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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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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史之乱和仆固怀恩之乱结束多年之后,郭子仪就日益紧张的吐蕃形势给唐代宗上书一封,在这封信开头我们看到了,在这么多年的战争后,朔方军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 朔方军戍守着国家的北门,西边是吐蕃人,北边相继面对着突厥人和回纥人。朔方军辖区广袤,五个主要军城之间相距三千多里。在开元、天宝年间,这里有着十万大军和三万战马[这里的数字明显超越了朔方军的编制,很可能把当时隶属于朔方军编制的同罗、仆骨等部落蕃兵都计入其中了。],足以对抗边境的强敌。从先皇唐肃宗在灵武继位,再到朔方军将士跟随当时还是广平王的陛下您收复两京,随后天南海北为唐帝国征伐,几乎从来没有休息过。等安史叛军败亡,朔方军又经历了仆固怀恩之乱,在这次动乱中同室操戈,无论灵州朔方军还是我统帅下的河中地区朔方军主力都伤亡惨重,损失了整整三分之二的兵力。到仆固怀恩之乱结束,朔方军只剩下万余人马,比起天宝年间的强盛军容来只有十分之一的规模。现在吐蕃人控制了河西、陇右之地,又有羌人和吐谷浑人作为仆从军,势力比之前强大了十倍,每年都妄图进入关中。以朔方军只剩下巅峰时十分之一的兵力,对抗吐蕃强大十倍的兵力,想获胜岂是那么容易的?[参见《全唐文》卷332收录的郭子仪《论吐蕃书》。郭子仪在这封信里明确指出,仆固怀恩之乱中,两边的朔方军加起来损失了三分之二。] 古诗有云“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对于朔方军来说,却是“壮士十年死,将军百战不得归”。比起河北的安史旧部,作为平叛主力和获胜者的朔方军命运让人唏嘘。在郭子仪这封上书之后不久,朔方军还将被继续拆解,并卷入一系列唐王朝内部新的动乱之中,彻底丧失了影响力。 反而是几乎完成了颠覆唐王朝这一目标的仆固怀恩,在死后,他的家族依旧保持着崇高的地位。在仆固怀恩带着回纥和吐蕃大军横行无忌之时,所有提及他的诏书中都没有指控他造反。直到仆固怀恩病死,皇帝仍然声称:“仆固怀恩不是真的要造反,不过是被左右奸佞小人蒙蔽了。”仆固怀恩的侄子仆固名臣带着上千仆骨部骑兵和仆固怀恩的家人,最终选择再次投向唐朝。[参见《新唐书》卷224《仆固怀恩传》。] 仆固怀恩虽然死了,他的女儿还是回纥汗国的光亲可敦。为了统战回纥,唐代宗不得不选择克制,对差点推翻自己的仆固怀恩家人厚加优礼,把在长安的仆固怀恩小女儿、光亲可敦的妹妹封为崇徽公主。多年后光亲可敦病逝,唐帝国派人前去吊唁,登里可汗指名道姓要仆固怀恩这个女儿为自己继室,唐帝国不但照办,还为这次婚礼提供了两万匹彩绢作为嫁妆[参见《新唐书》卷217《回鹘传》。]。当时唐帝国财政枯竭,靠着向朝廷公卿开征苛捐杂税,才凑齐了这笔嫁妆。回纥可汗与仆固家族之间的关系如此密切,又如此强势,仆固怀恩因此并没有被彻底否定,他起兵前后的是非曲直才得以流传至今日,供后人评说。 唐帝国盛世的终结更像历史的必然。在经济中心东移的历史大趋势下,关中本位政策越来越难以为继。吐蕃崛起后关中的地缘形势进一步恶化,定都关中的成本进一步提高。雄才大略的唐玄宗统治期间,一方面让唐朝的经济、政治都到达了中国古典时代的极盛期,一方面在西边还能力压吐蕃,但其行政与军事开销也随之猛涨,为此不得不费尽心思扩充财政,极大牺牲关外军民的利益。河南、江南等大部分地区本身没有精锐部队,朝廷过度压榨他们的利益的副作用需要较长时间才能体现。河北的边镇却同样是唐帝国的军事要地,拥有十余万精锐边兵,还有突厥崩溃后大量南下的游牧部族精兵,一旦这里与中央矛盾激化,火药桶很快会被引爆。此外,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土地流转的加速,门阀士族政治逐步瓦解,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均田制、府兵制这些旧时代行之有效的土地制度与军队运作模式,也都逐渐走向式微,随之而来的是职业军人阶层兴起,这是藩镇割据时代到来背后的经济基础。君主的个人品质、卓越的权谋,或许能短暂改变历史的走向,但却无法长久改变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历史大趋势。在这样的情况下,就算没有安禄山、史思明这些野心家的叛乱,唐玄宗的内外政策也难以持续。除非唐帝国能主动在西线采取收缩策略,不然就难以避免持续膨胀的财政支出尤其是边事开支。长此以往,唐帝国的稳定同样会出现问题:要么有其他不堪负担的地区出现变乱,要么因为财政无法维持下去而走向破产。安史之乱充其量是以一种更剧烈而动荡的方式,强迫唐帝国完成了这个战略转型。 安史之乱的胜利者真的很少,除了从此在河北雄踞一方的藩镇之外,大概只有郭子仪能算得上真正的赢家,哪怕完成平叛最后一击的唐代宗、仆固怀恩君臣都随着之后的反目成仇名利双失。相比之下,在这段历史中成为失败者的人太多了:身死族灭的安禄山、史思明两父子,没能战胜“大燕国”的唐玄宗、唐肃宗父子,早早陨落的封常清、高仙芝、哥舒翰,郁郁而终的李光弼,曾经多次挫败郭子仪却莫名其妙窝囊被杀的安守忠,曾经部众众多、影响力巨大却最终泯然众人的李归仁、阿史那承庆、阿史那从礼等突厥贵族,他们都在一轮又一轮高强度的军政博弈中遭到淘汰,退出了历史舞台。当然,损失更为惨重的,则是在战乱中丧失了生命和财产的基层军人和普通百姓。 在这些失败者中,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仆固怀恩那样把自己真实形象的不同侧面留在史书上。唐、燕两国战时和战后的许多宣传,都堂而皇之流传了下来,并且被后人郑重其事记载进了历史。这些宣传中,既有唐、燕两大阵营互相之间的诋毁性宣传,也有同一阵营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互相攻讦。在这些宣传、攻讦的典型案例中,唐肃宗李亨大概是最典型的:他既是此类宣传的最大发起者之一,也是最大受害者之一。 唐肃宗在政变上位之后为了加强自己政变的合法性,对唐玄宗最后一年的统治重新定调,绘制出了一幅充满画面感和戏剧性的群像:年老昏庸的唐玄宗,依靠杨贵妃裙带关系上位、奸佞误国的杨国忠,被贪财太监边令诚冤杀的忠臣良将高仙芝、封常清,被昏君奸臣所误被迫出战、在灵宝遭到惨败的哥舒翰和他麾下的唐军将士。这一切让人愤怒之余,也不禁令人呼唤着拨乱反正的明君出现。幸亏,李亨在大家的一致拥戴下挺身而出,诛杀奸佞杨国忠之后,在全体军民强烈要求下称帝,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最后从叛贼手中光复了两京。当然,在读完这本书之后,大家对这个标准化群像背后的故事想必会有不同的看法。 讽刺的是,唐肃宗登基之后,与自己的儿子们也有过一番激烈的博弈,甚至到了被迫杀掉另一个亲儿子的程度。在李泌劝阻下,还是皇子的唐代宗才放弃了与唐肃宗的皇后张氏和心腹太监李辅国鱼死网破的想法。等唐代宗继位后,也为唐肃宗的统治绘制出一幅与唐玄宗统治末期相近的群像:疑神疑鬼的皇帝唐肃宗,比杨贵妃在政坛活跃许多、张牙舞爪的奸后张氏,受到弄权太监李辅国和张皇后冤杀的忠勇皇子建宁王李倓,关键时刻妙计总得不到实行的李泌,奸佞误国的监军太监鱼朝恩,被昏君阉竖所误、在邺城遭到惨败的郭子仪和他麾下的唐军将士。幸亏,碌碌无为的唐肃宗病死了,太子李豫在大家的一致拥戴下粉碎了张皇后集团的阴谋,随后顺天应人称帝,并将另一位弄权奸佞李辅国清理出局,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最终将叛贼建立的伪燕国彻底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在这个同样堪称标准化的群像背后,我们通过前文的介绍也知道了,唐肃宗更多猜忌的不是郭子仪,而是以皇子身份监军收复两京的李豫;建宁王李倓被杀是因为公开串联李泌这样的重臣,准备借着“清君侧”名义发起政变;郭子仪邺城失败的原因更多是与李光弼、仆固怀恩的矛盾以及回纥盟军内部问题的集中爆发,鱼朝恩充其量是威望太低、不像之前监军的太子那样能协调平衡各方。而唐代宗登基后迅速灭亡伪燕国的万丈光芒,也伴着几个月后吐蕃人进入长安和仆固怀恩紧随其后掀起的腥风血雨,瞬间消散殆尽。 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后世史官对史料的选择,安史之乱中各方宣传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就这样流传下来,逐渐深入人心。《资治通鉴》作为我国古代数一数二的编年体史书,对安史之乱的描绘无论在故事性还是寓言性上已经臻于完美,以至于往后近1000年对于安史之乱中人物的评价基调,很少会走出这个框架。我们可以看到,在《资治通鉴》成书的时代,上述历史群像都已经成为历史记忆的一部分,记入了史书中。 就这样,宣传变成了神话,神话凝固成了历史。 李碧妍博士在一次对谈中曾经颇有意味地说道:“我们做政治史的时候,千万不要高估自己的能力,我们要明白,我们所面对的都是古代的那些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我们考虑的很多问题实际上他们早已考虑到了,所以千万不要低估古人的政治智慧,更不要随意褒贬,我们能做的也许只是尽自己的努力站在他们的立场,试图了解他们的所行所为,仅此而已。”[这段访谈见于《澎湃新闻·私家历史》的《对谈|仇鹿鸣、李碧妍:安史之乱为何没有导致唐朝灭亡》,2015年11月21日,王子恺整理。] 正如李碧妍博士所言,我们放弃越俎代庖地对这一时期顶级政治家指手画脚、进行廉价点评的尝试,尽最大可能还原当时唐王朝和燕政权的军政状况。我们试图带大家回到历史现场,去探究双方每个看似合理或者不合理的决策背后的考量。上面提到那些后世大部分读史者认为理所当然的观点,其形成与沉淀过程是缓慢而曲折的。很多时候,这些观点与更原始的官方文书、私人记录、碑文、诗歌等大相径庭。如果此书已经引领读者回到了安史之乱爆发前后的唐朝,让大家对这个时代有了与以往印象不同的一段时间旅行,我们也就心满意足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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