封侯印，御史台中异姓王。”哥舒翰曾发动著名的石堡城之战，唐军士卒死了数万人。但在高适的笔下，却对哥舒翰竭力赞美，希望能够有所提携：“隐轸戎旅间，功业竞相褒。献状陈首级，飨军烹太牢。俘囚驱面缚，长幼随巅毛……我本江海游，逝将心利逃。一朝感推荐，万里从英髦……”

但是李白和杜甫对这种一将功成万骨枯的行径颇为不满，认为玄宗晚年好大喜功，擅开边衅实为残民之举，杜甫的《兵车行》毫不掩饰地对玄宗提出了批评，将其比作汉武帝，几乎就是打脸，“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李白的《战城南》也是道不尽战争的残酷，霸业的虚妄，以及生民的疾苦，“烽火燃不息，征战无已时。野战格斗死，败马号鸣向天悲。乌鸢啄人肠，衔飞上挂枯树枝。士卒涂草莽，将军空尔为。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为什么李、杜友谊千古传唱，正是因为他们相同的价值观。他们与高适分道扬镳实属必然。

杜甫最早的诗是《望岳》，当时他只有二十四岁，青春年少，意气风发，“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但三十多年后，诗人进入暮年，即将走到人生的终点，他的心境已经完全不同。公元767年，杜甫独自登上夔州白帝城外的高台，登高望远，百感交集，写下了这首千古名篇：

不知在当时当刻，他是否想起了故友李白，“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李白终究是洒脱的。终其一生，我们最要戒除的就是对成功主义的成瘾性依赖，这种重负让人无法轻装前行，面对似水流年，人生唯一的体悟就是虚无、虚荣与虚空的周而复始。

影片中高适在为程监军讲述与李白的相识时，突然问：“公公，人生憾事多吗？”程公公一笑，“就算立下再多功业，未来人们也只能在宦官列传里看到我。”

但是，真正的历史却是以天地时空为书卷，书写每个平凡之人感悟人生，追逐宁静，不甘平庸的一生。

何必被人记住，拥有内心的宁静，被人遗忘也许才是真正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