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难熬的是夜里。不过别误会，我并不是说夜里我最想念她——我一点也不想念她。但夜里独卧床上时，我确实会想起她，不过并非那种温馨而朦胧、对我们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的回忆。想起她，更多的时候，我脑中会出现以下的画面：她身穿短裤和T恤，正张着嘴睡觉，还边打鼾边流口水，把枕头沾湿了一片，而我则在旁边看着她。看着她时，我到底是什么感觉呢？首先是惊奇——我竟然没对她失去“性”趣。其次是喜欢——不是爱，而是喜欢，更像是对动物、小孩而不是对老婆的那种喜欢。我几乎天天晚上都哭，但不是出于悔恨。我没有什么可悔恨的，离开的人是她。而且，现在回过头想想，离婚对她、对我都是好事。何况我们还没有生孩子，没给双方留下任何牵绊。那我为什么哭呢？因为，我不能不哭。当你被夺走某样东西时，即使那东西一文不值，你也会感到非常痛心。要知道，就算摘除一个肿瘤，你还会留下一道疤呢。而夜里似乎就是挠那道疤的最佳时间。

乌齐买了部能接收股市实时信息的新手机。他开了家电脑公司，当公司的股价上涨时，他的手机就会唱起《你是最好的》，而下跌时则会唱《暴雨将至》。一个月来，他到哪儿都带着这部手机，而且总是被手机铃声逗得哈哈大笑。《你是最好的》比《暴雨将至》更能让他开怀大笑。毕竟，比起别人抢走你钱包里的钱，钞票像水一样倒到你身上时，你更容易笑得出来。今天是个大日子，乌齐对我说，因为他打算投资一大笔钱，用来购买纳斯达克的股票。那只股票名叫“QQQQ”，但他觉得叫“布谷鸟”更好听。要是纳斯达克上涨了，那只股票也会跟着上涨。根据乌齐的说法，纳斯达克随时都会“冲破天花板”，我们只须抓住“布谷鸟”的尾巴，让它带着我们飞上天就行了。

乌齐花了整整二十分钟才把自己的意思解释清楚。说完后，他又看了一下手机屏幕。他刚开始解释时，“布谷鸟”的价格是一点三，这会儿已经涨到一点五五了。“我们太悲哀了，”乌齐痛心疾首地说，“你知道吗，就在刚刚过去的半个小时里，我们本来可以让自己的钱增加超过百分之十的。”他边说边嚼杏仁羊角面包，面包屑掉得到处都是。

“你干吗老是说‘我们’啊？”我问，“还有，你到底在说什么钱啊？你觉得我有钱投资吗？”

“你不用投入很多的，”乌齐说，“我们要是早投入五千，现在就已经赚了五百，但是我们却没有那么做。算了，我干吗逼你加进来啊？是我自己没有那么做，尽管在心底，我知道——就跟孩子知道妈妈永远爱他一样——纳斯达克肯定会突破一点五的。”

“也有抛弃自己孩子的妈。”我说。

“可能吧，”乌齐嘟囔道，“但是‘布谷鸟’的妈不会。告诉你吧，我本来应该把所有的钱都投进去的，可是我当时决定等等看。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你不是……”我本想安慰他，但他说得正起劲，根本不容我插嘴。“瞧瞧我，我已经三十五了，却连一百万也没有。”

“但是就在一星期以前，你还跟我说你在股市投入了超过一百万呢。”我说。

“新谢克尔，”乌齐轻蔑地哼了一声，说，“一百万新谢克尔算什么啊？我现在说的是美元。”沮丧的他就着一大口健怡可乐，吞下了最后一片羊角面包。“看看周围吧。”他说，“我公司里有几个满脸痘痘的黄毛小子，是给我端咖啡的，连他们都开着‘宝马’，我却还跟牙科保健员一样，开着辆‘标致二〇五’。”

“别抱怨了，”我对他说，“相信我，很多人巴不得跟你换一下呢。”

“很多人？”乌齐有点恼怒，自嘲地大笑了几声，说，“很多什么人啊？斯德洛特[斯德洛特，以色列南部小镇。]的无业游民？你中了什么邪啊，德迪？你把我当成阿米什[阿米什，拒绝融入现代社会、死守传统的人。]了吗？我看，离婚把你彻底伤糊涂了。”

我跟乌齐在我们三岁左右就认识了。自那会儿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很多东西并未发生改变。乌齐说即使在那会儿，我也总是垂头丧气的。在学校的最后一年时，我还在幻想找个女朋友，而乌齐已经计划发财的事了。他办了个面向小孩子的夏令营，方案很简单：他只在草地上扔一个破足球给孩子们踢着玩，并让他们每隔两小时就直接对着喷泉式饮水机喝一通水；与此同时，他把从家长那里收到的钱跟孩子们五五分成，作为回报，孩子们不能向父母告发他不组织任何活动。如今，乌齐买了公寓，娶了老婆——他以前供职的那家网络公司的秘书。他老婆还给他生了个胖嘟嘟的女儿——跟他简直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要是我们现在离婚的话，”乌齐说，“任何东西，她都会分走一半。都怪我以前是个傻帽，没让她签婚前财产协议。”

我已经付了早餐的钱。现在，我们正等着找钱。“而你呢，”乌齐继续说，“就像是离婚高手，她连一新谢克尔也没有分走。”

“那是因为我根本没钱可分。”我试图向他做一番理性的分析。

“只是暂时没有，”乌齐拍着我的肩膀说，“只是暂时没有。既然你们之间的事情已经签字确定了，那现在就是出手的最佳时机。我们将成为唯一的赢家，就像在赌金全赢制的博彩中那样，独得所有的赚头。”

“独得所有的赚头。”我不自觉地重复了一遍他的话，然后一口喝干杯中所剩的最后几滴，也是最甜的咖啡。

“独得所有的赚头，”乌齐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接着说，“就我跟你两个人分。我有个预感，‘布谷鸟’会回落一点点，但不会下跌太多，可能会跌到一点三五左右。等到那个时候，我们就买进，有多少，买多少。”女服务员还没把找的钱给我们送来，店主反而过来了。“对不起，”店主说，“非常抱歉，打扰一下，你们给服务员的一百新谢克尔钞票是假的。”“看，”他把钞票举到灯下，说，“这张钞票是假的。”我从他手中拿过钞票，检查了一下防伪水印：上面赫然印着张涂鸦式的笑脸，而不是前总统本·兹维的头像。

“假的？”乌齐从我手中一把夺走钞票，说，“让我看看。”说着，他另外拿出一张钞票，对着灯光检查了一番，然后扔给店主。在乌齐看假币时，我向店主表达了歉意。“我是打车来的。我给了司机一张两百新谢克尔的钞票，让他找，”我对店主说，“这张假币肯定是他找给我的。”

“这张钞票真是太酷了。”乌齐说，“我出一百，你能把它卖给我吗？”

“你干吗这么激动啊？”我问他，“这是张假币。”

“就因为它是假币，你这个笨蛋，”乌齐从钱包里拿出一沓钞票，说，“真币我有的是，但假币很难得一见。谁要是不给我好的服务，我就付他这张假币。”

“好吧，”我说，“你留着吧，就当我送你的礼物。”

我们坐进了乌齐的车。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告诉他在晚上哭的事。要知道，他绝不是可以倾诉这种事的人。“不是因为她，”我强调说，“我不想她回来。”

“嗯，我知道，”乌齐嘟囔道，“我了解她。”就在这时，他的手机唱起了《你是最好的》，但他连瞥都没瞥一眼屏幕，不去看看股价到底上涨了多少，而是把脸凑到离我的脸只有两三厘米的地方，像大夫检查病人那样盯着我。“你知道你这会儿需要什么吗？”他说，“马特隆街五十六号的‘埃塞俄比亚三明治’。”

“我们刚刚才吃过饭。”我反驳道。

“我说的三明治不是食物，”乌齐边打开方向盘锁，边说，“而是两个埃塞俄比亚小妞夹着你，一个在你下面，另一个在你上面，用奶子顶着你的背。实话跟你说，第一次听到这事时，我也没有‘性’趣，但是真的很爽。”

“马特隆街五十六号是什么地方？”我问，“妓院？”

“别转移话题，”乌齐发动车子，说，“我们这会儿在说你的事情。跟奥芙拉离婚以后，你就没干过女人，连一次也没有，是不是？”

我点点头，说：“我不想干女人。”

“在生活中，”乌齐松开手刹，说，“你有时必须得做不想做的事。”

“要是你想说我哭是因为没有干女人，那你就错了。”我反驳道。

“我可没那么说，”乌齐边说，边用几根手指敲着方向盘，“我说的是，你哭是因为你生活空虚，是因为你的生活毫无意义。而当你感到内心空虚时……”他摸着自己心脏稍微偏右的位置，继续说：“要是生活有意义，你可以拿点‘意义’放进内心；要是没有，你就得给自己接个插头，暂时应付一下。‘埃塞俄比亚三明治’就是那样一个大插头。”

“送我回家，”我说，“我的生活已经够惨的了，还找什么妓女啊。”但乌齐不再理我了，因为他的手机又响了，铃声陌生而沉闷——有人来电的声音。对方是银行里的人。乌齐告诉他买两万美元的“QQQQ”——那只股票的价格真的回落了。“一万是给我自己买的，一万是替一个朋友买的。”

我冲乌齐摇了摇头，但他视而不见。挂掉电话后，他说：“做好准备，德迪。你跟我，我们就要抓住‘布谷鸟’的尾巴了。”

隔着薄墙，我听到乌齐的手机在唱《你是最好的》，还听到一个女人发出阵阵浪笑。今天，马特隆街五十六号没有埃塞俄比亚小妞，所以乌齐跟一个用英语自称捷克人的小妞进了房间，而我则跟一个可能是俄罗斯人的金发女郎进了隔壁的房间。墙那边，乌齐这会儿也大笑了起来——我猜“捷克单片三明治”也是个不错的“插头”。金发女郎名叫玛丽亚。她问我想不想让她帮忙脱衣服。我回答不必了，我是因为我那疯子朋友才来这里的。我还对她说，我们可以一块儿坐着等乌齐完事，然后离开，不用干那事。“不用干那事？”玛丽亚试图理解我的意思，问，“你是要口交吗？”墙那边，乌齐的手机一直在唱《你是最好的》——那个房间里正在上演一出好戏。这时，玛丽亚解开了我裤子上的扣子。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要是叫她停下来的话，她会觉得受到了侮辱。我知道这是借口，但还是努力让自己相信自己的话。也许，乌齐说得没错，我现在需要的就是一个“插头”。在玛丽亚为我口交时，我努力想象着她拥有一个美好的人生，卖淫完全是出于自愿。我曾看过一部那样的电影，讲的是一个快乐、善良的法国妓女。也许，玛丽亚也跟那个妓女一样吧，只不过是俄罗斯人。低头时，我只能看见玛丽亚的头发。偶尔，她会抬起头，问一声“舒服吗”，而我则会难为情地点点头。我知道，要不了多久就会完事的。

我们在马特隆街五十六号的半个小时里，“布谷鸟”刚好冲破天花板。等我们回到烈日炙烤的街上时，它已经涨到了一点七五。根据乌齐的说法，这让我们的钱翻了一倍。“布谷鸟”不停地往上飞，像风筝那样直冲蓝天，而我们就在后面紧紧地拽着它的尾巴，以免掉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