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波工艺社由我的祖父创立，我的父亲是第二代经营者。父亲原本的志向是当一名演员，年轻时曾在东京的剧团待过。他虽然是个戏剧痴，又长得潇洒英俊，但还是没能成为专业演员。后来，他以结婚为契机，进了祖父经营的公司。那年，父亲三十岁。当时，祖父认为梦想做演员的父亲并不适合继承家业，因而打算从公司内部挑选继承人。但因为父亲回心转意，祖父也不得不改变了想法。现在想来，如果经营公司的不是父亲，而是懂经营的优秀人才，仙波工艺社的规模或许会比现在大上许多。父亲的结婚对象，也就是我的母亲，是堂岛家的小姐。当时的堂岛商店是一家小有名气的公司。母亲也是那种养在深闺不知人间疾苦的千金小姐。当她提出要跟在东京相识的父亲结婚时，母亲的父亲，也就是经营堂岛商店的外公表示坚决反对，说怎么能把最宠爱的女儿嫁给那个不入流的小演员。正因如此，父亲才心不甘情不愿地放弃演员之路，回来继承家业。虽然那人是我父亲，但如果我是外公，大概也会说同样的话吧。”

友之继续说道：

“父亲继承仙波工艺社两年后，母亲生下了我。不巧的是同一年，祖父因病猝死。祖父名叫仙波雪村，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他在报社工作过，后来凭借犀利的文笔成了独当一面的评论家，尤其以美术评论著称。但是，他不满于杂志社对自己文章忽冷忽热的态度，索性起了自己创办杂志的念头。他在富有的双亲资助下创立了仙波工艺社，公司发展得顺风顺水。创办的杂志《美好时代》也在短时间内迅速成为美术评论界不可取代的权威杂志。雪村自己担任主笔，同时也发挥着身为经营者的才干，是不可多得的全才。然而在他离世之后，仙波工艺社却在一夕之间陷入困境。”

友之用淡淡的语气继续讲述：

“祖父去世后，出任社长的自然是资历尚浅的父亲。对此事感到不满的员工纷纷辞职，不仅如此，他们还创立了一家叫新美术工艺社的公司，预备和仙波工艺社打擂台。形势一下子变得严峻起来。我们家老头子和剩下的员工一起重建了千疮百孔的编辑部，打算从竞争对手手里夺回市场份额。但是，他到底是个经营外行。从前一直在做演员的人即使担了社长的虚名，仅凭两三年的工作经验，也是无法改变现状的。公司业绩越来越糟，仙波工艺社难以为继，最终被逼至破产边缘。”

喝了一口面前的茶水，友之叹了一口气。那叹息声显得沉重而忧郁。如今同为经营者，他似乎也能理解孤军奋战的父亲的心情了。

“你们一定觉得奇怪，明明说的是预谋性破产的事，为什么要牵扯这些陈年往事。但事情的根源要追溯到几十年前，所以，请你们耐着性子听我讲完。”

友之继续说道：

“父亲经营的仙波工艺社陷入了自创立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之中。当时，公司还遭到了银行的背弃。融资给仙波工艺社的银行要求返还七千万日元贷款，父亲为了筹钱东奔西跑。那时，把被逼到破产边缘的公司挽救回来的，是母亲。母亲跑回娘家堂岛商店，拜托外公务必垫付这七千万日元。这件事说来，其实是仙波家与堂岛家的家族往事。”

坐在半泽旁边的中西专心致志地听着友之的讲述，唯恐漏听了只言片语。

“堂岛家原本是近江的商户，家里的二少爷名叫富雄。大正时代，富雄拿着父母给的少许钱财只身到大阪闯荡。他是个脑筋灵活的经商好手，通过野蛮粗放的房地产投资狠赚了一笔。在当时的大阪，说起堂岛商店，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母亲懂事时，堂岛家已经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母亲的哥哥名叫堂岛芳治，后来继承了堂岛商店。半泽先生，这个人正是你所关心的预谋性破产的罪魁祸首。”

虽说是火药味很浓的一句话，但经由友之那种略带幽默感的大阪腔的加工，听起来倒不那么沉重。但，这些家族往事并没有停留在过去，而是以某种形式牵连了现在。

“原本那个叫堂岛富雄的人就反对母亲和我父亲在一起。因而，他对父亲没什么深厚的感情。另一方面，我父亲因为放弃了热爱的表演事业，也对富雄没什么好印象。然而母亲却是富雄最疼爱的女儿。母亲知道父亲与富雄之间的矛盾，却还是低头恳求富雄出借七千万日元的巨款。那时的堂岛商店已不复往日辉煌，日子过得也很艰难。借给父亲公司的七千万，对堂岛商店而言，是为重整旗鼓储存的重要资金。为了拯救仙波工艺社，堂岛商店相当于放弃了东山再起的机会。”

在这个瞬间，两家的利益交缠在了一起。

“我接下来要说的是重点。这件事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给另一个人的人生造成了巨大影响。那个人就是我母亲的哥哥——堂岛芳治。”

友之说到这里时，有人小声嘀咕了一句：“有因必有果啊。”

“当时堂岛芳治为了成为画家，从东京艺术大学毕业后远赴巴黎进修。但富雄却以家业难以支持为由，切断了他的经济来源。芳治唯有哭哭啼啼地返回日本。他在巴黎待了将近十年，听母亲说，去法国前，年轻的舅父还是个性情温柔、待人大方的良好青年。然而从巴黎回来后，他却性情大变。不得不放弃画家之路的舅父，将造成这一结果的我父母视作仇敌。我记得有一次，舅父不知因为什么事来到我家，具体原因不清楚，但应该跟钱有关。最初大家还心平气和地聊天，没过多久，舅父却声嘶力竭地质问起我父母来，咆哮着要他们立刻归还七千万日元。或许他是想把外债收回，用这些钱重返巴黎吧。芳治的态度给我父母造成了不小的压力。堂岛富雄借出的钱虽然使仙波工艺社摆脱了危机，但其现状仍不能掉以轻心。母亲一直想与舅父重修旧好，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还钱。当时的仙波工艺社并没有还钱的余力。公司业绩重回正轨是在五年后，当时竞争对手新美术工艺社因散漫经营破产，原先的编辑重返仙波工艺社。那时，因为无法归还欠下的债务，父母的内心备受煎熬。母亲常说，芳治之所以变成那样，都是自己和父亲的错。然而直到最后，破裂的手足亲情也没有得到修复。”

友之的眼神飘向了远方。

“我上大学时，外祖父富雄因病去世，芳治继承了家业。但想想也知道，对梦想成为画家的芳治来说，堂岛商店的经营环境实在过于严苛。与此同时，芳治还沉浸在难以消解的挫败感中，他对画坛恋恋不舍，认为如果不是发生了这样的事，自己总有一天会被巴黎的画坛认可。在富雄的葬礼上，舅父当着所有亲戚的面对父母和我说：‘你们没有资格来这里，还是说，你们是来还钱的？’这简直是奇耻大辱。此前，从父母那儿听说了事情经过，我还一直对芳治抱有深厚的歉疚之意。但在那时，我却清醒了。这个男人根本不值得同情。他自己在巴黎游手好闲了十年，有什么资格对母亲说三道四？更何况，那是母亲借来救命的钱。”

也许是想起了当年的事，友之的眼中浮现出怒意。

“自那之后，本就经营困难的堂岛商店每况愈下，芳治也经受了公司经营之苦。同一时期我从大学毕业，在东京的大型出版社实习了三年，而后进了自家的仙波工艺社。那时，仙波工艺社业绩增长顺利，回到了过去最好的状态。老头子因为身体不好，就把年纪尚轻的我推上社长之位，自己退居会长。现在距离他去世刚好过去了十年。他去世前，把自己辛苦学来的经营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父亲去世后不久，一直与我们断绝来往的堂岛芳治突然通过母亲提出一个请求，要我买下他公司的办公大楼，就是现在，我们所处的这栋建筑。”

中西的膝盖上摊着笔记本。听到这里时，本在奋笔疾书的他停下来了，饶有兴致地打量了一番社长办公室。

“那时，刚好是仙波工艺社效益最好的时候。员工也增加了不少，从前的办公楼确实显得拥挤。虽然卖家是芳治让我觉得不舒服，但这也算是想瞌睡就有人送枕头。于是，我卖掉了当时在天满的办公大楼，又从银行贷款，买下了堂岛商店的办公大楼。那感觉真是不错。后来我才知道，当时的堂岛商店非常缺钱。银行并未如愿借出资金，为金钱所苦的芳治只好忍痛割爱，哭求到我们面前。”

友之的唇边浮现出并不像被憎恶扭曲过的笑意。“芳治如果不是走投无路，应该会找其他买家。”

友之与芳治，仙波家与堂岛家——骨肉血亲的相互怨恨，即使隔了一代人，也依旧没有停止。友之的叙述还在继续。

“把办公楼卖给我们之后，堂岛商店搬到了松屋町附近的大楼。站在芳治的立场，可能是想转变思路重新出发。但天不遂人愿，堂岛商店的业绩依旧一天不如一天。接着，他又通过母亲向我借钱。那是五年前的事。”

友之的话讲述正逐渐靠近预谋性破产的核心。

“他巧妙地利用了母亲对堂岛家的愧疚之心，这多么像舅父卑劣的作风。直到现在，一想起这事，我还恨得牙痒痒。当然，最开始我想一口回绝，我为什么必须把钱借给那种人呢？这种心情，你们能理解吧。然而——”

友之“啪”地打了一下自己的大腿。

“母亲却求我一定把钱借给他。母亲一直在意危急时刻堂岛商店借给仙波工艺社的七千万日元。她认为只要借钱给芳治，与堂岛家的债务就能两清，就能心无挂碍地去那个世界对父亲说‘债都还清了’。母亲的苦苦哀求让我无法狠下心来拒绝。不管怎么说，如果没有那七千万，就没有现在的仙波工艺社。所以，我改变了主意，把舅父讨要的三亿日元借给了他。或许几十年前的那七千万更值钱吧，不过，我们也没在意这些细节。这笔钱名义上是出借，但我从没指望对方归还。结果跟我猜测的一样，芳治一个铜板都没还就把公司折腾破产了。两年后，芳治也死了。他没有儿女，只有一个妻子。我曾无意间听说，舅父以妻子的名义留下了一栋大楼，往后就算自己有什么三长两短，妻子也能靠房租生活，这是不擅经营的舅父做的最有远见的事。芳治认为自己总有一天会东山再起，所以从没欠客户一分钱，他亏欠的，到头来只有合作的三家银行和我们。就这样，我把三亿日元的坏账背上身，替父母还清了那笔数额巨大的外债。我母亲是去年六月去世的，算一算，也快过去一年了。现在，她或许已经向父亲说了债务还清的事，在那个世界和芳治重归于好了吧。至于，芳治是不是有预谋地让公司破产，我实在不清楚。即使是预谋性破产，这也是因果报应。故事里既没有输家，也没有赢家。怎么样？半泽先生，这就是我们家和堂岛家的全部纠葛，你满意了吗？”

这个漫长的故事一结束，办公室立刻被密不透风的沉默笼罩。

“那之后，您见过堂岛先生的夫人吗？”

“没有。”友之摇了摇头，“事实上，芳治的葬礼我也没去。我觉得他死有余辜。”

“堂岛先生留下的大楼在哪儿，您知道吗？”

“在西长堀。听说，破产后，舅父舅母的房产被没收，他们就搬到了那里。因为一直跟他们没来往，我也不清楚舅母还在不在那儿。”

“能告诉我地址吗？”半泽说。

中西铺开从公文包里拿出的大阪市西区地图，友之用手指在地图上比画，终于指出一处地点。从大阪西支行到那里，有十多分钟的车程。

“我记得，好像叫‘堂岛之丘’。”

“难道是那栋一楼带画廊的公寓？”中西说道。

“你知道？”半泽问。

“我还在营业课时，那家画廊的老板经常来支行。我帮他递过一次资料。画廊的名字好像是光泉堂。”

“如果舅母还住在那里，应该能靠房租生活得轻松自在。”友之说道，“听律师说，无论公司境况多么糟糕，芳治也从没碰过妻子名下的大厦。就算是那种人，对自己的老婆也算有良心。事实上，舅母从未出任堂岛商店的董事抑或担保人。所以，债权者也无法动她一根汗毛。”

“原来如此。”半泽微微点头，又向友之问道，“您刚刚说的话，方便我向融资部汇报吗？”

“我是无所谓。这种事，我也不想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说一次被人记录下来，我也能省不少工夫。”

“非常感谢。”

半泽道谢后和中西返回支行。他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写成报告，迅速提交给了融资部。

如此一来，仙波工艺社的融资应该没有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