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有人抱怨，说我国没有实干家；譬如说，我国有很多政治家，也有很多将军；至于各种管理人员，不论你要多少，都可以马上找到，——然而却没有实干家。至少大家都抱怨没有。据说在几条铁路上，甚至都没有像样的工作人员；据说有一家轮船公司怎么也不能设置一个勉强过得去的管理处。你可以听到在一条新筑的铁路上发生了撞车事故，或者有一列火车在过桥时倾覆了；有人报道，一列火车险些在冰天雪地里过冬：它刚行驶了几个小时，却在雪地里停了五天。据说，有成千上万普特的货物在某地堆了两三个月等候发运，结果都腐烂了；还有人说（不过这简直叫人难以置信），商行的掌柜一个劲地催那位负责人，也就是什么主任之类，尽快发运货物，不料非但货未发运，还挨了主任一记耳光，事后那位主任居然还以“一时性起”为由替自己的行政措施辩解。官爵之多，令人想起来就不寒而栗；过去人人做官，现在人人做官，将来大家还想做官，——因此就使人不禁纳闷：既然人才济济，怎么就不能设置一个像样的轮船公司管理处呢？

对于这个问题，人们有时回答得非常简单，——简单到甚至使人难以相信这种解释。不错，人们都说我国过去人人做官，或者现在人人做官，这是以德国为最好的楷模，从始祖到后辈已延续了二百年之久，——但是，做官的人也就是最不会办事的人，而且发展到甚至在做官的人们中间，直到最近，几乎仍把徒尚空谈和缺乏实际知识视为最大的美德和长处。不过我们不必议论那些做官的人，我们要说的倒是那些实干家。毫无疑问，我们常常认为畏首畏尾和毫无主见是实干家最主要也最出色的特征，——甚至现在依然这样认为。但是，倘若认为这种看法不过是一种指责，那我们又何必光指责自己呢？自古以来，在全世界的任何地方，缺乏创见一向被认为是精明强干的实干家的首要品质和最好优点，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这是最低的估计）一向是这么看的，只有百分之一的人常有不同的看法，过去如此，现在亦然。

发明家和天才在他们初露头角的时候（即使在功成名就的时候也往往如此），在社会上几乎永远被看作无非是一些傻瓜，——这已是无人不知的老生常谈了。譬如说，既然几十年来，大家全把自己的钱往钱庄里送，按四厘利息送去了几十个亿，那么不消说，在钱庄不复存在、人们只得各行其是的时候，这些金钱大部分肯定会葬送在股票的涨落或骗子们的手中，——既然为人要彬彬有礼和循规蹈矩，那也就只能如此。为人就是要循规蹈矩；既然循规蹈矩的畏首畏尾和彬彬有礼的缺乏创见至今还被公认为能干的正派人必不可少的品质，那么过于突然的变化也就太不像话，甚至太不成体统了。譬如说，凡是热爱自己子女的母亲，在她的儿子或女儿稍有越轨行为的时候，哪会不感到吃惊并吓出病来呢？“不，还是让他幸福地过一辈子富裕的生活为好，不要标新立异。”——每一个母亲在给她的孩子推摇篮时都这么想。自古以来，我们的保姆们摇孩子睡觉时，都要念念有词地低声唱道：“你长大了要穿金戴银，要当一名大将军！”由此可见，就连我们的保姆都认为赢得将军头衔是俄国人的无上幸福，因此也就是民众无不向往的一种安居乐业的理想。实际上也确是如此：在我国，只要马马虎虎地通过了考试，当了三十五年的官，末了谁又当不上将军，谁又会不在钱庄里积攒相当一笔款子呢？因此，俄国人几乎不费吹灰之力，最后总能获得精明的实干家的称号。实际上在我国只有标新立异的人，换言之就是不安分的人，才当不上将军。这里兴许也有什么误会；但是一般说来，这大概是对的，我们的社会给标准的实干家下的定义也完全正确。但是我们的废话毕竟说得太多了。其实作者本来是想对我们所熟识的叶潘钦一家略加说明而已。这一家人，起码是这一家中那些最有头脑的成员，常为一种几乎是他们全家的共性所苦，这种共性和我们方才在上文所论述的种种美德截然相反。他们并不完全了解事实（因为事实很难了解），但有时依然怀疑他们家中的一切总是与众不同。别人家里一切顺利，他们家里却别别扭扭；别人都在轨道上运行，他们却常常脱轨。别人总是像正人君子那样胆小怕事，他们却不是这样。不错，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甚至过于担心了，但这毕竟不是他们所向往的上流社会那种循规蹈矩的胆小怕事。不过也许只有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一个人惶惶不安：小姐们都还年轻，——虽然她们都很聪明，爱嘲弄人，——将军虽然也很聪明（不过并非毫不迟钝），但在碰到麻烦的时候却只会说：哼！末了只得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身上。也就是把责任推到她的身上。倒不是说这个家庭的特点，譬如说吧，就是喜欢独树一帜，他们脱离轨道也不是由于存心要标新立异，如果是这样，那就完全不成体统了。哦，不是的！老实说，根本不是这样，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自觉地确定任何目的，可是到头来还是出现了这么一种局面：叶潘钦一家虽然十分可敬，可还是跟一般可敬的家庭所应有的模样有点不同。近来，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开始把一切都归咎于自己一人和自己的“倒霉”性格，——她的痛苦也因此增加了。她常常骂自己是“愚蠢的、不成体统的老怪物”，因多疑而苦恼，老是惶惶不安，就是碰到最普通的麻烦也束手无策，并且往往夸大不幸。

我们在本书的开头就提到过，叶潘钦一家受到大家真正的尊敬。就连出身微贱的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将军本人，也是无可争论地到处受到尊敬。他也应该受到尊敬，第一是因为他有钱有势，第二是因为他虽然不大聪明，但十分正派。不过有点迟钝的头脑看来即便不是每一个社会名流几乎必备的品格，起码也是每一个认真攒钱的人几乎不可或缺的品质。最后还因为将军举止大方，温文尔雅，善于保持沉默，同时又不让别人触犯自己，这不仅是由于他是个将军，而且还因为他是一位正直高尚的人。最重要的是，他有强大的靠山。至于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那么前面已经说过，她出身名门，虽说在我国并不十分重视人们的出身，因为出身再好却没有必不可少的交往那也是枉然。但她终于交了一些有权势的朋友，而且终于被那些人所敬爱，此后别的人自然也都尊敬她、接待她了。毫无疑问，家里的事给她带来的烦恼是没有根据的，是由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所引起的，却被夸大到了可笑的程度。但是，倘若你的鼻子上或前额上生了一个疣子，你便觉得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所有的人在世上要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看你的疣子，嘲笑它，为了它而指责你，哪怕你同时还发现了美洲。毫无疑问，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在社交界的确被认为是个“怪物”，但人们同时又无可争论地尊敬她。不过，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末了也开始不相信大家都尊敬她，——全部不幸就在于此。每当她看着女儿们的时候，她就心烦意乱，怀疑自己老是妨碍她们的前程，怀疑自己的性格可笑、不体面并令人难以容忍，——不消说，她为此也不断地责备女儿们和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整天和他们争吵，同时又忘我地爱着他们，爱得几乎达到狂热的程度。

最使她苦恼的是，她怀疑她的女儿们会成为和她一样的“怪物”，怀疑上流社会根本没有，也不应该有像她女儿那样的姑娘。“她们会成为虚无主义者，如此而已！”她常常自言自语地说。一年来，特别是在最近，这种可悲的想法在她心里越来越肯定了。“第一，她们为什么不出嫁呢？”她时刻询问自己，“为了折磨母亲，——她们认为这是她们生活的目的，准是这样，因为这全是新思想，全是该死的妇女问题！半年前，阿格拉娅不是曾想剪去她一头秀发？（主啊，就连我当年也不曾有过这么漂亮的头发！）她已经把剪刀握在手里，我只得跪下来求她别剪！……假定说，她这么干是出于恶意，是为了折磨母亲，因为她是一个很厉害的、任性的、宠坏了的姑娘，但主要是太厉害，太厉害，太厉害了！那个胖姑娘亚历山德拉不也要模仿她剪掉自己的发绺，不过她不是出于恶意，不是出于任性，而是像傻瓜一样真诚。阿格拉娅居然使她相信，没有头发可以睡得安稳些，又不会头痛。五年来，有多少人追求过她们，真是不计其数！的确碰到过一些优秀人物，甚至是出类拔萃之士！她们究竟等候什么？为什么还不出嫁呢？无非是为了让母亲伤心罢了，——没有任何别的原因，没有任何原因！没有任何原因！”

最后，太阳终于也为她那颗慈母之心升了起来。总算把一个女儿，就是阿杰莱达的亲事办妥了。“总算有一个女儿脱手了。”——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每逢不得不大声表示自己意见的时候，总是这么说（在不出声地表示这番意思的时候，她却表示得比这温柔得多）。这件事办得真漂亮，真体面；就连上流社会的人谈起来也不禁肃然起敬。丈夫是知名人士，是位公爵，有财产，人品也好，最主要的是称姑娘的心，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呢？不过她早先对阿杰莱达并不像对另外两个女儿那样担心，虽然阿杰莱达爱好艺术的脾性往往使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那颗总是疑神疑鬼的心感到不安。“不过这个姑娘性格开朗，而且通情达理，她不会倒霉的。”她终于这样安慰自己说。她最担心的是阿格拉娅。顺便说说，对于大女儿亚历山德拉，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是不是要替她操心呢？有时她觉得这个姑娘“彻底完了”；她已经二十五岁，所以只有当老处女了。而在另一方面，“她又是那么漂亮！……”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甚至天天夜里为她流泪，可是就在这些夜里，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却睡得香极了。“她究竟是个什么玩艺儿？——是虚无主义者，或者干脆是个傻瓜？”她决不是傻瓜，对此就连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也没有任何怀疑：她非常尊重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的意见，有事也喜欢和她商量。至于说她是“可怜虫”，这是毫无疑问的：“她睡得那么香甜，推都推不醒！不过‘可怜虫’也并不安生——唉！她们完全把我弄糊涂了！”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对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怀着一种无法解释的怜悯和同情心，甚至比对她的心肝阿格拉娅更甚。但是，那些怒气冲冲的举动（她那母亲的关心和同情主要是通过这些举动表现出来的），奚落人的话，还有“可怜虫”之类的称呼，只不过使亚历山德拉觉得可笑。有的时候，甚至一些极其无聊的琐事也会使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大动肝火，大发雷霆。譬如说，亚历山德拉爱睡懒觉，通常要做很多梦。不过她的梦总是特别空洞和天真，——就像七岁的孩子做的梦。不料就连这些天真的梦不知为什么也会触怒妈妈。有一次，亚历山德拉梦见九只母鸡，为了这件事，她又和母亲吵了一架，——为什么呢？——难以解释。还有一次，只有一次，她终于做了一个可说是古怪的梦，——她梦见一个修道士独自坐在一个黑房间里，她总不敢进去。两个妹妹听到这个梦不禁哈哈大笑，立刻得意洋洋地告诉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但是妈妈又勃然大怒，骂她们三个都是傻瓜。“哼！她悠闲得像个傻瓜，完全是一个‘可怜虫’，怎么也推不醒她，可是她也会发愁，有时完全是一副愁眉苦脸的模样！她愁什么？她愁什么呢？”她有时也向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提出这个问题，而且照例是歇斯底里地、威严地等候对方立即回答。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哼哼哈哈地皱着眉头，耸着肩膀，终于摊开双手断言道：

“她需要一个丈夫！”

“但愿上帝赐给她的丈夫不像您这样，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终于像炸弹似的爆炸了，“在发表意见和决定问题时不像您，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也不像您这样粗鲁无礼，伊万·费奥多罗维奇……”

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立刻溜走了，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在爆炸以后也就安静下来。当然，当天晚上，她不免对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对那个“粗鲁无礼”的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对她热爱的那个和蔼可亲的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特别关心，特别温顺，特别体贴，也特别尊敬，因为她一辈子都喜欢，甚至热爱她的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本人也很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也无限敬重他的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

然而，使她经常感到烦恼的主要是阿格拉娅。

“跟我一模一样，跟我一模一样，在一切方面都跟我一模一样，”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自言自语地说，“一个任性的、可恶的淘气鬼！虚无主义者，怪物，疯子，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啊，主啊，她会倒大霉的！”

但是，我们已经说过，初升的太阳暂时温暖并照亮了一切。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生平第一次无忧无虑地休养了几乎一个月。由于阿杰莱达的婚期将至，社交界也谈起了阿格拉娅，何况阿格拉娅的举止处处都那么优美，那么稳重，那么聪明，那么迷人，甚至有点高傲，但这跟她是那么相称！整整一个月，她对母亲是那么温存，那么殷勤！（“当然，对这位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还得好好观察一番，把他了解清楚，况且阿格拉娅也不见得特别赏识他！”）反正她突然变成了一个那么漂亮的姑娘，——她有多美呀，天哪，她有多美呀，一天比一天美！但是……

但是这个可恶的公爵，这个坏透了的白痴一露面，一切又都乱了套，家里的一切又被搅得底朝天！

可是，究竟出了什么事呢？

在别人看来，肯定什么事也没出。然而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和别人不同的地方，就是她总能凭借她一向固有的不安性格，从乱七八糟的一大堆最平凡的事物中，看出一些有时会把她吓出病来的东西，由于这些东西会使她产生一种疑神疑鬼而又根本无法解释的恐惧，因此也就使她痛苦不堪。如今当她忽然从乱糟糟的一堆可笑的、毫无根据的忧虑中，当真开始发现一种仿佛确实重要，仿佛确实值得担心、怀疑和猜疑的东西，她的心情也就可想而知了。

“他们怎么敢，怎么敢给我写这封该死的匿名信，谈到那个畜生，说她和阿格拉娅有来往？”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在拉公爵到她家里去时，一路上这样想道，到家以后，她让公爵坐在全家团聚的圆桌旁时，还在这样想。“他们怎么竟敢这样？只要我有一点点相信，或者把这封信给阿格拉娅看，我是会羞死的！这是对我们叶潘钦家的嘲弄！这全是，这全是伊万·费奥多雷奇的过错，这全是您伊万·费奥多雷奇的过错！唉，我们为什么没有到叶拉金岛上去避暑呢？我不是说过要到叶拉金岛去吗！这信也许是瓦里卡写的，我知道，或者也许……一切，一切都是伊万·费奥多雷奇的过错！这是那个畜生跟他开玩笑，以纪念他们以前的关系，让别人把他看作傻瓜，就像以前他送珍珠给她时那样把他当成傻瓜来尽情取笑，并牵着他的鼻子走……不过，我们到底还是被卷进去了，您的女儿们还是被卷进去了，伊万·费奥多雷奇，三个少女，千金小姐，上流社会的名媛，待字闺中的淑女，她们都在场，正站在那里，全都听到了；她们和那些坏小子一起被卷进去了，您高兴吧，她们也在那里，而且听到了！我决不饶恕，决不饶恕这个臭公爵，永远也不饶恕！阿格拉娅为什么犯了三天歇斯底里，为什么几乎和两个姐姐吵翻了，甚至和亚历山德拉也吵？——阿格拉娅一向像对母亲似的吻她的手，一向那么尊敬她！为什么她这三天让大家都捉摸不透？加夫里拉·伊沃尔金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她昨天和今天竟夸起加夫里拉·伊沃尔金来，还大哭了一场？为什么这封匿名信里提到那个该死的‘不幸的骑士’，而她甚至都不给姐姐们看看公爵的来信呢？为什么……我方才为什么，为什么鬼迷心窍似的跑到他那里去，还亲自把他拖到这里来？主啊，我发疯啦，我现在干的是什么事啊！我和一个年轻男子谈论女儿的秘密，而且……而且还是几乎和他本人有关的秘密！主啊，幸亏他是个白痴，而且……而且……还是全家的朋友！莫不是阿格拉娅看上这个丑八怪了！主啊，我在胡扯些什么！呸！我们都是怪物……应该把我们大家都放在玻璃罩底下展览，首先展览我，十戈比一张门票。我不能饶恕您这一点，伊万·费奥多雷奇，永远不能饶恕！为什么她现在不挖苦他？她答应要挖苦，可是并没有挖苦！你瞧，她瞪大眼睛看着他，一声不响，也不走开，一直站在那里；可她曾不许他上门……他坐在那里，面色煞白。该死的，这个该死的饶舌鬼叶夫根尼·帕夫雷奇，他一个人控制了整个谈话！你瞧他口若悬河，都不让人插一句嘴。只要把话题引到这上面来，我马上就可以知道一切……”

公爵的确坐在圆桌旁边，脸色几乎是惨白的，他仿佛惶恐万状，但同时又常常感到一种连他自己都莫名其妙的满腔喜悦。啊，他多么害怕朝那边看去，害怕朝那个角落看去，因为有一双熟悉的黑眼睛正从那个角落里凝视他，但与此同时，在她给他写了那封信以后，他居然又能来到这里，坐在他们中间，还会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这使他感到无比幸福。“主啊，她现在就要开口了！”他自己连一句话还没有说，一直紧张地听着“口若悬河的”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发议论；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很少像今天晚上这样心满意足，兴高采烈。公爵听着他讲了很久，却几乎连一句话也没听懂。除去伊万·费奥多罗维奇还没有从彼得堡回来以外，全家都到齐了。Щ公爵也在这里。他们仿佛准备待会儿在喝茶之前去听音乐。现在的谈话显然在公爵到来之前就开始了。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跑来的科利亚，很快就溜到凉台上来了。“这么说来，这里的人照旧接待他。”公爵暗自想道。

叶潘钦家的别墅是一座豪华的别墅，有瑞士茅舍的风味，到处都是花草，布置得很雅致。它的周围是一座美丽的小花园。大家都坐在凉台上，和在公爵那里一样；不过这里的凉台比较宽敞，也比较考究。

多数人都好像不喜欢现在的话题；不难猜到，这一番谈话是由一场激烈的争论引起的，大家当然都想换一个话题，但是，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却似乎变得更加固执，根本不理会别人的反应；公爵到来以后，他似乎更加兴奋了。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皱紧眉头，虽然她也没有完全听懂。阿格拉娅坐在一旁，几乎是在角落里，她没有走，一直默默地听着。

“对不起，”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热烈地辩驳道，“我一点也不反对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并不是罪过；它是整体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没有它，整体就会瓦解或僵化；自由主义正如最正统的保守主义一样有存在的权利；但是我反对俄国的自由主义，我再重复一遍，我所以反对它，是因为俄国的自由派并不是俄国的自由派，而是非俄国的自由派。只要你们给我一个俄国的自由派，我可以立刻当着你们的面吻他。”

“只要他愿意吻您就好啦。”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异常兴奋地说。就连她的双颊也比平时红得厉害。

“你瞧，”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暗想道，“她有时混吃闷睡，谁也推不醒她，可是每年总有一次，她会突然蹦出来说些叫人莫名其妙的话。”

公爵偶然发现，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看来很不喜欢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说得太高兴；他正在谈论一个严肃的问题，仿佛十分激动，但同时又似乎在开玩笑。

“方才，就是在您到来之前，公爵，我曾断言，”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继续说道，“迄今为止，我国的自由派无非是来自两个阶层，一是过去的地主阶层（现已不复存在），一是宗教学校学生。由于这两个阶层末了已变成十足的帮派，变成一种和民族完全无关的特殊东西，代代相传，越来越甚，所以他们过去和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完全不符合民族精神……”

“怎么？如此说来，他们所做的一切全不符合俄罗斯精神？”Щ公爵反驳道。

“不符合民族精神。虽然也是俄国式的，但不符合民族精神。我国的自由派不是俄国的，保守派也不是俄国的，全不是……请你们相信，凡是地主和宗教学校学生所做的一切，民族决不会承认，现在不会，以后也不会……”

“真是妙极了！如果您不是开玩笑，又怎能发表这样的妙论？我不能容忍这种攻击俄国地主的狂言；您自己也是俄国地主。”Щ公爵激烈地反驳道。

“我并不是从您所理解的那种意义上来谈论俄国地主的。仅就我属于这个阶层这一点而论，这也是一个可敬的阶层；尤其是如今它已不复存在……”

“难道文学里也没有任何民族的因素？”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插嘴道。

“我对文学是门外汉，但是据我看来，俄国文学除去罗蒙诺索夫、普希金和果戈理以外，全都不是俄国的。”

“第一，这就不少啦；第二，他们之中有一位是平民出身，另外两位是地主。”阿杰莱达笑了起来。

“正是如此，但是您别得意。因为在所有的俄国作家中，至今还只有他们三位能各自说出一些的确是自己的、本人的、不是照搬任何人的话，因此，这三个人也就立刻成为民族的了。在俄国人中间，只要有人能说出、写出或做出什么自己的、自己独创的而不是照搬的东西，那他必然会成为民族的，即使他俄国话都说不好也没关系。这对我来说是公理。但是，我们开头并没有谈论文学，我们谈到社会主义者，谈话是从社会主义者开始的；噢，我可以断言，我国连一个社会主义者都没有；现在没有，过去也没有，因为我们所有的社会主义者也出身于地主或宗教学校学生。所有我们那些臭名昭著、自吹自擂的社会主义者，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都不过是农奴制时代地主出身的自由主义者。你们笑什么？把他们的著作拿给我，把他们的学说和他们的回忆录拿给我，我虽不是文学批评家，但是可以给你们写一篇极有说服力的文学评论，一清二楚地证明他们那些书籍、小册子和回忆录的每一页都显示其作者首先是旧式俄国地主。他们的怨恨、愤怒和俏皮，全是地主的（甚至是法穆索夫[法穆索夫，《聪明误》中的人物。]以前的地主！）；他们的喜悦，他们的眼泪，也许是真正的、诚恳的眼泪，但也是地主的！不是地主的，便是宗教学校学生的……你们又笑了，您也笑了吗，公爵？您也不赞成？”

果然大家都笑了，公爵也笑了。

“我还不能这么直截了当地说我赞成或不赞成，”公爵说道，他忽然止住了笑，像一个小学生干了坏事被捉住似的打了个寒噤，“但是请您相信，恭聆教诲的确使我非常高兴……”

他说这话时几乎喘不过气来，前额甚至都沁出了汗珠。这是他落座以后说的第一句话。他本想环顾一下四周，却又不敢；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看到他的模样不禁莞尔一笑。

“诸位，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他用先前的口吻继续说道，也就是仿佛非常兴奋而又热情，同时又几乎是在嘲笑，也许是嘲笑他自己讲的话。“我有幸把观察和发现这件事的功劳归于自己，甚至只归于我自己一人；关于这件事起码在任何地方还没有人讲过或写过。我所说的那种俄国自由主义的全部实质就表现在这件事上。第一，自由主义为何物？一般说来，自由主义不就是攻击现有秩序吗？（至于这攻击是合理的还是错误的，那是另一个问题。）不就是这样吗？好，我要说的这件事就是俄国的自由主义并不攻击现有秩序，而是攻击我们各种事物的本质，攻击事物本身；它不只是攻击秩序，不只是攻击俄国的社会制度，而是攻击俄国本身。我所说的自由主义者竟堕落到否认俄国本身的地步，也就是憎恨和殴打自己的母亲。俄国的每一个不幸和失败，都会使他喜笑颜开，甚至欣喜若狂。他憎恨民间风俗，憎恨俄国的历史，憎恨一切。倘若要为他辩解，那除非是说他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他把自己对俄国的憎恨当作最有成效的自由主义（噢，你们常常会在我国遇到这么一个自由主义者，别人对他鼓掌，其实他也许是个最荒唐、最愚蠢和最危险的保守派，而他自己却不知道这一点！）。不久以前，我国还有一些自由主义者几乎把这种对俄国的憎恨当作真正的爱国心，还夸口说，对于爱国心应该表现在什么方面这个问题，他们的看法比别人都高明。但是，现在他们已经变得更加露骨，甚至对‘爱国’二字都感到羞耻，甚至认为这是个有害的、毫无价值的概念，干脆把它抛弃和废除了。确有这样的事，我敢担保，而且……总有一天得说明全部真相，简单明了地公开加以说明；但是，这种事又是自古以来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在哪个民族里都不曾有也不曾遇到的，所以我承认这种事是偶然的，是会消失的。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会有这种憎恨自己的祖国本身的自由主义者。究竟应该怎样解释在我国出现的这一切呢？我觉得还要用以前的话来解释，那就是：俄国的自由主义者暂时还不是俄国的自由主义者；据我看，不可能有任何别的解释。”

“我认为您所说的一切都是开玩笑，叶夫根尼·帕夫雷奇。”Щ公爵严肃地反驳道。

“我没有见过所有的自由主义者，所以也不想发表意见，”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说，“但是，我听了您的想法感到愤慨：您把个别现象当成普遍规律，因此也就是诬蔑。”

“个别现象？啊——啊！竟说出这样的话，”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应声说道，“公爵，不知尊意如何，这是不是个别现象？”

“我也应该说，我见到过的自由主义者很少，也不大……和他们往来，”公爵说道，“但是，我觉得您的话也许有点道理，您所说的那种俄国的自由主义，的确有点倾向于憎恨俄国本身，而不仅仅是憎恨它的社会制度。当然，这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当然，决不能说都是这样……”

他犹豫不决，也就不再说了。尽管他十分激动，但是对这场谈话却极感兴趣。公爵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总是非常天真地注意听取什么引起他兴趣的事，并且非常天真地回答别人此时向他提出的问题。在他的脸上，甚至在他身体的姿势上，都流露出一种天真的神气，流露出他无论对嘲笑还是对幽默都不怀疑的那种信任的神态。虽然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很久以来对他总是采取一种特别的嘲讽态度，但是现在听到他的回答，却不由得很严肃地瞧瞧他，似乎完全没有料到他会这样回答。

“啊……不过您可真有点奇怪，”他说，“您当真是严肃地在回答我的问题吗，公爵？”

“难道您不是严肃地问我吗？”公爵惊讶地反问道。

大家都笑了。

“您就相信他吧，”阿杰莱达说道，“叶夫根尼·帕夫雷奇总爱捉弄人！您可知道，他有时会一本正经地讲出什么样的故事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沉闷的话题，根本就不该谈它，”亚历山德拉毫不客气地说，“我们本想出去走走……”

“我们走吧，多么美妙的黄昏！”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喊道，“但是，为了向你们证明我这一次说得十分严肃，主要是为了向公爵证明这一点（公爵，您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我可以对您发誓，我还不完全像你们认定的那样是个无聊的人，——虽然我实际上是一个无聊的人！），而且……倘若你们允许，诸位，我还要对公爵提出最后一个问题，这是出自我个人的好奇心，然后我们就结束谈话。这个问题是两小时以前仿佛故意刁难似的钻进我脑子里来的（您瞧，公爵，我有时也考虑严肃问题）；我已经把它解决了，但是我们要看看公爵会说什么。方才我们谈到‘个别现象’。这个词在我国是意味深长的，经常可以听到它。最近大家都在口头上或报刊上议论那个……年轻人谋害六条人命的可怕的凶杀案，议论辩护律师的奇谈怪论，据他说，凶手因家境贫寒，自然会想到杀死那六个人。这不是他的原话，但是大意如此，或者与此近似。据我个人看来，那位律师在表示这种奇怪的看法时，他非常充分地相信他所说的是当代可能说出的最自由主义、最人道、最进步的话。好吧，现在就听听您的看法：这种对概念和信念的曲解，对此案采取的这种歪曲的、奇妙的看法，究竟是个别现象呢，还是普遍现象？”

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个别的；当然是个别的。”亚历山德拉和阿杰莱达都笑起来。

“请允许我再提醒你一句，叶夫根尼·帕夫雷奇，”Щ公爵补充道，“你的笑话已经太陈旧了。”

“不知尊意如何，公爵？”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没有听完就接着说，他发现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公爵正好奇而又严肃地瞧着他。“您觉得这是个别现象呢，还是普遍现象？老实说，我是为了您才想出这个问题来的。”

“不，这不是个别现象。”公爵轻声说道，但口气是坚定的。

“得了吧，列夫·尼古拉耶维奇，”Щ公爵有点懊丧地喊道，“难道您没有看出他要抓您的把柄？他完全是在取笑您，想拿您寻开心。”

“我认为叶夫根尼·帕夫雷奇说话是严肃的。”公爵脸红了，他垂下了视线。

“亲爱的公爵，”Щ公爵继续说道，“您回想一下三个月前我和您谈过什么吧；我们当时说的正是在我们新建的那些法院里，可以举出多少卓越而能干的辩护人！陪审员们又作出了多少绝妙的判决？您当时是多么高兴，我当时又是怎样为您的高兴而高兴啊……我们说，我们可以自豪……这种不恰当的辩护，这种奇怪的论据，当然只是偶然现象，只有千万分之一。”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公爵想了想，便低声地、甚至仿佛是胆怯地、但却极为自信地答道：

“我只是想说，对各种观念和概念的曲解（如叶夫根尼·帕夫雷奇所说），是屡见不鲜的，不幸的是，这比个别现象普遍得多。因此，倘若这种曲解不是如此普遍，也许就不会发生诸如此类伤天害理的罪行……”

“伤天害理的罪行？但是，请您相信，像这样的罪行，也许还有比这更可怕的，的确早先就有，而且一向就有，不仅在我国有，而且到处都有，据我看，今后还会长期一再重演。不同之处在于：早先我国不大把它们公之于众，现在才开始大声谈论它们，甚至写文章议论它们，因此人们便觉得这种罪犯是现在刚出现的。您的错误就在这里，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天真的错误，公爵，请您相信。”Щ公爵嘲讽地微笑了一下。

“我知道过去也有很多犯罪行为，而且同样可怕；我最近到狱中去过，有机会认识了几个罪犯和被告。在罪犯中还有比这个人更可怕的，他杀过十来个人，却毫不悔罪。不过我同时也发现这样一点：即使是最怙恶不悛又毫不悔罪的凶手，也都知道自己是一个罪犯，也就是在良心上承认自己干了坏事，虽然毫无悔罪之意。他们全是如此；但是，叶夫根尼·帕夫雷奇所说的那种人竟不愿承认自己是罪犯，还自认为有权利……甚至还觉得自己干得不错，也就是说几乎是这样。据我看，最大的区别就在这里。还要请你们注意，他们全是青年，也就是说，像他们那种年龄的人最容易接受种种歪理的影响，最缺乏抵抗力。”

Щ公爵已经不笑了，而是困惑莫解地倾听着公爵说话。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早就想说什么，但一直没说，好像有一种特别的想法制止了她。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显然很惊奇地看着公爵，这一次已没有任何嘲笑意味了。

“我的先生，您干吗这么惊讶地看着他？”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出乎意料地插嘴道，“难道他比您蠢，不能像您那样判断是非？”

“不，太太，我不是这个意思，”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说道，“不过，公爵（请原谅我提一个问题），既然您看到并发现了这一点，那您究竟为什么，为什么（再次请您原谅），在那桩奇怪的公案里……就是前几天……好像是布尔多夫斯基的公案里……您为什么就没有发现对各种观念和道德信念的歪曲呢？情况完全相同嘛！我当时觉得，您根本没有发现这一点。”

“是这么一回事，老弟，”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激动起来了，“我们大家都注意到了。我们现在坐在这里，在他面前自吹自擂。但是，他今天接到他们当中一个人的信，就是那个最主要的人物，满脸都是粉刺的家伙，你记得吗，亚历山德拉？他来信请求公爵原谅，虽然是按自己的方式这么做的，还说，他和当时教唆他的那个伙伴分手了，——你记得吗，亚历山德拉？还说现在他最信任公爵。哼，虽然我们都会在这里嘲笑他，可是还没有收到过这样的信。”

“伊波利特方才也搬进我们的别墅来了！”科利亚喊道。

“怎么！已经来了？”公爵惊慌起来。

“您和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刚走，他就来了；是我带他来的！”

“哼，我可以打赌，”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突然生气了，她完全忘了自己方才还夸奖过公爵，“我敢打赌，他昨天一定到那个家伙住的阁楼上去下跪求饶，恳求那个狠心的坏家伙搬到这里来。你昨天去了吧？你刚才都承认了。是不是这样？你是不是下跪了？”

“他根本没有下跪，”科利亚喊道，“事实完全相反：昨天伊波利特拉住公爵的手吻了两次，这是我亲眼看见的，整个会见就是这样结束的。此外，公爵只不过说，伊波利特住在别墅里会愉快些。伊波利特立刻答应，等病情稍见好转便搬过来。”

“您这是何必呢，科利亚……”公爵喃喃地说，一面站起来取帽子，“您何必说这个，我……”

“你这是去哪儿？”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制止他。

“您别担心，公爵，”科利亚兴奋地继续说道，“您别去，别去打扰他，他一路上累了，现在睡着了；他很高兴；您可知道，公爵，据我看，您今天最好不要见他，到明天再说，否则他又要感到难为情了。他今天早晨说，他已有整整半年没有感到自己这么健康，这么结实；甚至咳嗽也好了一多半。”

公爵看见阿格拉娅蓦地离开座位走到桌旁。他不敢瞧她，但是他的整个身心都感到她这一瞬间正看着他，也许还是很严厉地看着他，她那双黑眼睛里肯定闪耀着怒火，脸也肯定红了。

“尼古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我觉得您不该把他带到这里来，假如他就是那天哭着请我们参加他的葬礼的那个小痨病鬼，”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说，“他当时那么娓娓动听地谈起邻居的墙，他一定会怀念那面墙的，您得相信这一点。”

“你说得对：他会跟你吵嘴打架，随后一走了事，再没有别的可说了！”

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煞有介事地把针线筐挪到自己身边，她忘记大家已经站起身来准备出去散步了。

“我记得他把那面墙大大夸奖了一番，”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又应声说道，“没有那面墙，他就不能夸夸其谈地死去，而他是很想夸夸其谈地死去的。”

“那有什么？”公爵喃喃道，“即使您不想原谅他，他得不到您的原谅也会死的……他现在是为了树木才搬来的。”

“哦，从我这一方面来说，我可以原谅他的一切；您可以把这一点转告给他。”

“这事不应该这么看，”公爵不乐意似的低声答道，一直眼也不抬地盯着地板上的某一点，“您也该同意接受他的宽恕。”

“这和我有什么相干？我有什么对不起他的呢？”

“倘若您不明白，那么……不过您是明白的；他当时曾想……祝福你们大家，并且接受你们的祝福，就是这样……”

“亲爱的公爵，”Щ公爵跟在座的几个人交换了一下眼色，有点提心吊胆地赶紧抢着说道，“地上的天堂难寻啊；不过您好歹还是想找到它；天堂是很难找到的，公爵，比您那颗善良的心所想象的要困难得多。我们最好别谈下去了，否则我们大家也许又会弄得很窘，到那时……”

“我们去听音乐吧。”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生气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很不客气地说。

大家跟着她站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