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失意，那便情场得意吧。柳三变未遂风云志，便入温柔乡。落第失意的才子，和误入风尘的佳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呢？

柳公子将满腹才情都付与了青楼教坊，他摇身一变成为金牌作词人，专门为姑娘们量身定制歌词。教坊的乐工每次得了新曲，一定要请柳三变来填词。凡是柳七作词的歌曲，皆能爆火，而歌唱柳七词的歌伎，更是身价倍增。一时间青楼圈中皆在传诵“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中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

一众烟花女子成了柳三变的铁杆粉丝、最强应援团，鼎力支持他写出的每一阕词。

“凤枕鸾帷，二三载，如鱼似水相知。良天好景，深怜多爱，无非尽意依随。”

“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

“钿合金钗私语处，算谁在、回廊影下。愿天上人间，占得欢娱，年年今夜。”

如今满京城的歌伎，都在争相传唱柳三变填词的曲子，她们柔美婉转的声线唱出一曲曲动听的情歌，将柳七之词送入了寻常百姓家、茶坊酒肆间。

柳七的词成就了她们，她们也成就了柳七。

百姓很喜欢柳七创作的流行歌曲，一度达到“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的地步。柳七的词作，就像春日里的落花飞絮一般，飘满了整个京城。柳三变想到不久前自己的梦想——愿金榜题名天下知，如今倒是完成了一半。虽未能蟾宫折桂，却让人们都知道了他的名字。或许，这也算另一种意义上的成功吧？

柳三变虽获得了市井群众的支持，却遭到了主流文人圈的集体排挤。他的词在民间火了之后，各种批评与贬低接踵而至。每次他发表一阕新词，一众“网民”纷纷点赞：太有才啦我的柳七哥，此曲必成爆款，爱了爱了！然而有名望的“大V”却皆在评论区丢下批评：就这？低俗，下流，败坏社会风气！

然而那时的柳三变，并未意识到自己已逐渐被整个上流文人群体所孤立，他只是将第一次考试的失败归结于发挥失常。没事没事，再试一次。

大中祥符八年（1015），柳三变第二次参加礼部考试，再度落第。这相当于当局再次明确了态度：朝廷不喜欢柳三变这种作淫词艳曲的风流浪子。娱乐消遣还可以，做官？做梦！

官方一再否定柳三变，墙倒众人推，文人圈贬低柳七词的浪潮掀得更高了。柳三变创作的诗词，不仅不符合朝廷取才的标准，还违背了当时文人圈的审美标准。正统文人喜欢的，是含蓄的、雅致的、隐晦的，要藏着掖着，犹抱琵琶半遮面，逛个青楼只说是想吟诗作赋、听琴对弈，而非为了美色；而柳七的很多词，却是直白的、大胆的、通俗的，是太接地气的市井文艺，逛个青楼便直言不讳自己就是喜欢美丽的姑娘，就是想和姑娘谈情说爱、卿卿我我。

同样是想和青楼里的姑娘过夜，文人雅士会说：“今夜愿听姑娘的琴声入眠，明朝与姑娘一同迎接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柳公子却偏要直说：“姑娘你真好看，我想与你共度良宵。”

不仅敢于承认自己风流好色，而且风流好色得光明正大。宁做真色鬼，不做伪君子。

这直接引起了宋朝整个士大夫阶层的公愤：男女之情怎可写得如此赤裸？简直有辱斯文！南宋中层官员吴曾说柳三变“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南宋文学家王灼谓其“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写的东西浅薄鄙俗，没文化的人尤其喜欢。王灼还说过更难听的话，他称柳三变的词像“野狐涎”——野狐狸的口水，会迷惑人心，让人误入歧途。连千古第一才女李清照也评价他为“词语尘下”——太俗，上不得台面。

他们对柳三变的态度很明确：别来沾边。

这是一场声势浩大的讨伐，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霸凌。不仅令柳三变日后的仕途举步维艰，还令煌煌史册都不愿为其立传——《宋史》的如椽巨笔，没有为他书写只言片语。世人皆说：“宁立千人碑，不做柳永传。”

可是柳七的词实在太火了，火得连不喜欢他的人都想与之一较高下。比如苏轼，总是明里暗里地和柳三变在写词上较劲。当苏轼写出那首“老夫聊发少年狂”的《江城子·密州出猎》时，便得意地写信向朋友夸耀：“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苏轼比较的对象，正是柳三变。

俞文豹《吹剑续录》中记载：

可见苏轼虽然看不惯柳三变，可他老忍不住逢人就问：我的词跟柳七的词相比怎么样呀？

还有一次苏轼的学生秦观远游而归，去拜访苏轼。两人许久未见，苏轼一见面就调侃秦观道：“啧啧啧，没想到多日不见，你小子居然学柳七作词了？”秦观马上辩解道：“冤枉啊老师，我虽然没啥才学，但也不至于学柳七吧。”苏轼回道：“你这一句‘销魂，当此际’，不正是柳永的词风吗？”

被定义为市井文化代表的柳七词，沦为崇尚儒家诗教的正统文化与民众喜爱的市井文化相互交锋的牺牲品，在无意中扛下了太多正统文化对市井文化的鄙夷与诟病。如今在世人看来，婉约派代表柳永的词，是多么风雅别致，可在柳永生活的年代，他的作品却是艳俗的代名词，被千夫所指。

本以为是未来可期，没想到是未来可“欺”。

不过，骂就骂吧。我只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