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武灵王初年（公元前326年），日益强大的秦国成为赵国的主要威胁。赵国参加了韩、魏、燕、楚的五国联合抗秦，与魏、韩联兵攻打函谷关，以失败告终。赵武灵王九年（公元前317年），秦国军队打败了赵、魏、韩的联军，赵军被杀八万人，损失惨重。接着，赵国的中都（今山西平遥西南）、西阳（一作中阳，今山西中阳）等地被秦军攻占。赵武灵王并不是碌碌无为之辈，面对这样的形势，他不断地考虑要实行根本性的改革，增强赵国的国力。

赵武灵王十九年（公元前307年），他带军队大举进攻中山国（春秋时白狄别族所建，又称鲜虞，在今河北东北，当时建都灵寿，在今河北平山县东北），占据了一片地方。然后他亲自率军北上，从代北而西，在今天河套一带渡过黄河，登上了黄华山。这不仅使赵国获得大片的土地，也使赵武灵王进一步地了解了胡人的习俗，特别是胡人战斗力强的原因。于是他召来谋士楼缓，正式提出了他的改革计划。

他认为现在赵国一定要改穿“胡服”，也就是要模仿北方胡人的衣服，要改革赵国传统的服装。楼缓完全赞成，但是群臣却一致反对。于是赵武灵王只好与他的谋臣肥义再一次商量，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肥义这位老臣一锤定音，他说：“没有信心办不成大事，怀疑自己的行动就不能名正言顺，大王你既然已经准备承担不尊重传统的指责，那就不必再顾虑天下人的议论反对。智者自己做出正确的预测，你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赵武灵王说：“我不是对改穿胡服有犹豫，而是怕天下人会笑话我。改穿胡服的好处无可限量，纵然天下人笑我，胡人的土地和中山国必定会落入我的手中。”他下定决心，自己带头穿了胡服。但是赵武灵王深知反对势力的强大，为了顺利推动改穿胡服，他必须取得一些关键人物的支持，其中一位就是他的叔父公子成，于是他派了使者去传达自己的意见。

果然公子成表示反对。使者回报以后，赵武灵王说：“既然叔父有病，那我亲自去向他说明。”因为公子成借口自己有病，实际上还是不愿接受。

到了公子成的家里面，赵武灵王又恳切地跟他说了一番道理，说明自己这样做的原因，又说明如果公子成能够带头的话，会起到关键的作用。听了这番话，公子成表示歉意：“我太愚蠢了，不理解您这样做的道理，这是我的罪过。现在要继承先王的计划，实行先王的遗志，我怎么能不听命呢？”他恭恭敬敬地接受了赵武灵王赐给他的胡服，并在第二天穿着胡服参加朝会。于是赵武灵王正式发布了改穿胡服的命令。

大臣中还是有人反对，如赵文、赵造、周绍、赵俊等还是极力劝阻，认为还是原来的服装好，要求撤销改穿胡服令。为此，赵武灵王再次强调了他要改穿胡服的理由，同时不再理会一些大臣的反对，坚决实行“胡服骑射”（穿上胡服，骑马射箭）的政策，不久就开始见效。

赵武灵王二十年（公元前306年），他亲自率军队进攻中山，占据了宁葭（今河北获鹿北），然后又西征林胡，夺取了榆中（今内蒙古与陕西相交处一带），林胡王不得不向他献马。赵武灵王二十一年（公元前305年），赵军大举进攻中山，夺取了一大片土地，赵武灵王亲自率军队攻下了石邑（今获鹿东南）等城市，中山王献出四座城市求和，赵军方才暂停攻势。赵武灵王二十三年（公元前303年）和赵武灵王二十六年（公元前300年），赵军继续夺取中山国的土地，使北面到燕国和代国（今河北西北及相邻内蒙古地区），西面到云中和九原（今内蒙古阴山以南）的土地连成一片。四年后，中山国被灭，国君被迁到肤施（今陕西榆林东南）。至此，赵国的疆域和国力都达到极盛。

今天大家也许很难理解，一位国君要臣民改变服装竟会那么困难，而胡服竟有如此大的威力。其实改穿胡服并不仅仅是服饰的改变，根本的原因就是为了推广一种新的作战方式，就是骑射，也就是组建骑兵，是军事制度的根本性改革。

马传入中国的时间比较早，而且早就成为家畜，但中国的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对马的利用却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方式：华夏诸族主要用来拉车，而胡人（泛指北方游牧民族，包括东胡、林胡、楼烦、匈奴等）主要用来骑乘。华夏诸族，包括春秋及战国前期各诸侯国军队主要的力量是兵车，步兵是兵车的辅助力量，而胡人基本上都是骑兵。骑兵的机动性和战斗力当然要远远胜过兵车，特别是在长距离和复杂地形条件下。比如兵车对道路要求比较高，兵车的机动性不如骑兵那么强。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因各方都使用兵车，所以这两种方式的优劣难以显示。而当华夏与胡人发生战争，兵车对骑兵的劣势就非常明显。对这一点，赵武灵王必定比其他诸侯国君有更深的体会。因为当时赵国北面已经跟胡人接触，而且他自己深入前线做了认真仔细的观察。

由于马车普遍使用，所以“御”（赶马车）就成为当时成年男子一项必须掌握的技艺。因为无论贫富贵贱，人人都有驾车的可能和需要。如日常生活、婚丧礼仪、行军出征都离不开车，替贵族或者国君驾车得有一定身份，战时为主帅、主将驾车更不同寻常。所以孔子教学生的“六艺”，也就是当时定的六门主干课程，其中一门就是御，而孔子本人也是一位御术的高手。

射箭倒不是胡人的专利，比如孔子的“六艺”中也有一项是“射”。所不同的是，胡人习惯于骑在马上射箭，而华夏人都是站在车上或步行射箭，效率高低不言自明。胡人经常骑马狩猎，要射飞禽走兽，他们的弓箭威力也不是华夏人可比的。而华夏人除了打仗外，弓箭的利用机会并不多，往往成为一种装饰和单纯的技艺，结果是中看不中用。

赵武灵王特别能够意识到胡人骑射的优势，当然与赵国的地理位置接近胡人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他事先进行了长期深入考察。比如说他在十七年（公元前309年）和十九年（公元前307年）“出九门，为野台，以望齐、中山之境”，去观测中山国的情况；又到了代地，“北至无穷，西至河，登黄华之上”，到了黄华山。他当然不是为了游山玩水，而是做了十多年的准备，所以才要颁发胡服骑射令。

他要推广胡服骑射的“骑射”是没有人能公开反对的，也反对不了，找不到不赞成的理由。但是改胡服不仅遇到普遍反对，而且反对还相当的激烈。这两者究竟有什么关系呢？因为胡服是骑射的前提，不改服，骑射就推广不了。当时男子的服装是“上衣下裳”，下面的“裳”就是不分裤腿的裙子，站在车上或者坐在车上当然没问题，但怎么能跨上马，骑在马上奔跑呢？就是上身穿的“衣”，贵族所穿的也是宽袍大袖，站在车上挥戈指挥还没有大碍，但骑马射箭或格斗也是不适宜的。

可是服饰又是等级的标志、地位的象征、种族的传统、家族的荣誉，要贵族穿上与平民、奴隶的服装差不多样式的紧身衣裤——胡服，他们是接受不了的。就是一般士人，也把服饰视为生命的一部分，甚至比生命还重要。比如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路，在格斗中帽缨被打断，他明知危险，还是停止战斗说：“君子死而冠不免。”为了保持帽子的完整，他将帽缨重新扎上，就在这个过程中被对手杀害。

而且，华夏优于夷狄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所以，大臣们包括他的叔父公子成反对的理由，就是中国要比这些夷狄先进，从来没有中国学夷狄的先例。

当然还有一点，贵族们可能还没有明说。因为当时文武官员还没分化，一般贵族大臣必须文武兼备，胡服骑射涉及每一个人。但胡服骑射对个人技艺的要求比车战要高，在战斗中的危险性也更大，对那些平时养尊处优的人或者只是滥竽充数的人而言，自然是一大难关。正因为如此，一旦实行胡服骑射，不仅会迫使贵族大臣们只能精心骑射，而且会淘汰一大批素质低又不能提高的人。也正因为如此，改革后的赵国才能拥有如此强大的军事实力。

赵国推行胡服骑射，不仅使自己因此而强大，开疆拓土，灭了中山国，使疆域达到了赵国历史上最大的范围，也成为其他诸侯国学习、仿效的样板，骑射很快地推广到各国。到了战国后期，车战基本上已被淘汰，代替的就是各国新训练组建的骑兵部队，骑射成为一种普遍的战斗手段。

但是胡服只推广到了将士，君主、贵族、官员、平民百姓还是继续穿戴华夏衣冠，只有在行军出征、当兵打仗时才换上来源于胡服的戎装。这也可以看出衣冠作为一种文化、礼仪和传统，是相当难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