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三年江青到北京戒台寺去探访艺术家侯一民老先生，送刚出版的《故人故事》给他，侯老拿出一枚自刻的大图章，上刻“旧情难忘”四个字，笑着说：“翻了一下书，这四个字最点题。”其实江青的前一本书《江青的往事往时往思》以及现在这本《回望》，这四个字也用得上，点出了江青写作的精髓。江青是个有情人，也是一个念旧的人，所以她写的都是些陈年往事、故友旧情。因为她一生传奇，大起大落，色彩缤纷，又因她识人甚广，交游天下，举凡演艺界、文艺界、舞蹈家、画家……无所不交，因而她的回忆录里，写人、写事、写自己都饶有趣味，引人入胜。

江青出生于上海，十岁便到了北京进入北京舞蹈学校，在名舞蹈家戴爱莲的指导下，受了六年扎实的舞蹈训练，一九六二年，十六岁那年，江青离开中国内地到了香港，进入邵氏“南国演员训练班”，这时影响江青影艺事业最大的一个人出现了——李翰祥大导演。李翰祥导《梁山伯与祝英台》，红遍了半边天，到台湾创办“国联”，首部电影《七仙女》竟然举用十七岁的江青担纲，江青从此一炮而红，演艺生涯步步高升，主演《西施》，获金马奖最佳影片。一九六六年出任由琼瑶小说改编的《几度夕阳红》女主角，成为金马影后。江青少年得志，李翰祥是她的伯乐，七年间拍摄二十九部电影，正当江青的演艺事业如日中天，突然婚变，而且涉及当时电影圈许多飞短流长，江青遍体鳞伤，一九七〇年，毅然斩断前尘，放下一切，只身自我放逐到美国，重新开始新的人生，江青后半生的奋斗史，亦非常精彩。

江青一个人在纽约赤手空拳打拼出舞蹈界一片天地，简直是一项奇迹，东方人要在西方世界他们的强项现代舞的场域出人头地，真是谈何容易。江青做到了，凭着她超人的毅力，少年时扎下的根基，一股艺术家追求完美的热情，江青自编自舞，在海峡两岸、欧美各大著名剧院上演，她在纽约成立了“江青舞蹈团”，到香港出任香港舞蹈团总监，这时的江青不再以七仙女、西施闻名，而是一个以舞蹈、编舞、导演，在国际舞蹈界占有一席之地。七十年代，另一位影响江青下半生的男士出现了。江青的第二任丈夫——比雷尔（Birger Blomback）。瑞典生化学者比雷尔与江青结缡三十多年，鹣鲽情深，比雷尔给了江青一个温暖的家，无条件的支持和爱惜，江青得以舞向全世界而无后顾之忧。江青写回忆，有悲有喜，但她这一生仍是喜多于悲。

江青骤然离开“国联”，试图与过去一刀两断。事实上“国联”那段岁月一直潜沉在江青的心底，那是江青花样年华，春风得意的日子，谁能够真正忘记过去？何况是有过辉煌历史的过去。二〇一三年，金马奖五十周年李行导演提议“国联五凤”一齐赴台北参加。“国联五凤”是李翰祥当年手下五朵金花，六十年代很出了一阵风头：江青、甄珍、汪玲、李登惠、钮方雨。“国联”倒了，五凤各奔前程，有的继续当红，如甄珍，其他的消失得无影无踪，江青住纽约，钮方雨住华盛顿，三十多年竟不知彼此所在，为了“金马五十”两人通上电话，泣不成声，哭什么？哭失去的人，两人都成了寡妇，哭失去的年华。后来五凤到了四凤，汪玲缺席。各大报竞相刊登消息，四凤站在五十年前拍的，五凤亭亭玉立在“国联”门口的照片前面。琼瑶看到这张照片一声喟叹：不得不承认，凤都老了。这些凤还曾经是她爱情电影里的“玉女”呢。

江青回到纽约去卡内基音乐厅听田浩江演唱，其中一首是黄自作曲的《花非花》，白居易的诗：

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

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

江青听了这首歌，突然眼眶湿润，百感交集，不能自已。因为她感触到她逝去的岁月，人与事，不也来如春梦，去似朝云吗？江青把她的感慨写进了《来去花·雾》。

我与江青来往不多，但透过我们共同的朋友高友工，我看到江青的为人。高友工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名教授，是位“才子”型、近乎古代文人书生的人物，高友工学贯中西，多才多艺，除了他的本行中国古典文学外，中国戏曲、西洋舞蹈，他都爱好，而且无一不精。高友工为人洒脱，不拘世俗，又热心朋友，与他有过来往的人，无不被他的人格魅力所吸引。江青一九七二年初到纽约，在普林斯顿大学演出，结识高友工，高友工舞蹈是行家，点评之后，江青折服，互相欣赏，从此展开一段四十四年惺惺相惜的友谊。高友工终身不娶，有些场合不宜单身，江青便冒充他的女友。江青充当冒牌货倒也甘之如饴，高友工年轻时潇洒英俊，风度翩翩，两人走在一起，不知内情的人还觉得他们是般配的一对。连江青的瑞典丈夫比雷尔也戏称高友工是江青的“中国丈夫”。可见高友工跟江青的亲密程度。高友工不耐普林斯顿的冷清，他喜爱红尘滚滚的纽约，周末常到纽约来便住在江青的家，后来高友工母丧，心情低落，江青两夫妇索性把他“收容”到纽约家中，一住六年。九十年代，我到纽约，高友工引导我“夜游”，他是地道的“纽约客”，纽约探秘，他是内行。那晚我们玩得很开心，高友工兴高采烈。二〇一五年，我应《世界日报》之邀到纽约演讲，我替父亲作传的书《父亲与民国》刚出版，就此为题，演讲场所在昆士，江青也去了。演讲完毕，江青悄悄告诉我，高友工在楼下等着，他想见我。我见到他时，暗吃一惊，他整个人都憔悴了，昔日丰采，已经不在，高友工生了病，不良于行，身旁有一位中医女士在照顾他。我们“强颜欢笑”漫谈了一阵，他知道这些年我在弄昆曲，于是我们便扯到昆曲上来了，我曾送过青春版《牡丹亭》的光盘给他，回到加州，我赶紧又给他寄了一套，我们新制作的《玉簪记》DVD，我相信他会欣赏。昆曲，他也是行家。第二年，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九日，高友工逝世，江青打电话来通知我，一开口她便哭了起来，江青是真的伤心了，失去这样一位知音。她写到高友工，称他是“贴‘心’朋友高友工”。高友工逝世，普林斯顿大学为他下半旗，这在美国大学里，是一项罕见的殊荣。

江青是一位严肃认真、努力向上的舞蹈家，她初到美国对于现代舞这个行当并不熟悉，但她肯学，凭着她的聪明、艺术感性及原有的基础，居然在现代舞这个纯粹西方的艺术领域里，开出了一朵奇葩。江青掌握到一个原则，舞蹈就是用肢体语言表达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现代舞的形式是西方的，但一个东方舞者跳出来的舞蹈内容可以是东方的，如何结合东方与西方，这便是江青一直在苦苦追寻的议题。江青有幸，结识了一大群富有才情的各界艺术家，帮她完成了她的舞蹈事业。她跟高行健合作的《声声慢变奏——取李清照词意》便是一个成功的例子。高行健是个彻底的现代主义作家，尤其是他那些剧作，完全采用西方前卫剧场、荒谬剧一类的形式，但内容还是隐藏了一个古老的中国在里面。江青跟高行健两人一拍即合。高行健一九八七年特别为江青写下一部诗剧，改自宋朝女词人李清照著名的闺怨词《声声慢》，把起首的十四个叠词无限延长，演变成一出缠绵不休、回肠荡气的舞剧，一千年前的闺怨，在现代舞台上化作了现代人的彷徨无助。这出舞剧一九八九年在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首演。二〇〇〇年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声声慢》舞剧就更加红了。就如同二〇〇二年江青为香港舞蹈团制作的舞蹈诗歌剧《大地之歌》，她把创作编导的心路历程巨细无遗地都记录下来，这对于欣赏她的创作，有很大的帮助。《大地之歌》改自马勒（Gustav Mahler）的交响乐，马勒的《大地之歌》很奇特，是受了德译唐诗的启发而作的，尤其是李白的诗，因此特别抒情，有东方韵味。有意思的是，这些译诗有一两首竟找不到中文的源头。江青聪明，找来郑愁予用现代诗还原译作，郑愁予本人的诗以音韵优美见长，又采用庄喆的画作背景，这两位都是台湾现代文坛现代艺术的佼佼者。又一次江青以舞蹈做了东西方的结合。

《回望》中的重头戏当然是江青怀念她故去的先生那一篇纪念文《回望——比雷尔与我》。

江青嫁的夫婿比雷尔是瑞典人，这一点就不太平常，中瑞联婚的例子好像并不多，瑞典相对中国来说，文化距离相当遥远。我对于瑞典的认知十分有限，每年瑞典皇家学院颁发诺贝尔奖注意一下，其他关于瑞典，都是从接触文学、电影上得来的印象。我们的杂志《现代文学》有一期专辑介绍过瑞典大剧作家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汉学家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的著作，我看过一些，最高兴就是他用“语言统计学”证明了《红楼梦》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是同一作者——我一向这样看法。我也知道瑞典皇室拥有最大明德化白瓷的收藏。此外我对瑞典人的了解几乎全是从伯格曼（Ingmar Bergman）的电影里得来的。伯格曼对人性的剖析是那样深刻毫不留情，他电影里的人多半严峻、理性、近乎冷酷，就像北欧瑞典的天气，冬天长夜漫漫，好像永远等不到天明；《冬日之光》（Winter Light）、《犹在镜中》（Through a Glass Darkly）、《沉默》（The Silence），这三部曲叫人透不过气来。但江青笔下的比雷尔跟伯格曼电影里的瑞典人完全相反。比雷尔重情义，是个温暖体贴、乐于助人的大好人，傅聪甚至说比雷尔是个“滥好人”。江青有福气，嫁到一个能够欣赏她、体恤她、容忍她的好丈夫。一九七八年江青嫁给比雷尔，比雷尔比她大二十岁，两个人都有过一段婚姻，经历过人生沧桑，所以能够彼此珍惜。比雷尔是研究血液的专家，在纽约有个“血液中心”，长年耗在实验室的时候多，但他有人文素养，喜欢艺术、音乐，江青的文艺圈子他完全轧得进，江青的中国知交如王浩、陈幼石夫妇也变成了比雷尔的朋友。最难得是这个洋人对待丈人竟比中国女婿还要孝顺，江青的父亲在香港脑瘤开刀，老人家没有安全感，下令召唤洋女婿作陪。比雷尔二话不说，百忙中从纽约飞往香港。比雷尔待人，不分尊卑，一视同仁，对待从上海来的女佣吴燕珍、黑人门房罗恩，照样体贴。奇怪的是比雷尔竟然没有宗教信仰，他的一副好心肠好像发诸天性，不需要教化。这又跟伯格曼电影里的人物大相径庭了。伯格曼的人物老是跟上帝纠缠不清，惶惶不可终日。

比雷尔在瑞典买下一座小岛——猞猁岛，在岛上筑了一幢木屋。猞猁岛便是比雷尔和江青两夫妇的世外桃源、香格里拉了。他们两人在岛上，砍柴、捕鱼、采集野蘑菇，度过他们俩最亲密神仙伴侣的生活。二〇〇八年，比雷尔病逝，临终时还放心不下他的猞猁岛，郑重地托付给江青。江青一个人回到岛上：

我失魂落魄在岛上长时间一个人度日，满脑子胡思乱想：一只鸟飞来，我以为他——比雷尔来看我；低头一个浪打来，我以为他——比雷尔来找我说话；闭眼，一阵风吹来，我以为他——比雷尔在轻抚我的头发，但我确实知道他远行去了，然而，又是挥之不去的“远”在眼前。

只有在猞猁岛上，江青还能感觉到比雷尔的存在。

这篇纪念比雷尔的文章要在他逝世后十年，江青才能动笔“回望”，可见丧夫之痛对江青的打击是何等之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