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年十一月，欧阳修升职为枢密副使，次年闰八月转户部侍郎、参知政事，自此得以位列宰执，跻身中央最高权力决策层。两年后，宋仁宗崩于福宁殿，由于宋仁宗无嗣，便以濮王赵允让之子赵曙继位，是为宋英宗。

宋仁宗也是倒霉，几个亲生儿子先后全部夭折了。所以赵曙年幼时就被收养于宫中，相当于过继给了宋仁宗。即位后的宋英宗赵曙面临着一个严肃的问题：朕应该如何称呼亲爹濮王呢？

这个问题放在现在看来，实在有些无聊。可在注重礼法的宋朝，这属于一件牵动国运与政局的大事。宋英宗自然想让自己的生父濮王尊享皇家礼遇，享“皇考”之名。然而“皇考”的称呼，一向只有先皇才配拥有。濮王又不是皇帝，怎么能叫“皇考”呢？

于是朝中两个党派的臣子，开始激烈讨论宋英宗生父的名分问题。这场吵翻了天的辩论赛，前后持续近一年半，是“濮议之争”。

以韩琦、欧阳修等宰执大臣为首的中书派认为，濮王是宋英宗的生父，宋英宗理应称其为皇考，这没毛病。皇帝的亲爹，难道还不能尊享“皇考”称号了？

而以司马光为首的台谏派则认为，濮王是宋仁宗的堂兄，宋英宗应称其为“皇伯”。若称濮王为“皇考”，岂不是大宋凭空多出一个皇帝？这完全不合礼法啊！

此次争论，表面上是人情与礼法之争，实际上是宰辅权威与谏官势力之争。韩琦、欧阳修等宰执为少数派，而台谏官则是人多势众。欧阳修作为少数派的代表人物，自然成为言官们攻讦的靶子。弹劾他的奏折不断递到宋英宗面前，台谏官们上疏道：“豺狼当路，击逐宜先，奸邪在朝，弹劾敢后。”——欧阳永叔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陛下，请严惩“奸邪”欧阳修！

这次“濮议之争”，以欧阳修一派以少胜多收场。然而两派之争，并未偃旗息鼓，反而愈演愈烈。欧阳修不愿再执着相争，上奏请求自贬外放，可还没等到批准，宋英宗就于治平四年（1067）突然辞世，宋神宗登基。

这下，欧阳修更加无法全身而退了，一场风暴悄然来临。他曾提拔过一个叫蒋之奇的官员，本来他们属于同一战线。可蒋之奇看到台谏官们来势汹汹，欧阳修成为众矢之的时，便急于和欧阳修撇清关系。见风使舵的蒋之奇开始了他的骚操作，逮到机会上疏弹劾欧阳修“帷薄不修”，与其儿媳吴氏有染。

所谓“帷薄不修”，是个委婉说辞，暗指家庭男女关系混乱。这四个轻飘飘、文绉绉的字就像一颗重磅炸弹，北宋政坛顿时炸开了锅。一场攻击欧阳修犯下“禽兽不为之丑行，天地不容之大恶”的职场霸凌就此拉开了序幕。

欧阳修向来直言不讳，遇不平则鸣，这些年在朝堂上得罪了不少人。曾与欧阳修有过节的官员趁机纷纷进言，虽无证据在手，却大肆对其进行口诛笔伐。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对欧阳公的滤镜碎了一地，也盲目跟风批判抨击。刚过六十岁的欧阳修，再次面临着声名狼藉的可怕境遇。

这一事件，和二十多年前那起“盗甥案”如出一辙，都是捕风捉影，毫无真凭实据，也都是抓住欧阳修个性风流放逸，年轻时爱写艳词、宴饮游乐的“黑历史”而大做文章。

年过花甲的欧阳修，暮年再次遭遇被造黄谣，已是身心俱疲：“怎么又是同一出呢？这些人就不能换个花样吗？”

政敌们很清楚，男女绯闻这个花样，针对欧阳修很管用。一直以来，欧阳修都是大家公认的正人君子，是许多士大夫的精神偶像。编织一出桃色丑闻，不仅可以击碎他多年来爱惜羽毛、人品贵重的形象，还可以击垮欧阳修的心理防线，让他自动退出朝堂。

深受打击的欧阳修罢工在家，闭门不出，并连上多道奏折，请求宋神宗彻查此事。一层一层地查下去，原来是欧阳修的小舅子犯事受审，本来想请欧阳修帮忙把他捞出来。可欧阳修不仅没为他求情，反而要求秉公处理。小舅子因此怀恨在心，便污蔑欧阳修与儿媳有不伦关系。此等无中生有的流言蜚语，被蒋之奇听到后便以讹传讹，成为一众政敌攻击欧阳修的利器。

最终真相水落石出，宋神宗下令将蒋之奇和传谣之人都降职外调，同时张榜朝堂，宣布之前的弹劾都是“空造之语”，“皆狂澜而无考”，并且请欧阳修莫计前嫌，尽快回朝上班。

可是，再次因为桃色绯闻被诬陷的欧阳修，已然生出退出朝堂的想法。官场险恶，他终究无法彻底改变这种不良风气。欧阳修不断上奏，请求退休，理由便是“唯有早退以全晚节”。

大领导自然不愿业绩突出的优秀员工就此隐于山野，对其离职申请假装看不见。无奈欧阳修接连上表请求致仕，最后宋神宗只得同意他卸任要职，远离庙堂，并给他安排了较为清闲的地方工作。接下来的数年，欧阳修便在亳州、青州等地辗转为官。他的一把老骨头，实在有些禁不起折腾了。

直到熙宁四年（1071）六月，欧阳修终于得以太子少师的身份致仕，归居于他心心念念的颍州。这是他与老朋友梅尧臣约定一同退休养老的地方。

“欢乐同，治园田，颍水东。”

言犹在耳，只是斯人已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