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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州，信都城北门之外，数千骑具装骑兵挎大弓，持长枪，整整齐齐的布阵于北门官道外的两旁，一面面赤红的大鹏展翅军旗与“姚”字将旗在风中猎猎飞扬，严整肃穆的军阵，绵延数里。唐康身着丧服，骑了一匹黑马，立在这军阵之中。他的身旁，冀州知州、通判，还有自军都指挥使姚麟以下的云冀军诸将，按官阶高低，依次而立。众文武官员，全是穿着白色的丧服。

这一天乃是绍圣七年八月十日，距离东光、冀州围解已经有半个多月。在有意无意的一拖再拖之后，数日之前，辽主终于正式为宋朝太皇太后高滔滔发丧，遣使致哀，并向宋廷谋求和议。

经过事先的秘密交涉之后，辽国派来的致哀使，乃是辽国的北面都林牙韩拖古烈，副使则是晋国公韩宝之子遂侯韩敌猎。因正副使节都是辽国亲贵，唐康等人早接到宣台札子，虽处两国交战，然仍当以隆重礼节相迎；而此时驻节阜城的中军行营都总管王厚又行文冀州，要让韩拖古烈与韩敌猎南下之时，“一观军容”。因此，唐康和姚麟才有意排出这么大的阵仗，其意自然是向辽使示威。

但其实无需如此仗阵，辽人亦已能感受得到宋军的“军容”。

七月下旬何畏之以空船大布疑兵，水陆并进，增援东光，不仅惊走耶律孤稳，攻打西城的耶律信也不曾料到宋朝援军来得如此之快，他知道东光已难攻取，而宋军主力不久就要大举北进，次日便退兵解围，下令诸部大掠永静军诸城后，包括已经到达信都城下的韩宝部在内，所有人马全部退回深州、河间休整，准备与宋军主力决战。

耶律信退兵之果断，让冀州、永静诸将都大感吃惊。但其实这亦是迫于形势，不得不然。辽军南侵已经超过三个月，一切粮草，全靠着国内供应，而对于缺少经验且粮道并不安全的辽军来说，河间、深州一线，便已经是他们补给线的极致了。这自然是辽国君臣事先所不曾想到的，然而他们到底也不可能摆脱这一条战争的铁律——他们的运粮车所能到达的最远的地方，就是他们军队攻击范围的极限。既然知道攻不下东光了，就算心里再如何的悔恨与不甘，耶律信也不会为了一时的脸面与意气，莫名其妙的栽在东光城下。

事实也证明他的退兵是十分正确的决定。

一直稳居大名，即使拱圣军全军覆没、深州陷落也不曾惊慌的石越，在得知神射军溃败、东光告急之后，终于再也沉不住气，下令集结在大名府的西军主力数道并出，提前北上。同时又急令奉调经水路前往河间府的铁林军都指挥使张整，抛下辎重大船，轻舟急进，援救东光。仅在何畏之进入东光两日之后，铁林军也乘船抵达。紧接其后到达东光的，还有神卫营第二十营 。神卫第二十营是宋朝组建最晚的一支纯火炮部队，配有四十门新铸克虏炮，后装子母铳的灭虏炮上百门，全营校尉节级共六百余人，随军厢军、民夫千余人，骡马四百余匹，虽然迟至绍圣七年六月中旬才正式成军，但因军中将士多是自各营抽调，不少武官甚至参加过宋夏之战，经验丰富。石越原本是调其去增援仁多保忠的，因此也是走水路，并有战船护送，行舟速度，较运送铁林军的民船更快，只是不想仁多保忠先遭兵败，结果先被遣来支援东光……倘若耶律信在东光城下再迟延两日，攻克东光固然无异于痴人说梦，能否全身而退，只怕也是未知之数。

而只比神卫第二十营晚了三天，中军行营都总管司的前锋龙卫军便在种师中的统率下，到达冀州。此后数日，姚麟的云翼军、贾岩的威远军先后抵达冀州；苗履的宣武一军也与张整的铁林军合兵一道，大摇大摆进了河间府；连慕容谦的横山蕃军右军也赶到了真定。到八月初，当王厚亲率雄武一军与张蕴的神卫第十营抵达阜城之时，宋军的声势，也达到了自开战而来前所未有的顶点！

仅仅王厚的中军行营都总管司辖下，不仅有包括雄武一军、镇北军、神射军残部以及东光厢军、冀州与永静巡检在内的近三万步卒，还有包括骁胜、龙卫、云翼、威远、镇北、横山蕃骑六军将近四万骑兵！在一个战场上一次聚集近四万骑兵，这是自宋朝开国以来从未有过的景象，甚至可以说上溯到晚唐五代，中原王朝也从未有过如此盛况。如此兵威，不仅宋人没有见过，连对岸的契丹人在看见冀州、永静之间的平原上到处都是战马之时，也深感震惊。

除此之外，王厚麾下还拥有令辽人无法想象的火器部队。仅仅配署给雄武一军的便有一百五十门大小火炮与数百名神卫营将士；而张蕴的神卫第十营在宋军神卫营中更是以精擅火炮而赫赫有名。自冀州至永静，宋军的城池、营寨中，一共有三百多门火炮，其中克虏炮占到一百三十二门！

而王厚看起来也并没有隐藏实力的想法。

便在八月五日，辽主御驾亲临深州，黄河北岸到处欢声雷动之时，早就在武邑集结待命的神卫第十营与第二十营忽然对着对岸的武强开炮，九十门克虏炮与一百门多灭虏炮一齐开火，自清晨一直打到黄昏，炮声之大，连深州城都清晰可闻。

这一日的炮击，自然并无实际意义。克虏炮的真正有效射程，平射不过一里，仰射最多三里——实则要想形成有效杀伤，便是仰射，也只好在两里左右，打到三里，即便击中，亦已无力。至于灭虏炮，射程更近，最大射程也不过一里有余，有效射程不过二三百步，仅与神臂弓相当——这灭虏炮与河间府城墙上的那些后装子母铳火炮并不完全相同，事实上后者只是灭虏炮的过渡炮型，这种由高太后亲自定名的“灭虏炮”，牺牲了射程，换来的是可以快速装填发炮，每次能打出百余枚甚至数百枚铅子，更妙的是，它方便运输，可攻可守，造价又相对适中，因而被宋朝枢密院寄以厚望，被认为是可以一举取代抛石机与神臂弓的火器。但以它的射程，隔着黄河，自然更加不可能对武强城形成什么威胁。所谓“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何况宋军的这次炮击，甚至连鲁缟都碰不着。因此，这完完全全只是一次示威。

但是，这次示威却似乎真的吓到了辽主。

辽主次日便亲至武强劳军，他登上武强城楼，远眺黄河之南，亲眼目睹黄河南岸连营数十里的兵营，遍地的战马与骑兵，还有数百门令人望而生畏的火炮，许久默无一言。当日他便返回河间，只过了一晚，辽国便为高太后发丧，遣使致哀议和。

唐康原以为石越断然不会接受议和。

但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不仅石越欣然接收，便是王厚坐拥步骑七万余众，兵强马壮，也无丝毫进取之意。王厚自到了阜城后，便要求诸军修缮营垒，坚壁以待。他将骁胜军调至东光休整，改以云翼军驻冀州，龙卫军与两个神卫营驻武邑，他亲率威远军与雄武一军驻阜城。又夺了仁多保忠兵权，调走听命于唐康的环州义勇，将神射军、环州义勇与镇北军混编为一军，统归何畏之统辖，驻于北望镇。如今唐康孤身在冀州，仁多保忠孤身在武邑，两人虽然名义上仍是当地官爵最尊贵者，但是姚麟与种师中如何会听他二人节制？

仁多保忠是败军之将，倒也罢了。他也不愿意在武邑自讨没趣，趁着韩拖古烈与韩敌猎南来，他便讨了个差使，陪着这两位辽使，准备先回大名。但唐康自认是有功之臣，况又是野心勃勃，岂能甘心这么着被赶回大名府？而且他在枢府有年，固然得罪不少人，却也同样种下过不少的恩情，譬如龙卫军的种师中，便与唐康是极好的交情，威远军的贾岩，更是受石越知遇之恩，与唐康也是莫逆之交……这些人任摊上一个，资历又浅，官职又低，又有人情在前，唐康若去了，纵不能将兵权拱手相让，也不免要对他言听计从。只是王厚实是个厉害角色，嘴里什么也不说，却不动声色的将他按在了惟一他差使不动的姚麟身边。虽说就算念在他几次三番去救深州的份上，姚君瑞也免不了要给他几分面子，但云翼军的事务，却是半点也不容旁人插手。而唐康也并不敢放肆，只能暗自忍耐着在冀州继续呆下去。

便在等候韩拖古烈一行之时，唐康还忍不住朝冀州城的城楼上看了一眼。

就在两天之前，那城楼之上，还挂着武骑军都校荆岳的人头！

“诸军震栗”！每次想起这件事，唐康心里面都会冒出这四个字来。他不敢肯定这是不是大宋自开国以来处死的最高级别的将领，但他可以确定，这绝对是大宋自太祖皇帝以来，对统军将领最为严厉的处罚。

当日荆岳触敌即溃之后，不敢返回真定，一路南逃，跑到了赵州城下才停下来。这些武骑军的溃兵，御敌无能，残民有术，竟然在南逃的过程中，烧杀抢掠，赵州百姓虽然已有许多南撤，但留守的仍然不少，却不料受过辽军几次掳掠后，竟又遭了武骑军这道灾。幸好赵州知州与通判颇有智术，荆岳一到，二人便大开城门，奉上酒肉牛羊劳军，温言相待，荆岳也不疑有他，只率数十亲信进城，结果当晚被二人灌得大醉，数十人全被绑了起来，丢进牢里。然后二人紧闭城门，亲自登城守御，城外武骑军群龙无首，却也没有多少做贼的胆子，顷刻之间就作鸟兽散。赵州知州随即遣人急报宣台，石越闻讯大怒，一面给朝廷写奏章，一面就派了一名使者，持节至赵州，便在平棘将荆岳以下四十余将校全部斩了，并令这使者带了这荆岳等数人的人头，在河北诸军州“传首示众”。

大宋朝的统军将领们，可还真的从未想过会有如此严厉的刑罚。

荆岳的罪名不过三条：临敌怯懦、败军辱国、残害百姓。而他却是堂堂正六品上的昭武校尉！而且还是统军大将。若依惯例，至多不过贬官流放。哪想到石越竟然不请旨便行军法给斩了，还传首诸州示众。

据说此事传到汴京，亦是一片哗然。

然而自东京最后传来的敕令，却是认可了宣台的处罚。皇帝不仅下旨褒奖石越，还严厉警告诸将以此为戒。枢府在真定、赵州诸府州颁下榜文，凡武骑军溃逃将士，至八月二十日前未至各官府自首者，皆以通敌论。又下敕令，荆岳以下至各营主将、副将、护营虞候，全都归案处死，家属流三千里。

不但武骑军诸将被严厉处罚，连兵败的渭州蕃骑主将刘法也受重责，刘法被降职为从九品下陪戎副尉，戴罪军前听用，渭州蕃骑由慕容谦另行择将统领。甚至连慕容谦也未能幸免，由游骑将军降为游击将军。

可以说束鹿之败，真正震动河北的，倒不是慕容谦的兵败，而是兵败之后朝廷与宣台对统军诸将的重责。左军行营都总管司诸将中，只有两个人异常幸运：武骑军副将振威校尉王赡虽然先败，然而事后经王赡上表自辩，被认定所部是得到慕容谦撤兵的命令后才撤退的，他并无过错，兼之他杀敌与损失大体相当，王赡不仅没受责罚，反而以振威校尉权领武骑军主将之职；刘延庆更是作战勇猛，射杀辽军大将，天子特旨，晋升为致果副尉，改任横山蕃军都行军参军。

但在这个时候，至少在中军与右军两个行营中，没有几个人去关注王赡与刘延庆，大概所有的统军将领，都很难忘记荆岳那颗用石灰处理过的人头。

所有的人，都在感受着时代的变化。荆岳的那颗人头，意味着五代以来中原王朝的骄兵悍将传统，已经彻底结束。

在这样的时刻，唐康是很识趣的。他绝不会蠢到此时去触霉头。尽管他无法理解，田烈武在河间坐拥步骑近五万大军后，反倒坐视着辽主在半个河间府来去自如，竟连袭扰辽军的心思都收了起来；慕容谦就更加象是被打掉了锐气，在横山蕃军步兵抵达后，按理说他应该军势复振，有一点兴兵复仇的意思，然而他却龟缩于镇、定之间，毫无东顾之意。

任人都看得出来，辽军已经无力继续南下了。

而大宋在河北自东至西马步十三四万之众，却在行坚壁高垒之策，甚而堂而皇之的与辽人议起和来。

唐康突然很想回大名府，当面问问石越，他还记不记得他的“绝不议和”之誓！尽管他心里面也明白，凡是身居石越那个位置的人，大概都是将背誓当家常便饭的。他若去指责他们，他们自然会有另一套大道理等着回复他。

“议和！议和！议个鸟和！”唐康在心里面啐了一口，忽然一夹马肚，掉转马头，朝冀州城内驰去。

“都承！”“唐参谋！”冀州知州与通判万料不到他来这一手，慌得在身后大叫，但唐康头都不回，早已驱马消失在城中。二人转头救助的望向姚麟，却见姚麟正目无表情的望着北边，身子连动都不曾动过。

同一天。

大名府，三路宣抚使司行辕内，溪园。一座石亭之内，亭中的石桌上，摆放着各色时鲜水果与点心，石桌两旁对坐着两位四五十来岁的白袍男子，两人身后，各站着一位青衣侍从，都是低着头，叉手侍立。在石亭东边，离亭约五六步远的水池之畔，还有一个中年白袍男子，正端坐在一块大青石上垂钓。这年八月上旬的大名府，炎热并未完全消退，这溪园之内，树木成荫，清风徐来，好不清凉，若非石亭之外，到处都是身着铁甲，荷戈持矛的卫士，真让人有人间仙境之叹。

“想来子明丞相当已猜到我的来意？”坐在亭内下首的一个男子，端起面前的玉杯，轻轻的啜了一口冰镇酸梅汤，又将杯子放回桌上。他说话之时，一双锐利的眼睛，一刻都没有离开坐在他对面的石越。

“师朴……”石越回视着这位与自己同为遗诏辅政之臣的参知政事、兵部尚书，默然一会。能让韩忠彦亲自来做钦差，自然是了不得的大事。而如今之事，莫大于与辽国的议和。“是皇上不准么？”

“是。”韩忠彦微微点了点头，“皇上不肯与辽人议和，想叫丞相不要接纳辽使。”

“如此，皇上只需遣一介之使持诏前来，便足矣。”石越淡淡说道，“劳动师朴前来，想来此事仍有转圜。”

韩忠彦不置可否的笑道：“军国大事，有时只凭着公文往来，却也说不太清楚。故此我特意来问问丞相的本意。到底是真议和，还是假议和？”

“真议和又如何？假议和又如何？总之都是议和。”石越笑道：“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所谓‘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若能不动兵刀，便将辽人赶出国土，使百姓得以重返家乡，安居乐业，又何乐而不为？”

“若是如此，只恐皇上不肯答应。”

“只须是为国家社稷有利，只要我们做臣子的苦谏，皇上年岁虽小，却极圣明，必能从谏如流。”

“若两府皆不愿意议和呢？”

“这又是为何？”石越愕然望着韩忠彦，道：“只须条款合适，持国丞相 必肯议和。”

韩忠彦摇摇头，沉声道：“吾来之前，持国丞相曾让我转告子明丞相：此一时，彼一时。”

“这又是何意？”

“攻守之势异也。”韩忠彦望着石越，他虽心里认定石越只是装傻，却也不得不先把自己的想法交待清楚，“八月之前，官军屡败，任谁也不能保证局势会到何种地步，议和不得不成为一个选择。但如今我军兵势复振，更胜过往，而辽人师久必疲，如今已经是强弩之末，中智以上，皆知辽人兵锋已止于深州，再难进半步。而我大宋却有十余万大军以逸待劳。他倾国而来，若是所向披靡，自然万事皆休，可既然奈何我不得，那就容不得他说战便战，想和便和！当年真宗之时，我兵甲不修，文武多怯懦，便有千载良机也抓不住，只好忍痛议和。可如今岂是真宗时事？御前数次会议，皆以为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昔日汉武帝马邑不能击灭匈奴，最后不得不劳师远征漠北，落了个全国户口减半的惨淡结局。我山前山后诸州沦陷已久，朝廷久有规复之志。然与其做北伐这等事倍功半之事，倒不如抓住眼下的良机。既然要一决胜负，在自家土地上打，胜算总大过在别人的地盘上打！”

“两府诸公果真皆如此想？”

“如此大事，我岂敢妄言？”韩忠彦脸上露出不悦之色，“子明丞相远在北京，不晓朝中情况，或有顾虑，亦是常情。故此我才特意前来，要讨丞相一句实话。”

石越正容点头，笑道：“既如此，我也放心了。师朴莫要见怪，汴京非是守得了机密的地方。”

“如此说来？”

“兵者诡道也。”石越笑笑，道：“前者王厚献策，道如今之势，辽人利速，我军利久。但以人情来说，辽军自南犯以来，屡战屡胜，几乎未尝败绩。他打的胜仗，自契丹建国以来算，也都是排得上号的大胜仗。只是不料打了这许多硬仗，我军反倒越战越强，人马越打越多，如今马步已达十余万，他出师三个多月，人马疲惫，士卒必生归心，明知再无力进取，可要就此退兵，如何可以甘心？况且他虽然无力继续南犯，却只是因粮草难济，人心思归，并不是真的惧怕我军。相反他打了这许多胜仗，更免不了有些骄气。战场上得不到的，不免便要生些痴心妄想，想要靠使节得到……”

“所以王厚之策，便是将计就计。辽人想要议和，我便与他们议和。他在大宋多呆一日，便要多耗一日的钱粮，士卒的战意也更加消退一分。我们一边高壁深垒，示敌以强，既不给辽人决战的机会，亦可打消辽人谋求决战的信心；一面却又与之虚与委蛇，派出使者交涉议和，只是这议和之事，既要令辽人相信我大宋是真心议和，又要在条款上慢慢拖延。拖得越久，对大宋便越是有利。”

韩忠彦原本便不如何相信石越议和之心，但这时听到他亲口说明，这才总算将一颗心彻底放回肚子里，笑道：“如此便好，我亦可回京说明……”

他话音未落，却听此前在亭畔垂钓的男子高声呼道：“参政万万不可！”韩忠彦几乎被吓了一跳，却见那人丢了钓竿，快步走到亭边，拜倒在地，道：“下官何去非，叩见韩参政。”

“你便是何去非？”韩忠彦惊讶的看了他一眼，以他的身份，自然不会认得何去非这样的小官，只是先前看此人在水池边悠然垂钓，他只以为是石越的什么亲信护卫，不料却是府中谟臣。韩忠彦也是很精细的人，见石越对何去非如此优容，便已知此人在石越身边，颇受重视。因又说道：“起来说话罢。”

那何去非连忙谢过，起身又是长揖一礼，方说道：“恕下官无状，参政方才说要回京说明，此事万万不可。”

“这又是为何？”韩忠彦笑道：“莫非你以为两府诸公尚守不住机密？”

“不敢。”何去非欠欠身，道：“只是参政断不可小瞧了辽人。”

“难道你疑心两府之内有辽人细作？”

“不敢。”何去非连忙摇摇头，道：“下官倒不相信辽人通事局如此神通广大，只是汴京之内，必有辽人细作，却是无疑的。”

“那又有甚要紧？”韩忠彦笑道：“难不成辽国的中京、上京，便没有我大宋的细作么？”

“只因辽主与耶律信，皆是聪明睿智之辈。便除此二人之外，如今北朝朝廷中，才俊之士，亦为数不少，断不可轻易之。参政试想，若是两府诸公，皆知道这是假意议和，那朝中便不会有反对之声音——细作将这些传回辽主那儿，那辽人如何肯信？”

韩忠彦这才明白何去非担忧之事，先是愣了一下，然后便不由哈哈大笑，点头对石越道：“这倒的确不可不防。我大宋朝廷之中，事无大小，的确都免不了要有议论不同者。这和战大事，若说众口一辞，却是说不过去。不过咱们不可以找几个人演双簧么？”

何去非欠身道：“若是演的，便免不了会露出破绽。两府诸公，何人主战，何人主和，只怕辽人心中都有些主意了。若是某人举止反常，便易启人疑窦。况且皇上年幼，即便两府诸公能演好这场戏，总不便叫皇上也……”

他这话虽吞吞吐吐，但韩忠彦马上便也明白石越担心的是什么事——他害怕皇帝年纪太小，管不住嘴巴，泄露了机密。但这番话，石越自然不便说出来，所以要借何去非的口来说一说。

这番担忧，亦不能说是杞人忧天。韩忠彦心下计议，又望着石越问道：“那么子明丞相之意是如何？”

石越听到韩忠彦点了名的问自己，便不好再叫何去非来回答，当下笑道：“窃以为此事便是师朴与持国丞相、尧夫相公知道便可。”

“那皇上那……”

“欺君乃是大罪。然事有经权，祖宗社稷才是大忠，说不得，只好先瞒上一瞒。待事后，吾辈再向皇上请罪。”石越淡淡说道：“陛下虽然年幼，然毕竟已有贤君之象，必不责怪。若果有罪责，越一身当之。”

韩忠彦想了想，点头道：“丞相言重了。此事便依丞相的主意。既如此，我也不急着回京，只修书一封与持国丞相、范尧夫，说明此事。皇上的诏书，便由下官担了这个责任，就当是下官瞒了下来，丞相从不曾见过这诏书便是。然后丞相与下官再分头上表，向皇上讲明议和之利，有持国丞相与范尧夫在内呼应，皇上纵小有不愿，最后多半还是会答应。”

石越万料不到韩忠彦肯替自己分担责任，他原本还忧虑这样做法，得罪小皇帝太深，但韩忠彦是小皇帝愿意信任的人，有他出面，他压力自也是小了许多，因此亦不由得大喜，抱拳谢道：“如此真要多谢师朴了。”

韩忠彦连忙抱拳回了一礼，道：“子明丞明何必见外？论公这是为赵家社稷，论私你我也算是一家人。说起来，倒还有一件私事，要与丞相商量。”

“师朴请说。”

韩忠彦笑道：“是有人请我作伐，为的是我那外甥女的婚事……”

但他话未说完，便已被石越笑着打了个哈哈打断，“师朴，这事却由不得我做主。”

韩忠彦一怔，却听石越又说道：“不瞒师朴，我与令妹膝下便只此一女，自小便娇宠惯了，令妹更是视若掌上明珠，日夜便担心她出嫁之后与夫婿不能相得，故此许下愿来，要让她自己择婿。只是小女顽劣，如今进士都不知看了几榜，竟没得一个入她眼的。我与令妹，为此头发都不知掉了多少。我虽不知师朴说的是哪家小舍人，然这事还是先与令妹说去，待小女点了头，我再看不迟。要不然，我虽看了满意，她却不答应，白白让我着急一场。”

韩忠彦看着石越愁眉苦脸的样子，又是惊讶，又觉好笑，却也不便相强，只好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说道：“既是如此，我便回京再去找我妹子商量。只是丞相，这事却也不好久拖。过得三年，皇上便是要选妃了，我在京时，颇听些闲话，道是皇上看中了我那外甥女。虽说自古以来，后妃之选，都是太后做主，也由不得皇上，况且这些闲话也当不得真。但终究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外甥女年岁也到了，早该适人，不如便此釜底抽薪，免了这个后患。”

韩忠彦这番话，当真是如平地惊雷一般，石越素知韩忠彦并非胡乱说话的人，他既然提起此事，那便再也不能等闲视之。但他身居高位已久，心中虽然吃惊，脸上却丝毫看不出来，只是轻描淡写的笑道：“师朴说笑了，我大宋又不是汉唐，便是我想做皇亲国戚，也没这个福份呢。只须太后在一日，这后妃，只好向开国功臣家寻，别家再如何痴心妄想，亦不可能。”

韩忠彦哈哈一笑，却也不再多说，笑道：“丞相说得是。听说这次辽国的致哀使是韩拖古烈，此人亦是一时俊彦，可惜未生在我大宋。丞相可知他吹得一手好笛子，只不知我能不能有此耳福……”

2

虽然唐康对议和颇有腹诽，以至于韩拖古烈一行途经冀州之时，竟托病不见。但命运却仿佛在故意捉弄唐康，韩拖古烈前脚刚走，从大名府又传来命令，与辽人的秘密接触，正式搬上了台面，两国使节谈判的地点，便定在武邑县。韩拖古烈是要前往汴京对高太后进行礼仪上的祭奠，并向宋朝皇帝呈上国书，辽人显然有点等不及，要求同时在冀州或者永静军对和议的条款进行交涉。而石越竟也爽快答应。辽国派来的谈判使者是耶律昭远为首的三人，而宋朝这方面，因唐康有出使辽国的经验，宣台选中的使者，便是唐康与吴从龙。

唐康心里面虽然老大不乐意，却又不敢抗命，只好硬着头皮前往武邑。本欲以等待吴从龙为名在武邑多拖延几日，以待朝中生变——这在唐康看来几乎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但没想到吴从龙对这差遣十分卖命，竟是昼夜兼程赶来，还带来了宣台想要的和议条款。

在看到石越想要得到的条件之后，唐康几乎是目瞪口呆，若说此前对石越同意与辽人议和还有些许怀疑的话，此刻也是荡然无存。在唐康看来，石越提出来的条件，辽人实在没有理由不答应的。议和肯定能够成功，难怪吴从龙如此高兴与卖力——按宋朝的惯例，他办成这等重要差遣，回朝之后，必定高升。这等于是将一件天大的富贵送到他手上，他如何能不喜出望外？

然而唐康对这桩“富贵”却是没什么兴致，若非是石越的亲笔札子，他多半会托病拒绝，来个眼不见心不烦。只要想到石越要求的条件——辽国退兵并归还一切被掳百姓财物，罢免耶律信，两国重申熙宁年间之誓书，永为兄弟之国，并互遣皇子为一名为质——唐康心里面便平生满腹的怨气。

因此，当唐康与吴从龙在武邑见着渡河而来的耶律昭远之时，他心里面想的尽是战事结束之后，便要辞官去国，到南海诸国去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但是，让唐康无论如何都意料不到的是，看起来几乎是可以一拍即合的两国议和之事，在头一日，却是当场便闹了个不欢而散。

如此结局，吴从龙固然有些呆若木鸡，仿若被人从头到脚淋了一盆冰水；而唐康也是不知道该愤怒还是该暗喜。

辽人不仅完全无法接受石越那在唐康看来几乎是委曲求全的开价，而且还开出了一份让唐康觉得简直是荒谬之极的要价——辽国要求宋朝放弃对高丽的宗主权、并“赠送”辽主黄金五万两、白银五十万两、缗钱二百万缗、精绢两百万匹——比起之前唐康曾风闻的要价，更高出了一百万缗缗钱。

唐康读过文书，当时便拂然大怒，将文书掷还耶律昭远，转身就走。而那边三个使节，除了耶律昭远外，另外两人看过宋朝要求的条款，同样都是满脸怒容，并出言不善——为着谈判的需要，唐康与吴从龙商议之后，交给耶律昭远的条款，除石越的要求之外，又加了好些条，诸如：辽国赔偿宋朝损失计黄金一万两、白银一百万两，许以马匹牛羊折价偿付；沿界河以北五十里不得驻军耕种放牧渔猎；辽国放弃对高丽之宗主权；割让辽国占领之河套地区予宋朝……

在唐康看来，这都已经是让辽人占了极大的便宜。然而在辽国的使者眼中，这却无异于羞辱。

若非吴从龙与耶律昭远从中竭力转寰，和议几乎就此夭折。

最终，双方的初次正式交涉，由吴从龙与耶律昭远做主，双方勉强达成一致，各自回去酌情让步，次日再议。

然而第二天的谈判，结果也好不到哪里去。

辽国做出让步，愿意重新接受熙宁之盟，互遣皇子为质，并将“赠送”辽主的钱帛削减一百万缗。但其余诸条，一条也不肯答应。吴从龙则和唐康商议之后，不再要求辽国放弃对高丽之宗主权，同意将辽国的赔偿削减五十万两。

双方分歧之大，看起来根本无法弥合。

只是因为吴从龙与耶律昭远仍然在竭尽全力的努力，这谈判才勉强维持了下去。

但从第三日起，唐康便干脆不直接参预谈判了。而辽国那边的情况看起来也好不到哪里去，也是从这天开始，便只有耶律昭远一个人过来，与吴从龙交涉。唐康知道，对于吴从龙来说，是战是和都是无所谓的，就算他心里有什么主张，那也是次要的。他此时大概也已经渐渐熄了做“和议功臣”的心思，只是能够参与甚至主持对辽国的谈判，这对于吴从龙来说，依然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自然要好好把握，即使和谈不成，若他表现突出，日后仍是极重要的资历。而耶律昭远，唐康也早就认识，在辽国朝廷之中，他是主张与宋朝维持和平通好的文官阶层的代表之一。仅以谈判的这两个人来说，他们都是抱着想要达成和议的期望的。只是，仅仅靠着谈判者的诚意，是无法拉拢宋辽两国之间的巨大分歧的。

每天晚上吴从龙都会来找唐康商议，汇报白天的进展，认真的讨论哪一条可以继续让步，分析辽国君臣的心思，猜测他们真正的底线，撰写报告宣台的节略……谈判本来就是十分艰苦的事，尤其是自熙宁以来，宋辽两国之间的大小谈判数不胜数，双方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尽管分歧很大，而且事实上二人主持的谈判还要受到远在大名府的石越的遥控指挥，他们的实际权力小得可怜，但吴从龙并无半点抱怨，仍然假设辽国只是漫天要价，双方最终终可达成一致。

这种克尽职守的态度让唐康都不禁动容，想来耶律昭远或许也是抱着与吴从龙差不多的心思……但唐康自认为自己是无法做到这一点，他每天都在武邑的诸军营寨中流连，整日的与龙卫军、两个神卫营的大小武官厮混。不是与种师中喝酒，便是找张蕴下棋，又或是在军中打马球、看相扑——这都是绍圣时大宋军中最时兴的娱乐活动之一。自从辽军渡河攻入永静军，当地百姓许多逃难不及，都被辽军掳走，如今武邑一带，几乎是十室九空，因此当地除了驻军便是随军的民夫，唐康也别无他乐，只好和一帮禁军校尉混得厮熟。以唐康的身份，武邑的禁军，自种师中、张蕴以下，谁不巴结？他既肯折节下交，出手又十分阔绰，众人自然更加拼命奉承，因此自到武邑，唐康倒也自得其乐，竟比在信都更快活十分。

时间便在不知不觉中流逝，转眼之间，唐康便已在武邑过了七天的太平日子。这一年的秋分也已经过去了十天，在深、冀、河间一带，一年之间那为数不多的秋高气爽的日子，眼见着就要结束，再过四天，便是寒露，天气便要开始渐渐转冷。掐指一算，至立冬也就是一个月多点了。

从气候来说，天气转冷，其实对于辽军要更加有利。而且战争的僵持不决，对于宋朝最不利的，还不在军事方面，而是在生产上——秋分前后原本是种植冬小麦的时间，然而受到战乱的影响，差不多有半个河北，田地完全荒芜。如此广大的产粮区整整一年没有收成，宋廷要面临多么沉重的赈济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处置稍有不当，便会形成群寇蜂起的局面。尽管不能说辽国便不受影响，数十万的壮年男子长年征战不归，即使是纯游牧民族，在生产方面也是一个灾难，更何况辽国已经并非纯粹的游牧之国。然而相对来说，仍然是宋朝蒙受的损失更加巨大。毕竟战争是在宋朝的国土上进行，而辽军又是出了名的所过之处，砖瓦无存。

不过，看起来这些牺牲宋廷已经做好了承受的准备。从后方，开始源源不断的运来秋冬的棉衣与鞋子，宋廷以各种利益为诱饵，鼓励商人将棉花、秋冬衣鞋运往汴京与河北，以保障军队与灾民的供应，但即便如此，过冬物资仍是供不应求。此事还导致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因为宋廷从各地半强迫性的采购了大量的棉花，更导致了全国性的棉花紧缺，皇帝被迫颁布“种棉诏”，下诏全国各州县强制推广种植棉花，形成自熙宁以后的第二次种棉潮，从此彻底改变了宋朝的纺织品供应结构。

但在绍圣七年八月二十一日的武邑，唐康对于这些事情，都没有太深的感受。他只知道，托石越极度重视后勤补给的福，武邑的驻军居然在八月中旬便全部领到了秋衣，而为了赶在河水结冰前运送更多的粮草，御河的运能更是几乎被宋军使用到了极限——如今的大宋，已非熙宁之时，更不似绍圣初年，现今决定前线粮草供应的，不是产量，而是宋朝的运输能力。

因为十几万人马能穿暖喝足，王厚又更加变本加厉的推行着他的高垒深壕之策，各军的营寨，都扎得象一座座堡垒似的，寨门都是用合围粗的大木造成，其间偶有辽军小队人马过河挑衅，宋军虽然也出动骑兵驱逐，但王厚严令各军追击不得渡河。龙卫军有一个副指挥使率兵追击辽军，深入深州地界十余里，带了十几个首级得胜而回，结果刚到营门口，便被王厚遣人全部逮捕问罪，自那副指挥使以下，所有军官全部处斩，传檄各军示众，连普通的百余名节级士兵，亦被杖责。更令诸军愤怒的是，王厚还将那个副指挥使的人头遣使送至深州韩宝帐中，申明宋廷愿谋求和好之意。虽然次日韩宝便也立即投桃报李，送了个人头过来，声称是率军渡河骚扰的辽将首级，然这边宋军之中却是无人肯信，众将校全部憋了一肚子气，只是畏于军法，敢怒而不敢言。唐康曾将此事详细禀报石越，不料换来的却是一顿极严厉的训斥，石越亲笔回信，警告唐康，除非王厚有谋反之心，否则他纵是阵前斩了姚麟、种师中、贾岩，唐康亦不必向他报告。并称他已给王厚下令，若唐康敢有违王厚节制，便让王厚先将他斩于军中，然后再上报。更让他尴尬的是，石越还将这封信分别抄送给了王厚以下诸统军大将，并令王厚宣示诸军，“咸使知闻”。

这个令人不快的插曲，更进一步巩固了王厚在军中的地位。各军将领不料石越如此信任王厚，自姚麟以下，见着王厚都不敢抬头。

而王厚也更加恣意自得，每天在军中置酒高会，以犒劳诸军为名，往来冀州、永静各军之中，所到之处，必宰杀猪羊，赐酒军中，每天仅要杀掉的羊，就多达上千头。诸将凡言及攻战之策，他就只管用大话搪塞了过去；喝到高了，更会时不时漏出几句“归期不远”之类的话来；又常说什么“大事自有两府诸公安排”；甚至连提到辽国，也只称“北朝”，连句“胡虏”都不曾说过……

可石越与王厚纵是如此忍气吞声，辽军不耐烦的情绪仍是越来越明显，过河挑衅的小股骑兵，也越来越多。因为每次这些挑衅的辽军都很容易被宋军击败，而且他们的所乘之战马也有瘦弱疲劳之态，宋军中许多的中级武官也越来越看不起辽军，许多人都相信辽军已然“师老”，宋军绝对有能力击而破之。若非西军自熙宁以来，极重纪律，军中阶级鲜明，无人敢犯，又有一个前车之鉴摆在面前，只怕已不知是什么局面。

唐康也是个极聪明的人，这七天之中，他外表无所事事，但是心里不知多少次怀疑石越与王厚是假议和、真拖延，然而唐康心里也很清楚，他能猜到的事情，绝对瞒不过耶律信，不管宋朝是真议和假议和，辽国君臣绝不会傻傻的被石越与王厚牵着鼻子走，他们心里面必然也有几个时间点，如若到了那个时间，仍然议和不成，辽军必然也会有所举动。而宋廷这一边，涉及和战大事，朝廷中更不可能没有半点争端。但是，尽管有这些怀疑，让唐康始终弄不明白的是，石越与王厚，以及宣抚的众谟臣，同样也是一时人杰，他们同样不可能不知道辽国君臣绝不肯被他们轻易牵着鼻子走这件事……

既然无论如何都难辨真假，唐康便干脆耐心的等待。

等待该发生的事情。

在某一天，就算是耶律昭远，也会彻底失去耐心。

在某一天，他收到的邸抄中，会报道朝廷中关于和战的争论，以及最关键的，皇帝与御前会议其他成员的态度！

他仍然有一个让王厚可望而不可及的身份——他也是御前会议成员。总有一日，朝廷会问到他的意见。

而且，这些应当都是指日可待的事。在这七天的谈判之中，他和吴从龙不断的接到宣台的指示，吴从龙几乎每天都会奉命向耶律昭远做出或大或小的让步，到八月二十日时，他们就已经退到了最初石越所划定的底线了。而辽人的让步却极小，数日之内，双方其实只达成两个共识——以“熙宁誓书”为日后两国关系之基础；不将对高丽国的宗主权问题归入和议之中。但分歧却是根本性的，尽管耶律昭远松口表态，辽国要求宋朝“赠送”辽主的钱帛数目仍可商议，表面上看双方达成和议的障碍越来越少，可唐康心里面却也看得越来越清楚。

双方的分歧并非几个条款那么简单，而是关系到谁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

石越的开价看起来诚意十足，但摆明了是以潜在的胜利者自居。而辽国表面上看起来咄咄逼人，其实却也只是想要宋廷承认他们是胜利的一方而已。

大宋自恃有十余万精兵严阵以待，但辽人亦同样自恃有十万战无不胜的铁骑。并且，将来若有决战，必是野战，这更是辽军之长，况且又是在一个极合适骑兵作战的地区，辽人是相信自己占据优势的——至少从辽人的作派中，从吴从龙所转叙的耶律昭远的言谈举止中，唐康是如此判断的。这是他在和议之初所完全没有想到的——辽主愿意议和，只不过是因为觉得宋军也不可小觑，再打下去，为了这种胜利，他要付出的代价与风险都太大了一点。辽军虽然丧失了一些主动权，然而另一个层面上的主动权，辽主仍然有理由相信还握在他手中，以耶律信、韩宝治军之能，在河北平原之上，辽主依旧可以想打就打，想走便走，大不了，退兵回国，明年再来！

尽管唐康是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辽人还有啥本事“明年再来”，但他至少已经看得明白，辽主麾下十万铁骑，断不会当真被宋军区区几百门火炮所吓到。火炮对于骑兵究竟有多大的威胁，是谁也拿不准的事。唐康虽然认为火炮对于扭转宋军的战略劣势意义重大，却也并不相信几百门火炮对数以万骑的契丹铁骑能有多大作用。

真正对辽主产生威慑的，应该是那几百门火炮背后所展示出来的国力。大宋朝有多少火炮，仅仅取决于火炮在财政支出中的优先等级而已。大宋不是一个穷兵黩武的国家，和平之时国库开支要优先满足的事情太多，未真正经过实战检验的火炮如果能排在优先事项前五十名之内，大概所有支持发展火炮的文武大臣们都要欢呼雀跃了——而那自然是不可能的。

从熙宁中后期至绍圣初年的具体情况来看，若非是司马光、石越全力经营两北塞防，构筑大名府防线，再加上受到耶律冲哥成功使用火炮的刺激，装备火炮的事能排进前一百名就相当不错了。这是宋朝与辽国完全不同的地方之一，在辽国，如果辽主想要全力造火炮，他就可以全力造火炮；在宋朝，就算赵顼死而复生，若他不想激起朝廷之内的严重对立，最终搞得半个国家无法运转的话，那他最好还是要多多关心一下他的国库开支情况，以及各位大臣们的好恶取向。若单以绍圣初年的那几年窘状来说，他每往军费开支上增加一文钱，大概都得事先准备好几十个重要大臣的职位该由谁来顶缺……

但是，当真正的面对战争威胁之时，那就全然不同了。

这些事情，辽主自然也是明白的。只不过，在此之前，宋朝从没有成功的向辽人展示过将国力转变为军力的先例。相反，有相当长一段时间，这个国家只是一直在用军队来消耗自己的国力，然后一无所得。在最极端的一个时期，他们每年花费了七八成的财政收入在军队上，结果举国上下，却只有一只临时整编的军队能够野战！

宋人趁辽国衰弱之机，一举击败西夏，收复河西之地，实现中兴，这的确让人印象深刻，但若从事后来分析，西夏内乱不已，许多贵人被宋人分化收买，而之前又穷兵默武，一而再、再而三的分兵与宋军战于坚城硬寨之下，白白损耗实力……如此种种，恐怕也是重要的原因。从职方馆获取的情报中，唐康知道辽国君臣之间不乏这样的议论，尤其是在受挫于西南夷之后，这种议论就更多——宋朝整军经武是一个方面，但西夏其实更是自取败亡……

总而言之，国力是一回事，军力又是另一回事。宋朝国力远胜于辽，大概辽国君臣都是承认的，但是论及将国力转为军力的能力，尤其是速度，那只怕最乐观的人也会有所保留。

更遑论是直观的“感受”。

火炮其实仅仅只是一个方面而已。如今想来，辽主站在武强城上看到的，当不仅仅是那几百门火炮，还有冀州、永静之间七万余众连绵数十里的宋军营寨！

而王厚在武邑的火炮齐轰，只不过是让辽人直观的“感受”一下宋朝的实力而已。

许多事情，光道理明白有时候是没用的，必须要让他“感受”一下。

辽主想必“感受”已经很深刻，但即使他已经知道了宋朝将战争潜力变成现实的能力，这场战争的胜利者的归属，哪怕是名义上的，他也不可能拱手让出。辽人是自居大国的，并非历史上的那些胡狄蛮夷可比，因此，他们也是要面子的。更何况，不管未来如何，至少此刻辽军是真正的胜利者。辽主顶多是觉得宋军远比想象的难对付，生了些畏难之心，尚不至于有何惧怕之意。

而大宋，若连个和议条款上的“胜利者”都争取不到，石越的相位，大约也到头了。

这些个利害细节，都是唐康这六七日间才慢慢想明白过来的。所谓“当局者迷，旁者观清”，他身在局中之时，不免觉得宋军已熬过最困难的时期，击败辽军，那只是顺理成章的事，却忘记站在辽国君臣一方来看待战局的变化。但这数日间，他每日里飞鹰走马，反倒想明白不少事情。辽国君臣之间，定然也有许多人觉察到这个问题。只不过，辽人不管有多么了解宋朝，有些事情，他们也难以感同身受——譬如要让宋朝再一次接受一份身为战败方的和议，没有过这类历史经历的辽人，总是会将此想得太容易。能够明白这种心情的人，大约只有韩拖古烈等廖廖数人吧？可这些人却很可能将接下来可能发生的战争视为对辽国更大的威胁，而寄希望于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在言辞上润色一下，细节上周全一下，同时照顾到双方的脸面，也是可以办到的。

但惟有在这一点上，唐康却坚信不可能。若非是石越与王厚的种种行为，让唐康都觉得他们的确是真心实意想要议和，仅凭这一点，唐康就要认定石越在玩什么计谋。

因此，在八月二十一日的上午，唐康就几乎以为谈判破裂便是这一两日之内的事了。当吴从龙意外出现在他的营帐之外时，他心里还不由一阵高兴。这一天他特意留在营中读书，等的便可能突然出现的变化，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但当他笑容满面的吩咐护卫将吴从龙请进帐中，看见吴从龙的脸色之后，却忽然感觉到有点不对劲。

“康时。”吴从龙落座之后，欲言又止的望了唐康一眼，脸色几乎是有些尴尬，但犹豫了一会，还是继续说了下去，“方才耶律昭远带来一个消息。”

一听到这话，唐康忍不住笑出声来：“他们要翻脸了么？”

吴从龙摇摇头，抿着嘴，道：“这倒不是。算着日子，韩拖古烈该到东京有一两日了。不过耶律昭远大约也早就知道凭着吾辈，是难以谈成什么了，就算要翻脸，肯定要等等韩拖古烈的消息。他今日是来兴师问罪的……”

“兴师问罪？问什么罪？”唐康也糊涂了。

“他说数日之前，有三百余骑宋军偷渡白沟，在辽国境内袭击了一支运送财物回国的辽军，杀死五百余伤兵、家丁，抢走了几十车物什……”吴从龙苦笑一声，“这些宋军还留了一面旗帜在那儿，自称是致果校尉赵隆所为。”

“这等事，子云理他做甚？实不足挂怀。”唐康听得眉开眼笑，又笑问道：“子云如何回他？”

“我只得说，虽属两国议和，然他契丹兵马，亦不曾停止在我河北州县劫掠。我大宋议和的条件，便有要他们归还所劫财物一条，契丹果有诚意，便不当趁着议和之机会，偷运财物回国。这本是他契丹不是，如何能怪我大宋？况且如今我军与雄州、高阳关全为辽军隔绝，我们虽在这儿议和，赵隆又如何知道端的？若要他收兵，还须请辽军从中间让出一条道来，好让我们的使者通过。”

“说得极好！子云真有苏、张之才。”唐康笑道。

吴从龙却有些无精打采，道：“康时说笑了。就算真是苏秦、张仪在此，又有何用？这军戎之事，我不敢妄议，然既是要在下来此和议，打仗之前不知会也罢了，仗打完了，总该让你我知晓罢？如今却要耶律昭远问上门来，在下还揣着糊涂当明白……”

唐康听他满腹怨气，正想开解几句，又听他抱怨道：“这差遣实是难做。议和也是他王大总管赞同的，可这些事情，不论你如何行文过去问他，结果总是一纸回了。我难道便是契丹细作，他大总管府的事，到了咱们这边，就会泄露给契丹人了？最可笑是两头不讨好，康时可知道朝中出了变故？”

唐康闻言不由一愣，“出甚变故？”

吴从龙狐疑的望了唐康一会，确认他神色不似作伪，方才说道：“原来康时竟不知道。我方才与耶律昭远议完，因为中午要陪宴，便回营换件衣服，才听小厮说收到好几封东京的书信。我也是匆匆读过，这才来急急忙忙来找康时……这回可非小事。”

“究竟是出了甚事？”唐康更加糊涂，追问道。

吴从龙转头望望左右，见帐中再无外人，这才向着前倾了倾身子，压低声音，沉声道：“为这议和事，朝中已是乱成一团了。谏章交攻，两位丞相以下，两府诸公，皆被弹劾。听说皇帝读奏折才知道韩拖古烈已至大名府，召开了几次御前会议，痛骂诸公，扬言要召回章惇做枢密使，还……还在内廷对太后说子明丞相与韩参政是霍光！”

吴从龙说得冷汗都冒了出来，唐康却几乎笑出声来，装傻笑道：“霍光是汉朝的忠臣，皇上说得没错呀，家兄丞相与韩参政皆受托孤之任，确是本朝的霍光。”

“这……这恐怕不是甚好话……”吴从龙却急了，“康时，皇上年纪轻，颇欲有所作为，而两位丞相与两府诸公为国家社稷计，不免每每要从中谏阻，皇上自即位以来，几乎是无一事得快意行之，皇上又是有名的聪明天成，这心里面，只怕是有许多不满郁积了。平时倒也罢了，两府没有差错，朝中大臣都服气，皇上也不好说什么。可如今朝中不欲议和者甚众，朱紫以上，上章弹劾、反对者，据说已有六七十余人！尤其是还有个陈元凤从中撺掇，皇上不晓得为何，偏又十分信任他，不但留他在京中，每日召见；还用他荐举，又拔擢了许多新党中的能干人物——更邪门的是，尧夫相公对他亦十分包容。持国丞相老了，子明丞相在外，皇上身边有个陈元凤，诸事难料得紧。”

吴从龙的这番话，虽然仍有些遮遮掩掩不敢直说之处，但唐康心里面却已明白他在担心什么。这必是开封有人写信给他——或是真是他着想，或是想给他施加压力。其实说皇帝读奏折才知道韩拖古烈一行已至大名府云云，唐康自然是绝不肯信的。那必是谣传无疑，他虽不知实情，却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那多半又是两府相公逼迫皇上勉强答应接纳辽使，他开始不情不愿，却也无可奈何，待到看到有人上章弹劾，便有意无意放出这些话来，那自然是为了鼓励朝中大臣出来上表，增加声势，然后皇帝便可以挟此以对抗两府。皇帝年纪还小，未必想得出这样的办法来，其中有陈元凤做谋主，亦未可知。但若说这便要“诸事难料”，那当然是夸大其辞。

因笑道：“这朝廷是要议和还是要继续打仗，轮不着你我操心。然子云尽管放心，便是最后又不肯议和了，朝廷亦断不至于追究到你我的责任……”

吴从龙被他一语说中心事，脸上一红，却仍忍不住继续问道：“康时如何敢下此断言？听说如今弹劾的奏折之上，连在下的名字，都赫然在列呢。如康时、王厚，都是朝廷重臣，现今用人之际，或许不会有事，然在下又何德何能？如此许多大臣交章论列，若果然扳了过来，却一个官员也不贬责，本朝无此先例！”

唐康见他仍是忧心忡忡，忍不住笑道：“休管他扳不扳得过来，我只问子云一句话，我唐康可还说话算话否？”

“那是自然。”吴从龙莫名其妙望着唐康。

“那便好。”唐康笑道：“那我便向子云保证，倘若子云因此事受责，我唐康也绝不独善其身。我也便辞了官，回家做富家翁去。”

“这……在下并非此意……”

吴从龙正不知道要说什么，帐外忽然有人高声禀报，原来却是送宣台札子的差官到了。二人不敢怠慢，连忙见过差官，收了札子。自大名府至武邑虽有四五百里，但两地之间有官道相连，又在宋军控制区内，采用换人换马的接力传递方式，宣台公文，仍是一日多几个时辰便可送到。因此自议和以来，唐康和吴从龙收到的宣台札子每日少则一封，多则三四封，早就习以为常。只是此刻二人各怀心思，各有担心的事情，当下连忙一起将装札子的匣子打开，取出札子，摊在案上，二人一道览读。

这札子上的内容却是极短，二人几眼便已看完，然后都是面面相觑，半晌说不出话来。唐康先前的脸上的高兴之色，早已一扫而光，脸色变得十分难看；便是吴从龙的脸上，也是忧形于色。

过了好一会，唐康才冷笑着对吴从龙说道：“看来待会宴会之上，子云可以给耶律昭远送件大礼了。”

但吴从龙的心思，却似乎全不在此，喃喃回道：“这……这……皇上果真肯答应么？”

3

吴从龙的担忧，却也不算全是杞人忧天。正如唐康所猜到的，皇帝赵煦的的确确是迫于两府的压力，而不得不点头同意接纳辽使，然而石越也低估了赵煦不甘心受人摆布的心意。这一次的议和，虽然朝中有韩维与范纯仁极力主持，可即便是在御前会议中，也是态度分化的。其中枢密副使许将、刑部尚书李清臣、翰林学士苏轼、工部侍郎曾布、权太府寺卿沈括、权知军器监事蔡卞、职方馆知事种建中等七人立场皆十分鲜明，全靠韩维与范纯仁一再保证和议条款绝不会辱国，又用数十万的流民问题向他们施加压力，御前会议这才算勉强达成一致。然而，分歧仍然存在。赵煦年纪虽轻，但对于“异论相搅”这等家传的帝王之术，却是毫不陌生。对于一个新掌握权力的君主来说，臣子们之间出现大分歧，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利用他们的矛盾趁机得利，竖立起自己的权威，这也算是必修的一课。更何况，这一次的政策，的确是赵煦所无法接受的。

因此，他故意在向太后面前说出石越、韩忠彦是霍光这样的话来。而这句话也不出他所料很快便流传出去，许多本就不满的人、望风承旨的人、对石越与韩忠彦有私怨的人，立即读懂了这句流言的意思，在他的鼓励下，弹劾当政者的奏状，便如雪片一般飞进宫中。

读“弹章”这种东西的技巧，此前太皇太后跟他说过，后来清河也说过、桑充国也讲过，赵煦早就知道，绝大多数的“弹章”中，总免不了要有些不尽不实、夸大其辞的话——太皇太后、清河、桑充国所说的重点，当然是希望他既能分辨这些，又不要因此而拒谏。要做一个好皇帝，最重要的当然是兼听则明，倘若因为“弹章”中在些夸大不实之语，便扔到一边，不去留意其中的可取之处，这很容易就会成为一个致命的弱点，而被奸臣所利用。许多自以为聪明的君主，便都栽在了这个弱点上。

道理虽然早就懂得，可真的见识到之后，赵煦却仍然禁不住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反感。

譬如这一次，有不少人便在奏状中，将石越骂了个狗血淋头，称他不过徒有虚名，宣抚三路，自开战以来，却是每战必败，故闻敌而丧胆，又惧怕朝廷问罪，是以才又生出议和之意，全然不顾出征之初的豪言，甚至将他与后蜀的王昭远相提并论。又称皇帝当日下《讨契丹诏》，明言“凡敌未退出吾土而有敢言和者当斩于东市”，石越身犯此令，纵皇帝念及往日功劳，不将他赐死，也不当再以军权付之云云。

赵煦固然对于石越有许多的不满，但是要说他是后蜀的王昭远之流，他还是无论如何都不肯相信的。那王昭远原是五代末年的一大笑柄，他在后蜀掌握大权，自比诸葛武侯，先是自不量力，傻乎乎想要与北汉夹攻宋朝，结果不仅联络北汉的使者半道叛逃宋朝，还引火烧身，引来宋军攻蜀。他至此还是十分狂妄，蜀主令他率军抵抗，他还声称“取中原如反掌”，哪料到最后连战连败，一路逃跑，竟被宋军活捉，后蜀也因此亡国。那些人将石越与王昭远相比，就算是赵煦，也觉得未免诬之过甚。虽说开战以来连战连败，可宋军却从未乱过阵脚，若是那些个败仗也要算到石越头上，连赵煦也觉得冤枉了一些。

可尽管如此，这些“弹章”，仍然不失为赵煦手中得力的武器。

这便是身为万乘至尊的好处。如果他愿意，他依然可以将这些连他自己也不相信的东西，当成石越的罪名，加以问责。

当然，做这种事会面临多大的阻力，赵煦也是心知肚明的。

所以，他也只是想想而已。给石越一点压力就可以了，真的要罢掉他的话，现在还不是时候。

“官家！”庞天寿蹑手蹑脚的进来，打断了赵煦的暇思，“守义公仁多保忠已在殿外候旨。”

赵煦“唔”了一声，连忙收拢思绪，道：“宣他进来罢。”

这是仁多保忠回京之后，小皇帝第一次召见他。其实这谈不上有何特别之处，即便是很亲贵的皇亲国戚，也不是天天能见着皇帝的。办了差遣回来，皇帝见或不见，都是很寻常的事情。然而，不管怎么说，仁多保忠这次却是以败军之将的身份回京，因此总是有些许的尴尬与忐忑。陪着韩拖古烈一行抵京之后，仁多保忠去太皇太后灵前哭了一场，又上了封请罪的札子，便回到府上，闭门不出。就这么着关在家里两三天，没想到皇帝突然又说要召见他，这不仅是让他一颗悬着的心落了地，而且还有点受宠若惊、感激涕零的感觉。

仁多保忠离开汴京的时间其实很短，然而在再次回来之后，宫里面的情形，便已让他颇有物是人非之叹。垂帘时期宫中最得势的陈衍与清河郡主，如今都已是昨日黄花。陈衍在忙于太皇太后的山陵之事，而清河郡主则退居家中，深居简出，整日替太皇太后念佛讼经。曾经炙手可热的两个人，几乎是转瞬之间，便可以让人看到他们凄凉的下场。而如今宫内的权贵，摇身一变，换成了李舜举、庞天寿、童贯三人。尤其是李、庞二人，极得新帝的信任，李舜举官拜入内内侍省都都知，这是从五品的高官，“内臣极品”，是大宋朝宦官所能做到最高位置，号称“内宰相”；而庞天寿虽然还只是从八品的入内省内东头供奉官，但他是一直跟着皇帝的从龙之臣，自非寻常内侍可比。再加上内西头供奉官童贯，这三人，都是当年雍王叛乱之夜，曾经拼了死命保护小皇帝的宦官。因此，这其中的酬庸之意，倒也十分明显。

想到这些，仁多保忠心里面又更加安慰几分。

不管怎么说，小皇帝对于那些忠于他的人，并不算十分薄情。

他小心翼翼的随着庞天寿进到殿中，行过大礼，听到皇帝淡淡的叫了一声“平身”，又谢恩起身，低着头侍立在殿下，静静等待皇帝发问。但他耐心的等了许久，左等右等，都不见皇帝说话。仁多保忠心下纳闷，终于忍不住悄悄抬头偷看了一眼，却见赵煦提着笔，还在批阅奏章。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赵煦仿佛又长高了不少，一张清秀苍白的脸上，更又多了几分阴沉的感觉。

仁多保忠哪敢催促，只好继续侍立等候。这却是一番好等，幸好他是武将出身，久站倒还不算什么，只是不知道皇帝究竟是有心还是无意，心里面不免又打着小鼓，胡思乱想。便这么着等了约小半个时辰，才忽然听到皇帝问道：“守义公，朕听说你生了两个好儿子。”

仁多保忠愣了一下，再没想到皇帝一开口是说这个，他又不知皇帝的意思，只得躬身回道：“臣惶恐，臣有失教养……”

“什么有失教养？”赵煦也不料仁多保忠会如此狼狈，不禁笑出声来，又笑道：“卿家三郎十几岁便能守东光，若这也是有失教养，耶律信大概会气死。朕听说韩拖古烈这次来，还特意问守东光的少年是谁家子弟？”

仁多保忠这才算真正松了口气，谦道：“陛下谬赞了。”心里却是不住的苦笑。这次他率两子出征，当日渡河之前，他是安排第三子仁多观明去冀州的，哪知道人算不如天算，仁多观明少年心性，将他的话完全置之脑后，自己又跑回了东光。结果差点父子三人都为宋朝尽忠。这次他回京，又想将两个儿子一并带回来，不料又是一个也不肯听他的，仁多观国在冀州时便自告奋勇，随何畏之救援东光，如今颇受何畏之赏识，在镇北军中如鱼得水，再不肯走。而仁多观明被王厚荐了个行军参军之职，“回京”二字，更是提都不用提。此时皇帝当面夸奖三郎，他脸上虽觉光彩，可心里面，倒是担忧更多几分。

但赵煦哪里体会这些为人父的心情，只是自顾自的笑道：“俗语道‘将门虎子’，这话真是一点不假。十几岁便有如此忠义胆色，日后必是我大宋栋梁之材。如今国家正是多事之秋，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若是我大宋的那些世家将门，皆能如卿家一般，朕复何忧？”

仁多保忠正想再谦逊几句，但赵煦思维跳跃，说话语速极快，根本容不得他打断，便听他一口气都不歇，又继续说道：“守义公你是我大宋的宿将，此番又曾亲自领兵，与辽人作战，深知辽人虚实。这回也是你陪着韩拖古烈来京，路途之上，当与韩氏多有交谈。如今契丹请和，朝议纷纷，有谓可和者，有谓不可和者。朕深知卿知兵，又深信卿之忠义，只是卿回京之后，却实令朕失望。”

这话一出口，仁多保忠慌忙又跪了下去，顿首道：“臣自知罪不容诛……”

“罪不容诛？”赵煦冷笑道：“卿有何罪不容诛之事？”

“臣败军辱国……”仁多保忠才说了五个字，便被赵煦打断，厉声道：“胜败是兵家常事，你有何罪之有？朕失望的，是你回朝之后，于和战不发一言！”

“这……”

“今日朕召你来，便是要当面问问你，究竟是可和，还是不可和？”

赵煦的目光咄咄逼人的逼视着伏在地上的仁多保忠，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亲政的小皇帝赵煦，就已经如此的象他的父亲，让仁多保忠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巨大的压力。但是，尽管如此，仁多保忠仍然在心里面犹疑。

“臣……臣不敢说。”

“不敢说？”赵煦几乎是愕然，“卿有何话，只管说来，朕非拒谏之主，绝不至因言加罪。”

“不敢。”仁多保忠忙道：“陛下之明，堪比尧舜，天下不论贤愚不肖皆知。臣所虑者非此，而是……”

“而是什么？”

“而是，而是臣以为子明丞相不过假议和而已！”虽然在心里面有过一些挣扎，但仁多保忠最终还是决定不要得罪皇帝才是明哲保身之法。

“假议和？！”赵煦已经不由自主地站起身来，脸上写满了震惊。“卿莫不是说笑？果然是假议和，难道连朕都会不知道？！”

“此非臣所知。”涉及到宰相们与皇帝之间的矛盾，仁多保忠毫不犹豫的装起糊涂。

“那卿有何依据说是假议和？”

“臣在永静、冀州之时，见御河粮船依旧昼夜不停往东光运粮；至大名府时，听到宣台急急催促各地冬衣；回京之后，又听闻朝廷明年要从荆湖南北路多买粮数十万石，有官员正在为运输而发愁……若说冀州、永静、大名之事只是未雨绸缪，那明年自荆湖南北路多买数十万石粮食，又是为何事？自熙宁以来，荆湖南北路虽垦田日多，户口滋衍，已有富饶之称，然至京师转运非易，走水路须沿江而下，至扬州再走汴河，可江淮已然是鱼米之乡，故朝廷若不是迫不得已，两湖之米，是不进汴京的。”

“不错。先帝开发湖广，规模宏大，然最终却只可说完成了一半。荆湖南北两路，最终到底没能修成一条运河，以水路连通汴京。走陆路事倍功半，下江淮多此一举。故此荆湖南北之粮，毕竟只能用来防江淮益黔有个天灾人祸。”说到这里，赵煦忽然笑了起来，道：“到荆湖南北多买粮食，卿只怕是听错了。”

“臣听错了，亦或是有的。然以臣对子明丞相之所知，仍不能信他是真议和。”

赵煦见仁多保忠说得如此坚定，亦不觉讶然，默然一会，若有所思的点点头，又问道：“且休要管甚真议和假议和，倘若和议是真的，卿又以为如何？”

仁多保忠脸上抽搐了一下，但他伏在地上，赵煦自是半点也看不见他神色的变化。他本想说：“那也无甚不可。”但是，最终说出口的，却是迎合皇帝心意的话，“若如此，臣以为此时不当议和。”

果然，他话一出口，赵煦便十分高兴，哈哈笑了几声，道：“朕果然没有看错人。你快起来罢。”望着仁多保忠谢恩起身，赵煦又说道：“卿在武强吃了败仗，朕知道卿十分灰心，然卿还是要打点精神，在京休养数日，日后朕还要用得着卿处。”

一时之间，仁多保忠也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吃惊，但他心里明白，如今大宋选将，只怕他面前的小皇帝说了也不能全算，虽然皇帝他绝不敢得罪，但两府诸公他同样也不愿招惹，因此忙又欠身道：“恕臣愚钝。陛下，所谓军权贵一，陛下既以征战之事委右丞相，似乎……”

“此事卿不必担心！”仁多保忠话未说完，赵煦已是摆着手打断他，道：“石丞相的事权，朕既任之，则必信之。朕要用卿的，是另一处。”

“另一处？”仁多保忠疑惑的抬眼偷看了皇帝一眼，却见赵煦满脸兴奋之色，又听他说道：“正是。有人献策，可效李唐攻高丽故伎，征调海船水军大船，筹兵四五万，自海路攻辽国东京，使其首尾不得相顾……”

“陛下！”仁多保忠不等皇帝说完，已是大吃一惊，急道：“此策恐不可行。”

“为何？”赵煦却不料仁多保忠反对，兴头上被人浇了一盆冷水，不由大是不悦，拉了脸说道：“朕筹划已久，颇觉可行。况李唐当年攻高丽，曾得奇效。”

“高丽与契丹不同。高丽国都近海，以水师自海攻之，虽花费甚大，然而正是攻其要害，故而有用。而契丹之精华在其南京、西京道，往北则是中京、临潢附近，以海船水军攻辽之东京道，便好比征调骑兵，焚掠其上京道之西北草原，是以宝贵之兵力，攻敌所不急，击敌所不救。纵然做得到，又有何意义？只是白白耗费国帑而已。如今朝廷方在河北河东与契丹相持，陛下果有四五万人马，请使之增援河北河东，或许最终取胜，便胜在这四五万人马之上……”

“朕哪有这四五万人马？须得临时征募。”赵煦被仁多保忠这么一说，脸一下子便红了，讷讷道：“只是兵法有云，以正合，以奇胜……”

“话虽如此，然奇兵不可恃。用兵之道，若以正可胜，便没有必要节外生枝。”涉及到这等大事，仁多保忠便不敢再一意迎合皇帝，毕竟日后若有个什么差错，他此时若不劝谏，到时便也脱不了干系，因此他一心一意要打消皇帝这个念头，又道：“陛下果真要袭辽人东京道，与其临时去征募乌合之众，莫若静待高丽出兵。高丽之兵再差，亦强过陛下临时征募之兵。”

“高丽果然会出兵么？”赵煦疑道，“朕已是几番下诏，要秦观催促，然至今仍不见他一兵一马。”

“高丽以一小国居于两大国之间，胜负未明，陛下催也无益。然陛下只须宽心等待，其必然出兵。”

赵煦揣摸仁多保忠话中之意，不由喜道：“卿是说我大宋必能取胜么？”

“臣观王厚用兵，有必胜之理。”

这些话却全赵煦所喜欢听到的，他立时高兴的问道：“何出此言？”

“以臣观之，耶律信如剑，韩宝如斧，而王厚似墙。剑斧再如何锋利，砍在墙上……”

召见过仁多保忠之后，赵煦心里面又多了几分绝不议和的底气。此前无论谁说，毕竟只是一种愿望而已，他不想议和，但若战局逼着他要议和，他也无法可想。但仁多保忠是自两军交战的地方回来的，他既也说不当议和，又认为宋军能很快取得更大的优势，这便让赵煦的底气更加足了。因此，便连他的心情也变好了几分，而心情一好，思维又变得更加敏捷。他突然又想起石越前不久呈进的一份札子，依稀记得札子中石越曾提到给战损的几支禁军补充兵员的事，他连忙叫庞天寿帮他找出来，又细细读了几遍，脑子里面，不断的想起仁多保忠“假议和”的说法。

“假议和”的说法是不可思议的，赵煦无法理解如果石越他们有这样的想法，怎么会不禀报与他知道。但这个想法，却又似生了根的，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议和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倘若能够通过和议达成目的，便最好不要采取战争的方式，这原也是理所当然的。当年太祖皇帝想要收复幽蓟诸州之时，不也是设想先通过交涉赎买的方式，要契丹不肯答应，才诉诸武力么？“兵凶战危”不是说着玩的。赵煦自小受的教育，也是“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每个人都会告诉他，不管拥有多么强大的军队与武力，也不可能保证战争一定会取得胜利。远的不说，对西南夷的战争就是一个好的例子。

因此，赵煦也从不曾怀疑过他的宰执大臣们是可能将议和当成一个选项的。

直到仁多保忠提出石越是“假议和”之后。虽然当时他觉得是不太可能之事，但事后再想想，却总觉得莫名的蹊跷。

因为心里一直萦绕着这样的想法，下午的时候，御前会议向他报告石越请求在议和条款上做出重大让步，不再要求辽人归还掳获的财物，赵煦竟然也没有感到十分愤怒，更没有坚定的反对。

赵煦的异常表现，被视为皇帝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改变，让一些人松了一口气，又让另一些人开始紧张。但赵煦却浑然不觉，只是一直思忖着“假议和”的事。到傍晚时分，他又让人去唤来陈元凤，在便殿接见，询问他的看法。

然而，陈元凤的回答却让他大吃一惊——“臣以为此亦大有可能！”

“既是如此，那为何要瞒着朕？”他不解的追问。

“恐陛下年幼泄机也！”

陈元凤直截了断的回答，便如一根刺针，狠狠的扎在了赵煦敏感的自尊心上。但也让他立时明白了这可能就是真相。他年轻的脸顿时涨得通红，身子气得一直发抖，却半晌说不出话来。

而陈元凤却始终垂着头，仿佛全然没有感觉到皇帝的怒火，反倒是自顾自的发着议论：“此亦无足怪。本朝自熙宁以来，朝野儒者所宗，其大者不过道学、新学、石学、蜀学，而这四派，名则纷争，实则同一，最后不过归为两个字——‘宗孟’！汉唐之儒，都是宗荀子；本朝之儒，都是崇孟子，此即本朝与汉唐之大不同处。这亦是儒者最大的区别。宗荀子者，必然崇君，重君权；崇孟子者，便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陛下虽然是天下至尊，但是在本朝那些儒者看来，却到底还要排在祖宗社稷之后。此辈自相标榜，自以为为了黎民百姓、祖宗社稷，‘尊君’二字，竟可以不讲，至于触怒至尊，无君无父，更是引以为荣。这便是熙宁、绍圣以来儒者的风气！似韩维、范纯仁、韩忠彦辈，皆是本朝忠厚醇儒、老成可信之人，然此风所及，此辈竟皆为一干邪说所惑，明明是跋扈欺君，他却当成忠君爱国。开口祖宗之法，闭口社稷为重，可曾有一人将陛下放在心上？恕臣大胆，这等事情，若在汉唐，便是权臣乱政，虽三公亦可诛之。”

“可在本朝，朕却只好忍了。对么？！”赵煦尖声讥刺道，陈元凤的这一番话，譬如火上浇油，然而却也句句皆是实话，赵煦气得手足冰凉，心里面却也清楚，他的的确确做不了什么。他或许可以用欺君跋扈的罪名来处分他的宰相们，但那只是成全他们的令誉，让他们在国史上面浓章重彩，然后，他还只能换上一群一模一样的宰相。这种事情，是不分新党旧党石党的，将吕惠卿、章惇召回来，又能好多少？除非他找几个三旨相公一样的人物来做宰相。

而且，从现实来说，陈元凤口中“宗荀”的汉代，如汉宣帝那样的令主，也奈何不了霍光。他父皇留给他的几个遗诏辅政大臣，更不是他轻易动得了的。这个时候，赵煦不由得有点怨恨起他一直尊重的父皇来。大宋朝本无这样的家法，他却偏偏要多此一举，给他留下几个偌大的麻烦。

“以卿所知，本朝可有崇荀卿的儒者？”

“恐怕没有，便有，亦籍籍无名。”陈元凤淡然回道，一点也不理会皇帝口中的讽刺之意，又说道：“世风难易，陛下要振纲纪、尊君权，臣以为，不必远法汉唐，只需学先帝便可。先帝之时，儒者亦讲宗孟，然何人敢不尊君？”

赵煦是最爱听人说他父皇的好话的，陈元凤这话，却是说到他心坎里去了，他立时便敛容相问：“这却又是为何？”

“盖以先帝英武，而勇于有为，不烦改作，故大臣皆惮之。”

“卿所言极是。”赵煦连连点头。“只是如今之事，又当如何？难不成朕也跟着装糊涂么？”

陈元凤抬起头来，望了面前的皇帝一眼。这是一个急欲获得尊重与成功的少年，然而，这正是石越他们给不了的。他们天然的处在对立的位置上，而没有人愿意为他的成长支付代价。其实，陈元凤也能理解两府的宰执们，他们对于忠君有自己的理解。况且，再无私的人，要放弃到手的权力也是困难的。能让皇帝真正的“垂拱而治”的话，就意味着相权的最大化，他们纵然不是有意为之，却也很难拒绝这样的诱惑。

而这却正是陈元凤的机会。

将韩维、石越们斥为奸臣，那是拙劣的伎俩，皇帝年纪虽小，但也不是完全不能分辨是非的昏庸之君。但是，在皇帝面前将他们描述成“祖宗之法”的维护法，孟子的追随者，而将自己打扮成君权至上的忠臣，这样的两种形象，却能正中要害，大获成功。

小皇帝渴望权力，所以，他知道他需要哪一种忠臣。

而他，甚至谈不上诋毁过石越。他说的全是实话。这不都是石越、桑充国们所鼓吹的么？只不过为了顾及皇帝的好恶，陈元凤小心翼翼的将桑充国划了出去。

“此事是真是假，尚不能完全确定。只如今却有一要紧之事，臣不敢不言于陛下。”

赵煦不由怔道：“有何要紧之事？”

“臣风闻今日御前会议对辽国的和款又有让步？”陈元凤几乎是有些无礼的注视着皇帝，问道。

赵煦点点头，讽刺道：“原来非止是朕而已，御前会议亦是守不住机密的。不过辽人是要朕‘赠送’他们钱币，虽是让步，其实分歧仍大……”

“不然！陛下此言差矣！”陈元凤促然高声，连连摇头，道：“恕臣直言，此前的和议条款，臣也曾与陛下说过，虽是议和，陛下不必担心，辽人绝难接受那几条和款。但如今果真只是要重申熙宁之誓，罢耶律信，归还河北百姓，和议便不见得不能成了。”

赵煦吃了一惊，“这是为何？”

“因为辽人想要的，其实不过钱财而已。此前石越要辽人归还掳掠财物，便如同叫辽主胸口剜肉，辽主绝不会答应。想来石越亦是想明白了这一点，故此才又请将这一条去除。以臣之愚见，辽人接下来，必会要求将‘归还’二字，改成‘赎还’。只要朝廷肯答应这一字之别，辽主便也不会再要求朝廷‘赠送’他钱帛。如此一来，双方便等同于避开了谁胜谁败的问题，各自保全了脸面，些些分歧，亦不过是在‘赎金’之上。唯一的一个问题，便只是要不要罢免耶律信了！”

“这……”这些日子以来，陈元凤没少在赵煦面前做过预言，几乎无不中的，这次说得合情合理，由不得赵煦不信。

“此事若如仁多保忠所言，是右丞相假议和，则此为诱敌之计。是故意让辽人以为有谈成的希望，拖延时日。然万一是真议和，陛下又当如之奈何？”

“这……”赵煦咬着嘴唇想了半晌，“朕便召见韩维、范纯仁，问个明白！”

“不可。”陈元凤连连摇头，道：“韩、范两位相公，不见得肯说实话。”

“那当如何？”赵煦此时，已是对陈元凤言听计从。

“以臣之见，若是假议和，必是右丞相的计策。陛下要问个明白，须从韩师朴参政处入手。陛下只需写一封手诏，差人送至韩师朴处，责之以君臣之义，韩参政是忠厚之人，必然据以实告。”

其实赵煦既然已经猜到，若召来韩维与范纯仁，二人也断无再隐瞒的道理。但陈元凤深知二人品性，一旦承认，必然会将责任揽到自己身上，替石越与韩忠彦开脱。尤其是韩维，已是快要致仕的人，也不怕多担些怨恨。他若一口咬定这是自己的主意，虽说这件事颇犯赵煦的忌讳，但人走债消，赵煦也只得优容一二，最终不了了之。然而陈元凤心中知道，这等胆大包天的事，多半是石越的主意，他哪肯让石越占这个便宜？如此虽是舍近求远，大费周章，可这笔账，却也终究是记到了石越头上。

4

出宫之后，陈元凤特意绕道去了一趟州桥投西大街。陈元凤现在住的驿馆是新城西北，投西大街在旧城城南，两处原本是南辕北辙，但辽国使馆在投西大街街南，而韩拖古烈一行又住在街北的都亭驿，投西大街如今也算是汴京一个炙手可热的地方。不过陈元凤是没甚么借口去拜会韩拖古烈的，他心里面也并无这个想法，如今陈元凤在汴京，是以“知北事”、“主战”两件事而立身的，朝中如今除了那些因为吕惠卿事而怨恨他的新党，以及对他偏见很深的旧党，许多年轻力壮而渴望有为的官员，都十分亲近他，认为他是个“不党不阿”的君子，值得信任。而且，大家暗地里都觉得他既在宣台之中举足轻重，在皇帝与御前会议中，也颇受重视。陈元凤知道自己并无什么根基，反倒是政敌不少，因此也格外注重自己的形象，绝不肯在这个时候去私见韩拖古烈，招人非议。

他去投西大街，只是因为李敦敏不久之前，刚刚把家搬到了投西大街。

太府寺丞的确是个肥差，大宋朝官员薪俸虽然优厚，可州桥一带的宅子，也不是寻常官员买得起的，李敦敏才入京时，穷得连马车都坐不起，但几年下来，已是宦囊颇丰，难得的是，他官职虽卑，却没少得罪人，可御史台居然没找他麻烦。这一点让陈元凤十分羡慕。虽然也有人说那是阿沅颇善货殖之术，替李敦敏打理家产，生财有道，但这些话陈元凤自然是半点都不信的。那阿沅还是他送到李敦敏府上的，如今逢年过节，阿沅还要差人送些礼物到他府上，可他压根也不相信当年那个落魄的小丫头，懂什么货殖之术，便是那个“杭州正店”，陈元凤也认定全是因为石越关照，方能一直开下去。他当年将阿沅送回，其实也没安什么好心，原本他是希望这丫头能回到石府，再加笼络，可以帮他收集一些石府的阴私，哪料到阿沅脾气固执得很，竟然死也不肯回石府，让他如意算盘打空。虽说那阿沅一直十分感激他，但对陈元凤而言，她既不肯回石府，对他便全无价值，他又哪里会真的在乎阿沅这样的人的感激？相反，他心里面的歧视是根深蒂固的，因此也认定李敦敏必是因为做了太府寺丞，才能有现今的家产。

而他因为得罪的人太多，此前虽然一直做地方官，却都十分谨慎，守着点俸禄过日子，虽然宋朝之制，地方官的各色收入远较京官为多，又兼之地方开销远低于汴京，在任之时，倒也不曾为那阿堵物发过愁。可他此番入京，一旦多滞留几日，便觉得囊中羞涩，十分支应不开。他虽是住在驿馆，兼之是国丧，声色犬马的开销已是省去不少，但石越与司马光改革驿馆之法后，对官员来说，的确是颇有许多不便。以前驿馆使费，官员只管混用，亏空往往要驿吏填补，如今连借个马车，都要先让管家把缗钱交到账房，否则这些驿吏便装聋作哑，不肯支借。尤其这又是在汴京，驿吏都是极混赖的老吏，千方百计讨要打赏，连晚上送点热水，都要“汤水钱”，要不然便连热水都无人伺候。这等事情，若发生在各路府州，早就一顿好打，但既在汴京，御史台虎视眈眈，官员们都要个体面，谁也不想为了几个铜钱成为同僚笑柄，也只好忍气吞声。

陈元凤这次来京，随从带得稍多了点，十几口人加上坐骑住在驿馆，每日花销不菲。再加上总有些人情往来、赏赐打点，又免不了有打秋风的同乡故旧上门，他来汴京时带了三百足贯缗钱，竟然就花了个精光。迫不得已，数日之前，他只得找李敦敏借了五百缗交钞。谁知道偏有这般巧法，才一借到钱，便有几个河北的儒生，逃难至此，叫他在安远门碰着，他原做的是河北学政使，这些人都是当日他亲自考试过，拉到面前谆谆教诲过的，难道这时候见他们落难，他也装视而不见？只好咬咬牙，白送出二百缗。剩下三百缗交到管家手中，各家店子赊欠的账一结，已是一文钱不剩。

没奈何，陈元凤只好又找李敦敏借了二百缗交钞。早上叫管家去李府取了钱，李府又跟着管家过来一个人，送了张帖子，道是晚上要请他吃顿便饭。陈元凤自是不好回绝，兼之他与李敦敏交情甚笃，虽是赶上皇帝召见，耽误了时辰，却仍不以为意，出宫之后，依旧往李敦敏府上去。

虽然大宋朝现在处于战争之中，可是汴京的夜晚，依旧是灯火通明、金吾不禁。国丧之间，瓦子勾栏暂停营业，可其他的行商、住商，都照常经营，州桥一带，依旧是熙熙攘攘，除了偶尔听到报童叫卖，大声喊着前线的战报，偶尔能见到一些逃难的流民在沿街乞讨之外，陈元凤几乎感觉不到战争的气息。他骑着马到了投西大街，发现街南的辽国使馆，依然是在禁军的严密看管之下，偶尔有一两辆马车进去，都是蒙得严严实实，让人觉得神秘莫测。而街北的都亭驿，这几日间也是戒备森严，但驿馆外面的马车，明显就要多出许多。

韩拖古烈在汴京毕竟是很有人缘的。尽管是两国交战，但还是有许多士大夫自认为心中坦荡，并不如何避讳，亲自来拜访的，送上诗文书信的，络绎不绝。而韩拖古烈也抓住一切机会，向这些人表明辽国议和的诚意。他竭尽可能的将这场战争描绘成一场可悲的意外，尽可能的在不丧失尊严的情况让人感受到他的歉意——尽管他绝不会宣诸于口，但仍然赢得了许多人的谅解。

至少对他个人而言，汴京很少有人能痛恨得起来。汴京绝大部分的士大夫，都知道他是坚决反对这场战争的，人人都相信他对宋辽通好所抱持的善意与诚意。大概这也是为什么韩拖古烈来京不过数日，便能顺利的拜会御前会议的几乎全部大臣的原因吧。若是换一个人，宋廷多半会将他扔在驿馆晾个十天八天再说。

无论有多么不可思议，但这的确是一个事实。汴京的士大夫们，直到这个时候，似乎仍然将韩拖古烈看成自己人。仿佛他们仍有一种共同的语言，能够互相理解彼此的无奈与痛苦。据陈元凤所知，即使在御前会议中，也有大臣相信，如果石越的议和条件能够成功让辽主罢免耶律信，而以韩拖古烈取而代之的话，那么宋辽之间恢复和平，依然是可以信任的。甚至可以这么说，假设宋辽之间要实现和平的话，那么韩拖古烈在辽国执政，便是必须的条件。即使是陈元凤，也是如此认为的。

只不过陈元凤并不认为辽主会任由宋人来决定他的北枢密使人选而已。

陈元凤才到了李敦敏的宅子外面，李府早有家人在门外候着，远远见着陈元凤，就一路小跑着过来，服侍着他下了马，将他迎进府中。便在同时，已有家人进去通报，李敦敏亲自迎出中厅，与陈元凤笑着叙过礼，也不在厅中奉茶，便将他往自己的书房里请。

李敦敏的书房十分宽敞，陈元凤进到书房之时，已有家人在书房里摆下桌椅与各色点心，点起几盏明晃晃的大蜡烛来，待李敦敏与陈元凤落座后，又有侍婢送上温好的酒菜，李敦敏提箸请陈元凤吃了一口旋切鱼脍，一面喝着酒，一面便说些家常闲话。

自从熙宁末年，陈元凤对吕惠卿反戈一击之后，七八年来，陈元凤都很少再享受声色犬马之事，他是一个将功名事业看得极重的人，为了搭上范纯仁这根线，巩固他对自己的信任，也为了不给朝廷中那些政敌把柄，这些年陈元凤一直过得小心谨慎。范纯仁自己很节俭，也不喜欢别人生活太奢侈，陈元凤就算远在成都，也要每十天才能吃一两次肉。这种状况，一直到他转任河北路学政使，才稍有改变，然而即使如此，在河北官员中，他也是有名的不爱口腹之欲。

但李敦敏与陈元凤却是布衣之交，二人相知已久，李敦敏素知陈元凤未中进士之前，吃东西便已经是十分讲究的了，因此他办的几个下酒之菜，看起来寻常，却是特意去寻了汴京有名的厨子来府中做的，平常便是李敦敏自己也吃不起。

他这点心思却也不曾白费，果然陈元凤口里虽然不说，但下箸极快，吃得甚为欢快。

酒过三巡，李敦敏瞧见陈元凤已是脸色微醺，当下轻轻挥了挥手，他那管家见着，连忙打了个眼色，领着几个侍婢退出书房，李敦敏一面从袖子中抽出一叠交钞，轻轻放到陈元凤跟前。

陈元凤原本就料到李敦敏请自己绝不是吃顿“便饭”那么简单，因此虽听陈元凤一直闲扯，心里却在等着他步入正题，只是他绝没料到，李敦敏竟是要送一大笔钱给他。他拿眼睛瞥了一眼桌上的交钞，全是五十贯一张，大约有二十来张，竟然有一千贯之多！

他不由愣了一下，问道：“修文，这却是何意？”陈元凤的惊讶，倒的确是发自内心。他与李敦敏相交数十年，对他也算十分了解。李敦敏大半生为官都清廉自持，虽然这几年他做到太府寺丞，慢慢发起财来了，但说一下子堕落到要向他行贿，却也有些让他难以接受。

却听李敦敏笑道：“履善兄，这些，是你应得的。”

“我应得的？”陈元凤一时有些摸不着头脑，不解的望着李敦敏。

“履善兄忘了种棉诏？若非是你在皇上面前力陈其利，又游说两府诸公，此诏哪能那么快颁行？”

“可这和这些钱，又有何干系？”陈元凤依然糊涂。

李敦敏嘿嘿笑了几声，道：“履善兄以为是谁最着急棉花的事？如今天下州县种棉花的已经不少，然而朝廷的考绩中，却一直只有劝桑麻的，这棉花究竟算不算在桑麻之内，朝廷却没有规定，各地各说各是。东南那些种棉花的州县，这几年没少闹出事来，县官要耕地，要桑麻，如此考绩才能优等，因此常常禁止百姓种棉花。而织棉布的作坊越来越多，各地经常为了抢棉花打个头破血流。需得运气好，碰上个好郡守，好县令，这事才能解决。这次朝廷又大举收购棉花，对许多作坊来说，更是雪上加霜。故此有几十家商行一道想了个法子，请人来找弟陈情。弟人微言轻，又能有何用？只得拜托履善兄与沈外府 。履善兄自是不爱财的，然沈外府兄是知道的。那些商行一共筹了四千贯送到弟这里，已送了沈外府两千贯，此事弟无寸功，余下两千贯，自然是履善兄的。”

陈元凤听得目瞪口呆，怔道：“原来这也能生财？只是为何此前却不曾听修文提过半句？”

“弟知履善兄品行高洁，若事先说了，反而不美。我事先不说，履善兄向皇上进言之时，便全是出于公义，就算事后收了这笔钱，亦谈不上因私害公，可以心安理得。”李敦敏淡然笑道：“不是弟矫情做作，履善兄若果然如沈外府一般爱财，兄身为随军转运使，只须稍开方便之门，这区区两千贯，又何足道哉？”

陈元凤连忙摇头，笑道：“修文说笑了。军国大事，我岂敢中饱私囊？”说着，用手摸了摸脖子，又笑道：“况且还在石子明眼皮底下，我这大好头颅，不想被他砍了去。”

“履善兄说得极是。”李敦敏笑道：“不过这笔钱，取不伤廉。沈外府已然收了一半，这一半我断断不能退回去，否则大骇物情，便连弟也要受牵连。”

陈元凤笑道：“既然如此，修文自己留下便是。”

“奈何无功不敢受禄。履善兄莫要再辞。”

陈元凤见李敦敏十分坚定，心里面又认定李敦敏必也收了一份，当下也不再推辞，将一叠交钞轻轻拢入袖中，笑道：“如此，便生受了。”

李敦敏见他收了，这才放下心来，又敬了一回酒，笑道：“如今汴京议论纷纷，都说些议和之事。我知道履善兄是主战的，不过，依我之见，即便是议和了，亦维持不了几年。子明丞相不过是缓兵之计，辽人如此欺我，朝廷只要缓过这口气来，必要北伐。如今这些争论其实没甚意义。此事我原不该置喙，不过我实是不愿见到履善兄与子明丞相再起不必要的误会……”

陈元凤没料到李敦敏话风一转，竟做起说客来，一时哭笑不得，却听他又继续说道：“其实子明丞相不会与辽人议和是明摆着的事，可惜连两府之中，有些公卿亦太糊涂。弟在太府寺，有些账目进出，看得清清楚楚，朝廷直到现在，都在增加各地的铁课、铜课，还有硫磺、硝石、牛皮、竹子……这些物什的和买采购，皆是平常年份的数倍甚至数十倍。朝廷还在准备打仗，这是明摆着的事。不久前，朝廷还下了一道密诏，河东路这几年的两税，一粒米一文钱都不出境。履善兄，恕我直言，屈指一算，我认识子明丞相已有二十余年，子明丞相每事皆深谋熟虑，绝非反复无常的小人。不论旁人如何说，我是绝不相信他会无缘无故与辽人去议和。履善兄的才华，非弟能望项背，又得蒙皇上信任，若能与子明丞相同心协力，助子明丞相一臂之力，此非止是大宋之福，亦可使履善兄得以一展胸中抱负。还望兄三思。”

李敦敏言辞恳切，陈元凤虽然心里嫌他天真，嘴上却不得不说得冠冕堂皇一些，笑道：“修文说得极是。我与石子明虽无私交，却也并无私怨，同为国事，自当要同心协力的。其实石子明是假议和，修文看得出来，难道我便看不出来么？只不过，朝廷上面，总要些人来唱唱反调才好。若没有人对辽主战，这士气民心，又要如何维持？”

李敦敏望着陈元凤，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十分顺耳的，但是自他说话的神色语气当中，却又感觉不到半点诚意，他怎么也分辨不出陈元凤的话究竟是真心还是假意。良久，他轻轻叹了口气，道：“我在京师，也听到一些传闻。履善兄有鸿鹄之志，我亦不敢勉强。但不管怎么说，于公，子明丞相是国家社稷之臣；于私，咱们也算是布衣之交。如今皇上对履善兄十分亲近信任，果然要如传闻说的那些，君臣之间有些嫌隙，不管是为公为私，还望履善兄从中多多周旋劝谏，使小人之谗不得行，如此我大宋中兴，方能长久。”

陈元凤随声应和着，心里面想的，却已经是另一件事。便在此刻，他突然想到，石越的假议和，连李敦敏都看出来了，只怕也很难持续下去了。那么接下来，战火又将重新点燃，大概，皇帝会更希望他到石越身边去，他恐怕也难以推辞。想想又要离开汴京这等锦绣繁华之地，离开天下权力的中心，陈元凤不觉平生出几分怅然。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回到这个地方，进入大宋的权力中枢，这段时间，他几乎有种心愿达成的满足感，然而，这个时间，还真是短暂。

与此同时。

投西大街街北，都亭驿。朔风院。

韩拖古烈站起身来，亲自剪掉一根蜡烛的灯芯，只见灯花跳了一下，烛光顿时又明亮了几分。他又轻轻踱到下一根蜡烛前面，熟练的轻剪烛芯。

都亭驿对韩拖古烈来说，熟悉得如同自家的后院，这次宋廷安排他独住的院子——“朔风院”，还是当年他在宋朝做使节之时取的名。当年都亭驿意外遭了一场小火灾，宋人重修之后，又换了个士人来主管都亭驿，其时辽宋交好，宋人因都亭驿也经常接待辽国特使，便特意请韩拖古烈给几座翻修的院子取名……这些，如今都已恍若隔世。但宋廷对韩拖古烈的礼遇，他还是能感受得到的。并非每一个出使宋朝的正使，都会被单独安排一座院子居住。而且，为了表示格外优待，尽管都亭驿外面，肯定有数不清的职方馆、职方司细作，甚而在都亭驿里面，也少不了这些人众，但在朔风院内外，宋廷连一个宋人都没有安插进来，侍候韩拖古烈的，全是他带来的辽人。

韩拖古烈并不天真，他知道虽然表面上宋廷对并无限制，然而，每日他去了哪些地方，拜会了哪些人物，又有哪些人物来拜会过他，肯定都被宋人监视着，宋朝枢密院对他，甚至他整个使团的行踪，多半都是了如指掌的。能有表面上的尊敬与礼遇，他便已经心满意足。

况且，若非有这表面上的礼遇，他要想见着面前的这个人，恐怕要更加困难许多。

安静的坐在屋中的这个人，看起来与宋人并无区别，他的穿着打扮，也是汴京大户人家的厮仆中最常见的那种——最最普通的青衣小厮。就算是南朝职方馆的种建中，大概也料不到，大辽通事局南面房的知事，竟然敢在他无数细作的监视之下，大摇大摆的走进都亭驿中。

表面上，他是来替南朝参知政事、户部尚书苏辙来送札子的。

这个是很大胆，却也是极妙的主意，韩拖古烈知道，苏辙府上一共有数百口人，只要宋朝的这些细作不曾重蹈皇城司覆辙的话，大概没有人敢去监视苏府，因此他们是难辨真假的。也许他们迟早会设法向苏府核实是否差这么个家人来过都亭驿，但就算苏辙或他的管家愿意答理他们，那多半也是几天以后的事情了。如果南朝那些细作聪明一点的话，大概会趁他回去时跟踪他，而不是拿这点小事去麻烦苏参政。不过，他们最终肯定也会无功而返，因为大辽通事局的南面房知事，此前的的确确是在苏府做仆役。

“大林牙，为免惹人生疑，下官不能在此耽搁太久。此番冒险前来，实亦是不得已而为之。自司马梦求入兵部之后，南朝职方司几乎脱胎换骨。平时倒尚可，如今两国交战，平民百姓，只有南下者，没有北上者，石越在河北，令勾当公事高世亮与职方司一道，对北上商旅百姓严厉盘查，水陆孔道都看得甚紧，几个月下来，下官属下已折了十来人，如今与国内几乎是音讯断绝，便有要紧之事，也极难传递回去。”南面房知事低声说着，一面指了指放在桌上一份札子，道：“这札子中写的，皆是极紧要之事。七月底下官便想设法传回来，然而……迫不得已，才来见大林牙。一则为这札子所言南朝虚实，一则奉杨公之命，特来转告大林牙——朝廷若不能在河北大败王厚，南朝恐终无和意，杨公请大林牙速归，毋要滞留。”

韩拖古烈一面听他说着，一面缓缓剪完所有的烛芯，这才慢慢踱到书案之旁，讥道：“杨公自负智术，然南下已久，周旋数月，却只留得这一句话？”

那南面房知事愣了一下，一时不敢接嘴。

他二人口中的“杨公”，便是萧岚的亲信南院察访司判官杨引吉，自从萧佑丹死后，辽主颇有怪罪南院察访司未能事先侦知叛乱之意，萧岚迫不得已，只得将杨引吉罢官，然杨引吉仍是萧岚的谋主，此番辽军南侵，萧岚便又用杨引吉之策，将他荐于辽主面前，使他先行南下入汴，伺机而动。总以设法与南朝朝廷中的主和派接触为主，一则分裂南朝朝廷，再则未雨绸缪，为两朝议和做些准备。这其实也是杨引吉为萧岚谋画，想要助萧岚在与耶律信的斗争中抢回先机——如今耶律信影响辽主的，是靠着战争；萧岚既然难以在这方面与他争锋，那杨引吉便想帮他掌握着对议和的影响力。当“战”字在辽主那儿占到上风之时，自然是耶律信得势；然而有朝一日，必是“和”字重新占到上风，那时候，萧岚便有机会压过耶律信一头。

这些内情，许多自非区区一通事局南面房知事所知，然而他也知道杨引吉是个惹不起的人物。而面前的韩拖古烈，更是当年一手拨擢他的上司。不管怎么说，神仙们打架，他是一点儿也不想招惹。

但韩拖古烈说的，终究也只是一句气话而已。

尽管他也竭精殚智，想要促成宋辽恢复通好，然而，他这次能南下议和，与其说是他的主张得到了认可，倒毋宁说是因为皇帝的心理发生了微妙的转变。先是雄心勃勃的意图冒险，然后便在进展不如预期或者说对手出乎想象之时，又骑虎难下，意图侥幸……韩拖古烈对于宋朝颇为了解，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其实是知道议和难成的。然而，韩拖古烈虽然是辽人，却也是个标准的儒生。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样的文化性格，也已经刻进他骨髓了。所以，他才毅然南下，几乎是自欺欺人的，想要抓住每一丝的机会。

这是他对大辽忠诚的方式。

但他自南下以来，十多天的时间，接触的南朝官员几有近百名之多，结果却是不甚乐观。宋人未必不能接受和议，然而，辽主提出的条件，却是宋人所无法接受的。而另一方面，即便石越提出的条件在宋人看来已是“不为已甚”，可是，果真要让辽国君臣接受，却也难如登天。

而更大的一个隐忧，还是一直埋藏在他心底的——韩拖古烈始终都拒绝去认真思考石越与南朝君臣同意议和的动机。辽军自开战以来一直占据优势，宋军即使主力大集，的确也没有必胜的把握，表面上看来，此时议和，不失为明智之举。然而，很多人都忽略了大名府防线对于南朝君臣心理上的意义。倘若没有大名府防线的存在，大概南朝最坚定的主战派，心里面也是会害怕战争带来的难以预料的后果的。谁也不能保证战场上的必胜，而万一王厚战败，汴京就是岌岌可危，而大宋就有亡国之危。因此，在没有绝对把握的前提之下，输掉战争的后果又完全无法承受，只要能够议和，南朝就一定会议和。没有大名府防线，南朝与大辽的每一场战争，几乎都是孤注一掷的战争。可有了大名府防线的存在，对于南朝，就是完全不同的心理。即便王厚输了，即便实际上大名府防线很可能也会随之崩溃，但在心理上，宋人总会想，他们还有一道固若金汤的防线。大不了，他们再召集天下军队勤王，再募兵，他们最多也就是拿半个河北与大辽拼个你死我活。而对于那些主战派来说，只要自己是躲在坚固的防线之后，人们就有了强硬到底的理由。人情总是如此。也许有少数人是例外，可是绝大多数人，他们的主战还是主和，强硬还是软弱，的的确确是根据自己的安全程度来变化的。

韩拖古烈从来就知道，石越与司马光耗费巨资构筑的大名府防线，于南朝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意义。这也符合石越一惯的风格，此人的性格，从来都不是拿着一切身家去关扑的人。他总是慢吞吞的做好一切准备，再开始出手。因此，即便有人说石越修筑大名府防线是为了图谋大辽的山前山后诸州，韩拖古烈也会深信不疑。因为，这就是石越会做的事。别人想要图谋山前山后，或许会整军经武，经营边地，调集重兵前往沿边诸州，可是石越，他首先做的事情，大概就是先做好防范万一大军全军覆没的准备。

兵法说，先为不可胜，待敌之可胜。在韩拖古烈心里，石越是将这一条准则应用到极致的人。而偏偏对于南朝来说，这一条兵法，是真正的金玉良言。若是宋朝永远做好“先为不可胜”的准备，在这个世界上，韩拖古烈的确也找不到能战胜他们的力量。南朝的缺点，是即便他们等到了“待敌之可胜”这样的机会，他们也不一定抓得住。至少他们建国一百年的历史，就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直到熙宁年间，他们的变法，给了他们抓住这样机会的能力。

石越等到了西夏的机会，也许，他一直在等大辽出现这样的机会……

而眼下，也许不明显，但是，大辽的举国南下，在某种程度上，的的确确是向石越露出了一个破绽。

他为何会轻易放过这个机会？

就算这可能谈不上是一个机会，只是一个小小的破绽，可是，石越也应该知道，大辽也已经今非昔比，他这次放过了，或许以后几十年连个破绽也不会露给他。而他再如何也不可能再做几十年的宰相！甚至他能再做超过五年的丞相，都算是个奇迹。南朝皇帝再过五年，就已经二十多岁了，他绝不可能接受一个石越这样的宰相。事实是，古往今来，就没有一个君主，不管他贤明也好，愚蠢也好，会心甘情愿的接受这样的臣子。

许多宋人都对山前山后抱着企图，难道石越就真的没有么？

倘若他也有的话，那么，他就没理由放弃任何的机会。他的时间并不多了。五年之后，即使他能继续做南朝的宰相，也要花费大量的精力，来应付来自南朝内部的挑战。以南朝的政治现状来说，就算他能成功，他也会在无穷无尽的政治斗争中度完自己的后半生。韩拖古烈不相信那时候他还敢离开汴京与南朝皇帝半步！

所有的这些，韩拖古烈心里都很清楚。

只是他从来不让自己去想。他心里面在害怕，一旦他想了这些，大辽与南朝想要恢复通好，就几乎不可能了。他不知道那样一来，兵祸连结会有多久，也不知道大辽的中兴，会不会因此就告终结……对于大辽能彻底击败南朝，他毫无信心，可是他也无法想象大辽失去山前山后的后果！

而杨引吉，用一句冷冰冰的话，将韩拖古烈所不敢想，不愿意想的事情，全部勾了出来！

他的目光扫过南面房知事送来的札子，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南朝各种军资采购的动向，关键物品的价格波动，汴京私下里流传的各种流言……

韩拖古烈心里面比谁都清楚，这些都意味着什么？！

或许和议，终究只是镜花水月一场。

不过，韩拖古烈倒并不急着回去，通事局获得的这些情报，的确十分要紧；杨引吉亦可能确是一语中的，但是，若大辽的君臣庙算之时要完全依赖这些细作间谍，他们也达不成中兴的伟业。尽管韩拖古烈与耶律信是政敌，在政见上水火不容，但他们始终都是忠于大辽的。在韩拖古烈南下之前，耶律信便曾与他在滹沱河畔定下约定，大辽不能将数十万人马曝师于外，无止境的等待和议。耶律信最多等到九月，若到时议和再无进展，耶律信便可以不顾韩拖古烈的安危，做一切他认为该做的事情。

掐指一算时间，韩拖古烈知道他无论如何都赶不回肃宁了。

他很快沉下心来，望了南面房知事一眼，平心静气的说道：“杨公呢？他不回大辽么？”

“此非下官所知。”那南面房知事见韩拖古烈冷静下来，不由松了一口气，低声回道：“汴京人口上百万，兼之商贾流民，不计其数，南朝是奈何不了杨公的。大林牙不必担心。”

“那我知道了。”韩拖古烈点点头。“你这便回去罢。自明日起，你也便安心躲藏起来，既然石越与司马梦求要切断你们北上联系的孔道，你也不必再心存侥幸。高世亮张了网在那儿等你们，你没必要去自投罗网。我若能平安回去，南朝朝廷虚实，吾已尽知。你只要安心等待朝廷再行征召之日便可。”

他说完，停了一下，又想起什么，忙又抬了抬手，说道：“还有一件事，即便日后传出我被扣留的消息，你亦不必惊慌。无需理会。”

南面房知事一惊，问道：“大林牙是说？”

韩拖古烈笑着摇摇头，道：“我还要做点最后的努力。和议既使今日不成，日后还是要谈的。打点伏笔，亦不可避免。你放心，只要南朝有石越在，我便可高枕无忧。”

那南面房知事见韩拖古烈如此说了，心中虽然惊疑，却终不便再说什么。虽然通事局这些年来是萧岚的地盘，但是卫王萧佑丹的影响依然无处不在。年初自辽国传来萧佑丹蒙难的消息后，南面房更是受到极沉重的打击，有三四名很得力的细作心灰意懒，不肯再为大辽效力，他们先后失踪，据说是悄悄逃往南海诸侯国避难去了。这种军心涣散的局面，直到大辽南征的消息传来，才终于得到扭转。然而有一点是始终不变的，那就是萧佑丹、韩拖古烈在通事局中，余威犹存。尤其是专门负责刺探宋朝东西两京事务的南面房，因为韩拖古烈曾长期担任驻宋正使，更是对他又敬又惧。

因此，韩拖古烈既然下了命令，那南面房知事便连忙欠身应允，仍然将他当成上司一般对待。

5

韩拖古烈又吩咐了南面房知事一些事情之后，后者便告辞离去。为免启人疑窦，韩拖古烈自是不便相送。南面房知事一走，他便端了几盏蜡烛到书案之上，打开札子，细细阅读。就算是在军心涣散的局面下，通事局南面房还是恪尽职守的，这份札子中，的确收罗了许多的紧要军情，包括宋朝宣抚副使、京东路转运使蔡京已率水陆兵马两万余众，向沧州进发等机密军情。

南面房还打探得清楚，蔡京是奉南朝皇帝密旨行事，而齐州都总管府宋球则仍奉石越之令，并没有北上。因此蔡京率领的两万余众，其中只不足千人的禁军，其余都是所谓的“京东兵”。那是战争开始后，蔡京在京东路征募的厢兵，其中还有许多受招安的寇贼。虽然大宋是承平之世，然而京东绿林，在宋朝也算是赫赫有名的，不过，这些绿林豪杰，先是被李清臣严厉镇压，后又被蔡京剿抚并用，如今已是十去其九，余下的都是些小寇，已经难成气候。此次蔡京两万余人马，其中一半以上，倒是绿林出身。因此这两万余“京东兵”其实是乌合之众，倒是不足为惧。然而南面房获得到的消息，是皇帝已令蔡京兼领沧州一切兵马，其目的可能是救援霸州。一旦蔡京的京东兵与沧州的海船水军、禁军、教阅厢军，以及霸州的宋军合兵一处，声势大振，对辽军的东翼就会形成威胁。

除了蔡京的情报，还有许多让韩拖古烈头皮发麻的事：汴京风传石越在大名府操练环营车阵；宋夏达成协议，陕西其余宋军还可能东援；宋朝决定在各地增建数个火炮作坊；段子介可能在组建一支奇怪的军队……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这也是当年萧佑丹要特别组建南面房的原因——汴京是一个奇妙的地方，任何在别的地方被拼命保守的秘密，在汴京，总会被莫名其妙的流传出来。不过，司马梦求的确不可小觑，他深知要除去汴京的细作几乎不可能，便朝准了南面房的最大死穴出招——要从汴京将情报传回大辽，平时并不困难，但在战争之时，却绝不容易。在宋辽交战之时，北上的人是极少的，他只要沿着大名府防线严守各条南北交通孔道，南面房便形同虚设。就算他们什么都打听得到，若不能及时传到辽军那里，却也毫无意义。

韩拖古烈一个字一个字的读着这份札子，一面在心里掂量这些情报的意义，与自己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放在一起，权衡着利弊得失。过了许久，他终于将札子小心收进一个匣子之内，站起身来，整了整衣冠，走到门口，大声唤道：“来人！”

一个随从连忙跑过来，才朝着韩拖古烈行了一礼，已听他朗声吩咐道：“去请韩侯与萧将军过来。”

那随从慌忙答应了，一路小跑着，往韩敌猎与萧继忠住的院子跑去。

韩拖古烈这次前来汴京，为了表示诚意，特意送还了在深州之战中被俘的几名宋军将领，其中便包括姚兕之子姚古。投桃报李，韩拖古烈一抵达开封，宋朝就释放了萧阿鲁带的义子——漠南群牧使萧继忠。辽国风俗，于这种被俘甚至投降之事，都并不太以为嫌，只要是略有所长，归国之后，照旧信任甚至重用都是有的。这一点上，契丹倒是颇有匈奴遗风。因此，宋朝既释放萧继忠，韩拖古烈便将萧继忠安置在使团之内，与韩敌猎一道，倚为臂助，凡有重要之事，无不与之商议而后行。

此时随从唤来韩敌猎与萧继忠，韩拖古烈让二人坐了，自己坐在上位，手里端着一盏茶，一面轻轻啜饮着，一面在心里斟酌着将要说的话。

“此次咱们多半是要白来一次了。”良久，韩拖古烈终于开口，缓缓说道：“宋人恐非真心议和。”

“这亦是意料之中的事。”韩敌猎与萧继忠的表情都很平静，韩敌猎抿着嘴一言不发，听萧继忠说道：“南朝今非昔比，朝廷轻开边衅，是启无穷之祸。兰陵王若不能在河北击败王厚，大辽之祸患，才刚刚开始。以下官之见，南朝之所以议和，不过是因为两军僵持，对其有利。况且他们到底亦无必胜的把握，便抱着万一之心，来试试议和。若条款有利，谈成了亦可，就算谈不上，于他们亦有利。”

“倘若宋人果真是心怀叵测，咱们亦不会让他们占到多少便宜。”韩拖古烈淡淡说道，“吾请韩侯与萧将军前来，是要商议吾等接下来的应对之策。”

韩敌猎与萧继忠对视一眼，都不约而同地坐直了身子。

“和议之事，是果真彻底无望，还是尚存一线生机，我亦拿捏不准。日前范尧夫亲口对我说道，南朝又做了极大的让步，我大辽在河北所获财物，南朝不再要求归还。如此一来，大辽归还被掳宋人，亦无不可，只需要南朝交一点点赎金，使我大辽军士没有怨言，和议便能达成。”

“南朝的条款中，还有罢兰陵王一事……”韩敌猎轻声提醒道。但他话音方落，萧继忠已在一旁低声笑了起来。韩拖古烈亦只是意味深长的看了他一眼，却没有回答他。韩敌猎看看萧继忠，又望望韩拖古烈，心中立时大悟——大约只要能在其他条款上谈拢，不损失大辽的实质利益，韩拖古烈等人，只怕正是要借宋朝之力，将耶律信赶下北枢密使的宝座。因此这一条，在韩拖古烈等人看来，根本便算不得什么阻碍。

想明白此节，韩敌猎顿时略觉尴尬，轻咳了一声，又说道：“还有一事，或是末将杞人忧天，只恐宋人虽然今岁同意议和，缓过气来，便要兴兵报复。”

“那是另一节了。”韩拖古烈不曾回答，萧继忠已经笑着回道：“和议也好，战争也罢，说到底，仍是要靠实力说话的。我大辽既然无力灭了南朝，那它迟早有一日，总是要缓过气的。若我们没有实力，亡国亦是活该。否则，又何惧他报复？只不过自取其辱而已。韩侯可能一时没想明白——皇上同意议和，那便是皇上认为我大辽没有把握一口吞掉王厚；南朝同意议和，说白了，亦不过是他们亦无战而胜之的把握。”

“萧将军说得极是。”韩拖古烈接来话，缓缓说道：“天底下所有的和议、盟誓，皆是建立在实力均衡之上的。若我大辽主暗臣佞、政事不修、甲兵不治，一纸誓书，尚不及一张草纸。南朝若如此不智，妄想兴兵报复，那便再打一仗，他们便会心甘情愿的接受和议。”

韩敌猎听着韩拖古烈说出这番话来，气度雍容，掷地有声，不免大出意料。他一向追随其父在军中，虽然天性聪明，可这等政略策谋，却毕竟极为陌生。以往他只道韩拖古烈是个文臣，使宋已久，故此不愿意与宋朝交恶。但他这次随韩拖古烈南下，一路之上，路过许多宋军驻地，见到宋军都是行伍严整，纪律井然，而且人马众多、兵甲精利；至于所过州县，虽逢战争，到处都是逃难的流民，可是城市之内，仍是秩序井然，市面繁华，由南方运来的各种物资，更是堆集如山；而宋朝的官员到处搭棚设帐，救济灾民，与他们打交道的官员，个个都显得十分精明能干……这些最直观的感受，令韩敌猎感触颇深。特别是他与南朝的拱圣军、骁胜军皆交过手，虽皆取胜，但对于宋军的战斗力，亦颇为忌惮。平常与同僚议论，总觉得大约这便宋军最精锐的禁军，余者皆不足道。然而这次南下之时，路过永静、冀州，所见宋军，看起来竟然丝毫不逊色于拱圣、骁胜二军，这给他心理上的冲击，实是远过旁人。他早已经开始在心里面怀疑耶律信发动这场战争的正确性，只是对韩拖古烈这些主张与宋朝通好的人，仍然有“未见其是”的感觉。直到此刻，听到韩拖古烈与萧继忠的议论，韩敌猎颇有茅塞顿开之感。他本是十分聪明的人，只是因为年纪尚小，又恪于成长环境所限，如韩拖古烈与萧继忠所说的，虽非什么高深的大道理，可他却也的确从未如此考虑过。不过此时他却是一点即透，举一反三，于许多事情，他亦看到更加透彻。又听到韩拖古烈的这一番话语，至此方觉面前的这个男人，实是称得上大辽的奇男子，非寻常文官可比。

韩拖古烈却不知道韩敌猎心里面在想些什么，见他不再说话，以为他是接受了自己的看法，又继续说道：“故此若从此事看来，和议之望，仍未全然断绝。不过……”他沉吟了一会，方才又说道：“不过，南朝石越，貌似忠厚，表面上观他行事，总是光明正大，不肯去使阴谋诡计。然我在南朝亦颇有些时日，知道此人有时狡诈似狐。他宣台的谟臣，如折可适、游师雄辈，皆是南朝智谋之士。尤其他幕府之中，还有一个潘照临潘潜光，智术绝人。虽说此人如今已不在石越幕中，然这等事，外人又如何能知真假？因此，这一切若是石越的诡计，亦是说不准的事！”

“那大林牙之意？”萧继忠倾了倾身子，问道。

“此正是我要与二君商议的——若是为了我等身家性命考虑，我等便应该辞了南朝朝廷，速速归国。这亦算不得有辱使命，毕竟如今看来，说南朝非真心议和，当有七八成的把握。最起码，南朝国内仍有争议。便是南朝皇帝，从我这些天的所见所闻中，亦可知他是不愿意议和的。有这许多掣肘，纵使石越是真心议和，变数恐怕也不会太少。”

萧继忠与韩敌猎皆听出他言外之意，一同问道：“若不为我等身家性命考虑呢？”

“然若是为了大辽计，我等便还当冒一冒险。”韩拖古烈断然说道：“我可设法去试探一下南朝君臣，逼出真相！只是如此一来，万一南朝果真是假议和，吾等很可能会被南朝扣押，沦为阶下之囚。虽然我以为有石越在，我等亦不必过于担心。只是这仍有极大的风险，石越虽然威望颇高，可在南朝，便是皇帝亦不能说一不二。变数仍然是有的。”

他说完，望着二人，却见萧继忠犹疑的望了韩敌猎一眼。他知道萧继忠做阶下囚已经有些日子了，自然不想再在汴京继续被囚禁，只是此事他虽然不乐意，却总是不便反对，因此这件事情，韩敌猎的意见，便至关重要。韩拖古烈虽然可以独断专行，可是这等大事，他仍是希望能上下一心，方能免生他变。

韩敌猎沉默了一会，才抬头望向韩拖古烈，说道：“若我等果然在此沦为阶下囚，南朝只怕亦很难守住这个秘密。此事用不了多少时日，便会传得天下皆知。”

韩拖古烈听他这么说，不由愣了一下，方点头笑道：“韩侯说得不错，以南朝的行事，他们再有本事，亦瞒不住这个消息。晚则十日，快则五六日，河间府必能听到流言。”

“那吾辈更有何惧？”韩敌猎沉声说道，“大林牙试一试亦好，果真南朝是假议和，咱们便断了这个想法，好与它战场上分个高低。若万一真有一线希望，南朝是真心想要议和，那就是两朝之幸。”

萧继忠万不料韩敌猎如此说，顿时瞪大了眼睛，却也只好随声附和，道：“韩侯说得极是。”

韩拖古烈见二人都表态支持，亦颇觉惊喜，笑道：“既如此，便要连累二位。我等便在这汴京多留几日！”

商议妥当之后，接下来两天，韩拖古烈便专心奔走，希望可以见一次宋朝皇帝。他知道韩维、范纯仁都不好对付，要实行他的计策，自然赵煦是最佳的目标。然而，即使他是辽国特使，要求见宋朝皇帝，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禁中的赵煦，此时正处在一种既得意、又恼怒的情绪当中。

他采纳陈元凤的献议，给韩忠彦下了一道手诏，责以君臣之义。果然，不出陈元凤所料，次日赵煦便收到韩忠彦谢罪的札子，韩忠彦坦承了设计假议和以行缓兵之计的事实，但他大包大揽，将从头到尾的所有责任全都揽了下来，宣称瞒着赵煦完全是他的主意，石越只是勉强接受。而他之所以如此，则是因为汴京人多嘴杂，难守机密，非敢有意欺君。但他仍自知罪不可赦，甘愿伏罪，自请辞职，并请赵煦发落。

这份洋洋万言的札子，让赵煦心里面五味杂陈。

他的确是有几分得意的，得意的是，他那些老谋深算的大臣们，到底欺瞒不住他。他决心通过这件事，敲打敲打他的几位重臣，让他们知道他是位聪明睿智的明君，便如汉昭帝、汉明帝那般，年纪虽轻，却不是底下的人可以欺瞒得住的。

他也有一些轻松，轻松的是，既然确定是假议和，那么他就避免了与石越这些重臣的一场大冲突。他的国家还处在战争当中，他需要臣子们和衷共济，他也需要石越这个宣抚使。

而除了得意与轻松之外，赵煦的心里面，还有一些担忧。陈元凤所指出的和议有可能达成的危险，让赵煦一直在心里面感到不安，万一石越弄巧成拙，他又当如何？就算是兵不厌诈，可是大宋是堂堂天朝上国，翻脸也是需要找个好借口的。仓促之间，这个借口上哪去找？

但是，无论是得意也罢、轻松也罢、担忧也罢，所有的这些情绪，加在一起，也抵不过他心中的恼怒！

石越、韩忠彦们欺瞒自己，欺他年幼而瞧不起他，这些都可暂时放到一边。让他愤怒的是，在被揭穿之后，韩忠彦竟然还在袒护石越！而这个韩忠彦，不仅是被他父皇当年认定为社稷之臣，便在赵煦心里，也是相信他绝对忠于自己的！自英宗皇帝入继，濮王一系承绪大统以来，韩家父子两代，三朝都是定策元勋！

帝王之术是什么？大宋朝的家法是什么？他的宰执大臣们水火不容，固然不行，那会令国家无法正常运转，政令难以推行，朝中陷入党争；可是，更加危险的，却是所有的宰执大臣都一条心！这比宰执大臣之间誓不两立更加糟糕。因为如此一来，便容易乾坤颠倒，太阿倒持。君权轻而臣权重，危害的，是赵家的江山社稷！

与他的祖先们不同，赵煦是不介意朝中有朋党的。从小的耳濡目染，还有桑充国、程熙的苦口婆心，让他从心里面接受了“君子亦有党”这样的思想，朝中大臣分成新党、旧党，甚至石党，都不是大事。

可是，如果朝中皆成一党，或者一派独大，那赵煦就会感觉到背脊上的凉意。

前些日子，他还听苏轼讲论本朝政事，苏轼是评价熙宁年间的变法之事，可他却无意中一口揭穿了大宋朝的一项国本。按苏轼所言，本朝自太宗以后，常行“守内虚外”之策，内重而外轻，故此大宋之患，与李唐不同，李唐之患在藩镇权重，而大宋之患则在宰相权重。本来已经是内重外轻，若不分宰相之权，而只顾恢复汉唐之制，那么宰相便会凌驾于皇帝之上了。故此祖宗才要将宰相之权一分为三，夺掉宰相的兵权与财权，分给枢密院与三司使。苏轼本意当然是极赞熙宁之变法，改善了内重外轻的局面，虽然恢复了宰相的财权与部分兵权，却又增强了参知政事的权力，使得左右丞相难以独揽大权……

便如他们的对手所攻击的，苏家兄弟所学，即所谓“蜀学”，实际接近于纵横家之学。如程颐便曾经直言不讳的对赵煦说，苏家兄弟，与其说是儒生，不如说是纵横家。甚至连桑充国，在赵煦询问之时，都不得不承认，苏轼的文章固然是执大宋之牛耳，可他的学术，却难称“圣人之学”。赵煦知道，桑充国虽然祖籍开封，可是桑家曾经避居蜀地，也算是蜀人，熙宁、绍圣朝的蜀人，凡是识文断字的，十之八九，都视苏家兄弟为天人一般。他两兄弟一为参政，一为内相，可以说“天下荣之”，至于本乡之人，更不用提。

书生学者们很在意苏家兄弟之学不是“圣学”，可赵煦于这方面，倒不甚在乎。儒家也罢，纵横家也罢，有时候只怕纵横家的话，还要更加一针见血些。对赵煦来说，苏轼对本朝政治的这番分析，实是颇有独到之处，令他印象深刻。

如今他已经将天下大半的兵权交付石越之手，而倘若韩维、范纯仁、韩忠彦都与石越沆瀣一气，那他这个皇帝，又该往哪儿摆？

这件事情，倘若韩忠彦将一切赖到石越身上，把自己撇个干干净净，赵煦还不会担心，可是，韩忠彦的举动，与他所期望的，却完全是背道而驰！

这时候的赵煦，已经完全不在乎石越、韩忠彦的假议和究竟是为了何事。

被心中恼怒的情绪驱使着，占据着他脑海的，是另一个计划。

他本可以将韩忠彦谢罪的札子扔到御前会议，然后他就可以知道，哪些人知情，哪些人被瞒在鼓里——被隐瞒的人，心里面一定会有一种被侮辱、轻视的感情，这是容易分辨出来的。若是被瞒了依然为石越与韩忠彦说话，那肯定便是二人的党羽无疑。但赵煦心里面也很清楚，他若然这么做，便是将事情闹大了。到时候肯定会引起一场很大的风波，而他也将骑虎难下，至少要将韩忠彦罢相贬官，才能收场。

可在这个时候，如此处置，绝非明智之举。赵煦对韩忠彦仍然抱有期待，他还是希望能保全韩忠彦，以观后效。

因此，他很谨慎的，只将韩忠彦的札子，送到了左相韩维与枢使范纯仁处。

不出赵煦的意料，韩维与范纯仁很快递上了札子，请罪、辩解、表明自己将待罪在家，辞相听劾。然后，赵煦遣中使召二人到禁中面对，表示慰留之意，并将所有的罪责，全部顺水推舟的推到韩忠彦头上，然后又宽宏大量的宣布他也不会过于责怪韩忠彦，并表示这件事情，到此为止。

在这种局面之下，韩维与范纯仁亦只有叩头谢恩，感激于皇帝的英明与宽厚。这还是赵煦即位以来，头一次对他的宰执大臣们占据如此明显的优势。

然后，他顺水推舟的提出了两个任命——拜参知政事工部尚书吕大防为参知政事吏部尚书；拜前兵书章惇为参知政事工部尚书。

从赵煦尚未亲政时开始，六部尚书之中，一头一尾的吏、礼两部，便长期空缺，皆以侍郎掌部务。当日高太后尚在时，石越曾经上表，推荐吕大防为吏部尚书，但未被采纳。此事赵煦当时也是知道的，并且他心里面亦很清楚，吕大防是个不折不扣的旧党，石越并非是喜欢他而荐他掌吏部，只不过是因为希望借此拉拢、安抚旧党。而高太后也并非不喜欢吕大防而未采纳，只是因为宋辽战事方起，她需要借助吕大防在工部，与苏辙一道掌管财权，相比而言，升吏部尚书并非急务，倒可以等到战争结束之后，做为赏功，将吕大防拨擢到吏部尚书的位置，更能增其威信。

然而高太后未能等到这一日，便已逝世。

而赵煦却势难再耐心等下去，事实上，他本人更是一点也不喜欢吕大防。然而此时，他却不得不借助吕大防——原本，吏部他是希望能交给韩忠彦的。可现在情势却改变了，拨擢一个他不喜欢的人掌管吏部，是他迫不得已之下的一箭双雕之计。为了召回他颇有好感的章惇，他需要拨擢吕大防来拉拢、安抚旧党势力，至少使他的宰执大臣们无法反对；此外，尽管他不喜欢旧党，可是，在新党一时难以恢复旧时气象之前，他也需要增强旧党的声势与力量，借此制衡石越。

不出赵煦所料，在他一面占据着心理优势，一面还拨擢吕大防做为一种妥协的局面之下，韩维与范纯仁虽有几分勉强，但还是接受了章惇起复的变化。为了安抚二人，亦为了翰林学士草诏与给事中书读时减小阻力，赵煦又主动表示，章惇暂不回京，以参知政事工部尚书的身份，再兼宣抚副使，仍在河间，协助石越主持河间、雄、霸一带军务；同时，他又顺势提出，使田烈武兼知河间府事。

韩维与范纯仁心里面正担心章惇此人野心勃勃，回京后平生事端，又觉得他在河间足以信赖，因此虽然明知道皇帝这一手有分石越之权的意思，但他们都知道章惇也曾经依附过石越，对石越多少有些敬畏之意，便也不反对。总之与其将这个大麻烦带到汴京来，倒不如送给石越自己去领受好了。至于田烈武以武人做亲民官，虽然近数十年比较罕见，但如今是战时，从权亦无不可。

赵煦亲政之后，凡是有何主张，十条里面倒有七八条要被大臣们驳回，往往心里憋了一肚子气，还要忍着听他们婆婆妈妈的劝谏。他皇帝做了七年，何曾有一日象今日这么快活过？几件如此重大的人事任命，竟然如此顺利的得到韩维与范纯仁的支持。

他心里面免不了要自觉自己手腕纯熟，处事十分得体，颇有些自鸣得意。不过他也知道韩维与范纯仁也不是好惹的，他这是打了二人一个措手不及，但若是自以为是拿住他们什么把柄，这两人恐怕都是吃软不吃硬，弄不好就让自己碰一鼻子灰，讨个老大没趣。因此既得战果，赢了第一局，他也就见好便收。

甚至在韩维与范纯仁回府之后，他又遣中使去二人府邸，表彰二人功绩，赏给韩维一件隋代的绿瓷琉璃、一根鹤骨杖；赏给范纯仁一条玉带、一方金雀石砚。做完这件事后，赵煦又亲自给韩忠彦、石越各写了一道手诏，恩威并施，安抚二人，既严厉责怪他们举止失当，又表示谅解他们的苦心。

做完这一切后，他心里更加得意，自觉自己一手棒打，一手安抚，直将朝中这些元老勋臣，玩弄于股掌之上。

然而，赵煦却不知道，他突然召见他的首相与枢使，然后又是中使赏赐，又是夜御内东门小殿召翰林学士赐对、锁院——当天晚上，汴京便已骚然。人人都知道，这是将有大除拜的铁证。至次日，白麻 出学士院，经皇帝审阅，然后东上阁门使 持至尚书省政事堂，由中书舍人宣读，宰执副署之后，再送至门下后省书读……很快，整个汴京，人人都知道吕大防做了天官 ，而章惇又东山再起，拜了冬卿兼宣抚副使。

至于田烈武兼知河间府事，自然没资格这么郑重其事，也几乎没有激起任何波澜——宋朝本就有许多武官刺史以上做知某府事的“故事”，其时武官刺史不过从五品而已，熙宁改制后，知某府事是正五品下，从五品武官自然做不得了，可是田烈武乃是正五品上的定远将军，资序上面，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而且田烈武在汴京名声甚好，此时又是战时，他的这道任命，甚至在给事中那儿都没遇到任何的阻力。

所有人睹目的焦点，都是吕大防与章惇的任命，特别是章惇的起复，让所有人都浮想联翩。

很快，再一次，汴京的街头巷尾，各种各样的流言，又开始疯长。其中赫然就包括宋廷是假议和的传言！

一天后，禁中政事堂。

韩维坐在一张圈背交椅上，一面细细读着书案上的公文，忙里偷闲，还瞥了一眼正在伏案疾书的范纯仁，只见他右手持笔蘸墨，左手飞快的翻阅书案上的公文，然后熟练的在公文后面写批注、画押。韩维比范纯仁要大上整整十岁，此时不得不羡慕范纯仁那旺盛的精力。当他还在六十多岁时，他也能范纯仁一般，思维敏捷，绝不为案牍所累，即使再多的公文，他也能迅速的处理完，而且件件妥当。可如今，他读一份公文要花费以前的数倍时间，而哪怕只是简单的画押，很快也会觉得手腕酸痛，更让他害怕的是，他现在偶尔已经出现忘事的症状。

已经七十五六岁的韩维，久历宦情，早已历练成精。他已然位极人臣，终于在致仕之前，达到了人生的最顶点，尽管他对左丞相的位置不无留恋，可是他毕竟也不是那种贪权恋栈之人，也早已经想好，只须战事一了，他就要辞相致仕，回到雍丘去，或者干脆搬去西京洛阳，安享晚年。此前，他就托人去洛阳觅了一座园子，打算致仕之后，在园中种满他最爱的牡丹，再买几十个歌姬，过几年神仙也不换的生活。

因为一直抱着这样的心态，自韩维做上左丞相起，他便常有一种局外人的心态。尤其是高太后死后，看到咄咄逼人，一心想要有所作为的小皇帝，韩维虽然仍坚持自己做一个首相的尊严与本份，可是心里面的退隐之心，更是愈发的坚定。他也知道，自己在某种意义上只不过是右丞相石越的一个挡箭牌。尽管他心甘情愿替石越做这个挡箭牌，尽管他与石越有几十年的良好私交，但是，做为一个大宋朝的士大夫，他永远都不会放弃自己的自尊与独立。他不能给后世留一个左丞相成为右丞相附庸的恶例，他的自尊也无法允许他如此。因此，他既要坚持自己的见解与主张，有时却又不得不为顾全大局而屈从石越的意志……这样的现实，更加令他时常感到矛盾与疲惫。

不如归去。

这样的念头，便在此时，再一次从韩维的心底里浮了上来。

“韩公、范公。”突然，一个令史出现在门帘外，欠身禀道：“辽国致哀使韩拖古烈来了。”

韩维“唔”了一声，见范纯仁从一叠公文中抬起头来，二人会意地对视一眼，便听范纯仁吩咐道：“请他到西厢房相见罢。”

6

宋朝的尚书省，实际沿袭的是原来的中书门下省，又被称为东府或者东省。但其职权，与中书门下仍有相当的不同。为了方便宰执们办公，它在绍圣年间，又经过一次较大规模的修葺与调整。因为改制后的诸部寺监，虽然名义上都隶属尚书省，但实际上却并不在禁中，而是在皇宫以外各立衙门，故此修葺之后的尚书省，亦常被宋人称为“政事堂”。但真正的“政事堂”，其实却只是尚书省内的一座小院子而已。

这座小院子座落于禁中右掖门至文德门之间的横街的北面，它东边的建筑直到文德门钟楼为止，西边的建筑直到枢密院为止，也都属于尚书省，是尚书省诸房与左右丞、左右司郎中、员外郎们办公的地方，其中只有一座小院子，是中书舍人院，算是归属于中书省的。政事堂的所在，便在尚书省建筑群的正中央。院子的正北，便是最狭义上的“政事堂”，一间朴实无华的单层木结构建筑，那是宰执们召开会议时才使用的地方，平时大门紧锁，除了每日洒扫的内侍，无人进去；东西两边，是两列厢房，也都不事纹饰，所有门窗柱壁，皆漆着深红色的红漆，让人感觉单调到乏味，全无半点美感可言。但这里，却正是主宰这个庞大的国家日常运转的地方。东厢房是当值的宰执日常办公的地方，此时则由韩维与范纯仁在此共同办公；西厢房是宰执们接见各级官员、外国使臣，以及谒见官员们休息等候的地方。这东、西厢房也同样是单层木结构建筑，整个政事堂内，唯一的高大建筑，是东厢房南边的水池旁那座三层高的藏书楼——这是如假包换的一座图书馆，尚书省已经有专门的机构分门别列整理、保存各种档案文书、图章典籍，所以，这座藏书楼里面，收藏的都是大宋朝坊间能见到的各种经书、史书、文集，以及各家刊印的报纸……乃是专供宰执们空闲时读书浏览之用。即便完全不知道的人，只要走进政事堂，都可以猜到，这里完全是按着司马光的审美来设计的。只有在被这些简朴得毫无美感可言的建筑环绕的中间空地上，那些树木花草水池假山的布局，才稍稍体现了一点点宋朝的精致巧妙的园林艺术。

韩拖古烈每次走进这座院子都要情不自禁皱一下眉头，他完全无法接受司马光的风格，可是，对于宋朝的那些园林匠人，他是打心眼里发出赞叹，如此逼仄的空间，如此令人望而生厌的建筑，经过这些匠人的点缀，竟然就能生出来一种幽雅怡人的气息！

在这方面，大辽的工匠们，实在相差太远。将来有一天，当自己致仕以后，韩拖古烈在心里面早已经想好，他一定要亲手设计一座真正的园林，就建在大辽的某个地方，让南朝所有的园林，都黯然失色。

这样的念头，即使这次他身负使命，甚而可以说有些忧心忡忡，但是，当他坐在西厢房内，抬眼望着窗外的景致，便抑制不住的，再次从心底浮了上来。

“韩林牙。”一位尚书省的令史走到门外，打断了韩拖古烈的思绪，欠身说道：“韩丞相与范枢使已经到了，请韩林牙移驾相见。”

韩拖古烈连忙起身，整了整衣冠，拱手说了声“劳驾”，出了房间，随着那令史朝北边的一间厢房走去。其实不用人来带路，他也知道韩维与范纯仁会在哪间房间等他，进了房间，与韩维、范纯仁见过礼，看了座，韩拖古烈不待二人发问，抬抬手便先说道：“韩公、范公，拖古烈此来，是向二公辞行的！”

说到这里，他有意停顿了一眼，观察二人的表情，却见韩维正端着一盏茶送到嘴边，听到他的话，眼皮都没有动一下的继续喝着他的茶；范纯仁却关切的向前倾了倾身子，“哦”了一声，温声问道：“不知林牙决定何日启程？”

“在下想越快越好，便择于明日。”

“林牙有使命在身，吾等亦不便多留。”韩维轻轻的啜了一口茶，将茶盏放到旁边的桌子上，接过话来，慢条斯理的说道：“既是如此，吾等当禀明皇上，修国书一封，略致薄礼，聊谢北朝皇帝之情。”

“如此多谢二位相公。”韩拖古烈连忙抱拳谢过，又叹道：“只可惜未得再拜会大宋皇帝一次……”

“皇上此前便已经吩咐过，道林牙大概这数日间便要归国，辞行前不必再面辞，只盼林牙回国之后，仍能以两国通好为念，多多劝谏北朝皇帝，早日退兵，罢干戈，修和议，如此方是两国之福。所谓‘机不可失’，若是此番议和不成，下次再议和之时，恐将不再是今日乾坤！”

韩拖古烈听着韩维慢吞吞的说着这番语近威胁的话——这样的话，南朝如今大概也只有韩维适合说，他德高望重，年纪又足够老，是可以倚老卖老的，而韩拖古烈也可以假装不将他的话视为一种威胁。

但是，韩拖古烈却也知道，他想见宋朝皇帝最后一面的希望，已经破灭。而这个事实，也让他几乎肯定，南朝的议和，并无诚意。否则，若是南朝急于求和的话，赵煦就算再不愿意，也不会不见他。这个时候，韩拖古烈的心，仿若掉进了冰窟一般。

他失神的怔了一会，半是故意，半是自暴自弃，喃喃说道：“如此说来，坊间所传之事，竟是真的了！”

“坊间所传之事？”韩维与范纯仁都愣了一下，范纯仁问道：“不知林牙说的是何事？”

“事已至此，二公又何必再欺瞒？！”韩拖古烈突然拉高了声音，几乎是质问的说道：“汴京便是三岁小儿，如今都在传南朝并无议和之诚意，乃是假议和！二公难道真不知情么？”

但也在韩拖古烈的意料当中，韩维与范纯仁听到他的质问，连眼睛都不曾眨得一下，二人只是对视一眼，哑然失笑。

“林牙说笑了。”范纯仁轻轻摇了摇头，道：“这等市井谣言，本就不足为信。我大宋是诚心诚意希望两朝能恢复通好之谊，平息刀兵之祸。范某只盼林牙这番话，不是因为北朝没有议和的诚意，便来反打一耙。”

尽管这些反应，全在韩拖古烈的预料之内，可是不知为何，韩拖古烈依然感觉到嘴角凄苦，他望望韩维，望望范纯仁，良久，才叹了口气，道：“韩公、范公！果然再无转寰之机么了？”

“林牙言重了。”韩维回视着韩拖古烈，缓缓说道：“虽然林牙不肯见信，不过——倘若北朝真有诚意，肯接受我大宋的条款，老朽亦敢向林牙保证，我大宋绝不会做背信弃义之事！”

范纯仁也点点头，说道：“然某亦不瞒林牙，如今的条款，已是最后的条件。我大宋亦已无法再退步！”

“二公，若贵国果有诚意，现今条款，只须改一个字——由南朝赎回被掳河北百姓——拖古烈敢保证，赎金不超过二十万贯！此于南朝，不过九千一毛。于我大辽，亦可安抚将士之心……”

“林牙，大辽要以此二十万贯赎金抚将士之心，未知我大宋要以何物来抚将士之心？”范纯仁打断韩拖古烈，反问道。

“兵凶战危，两军交战，胜负难料。韩公、范公，莫要忘记，如今战场之上，还是我大辽据着胜券。况且，若和议不成，我大辽铁骑今岁虽然退回国内，日后却不免边祸未已！二公又何惜这区区二十万贯？邀虚名而招实祸，窃以为恐非智者所为。当年大宋真宗皇帝之时，两朝本已早立盟约，此后百年之间，两国皆再无刀兵之祸，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平心而论，这是于两国社稷、百姓皆有百利而无一害之事。辽宋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两伤。此理不言自明，二公不会不知。拖古烈亦曾久在南朝，虽知南朝有轻狂之士，颇以岁币为嫌，然于士林之间，亦曾闻得些真知灼见——我大辽自与南朝开放互市，敝国之中，无论贵贱，皆爱南朝器物精美，南朝每岁河北沿边关税之收入，便何止十万贯？而敝国为了满足与南朝之互市，牛马羊群，尽入河北，仍不能止，不得不使百姓采参药于深山，摘东珠于渤海——纵是如此，犹不能偿。我大辽每岁于两国互市之上，屡屡亏空，而自熙宁以来，又有取消岁币之盟，如此则大辽日穷而大宋日富。此虽中智以下，知其中必有不堪者。是故司马陈王执政之时，又立新约，以全大宋之仁，大辽之义。故斯时两国太平无事，全因司马陈王深谋远虑、宅心仁厚，其德泽亦被于大辽。此番两国交恶，亦是由贵国君臣惑于一二轻狂之士，而招致边衅，未可一味归罪我大辽背盟。然如今事已如此，过往之事，深究无益，拖古烈所不解者，是二公又何惜这区区二十万缗铜钱，而不顾千万将士之性命？在下听闻，当年贵国王韶开熙河，半年有奇，所耗缗钱便超过七百万贯！王韶之开熙河，又如何能与今日之河北相比？今日二公惜此区区二十万贯，恐他日付出二千万贯，亦难止战祸！非是拖古烈出言不逊，然则若今日盟约不成，河北之胜负休去说它，只恐此后数十年间，贵国西北边郡，难有一日之宁！”

韩拖古烈舌辩滔滔，一口气说完这一大段话，方才停顿了一下，朝着韩维与范纯仁抱拳一礼，又诚恳的说道：“拖古烈此言，还望二公三思！”

然而，虽然他的话听起来入情入理，却也打动不了韩维与范纯仁。

二十万贯的确不是个值得一提的大数目，尽管自绍圣以来，宋朝军费开支日渐减少，但这也只是相对过往每年军费折算下来远远超过五千万贯缗钱这个天文数字而言的。从宋仁宗至熙宁年间，宋朝每养一个禁兵，平均每年开支少则五十贯，多则一百贯——而无论怎么样进行改革，这笔平均开销是很难摊薄的，绍圣年间，军费开支最低的一年，曾经只有三千四百余万贯，折合下来平均每个禁军的开支只有六十贯左右；大多数时候，每年日常军费开支，总不会少于四千万贯——而这已经令宋朝君臣欢欣鼓舞了。毕竟绍圣年间的缗钱，早已经没有仁宗朝那么值钱了，想要回到每五十贯养一禁军的时代，大概永远都不可能了。而宋朝的中央税赋收入，折算下来，已达到每岁七八千万缗之巨，日常军费开支，由当年占到每年中央税赋收入的五分之四以上，成功的降为如今的二分之一强，这也是宋朝能够迅速的走出交钞危机的重要原因。这对于宋朝来说，算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新党们认为这是王安石新法的成功；石党认为石越变法的成功，而旧党则相信这是司马光战略收缩策略的成功。

但不管是谁的成功都好，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如今宋朝国库不缺钱，打得起仗。

战时的军费开支远高于平常是不用多说的，特别是熙宁西讨之后，赵顼颁布了《熙宁赏功格》，重新详细的规定了禁军杀敌、俘获、重伤、轻伤、战死等等各种情况下的奖赏抚恤。尤其是加大了对获胜部队、参加艰苦战斗部队的集体赏赐，加重对斩杀、斗杀敌人的赏额，对战斗中受重伤、轻伤者也给予重赏，比如凡在战斗中受轻伤者，即赐绢十匹，重伤者除赐绢十匹外，还可优转一资，连续在几次战斗中受重伤，赏赐更是惊人。这改变了宋军过往完全以首级、胜负定功过赏额的做法，的确提高了宋军的斗志，可是随之而来的负面影响便是战时军费开支的激增。

韩拖古烈说得一点也没有错，当年王韶开熙河，半年多点花掉近千万贯，连王安石都不敢再公开他的军费开支。可是今时不同往日，自四月开战至今，不过短短四个月，包括救济逃难百姓在内，宋朝的各项开支早已经迅速的超过了两千万贯！

然而，即便在范纯仁心里，这个仗，仍然还打得起。只要军事上不造成无法挽回的巨大的失利就好。

“林牙所言差矣。”范纯仁望着韩拖古烈，不管遇到什么事，他说话的声音总是不疾不徐、从容淡定，哪怕他是在辩驳、批评别人，语气也总是十分的温和，“天下之事，抬不过一个‘理’字，若是无理索求，休说二十万贯，便是二十文亦不能给。林牙将北朝启衅，归咎于两国互市，然则当日萧卫王出使后，北朝已经提高许多货物之关税。便以丝绸来说，丝绸入辽境，原本是十五抽一，其后贵国改为十分抽一，不久又改为十分抽二，而商旅遂绝。连大食胡商，亦宁可过西夏贸易，也不愿前来中京。此后贵国改回十分抽一，商旅复通。北朝三易其法，我大宋未置一辞。为何？因为我大宋并不贪图与北朝通商之利，两国互市，是为互通有无，而我大宋无大辽有者少，大辽无而大宋有者多，此非是我大宋贪图互市之利可知。北朝要果真以为互市上吃了亏，是何物上吃亏，便禁绝何物入境可矣，又何必背盟犯境，伤我百姓？恕我直言，与北朝互市之利，于我大宋，不过九牛一毛，不值一提。便是自此禁绝互市，又有何妨？只恐贵国不肯！”

“尧夫相公说得不错。”韩维也点头说道：“他事可以不计较，然道理不能不明。若北朝果真继续穷兵黩武，恐更非智者所为。还望林牙归国之后，能向大辽皇帝晓明利害。我大宋确是诚心议和，然而却并非是乞和。诚然，我大宋禁军未必便能稳操胜券，然大辽的宫分军亦不能说有必胜之把握。如今之事，是辽国先背信弃义，犯我疆界，似不宜再贪得无厌，见利忘害。否则，若北朝定要选择干戈相见，大宋亦不敢不奉陪！休说是两千万贯，便是两万万贯，又何足惜？！”

韩维和范纯仁将话说到这个地步，韩拖古烈知道再说什么也已没有意义。他微微叹了口气，缓缓起身，欠身长辑，说道：“既是如此，拖古烈亦已无话可说，就此告辞别过。不过，拖古烈与二公，当仍有相见之期。但愿下次相会之时，二公莫要再如此固执。”

韩维与范纯仁也连忙起身，回了一礼，笑道：“彼此彼此，愿林牙毋忘今日之言。”

韩拖古烈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在汴京又多留了这数日，但结果却让他大为失望。

到政事堂拜会韩维、范纯仁之前，他还想着虽未必能如他所愿见着小皇帝，但韩维、范纯仁都是重百姓之福祉而轻边功之人，一切所谓的“宏图霸业”，倘若要累得百姓流离失所，或者赋税加重、生活困苦，那在二人尤其是范纯仁心中，实是轻若鸿毛。而只要二人略有动摇，他便再去设法去拜会吕大防，这位新任的吏部尚书，如今几乎已经完全是司马光晚年政治理念的继承者，韩拖古烈曾将他的政见归结为六个字——“省事、汰兵、薄赋”。一切大的变动，能没有就最好没有，更不用说打仗，别人打上门不得不应战也就罢了，但是只要能有机会恢复和平，那就没有理由再继续打下去。倘若能用二十万贯恢复和平，特别是能换回被掳的百姓，韩拖古烈相信吕大防没有理由拒绝。省下来的军费开支，足以帮助那些遭受战祸的河北百姓重建家园，并且将沿边州郡都修得固若金汤，再造一条大名府防线。战争的目的是什么呢？还不是为了让百姓能重返家园、安居乐业，从此再不受侵略？倘若这一切不需继续打仗也能达成，那为什么还要打仗？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南朝的旧党，是最不在乎“天朝上国”脸面的一群人。不去管他们实际上是怎样的一群士大夫，至少在政治理念上，他们的确是将思孟学派的“民本”之说，在这一个方面，发展到极致的人。这也是为什么，在南朝，倘若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旧党去做地方官，当地的赋税收入可能不会急速增加，也可能不会马上就看到商旅往来、工商兴盛的繁华景象，可是，他们会远比新党与石党的官员更受当地士人、百姓的欢迎与爱戴。

韩拖古烈一直认为这才是旧党最大的政治根基所在。从整体实力来说，旧党的影响力要远大于新党与石党，因为他们植根于南朝的每一个乡村，受到最广泛的士人与农民的爱戴与支持。对那些常年在乡村之中，且耕且读的中下层士人来说，接受旧党的理念显然更加容易。而新党与石党，倘若离开城市，他们就难再找到多少的士子能接受他们的理念。即便他们也读王安石、石越、吕惠卿的书，可是他们所处的环境，很容易就能决定他们内心的倾向性。

从这个层面来说，旧党的根基甚至是超越简单的南北地域之分的。大约只是在陕西、益州、两浙路的乡村，倾向石党的士人会略多一些；在江南东、西与福建路的乡村，倾向新党的士人会多一些，除此以外，便都是旧党的天下！

因此之故，亦或是因为旁观者清，韩拖古烈看到了一个宋朝许多人都没有意识到的政治现实——在宋朝，倘若没有旧党的支持与合作，任何变法、任何政策，都不会有好结果。韩拖古烈相信石越是明白这一点的。在韩拖古烈的观察中，石越一直都在礼让旧党，或许旧党会在中枢失利，以旧党内部的派系矛盾重重来说，这是极有可能的，可是在这个庞大帝国的最底层最根本的地方，却依旧是由旧党的支持者与同情者把持的。倘若中枢的胜利者够聪明的话，那么，不管他取得了多大的胜利，他仍然需要竭力避免不要将旧党变成自己的敌人。

而旧党如今的领袖，不出于范纯仁、吕大防、刘挚、程颐四人。和战大事上，程颐直接影响力有限，刘挚很难接近与游说，韩拖古烈能寄予希望的，就只有范纯仁与吕大防。倘若这两人倾向议和，那么刘挚也很可能同意，如此一来，不管石越心里面究竟打的什么主意，他多半也要妥协。小皇帝更加只能屈服。

然而，范纯仁的态度却出乎韩拖古烈意料的强硬。

这也可以理解。韩拖古烈再如何了解宋朝，他到底不可能知道宋朝确切的军费开支与国库积蓄。旧党并非是不想让大宋朝如汉唐一样，有着辽阔的版图与强大的军力，事实上，熙宁、绍圣年间的旧党，年纪大一点的，正是当年支撑着仁宗朝与西夏的战争的那些官员。这些人只不过是比一般新进的官员更加了解战争的困难，而在某些选择之上更加现实而已。

但倘若现实并不需要他们做抉择的话，那么战争也同样可以成为他们的选项。

更何况，范纯仁本身就是旧党诸领袖中，立场最温和者。这个“温和”，当然不是对辽国，而是对新党与石党。他与石越原本就是有极好的私交，对石越也十分信任，在这个时候，只要石越不同意议和，范纯仁断不至于做出釜底抽薪的事来。

韩拖古烈失望而归，回到都亭驿，又有下人来报，称吕大防也婉拒了他求见的请求。

这时候他终于不再怀报幻想，着人将早已写好的辞行表送至礼部，讨了国书，即吩咐韩敌猎与萧继忠并一众随行，收拾行装。宋廷果然也并不慰留，当日皇帝赵煦便颁了敕令，赏赐韩拖古烈一行，又有两府各部寺官员来辞别，并安排了护送的文武官员与军队。

韩拖古烈暗中计算时日，知道耶律信早晚间就要停止和议，重启战端，眼下宋廷虽然待之以礼，但一旦战事重开，那就祸福难料，保不定便会被宋人扣留，当下也不敢再多停，次日便在数百名天武军的护送下，离了汴京。

韩拖古烈虽然一心想要兼程北归，奈何出了汴京，还是宋人的地盘。护送他们一行的宋将，是天武二军的一个指挥使，唤作郑夷中，官阶不高，不过是个正八品的宣节校尉 ，可是为人却不太好相处，绍圣中宋军马匹渐多，天武二军虽是步军，却也配有不少战马，这郑夷中部下五百余众，便个个有马，但他却仍按着步军的速度，每日算着时间，最多走六十里。超过六十里，无论韩拖古烈如何好说歹说，他都多一步也不肯再走。有时候更是托言种种变故，一天下来，连二十里都走不到。韩拖古烈心里着急，想要悄悄贿赂郑夷中，但他却不知道，这郑夷中早就受了陈元凤的嘱托，哪敢违命？离京之前，陈元凤便警告过他，限期到达大名府，只许晚，不许早，早一个时辰到，便要郑夷中项上人头。金银再好，终不如自己的脑袋好。

郑夷中那里既说不通，韩拖古烈也无可奈何，只得外示从容，随着宋军缓缓而行。如此非止一日，转眼之间便到了九月，而韩拖古烈竟然还没到大名府。一路之上，各种坏消息不断传来，先是传闻辽主知道宋廷终无和意，大怒之下，已经中止和议，深冀一带，已经重燃战火。据说韩宝率军屡次进犯冀州与永静军，向宋军挑战，但王厚始终坚守不出，绝不应战。

此后不久，又传来消息，称宋帝下诏征发京师禁军，除调集了包括宣武二军、骁骑军在内的步骑两万五千余人的禁军，又在京师、河北诸镇及逃难百姓之中，征募精擅武艺的勇壮男子两万余人组成一军，并尽数征调朱仙镇讲武学堂之学员充入军中担任武官，赐名“横塞军” ，拜天武一军副都指挥使王襄为主将——如此一共征发了步骑近五万人马，组成“南面行营”，又拜熙宁朝宿将、王襄之父王光祖为南面行营都总管，以李舜举为宣抚使司提举一行事务，随军北上，大举增援石越！

这个消息传到韩拖古烈耳中，让他又是惊讶，又是担心。这王光祖是仁宗朝名将“王铁鞭”王珪之子，将门出身，能征善战，颇有勇略，熙宁初年也曾在河北做过边臣，其时为了一点小纠纷，萧禧率数万大军压境，而王光祖看穿了萧禧只是虚张声势，竟遣他的儿子王襄，当年不过二十来岁，单骑赴会，说退萧禧。此事令萧禧印象十分深刻，曾多次与韩拖古烈言及。但王光祖与王襄都有些时运不济，王光祖做过多任边臣，虽然治军有方，却也没能立下多少了不起的战功，每逢大战，他总是阴差阳错的错过，如熙宁西讨之时，他在广西路；西南夷之乱时，他又调任河东路……最后还因为在黔州路当知州时，对治下夷人过于残暴，受到弹劾罢官，绍圣之后，便调任三衙，并在朱仙镇兼个教官，清闲度日，据说如今已是六十好几。而王襄自当年与萧禧一会之后，二十多年间，皆默默无名，只是在禁中安分守己的做侍卫，偶尔出外，担任过几次“走马承受”的差遣——说白了，就是皇帝派出去的耳目之臣，中规中矩，积功积劳，用了二十多年时间，才做到天武一军的副将，究竟有多少统兵之能，便是韩拖古烈这个“大宋通”，亦不得而知，只怕这其中，主要还是因为他是两朝皇帝的亲信武臣。倒是王襄的幼弟王禀，韩拖古烈数年前还见过一面，弓马出众，颇有当年萧忽古之风，只是当时年纪甚小，掐指算来，如今最多不过二十来岁，官爵未显，世人也未知其名，却不知此番是否也随父兄出征。

故此这赵煦以王光祖为帅、王襄为将，韩拖古烈实是有些讶异的。如今南朝有名的将领不少，如王光祖父子，虽说二十年前还算颇具声名，可若非韩拖古烈曾格外留意，大概如今也已经要算是籍籍无名之辈了。但他也并不会因此而感到放心，在他看来，越是这样的籍籍无名之辈，石越与王厚便越好统制，南朝在河北又多出近五万兵马，于大辽可算不得一个好消息。

韩拖古烈却哪里知道，这其实不过是赵煦在简拔亲信而已。此番随这近五万人马北上的，除了李舜举，还有陈元凤！李舜举的“提举一行事务”，是位在诸总管之上要职；而陈元凤本就身兼宣抚判官之职，二人既在军中，这王光祖，其实也就是拱手而已。赵煦有心要将这只大军交给李舜举统率，然如今宋军既废监军之名，又不便公然以内侍掌兵，做为权宜之计，赵煦只好费点周折，以塞两府门下之口。这只大军，石越虽指挥得动，可是却绝对轮不到王厚来插手。

不过这也须怪不得赵煦，他采纳陈元凤的献策，派出这支大军之后，京师兵力已经空虚之极，除了班直侍卫之外，便只有捧日与天武两军，勉强可以守一守东京城，连西京洛阳，都已经是一座空城。他既倾京师之兵欲谋求与辽人决战，自然不能不让亲信之臣来掌兵。而陈元凤在得知深冀重燃战火后，撺掇小皇帝增兵，也不可能是为了石越与王厚打算。他这是一石二鸟之计，一则迎合赵煦的心思，催促石越与王厚进兵决战——与辽人议和之事决裂之后，宋朝东京与北京之间信使往来，赵煦急欲石越速战速胜，他满心想的是要趁此良机，与辽人决战，歼灭契丹主力，进而收复燕云，而石越却总是拖拖拉拉，不断借口兵力不足，难保必胜，不肯下令决战——故此这次陈元凤献策赵煦再派出这近五万大军，便是为了塞石越之口，迫他进取；再则这近五万大军，陈元凤亦当成是他最大的本钱。他知道自己以目前的资历，很难长久的留在汴京中枢，他也须要建功立业，也要积攒资历，也希望能出将入相，让天下人无话可说……总之，凡是石越做得到的，他陈元凤没有理由做不到！而他要做到这一切的话，他就需要牢牢掌握着南面行营的这近五万人马！尽管李舜举是个阻碍，但这也是为了取信皇帝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这些内情韩拖古烈自然是不可能知道。他所能知道到的，是宋廷一定还在为是否要扣留他们这一行人而犹豫，甚而很可能发生争吵，所以，宋人才既没有立即扣留他们，也不肯让他们尽快返回——事实上，辽国使团中的每个人，都清楚他们正面临着什么样的处境。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些惴惴难安，谁也不知道自己一觉醒来，将会遭受什么样的待遇……但在使团之内，人人都心照不宣的忌讳公开谈及此事。看到韩拖古烈镇定自若的样子，自副使韩敌猎以下，直至普通的士卒、仆从，都不愿意或者不敢显露自己的怯懦。

尽管在韩敌猎与萧继忠面前，韩拖古烈总是信誓旦旦、信心满满的宣称宋人绝对不会扣押他们做为人质。可是，在内心的深处，韩拖古烈却也并不如他嘴上说的那样有信心。他一方面的确相信石越会确保他平安回到辽主跟前，但另一方面，鉴于大辽至今还扣押着朴彦成等宋朝使馆的文武官员，他们被扣留为质的可能性仍然相当大。

他们的命运，可能就决定于石越的一念之间。但一切都要等他们到了大名府，才会知道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