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部分 利斯本纳街

渺小一生  作者:柳原汉雅

你过世后两周年,我们去了罗马。这算是巧合,但同时也不是:他知道,我们也知道,他必须离开纽约市,远离纽约州。或许欧文夫妇也有同样的想法,因为他们把仪式排在这个时候——在八月底,欧洲所有人都往外地跑,我们却飞到那里,飞向那个失去了所有嘈杂人群、所有当地动物的大陆。

那个仪式在罗马的美国学院举行,苏菲和马尔科姆都曾在那里驻留过,所以欧文夫妇出资设立了一个鼓励年轻建筑师的奖学金。他们还协助选出了第一位得主,是一个高个子、容易紧张但可爱的年轻伦敦女子,她做的大都是暂时性建筑物,以泥土、草和纸做出复合建筑群,随着时间会缓缓瓦解。颁奖仪式宣布了奖学金得主、颁发了奖金,此外还举办了一个招待会,弗洛拉发表了演讲。参加的除了我们,苏菲和马尔科姆在“钟模”的合伙人之外,还有也曾在罗马驻留过的理查德和杰比。仪式过后,我们去了附近一家小餐厅,他们两个住罗马时都很喜欢,理查德还带我们看了那栋建筑物有哪些墙壁是伊特拉斯坎风格,哪些是罗马风格。尽管那一餐很美好,舒适又欢乐,但也很安静,中间有一度,我记得自己抬头,才发现大家都没在吃东西,全瞪着眼睛,看着天花板、看着盘子、看着彼此,各自想着不同的事物,但我知道,大家也不约而同地想着同样的事情。

次日下午朱丽娅午睡时,我们出门散步。我们的旅馆在台伯河这一边,靠近西班牙大台阶那一带,不过我们请司机载我们过桥到越台伯河区,走在那些又窄又暗、简直像是走廊的街道上,最后终于来到了一个小而简洁的广场,除了阳光没有任何装饰,我们来到一张石凳前坐下。一个留着白色大胡子、身穿亚麻西装的老人也在石凳另一头坐下,看着我们点了个头,我们也朝他点头。

我们沉默地坐在那里许久,晒着太阳,忽然他说他记得以前跟你来过一次这个广场,还说两条街之外有一家冰淇淋店很有名。

“我该去买吗?”他问我,露出微笑。

“我想你知道答案。”我说。他站起来。“我马上回来。”他说。“瑞士巧克力口味。”我告诉他。他点点头。“我知道。”他说。

我们——那个老人和我——看着他离开,然后那老人朝我微笑,我也对他笑。仔细一看,我才发现他其实没那么老,大概只比我大几岁而已。我当时始终没办法(到现在还是没办法)把自己想成老人。我总是讲得好像知道自己很老,我总是埋怨自己的年龄,但那只是耍宝,或是让别人觉得年轻而已。

“他是你儿子?”那老人用意大利语问,我点点头。每回被人认出我们是父子,我总是惊讶又开心,因为他和我长得一点也不像。但是我认为,或该说希望,我们在一起的样子,一定有个比外形相似度更具说服力的证据,让别人相信我们是父子。

“啊,”那老人说,看着他走到一个转角,然后消失,“真是俊美啊。”

“是啊。”我也用意大利语回答,忽然觉得好哀伤。

那老人露出狡猾的表情,问我,或者比较像是陈述句:“你太太一定是个大美女吧?”随即咧嘴一笑,表示他在打趣,或是个恭维,因为我长相这么平凡,却很幸运能有个美丽的太太,帮我生了一个这么俊美的儿子,所以我不可能被得罪。我也对着他笑,说:“没错。”他保持微笑,一点都不惊讶。

他回来时,那个老人已经离开了(离开时跟我点了个头,拄着拐杖)。他买了一个装在甜筒里的冰淇淋给我,还买了一杯柠檬冰沙要带回去给朱丽娅。我真希望他也买了一份给自己,但他没有。“我们该走了。”他说,于是我们起身离开。那天夜里他很早就去睡了,次日,也就是你的忌日,我们完全没看到他,他在柜台留了张字条,说他出去散步了,明天再跟我们碰面,说他很抱歉。于是我们也出去走了一整天,我以为有机会在路上碰到他,毕竟罗马这个城市不大,但结果没有。那一夜我们更衣就寝前,我想到自己一整天都在经过的每条街道、每堆人群中寻找他。

次日早晨,他出现在餐桌旁,看着报纸,脸色苍白,但对我们露出微笑,我们没问他前一天做了什么,他也没主动说。那天我们只是在市区里闲逛,三个人很不好控制,走在人行道上太宽,于是我们排成一列,每个人轮流当领队,但我们只去有名的地点、人多的地方,不会有隐秘的回忆、不曾发生亲昵的举止的景点。快到水管路时,朱丽娅望着一家小珠宝店的小窗,我们走进去,三个人把那家小店塞满,每个人轮流把她在窗外看中的耳环拿起来细瞧。那耳环非常精致:纯金,密实而沉重,形状像鸟,眼睛处镶了圆形的小红宝石,鸟喙叼着金枝。他买下那对耳环送给她,她不好意思,但又很开心,朱丽娅向来不太戴首饰。但他看起来很高兴能送她礼物,我看他高兴也跟着开心,朱丽娅也很欢喜。那天晚上,我们跟杰比和理查德会合吃最后一顿晚餐,次日早晨我们离开,北上去佛罗伦萨,他则回纽约。

“我们五天后见了。”我告诉他,他点点头。

“好好玩。”他说,“祝你们玩得愉快。我们很快就会再见了。”

我们的汽车开走时,他站在那挥手;我们坐在后座,回头跟他挥手。我还记得当时希望挥手能传达我说不出口的讯息:不准你乱来。前一夜,趁他和朱丽娅跟杰比聊天时,我问理查德这几天我们不在期间,能不能麻烦他发短信随时告诉我们状况?理查德答应了。他几乎恢复到了安迪希望的体重,但中间有两度倒退,一次在五月,另一次在七月,所以我们还在持续监视他。

有时,感觉我们的父子关系好像是倒退着走,随着他年纪渐长,我对他的担心没有减少,反而增加;随着每一年过去,我都更加意识到他的脆弱,也对自己当父亲的能力更没信心。雅各布还是婴儿时,我发现每过一个月,我就更有把握一点,好像他待在这个世界越久,就能扎根扎得越深,好像光是活着,就宣示他拥有这个生命。当然,这个想法很荒唐,而且以最可怕的方式被证明是错的。但我忍不住想:活下去会产生牵系的力量。然而在他人生的某一个点(如果非得指出的话,我想是在凯莱布之后),我感觉他像是搭上了热气球,被一根长长的绳子固定在深入地面的木桩上。但每一年,那个气球一直扯紧那根绳子,想要挣脱,飘向天空。在底下的我们就设法把那气球扯回地面,回到安全的状态。所以我总是为他担惊受怕,同时也很怕他。

你能跟一个你害怕的人真正发展出感情吗?当然可以。但他还是令我恐惧,因为他拥有力量,我却没有。如果他自杀了,如果他把自己从我手上夺走,我知道我还能活下去,但我也知道那种人生很乏味;我知道之后我会永远纠结着想找到解释,不断仔细检视过去,想找出自己哪里犯了错。当然,我知道自己会多么想念他,尽管之前他尝试过,他也终将离开,但我始终没能变得更能面对,也永远无法习惯。

接着我们回到纽约,一切如常:艾哈迈德先生来机场接我们,载我们回公寓,门房那儿已经有几袋食物,这样我们就不必去杂货店采买了。次日是星期四,他过来跟我们一起吃晚餐,问起我们这几天旅行看到什么、做了什么,我们告诉他。那天晚上我们一起洗碗,他递给我一个碗要放进洗碗机时,手一滑在地板上摔破了。“该死!”他大吼,“真是对不起,哈罗德。我太蠢了,太笨手笨脚了。”我们告诉他没关系,没事的,但他只是越来越生气,气到双手开始颤抖,气到开始流鼻血。“裘德,”我告诉他,“没关系的。这种事难免的。”但他摇头。“不,”他说,“都是我。我搞砸了一切。我碰到的一切都会毁掉。”他低头捡起碎片时,朱丽娅和我隔着他的头面面相觑,不知该说什么、做什么才好:他的反应太小题大做了。但自从那回他把盘子摔到餐厅对面的墙上后,之后几个月还发生了几次这样的事件,让我从认识他以来第一次明白,他心中原来有那么多愤怒,他每天要多努力去控制这股怒气。

他第一次摔盘子之后,过了几星期又有一次。那是在灯笼屋,他已经好几个月没去了。当时是早上,才刚吃过早餐,朱丽娅和我要出门买东西,我去找他,想问他有没有什么想买的。他在卧室里,门开了一条缝,我看到他在做什么之后,基于某个原因就没喊他,也没有走开,只是站在门外悄悄观察。他已经戴上一边的义肢,正要戴上另一边,我从来没看过他没戴义肢的样子。然后我看着他的左腿伸进托架内,把弹性袜套拉起来套住膝盖和大腿,再将裤管拉下盖住。你也知道,这些义肢上的脚仿造了脚趾和脚跟的形状,我看着他穿上袜子,接着穿鞋。他吸了一口气站起来,我看着他走了一步,再一步。但就连我都看得出哪里不大对劲,那些义肢还是太大,而他依旧太瘦。我还来不及喊他,他就失去平衡往前摔在床上,有好一会儿都没动。

然后他伸手脱掉义肢,先脱一边,再脱另一边。有那么片刻,那两根还穿着袜子和鞋子的义肢看起来就像他的真腿,他仿佛硬是扯断了自己的小腿,我还半期待地会看到一道血喷出来。结果他只是拿起一根义肢朝床上打,打了又打,用力得发出闷哼,再把义肢摔在地上,坐在床沿,脸埋进双手,手肘撑在大腿上,无声地前后摇晃着。“拜托,”我听到他说,“拜托。”但接着他什么都没再说,我很羞愧地静静溜掉,回到我们的卧室,模仿他的姿势坐在床边,等待着我不知道的状况。

那几个月,我常常想着自己尝试在做的事情,想到要让一个不想活的人继续活下去有多困难。首先你得尝试讲道理(你有那么多值得活下去的理由),然后尝试利用罪恶感(你欠我),再尝试用愤怒、威胁、恳求(我老了;不要这样对待一个老人)。但接着,一旦他同意,你这个哄骗的人必然会进入自我欺骗的状态,因为你看得出他很吃力,他多么不想活下去,光是存在这件事都让他耗尽心力,于是你每天就得告诉自己:我做的是正确的。让他做他想做的事是违背自然法则及爱的法则的。你会利用每个快乐的时刻,抓紧它们当成证据,看到没?这就是人生为什么值得活,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逼他尝试,即使那一刻无法抵消其他大部分的时刻。你会想,就像我以前对雅各布的想法,子女是要用来做什么?是要抚慰我吗?还是我抚慰的对象?如果抚慰对你的子女再也没有用,那么我的责任是不是允许他离开?然后你会再想:可是那太恶劣了,我做不到。

所以我还是继续尝试,那是当然。我试了又试。但每个月我都可以感觉到他越退越远。不太是外貌的关系;到了十一月,他恢复到原来的体重,总之是理想体重的最低标准,而且气色从来没有那么好过。不过他变得安静了许多,虽然他向来很安静,但现在他很少讲话。我们在一起时,我有时会看到他盯着某个我看不到的东西,脑袋轻轻一扯,像马在抽动耳朵似的,然后又回过神来。

有个星期四,我们照例一起吃晚餐,我看到他脸上和脖子上有瘀青,仿佛他傍晚站在一栋建筑物旁边,太阳照射的阴影落在他身上。那些瘀青是深红褐色的,像干掉的血,我看了猛吸一口气。“发生什么事?”我问。“我摔倒了,”他只说,“别担心。”我当然还是会担心。下回我看到他时又有瘀青,就设法抓着他问个清楚。“告诉我。”我说,但是他挣脱了。“没什么好说的。”他说。我至今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他自己弄的吗?还是他让别人对他这样?我不知道哪一个更糟。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想念你。我也想念你。我们全都很想念你。我想你应该要知道,我想念你不光是因为你让他更好,我想念你是因为你。我想念看着你做喜欢的事情时得到的那种愉悦,无论是吃东西或追着网球跑或跳进游泳池里。我想念跟你谈话,想念看着你在一个房间里走动,想念看着你倒在草皮上被劳伦斯的一群孙子孙女压着,假装你被他们压得起不来(同一天,劳伦斯年纪最小的孙女,暗恋你的那个,曾把蒲公英绑在一起做了手环送给你。你谢谢她,戴在手上一整天,那天她每回看到你手腕上的手环,就冲向她父亲,把脸埋在他背部——这个我也想念)。但我最想念的,就是看着你们两个在一起;我想念看到你望着他,他望着你;我想念你们对彼此那么体贴,想念你和他在一起时那种出自直觉、诚挚的关爱;我想念看着你们倾听对方说话,两人都那么专注。杰比的那幅画作《威廉听裘德说故事》太真实了,那表情太准确了。还没看到画名,我就知道画中的你在听他讲话。

而且我也不希望你以为你走了之后,我们没有快乐的时刻、快乐的日子。当然是减少了,比较难出现,比较难引发,但还是有的。从意大利回纽约后,我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一门专题研讨课,兼收法学院学生和所有研究生。那门课叫“法律的哲学,哲学的法律”,由我跟一个老朋友合作授课。我们讨论法律的公平性、司法系统的道德基础,以及有时法律会如何抵触我们国家的道德观。教室就在锥蒙大楼241室,过了这么多年以后!下午,我会跟朋友碰面。朱丽娅去上裸体素描课。另外我们在一个非营利组织当义工,专门协助其他国家(苏丹、阿富汗、尼泊尔)的专业人员(医生、律师、教师)在各自的领域找到新工作,即使这些工作跟他们之前在本国做的只略微相关:护士变成医疗助理,法官变成法律助理;其中我帮过的几个人后来去读法学院,我碰到他们时,就会聊聊他们现在学的,以及美国的某些法律跟他们原先所知的有多么不同。

“我想我们应该一起做一个项目计划。”那个秋天我告诉他(他还在那个艺术家非营利组织做公益服务,我后来也去当义工,发现那个组织比我原先想的更令人感动。我原本以为那只是一群没有才华的文人想要创作,但显然永远不会成功。尽管事实上的确是如此,但我发现自己跟他一样,都很佩服这些艺术家,佩服他们的坚持,他们傻气、勇敢的信念。没有任何人、任何事可以劝阻他们不要过这样的生活,不要当个艺术家)。

“比方说?”他说。

“你可以教我做菜。”我告诉他,他用那种表情看了我一眼,就是要笑不笑、觉得很乐还不想表现出来的表情。“我是说真的。真正做点菜,让我多学六七道料理。”

于是我们开始了。每个星期六下午,他工作完,或是拜访过吕西安和欧文夫妇,我们就开车到加里森,有时只有我们两人,有时还有理查德和印蒂亚、杰比或某个亨利·杨和他们的太太,星期天我们就会做菜。在这个过程中,我主要的毛病又暴露出来,那就是缺乏耐性,根本无法接受无聊。煮菜时,我会跑去找别的东西来读,忘了我的意大利炖饭,结果烧成一堆烂糊,或者我会忘记把橄榄油里的胡萝卜翻面,回来就发现烧焦了(看来烹饪很多部分是要轻拍、要泡、要观察、轻抛、转动、抚慰,这种种要求总让我联想到人类的婴儿期)。我的另一个毛病,他告诉我,就是坚持创新,这在烘焙中显然是失败的保证。“哈罗德,这是化学,不是哲学,”他总是这么说,同样是那个半笑的表情,“你不能不遵守特定的分量,还希望做出该有的样子。”

“说不定烤出来会更好啊。”我说,主要是为了逗他,只要觉得有可能让他开心一点,我总是乐于扮演傻瓜。于是他笑了,真的笑了。“不会的。”他说。

但终于,我真的学会了一些东西:我学会如何烤鸡、煮水蒸蛋、炙烤比目鱼。我学会做胡萝卜蛋糕,还有一种加很多不同坚果的面包,就是他以前在剑桥市打工的那家面包店卖的,我常常去买,只是他的版本非常不可思议,有好几个星期,我烤了一条又一条这种面包。“好极了,哈罗德,”有一天他尝了一片说,“看到没,等到你一百岁,就可以自己做菜了。”

“什么意思?自己做菜?”我问他,“你得替我做菜才行。”他听了对我露出微笑,一种哀伤、奇怪的微笑,什么都没说。我赶紧改变话题,免得他说出一些话,我还得假装没听到。我总是试着影射未来,拟出几年后的计划,这样他一答应要做,我就可以逼他守住承诺。但他很小心,从来没答应过。

“我们应该去上个音乐课,你跟我。”我告诉他,其实只是顺口说说,没有什么具体的想法。

他淡淡微笑。“或许吧,”他说,“没问题,我们再讨论吧。”顶多就是这样。

每回上完烹饪课,我们就会散步。去纽约州北部的那栋房子时,我们会沿着马尔科姆开出来的那条小径走,经过有回他痛得全身抽搐,我不得不把他留在那里靠着一棵树的那个点,经过第一张石凳、第二张、第三张。到了第二张石凳,我们总会坐下来休息。他不需要休息,不像以前那样,而且我们走得很慢,所以我也不需要休息。但我们总是仪式性地停下来,因为从这里可以最清楚地看到屋子背面,你还记得吗?马尔科姆当初砍掉这边的几棵树,于是石凳正好面对着房子,而如果你在屋后的露台,也正对着那张石凳。“这个房子太美了。”我总是这么说,而且我总是希望他听得出我以他为荣:因为他打造的这栋房子,还有他在屋里打造的生活。

我们从意大利回来大约一个月后,有回我们坐在这张石凳上,他跟我说:“你想他当初跟我在一起快乐吗?”他讲得好小声,我还以为是自己想象出来的,但接着他两眼看着我,于是我知道那句话不是我的幻想。

“他当然快乐,”我告诉他,“我知道他很快乐。”

他摇摇头。“有好多事我都没做。”最后他说。

我不明白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反正我不会改变想法。“无论什么事,我知道那都不重要。”我告诉他,“我知道他跟你在一起很快乐。他告诉过我的。”然后他望着我。“我知道的。”我重复说,“我知道的。”(你其实从来没有明确告诉过我,但我知道你会原谅我;我知道你会的。我知道你会希望我这么说。)

又有一回,我们坐在这张石凳上时,他说:“娄曼医生认为我该告诉你一些事情。”

“什么事情?”我问,很小心不要看他。

“有关我是什么,”他说,然后停顿了一下,“我是什么人。”他修正了。

“唔,”我终于说,“那很好,我想更了解你。”

他微笑了。“听起来好奇怪,不是吗?”他问,“‘更了解你。’我们认识到现在这么久了。”

在这些对话中,我总有一个感觉,也许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但其实有一个不正确的答案。他听了就再也不会说出任何事情了,所以我一直设法推测不正确的答案可能是什么,然后绝对不要说出来。

“没错,”我说,“但我一直想要更了解你,想知道有关你的事。”

他很快看了我一眼,目光又转回去看房子。“唔,”他说,“也许我会试试看。也许我会写下来。”

“这样很好。”我说,“看你什么时候准备好。”

“可能要花一阵子。”他说。

“没关系,”我说,“花多少时间都无所谓。”写很久是好事,我心想:这表示他得花好几年搞清楚自己要说什么。尽管这几年对他而言很困难、很折磨,但至少他还会活着。这是我当时所想的:我宁可要他活着受苦,也不希望他死掉。

但到头来,他根本没花多少时间。那是二月,大约就是我们介入、把他强制送去住院的一年后。如果他的体重可以保持到五月,我们就会停止监控他,他也可以决定不再去娄曼医生那里,虽然安迪和我都觉得他应该继续去看娄曼医生。不过之后就不能由我们做主了。那个星期天,我们待在纽约市区。在格林街上完烹饪课之后(做了芦笋和洋蓟的法式蔬菜冻),我们出门散步。

那天很冷,但是没刮风。我们沿着格林街往南,直到那条路变成教堂街,又继续往南走,走过翠贝卡区,走过华尔街,几乎要走到曼哈顿岛的最南端,停下来看着微微起伏的灰色河水。然后我们回头往北走,沿着同样一条路:三一街接教堂街,教堂街接格林街。他一整天都很安静,平静而沉默,我聊着我当义工那个职业介绍所的一个中年人,比他大一岁左右,是名医生,正在申请就读美国的医学院。

“真是了不起,”他说,“要重新开始很困难。”

“没错,”我说,“但是你也重新开始了,裘德。你也很了不起。”他看了我一眼,然后别开目光。“我是认真的。”我说。我想起他自杀未遂出院后大约一年,他跟我们去了特鲁罗。那天我们也出去散步。“我要你告诉我三件事,是你觉得做得比任何人都好的事。”我们坐在沙滩上,我这样对他说。他发出一个厌倦的吐气声:两颊鼓满气、再一口吹出来。

“现在不要,哈罗德,”他说。

“别这样嘛,”我说,“说出三件你做得比任何人都好的事,然后我就不烦你了。”但他想了又想,什么都想不出来。看他不吭声,我也开始着急。“那就讲三件你做得不错的事。”我修改一下,“或是你对自己满意的三件事。”修改到这个时候,我几乎在乞求了。“任何事情,”我告诉他,“什么都行。”

“我长得高,”他终于说,“总之算高吧。”

“长得高是好事。”我说,虽然我希望是别的,有关性格的。不过我决定接受这个回答。就连这个,他都花了那么多时间才想出来。“还有两个。”但他再也想不出来了。我看得出他懊恼又难为情,最后我终于算了。

这会儿,当我们走过翠贝卡区时,他漫不经心地提起,事务所里问他是否愿意接任主席。

“老天,”我说,“太棒了,裘德。老天。恭喜啊。”

他点了一下头。“但我不会接。”他说。我大吃一惊。在他为那个他妈的罗森·普理查德律师事务所付出这么多,花了那么多个小时、那么多年之后,他居然不接任主席?他看着我。“我以为你会很高兴的。”他说,我摇摇头。

“不,”我告诉他,“我知道你从这份工作中得到多少满足感。我不希望你觉得我不认同你、不以你为荣。”他什么都没说。“你为什么不接呢?”我问他,“你会做得很好的,你天生是这块料。”

他皱了一下脸(我不确定为什么),然后别开头。“不了。”他说,“我不认为我会接。据我所知,找上我的这个决定其实也有些争议。何况……”他说到一半停下来。不知怎的,我们已经停下来了,好像讲话和走路这两个活动不能并存,我们就在这冷天中站了一会儿。“何况,”他继续说,“我想我再过一年就会辞职了。”他看着我,仿佛在等我的反应,然后他抬头看着天空,“我想或许我会去旅行。”他说,但他的声音空洞、毫无喜悦,好像他要被征召、派驻到一个他不太想去的遥远地方。“我可以离开。”他说,几乎是自言自语,“有好多地方我该去看看。”

我不知道要说什么,只是一直瞪着他。“我可以跟你去。”我低声说,他回过神来看着我。

“没错。”他说,一副宣告的口吻让我安心了,“没错,你可以跟我一起去。或者你们两个可以跟我约在某些地方会合。”

我们又往前走。“我不想太耽误你当世界旅人的第二人生。”我说,“但是我真的觉得,你应该再考虑一下罗森·普理查德提议的职位。或许做个几年,然后搭私人喷射机到西班牙的巴利阿里群岛、莫桑比克,或任何你想去的地方。”我知道如果他接受了主席职位,就不会自杀了;他太有责任感了,不可能留下没完成的摊子给别人收拾。“好吗?”我鼓励他。

他笑了,那种熟悉、开朗、美丽的微笑。“好吧,哈罗德,”他说,“我保证我会再考虑。”

我们离家只剩几个街区了,我才发现我们刚好走到利斯本纳街。“啊老天。”我说,想充分利用他的好心情,让我们两个都保持高昂的情绪,“来到我所有噩梦的基地了:全世界最丑的公寓。”他大笑起来,我们右转离开教堂街,沿着利斯本纳街走了半个街区,直到站在你们以前那栋公寓大楼前。有好一会儿,我一直大声抱怨着这个地方,讲个不停,说这里有多恐怖,为了效果夸张又渲染,好听他大笑抗议。“我老担心会发生火灾,把你们那户烧光光,害得你们两个被烧死。”我说,“我还梦到自己接到急救人员的电话,说他们发现你们两个被一堆老鼠咬死。”

“没有那么糟糕啦,哈罗德,”他微笑,“其实呢,这个地方有我非常珍爱的回忆。”他的心情又转变了,我们站在那里,瞪着那栋大楼,想到你,想到他,还从这一刻往前推、直到我认识他的那一刻。当时他那么年轻,年轻得不得了,只是我众多学生之一,超级聪明,脑子灵光,但也就如此而已。我绝对想象不到他有一天会变得对我这么重要。

然后他也想让我开心一点,我们都在为对方表演。他说:“我跟你说过那回我们从屋顶跳下来,跳到卧室外头的防火梯上吗?”

“什么?”我问,真的吓到了,“没有,你没说过。要是说过的话,我想我会记得的。”

尽管我从没想到他会变得对我这么重要,但我知道他会怎么离开我:就算我一再希望、一再恳求、一再暗示,还有威胁和异想天开,但我就是知道。五个月后,六月十二日(不是什么特殊的周年纪念日,就只是一个不重要的日子),他离开了。我的电话响起,时间不是晚得离谱,事后回想起来也看不出任何预兆,但当时我知道,我就是知道。电话另一头是杰比,他呼吸不稳,非常急促,而他还没开口,我就知道了。他死于53岁,离满53岁还不到两个月。他把空气注射到动脉里,让自己中风。虽然安迪跟我说他应该死得非常快,没有痛苦,但我后来上网查,发现安迪没跟我说实话:那表示他用一根针头粗得像蜂鸟喙的注射针,朝自己扎了至少两次,而且会痛苦不堪。

最后我终于去了他那间公寓,里头很整洁,他的书房里堆着一箱箱东西,冰箱被清空了,他的遗嘱和留下的信件叠放在餐厅的桌上,像是婚礼的座位卡。理查德、杰比、安迪,你和他所有的老朋友都陆续赶来。我们走来走去,彼此招呼、交谈,震惊却又不是那么震惊,只惊讶我们居然会这么惊讶、这么难过、这么挫败,尤其是这么无助。我们漏掉了什么吗?我们可以做什么改变这个结果吗?他的葬礼来了好多人,有他的朋友、你的朋友和这些朋友的父母及家人,有他的法学院同学,有他的客户,有那个非营利艺术团体的员工和赞助人,有那个慈善厨房的委员会成员,有一大堆罗森·普理查德律师事务所过去跟现任员工。梅瑞迪丝也带着几乎完全糊涂的吕西安过来(残酷的是,他还活到现在,不过已经住进康涅狄格州的一家老人院),还有我们的朋友,以及我没想到的一些人,像基特、埃米尔、菲丽帕和罗宾。葬礼过后,安迪过来找我,哭着坦承,他觉得事情真正不对劲,是从他告诉他自己准备退休开始的,说都是他的错。我之前根本不知道安迪打算退休,他从来没跟我说过,但我安慰他,说不是他的错,完全不是,说他一直对他很好,而我一直信任他。

“至少威廉不在了,”我们彼此安慰,“至少威廉不会看到这个。”

当然——如果你还在的话,他不也还会活着?

我没办法说我没想到他会死,但我可以说,当时有太多我没想到的事情,一点都没想到。我没想到安迪会在三年后死于心脏病发,也没想到过了两年,理查德会死于脑肿瘤。你们都那么年轻就死了:你、马尔科姆、他。伊利亚是60岁中风过世;西提任也是60岁,死于肺炎。到最后只剩下杰比,加里森的房子留给了他,现在我们还常见面——在加里森、纽约市区或剑桥市。杰比现在有一个认真交往的男朋友,是个很好的人,叫托马斯,是苏富比拍卖公司的日本中世纪美术专家,我们非常喜欢他;我知道你和他也会非常喜欢他的。我当然为自己、为我们夫妻难过,但我最常为杰比感到难过。他失去了你们三个,只剩他自己面对老年的开始,他当然有新朋友,但大多数成年前认识的朋友都没了。至少我是在他22岁认识他的;或许中间有时疏远,但那些疏远的年代,我们都不去算了。

现在杰比61岁,我84岁了。而他已经过世六年,你也过世九年了。杰比最近的一次个展名叫“裘德,孤单”,里头有十五件画作,只画了他,描绘杰比想象中、你死后那段时间的一些时刻:在那近三年里,他设法在没有你的世界撑下去。我试过了,但我实在没办法看那些作品;我试了又试,但就是没办法。

还有其他事情是我原先没想到的。他当初猜得没错,我们搬到纽约完全是为了他,所以处理完他的遗产后(理查德是他的遗嘱执行人,我也帮了忙),我们就搬回剑桥市的家,离我们的老友近一点。之前我做了太多整理和分类的工作——我和理查德、杰比、安迪一起处理了他所有的私人文件(并不多)和衣服(看着他的西装越来越窄,真是让人心碎),还有你的衣服;我们一起看过你在灯笼屋的档案,花了很多天,因为我们总是停下来哭或大喊或传阅一张我们没人看过的照片。等我们回到剑桥市的家,整理东西成了一种本能。有个星期六,我坐下来清理书柜,这个计划一开始充满野心,但很快我就失去了兴趣。此时我发现了一个信封,塞在两本书之间,上头是他的笔迹,写着我们夫妻各自的名字。我打开我的信封,心跳加速,然后看到我的名字——亲爱的哈罗德。阅读他二十几年前在收养那天写的短笺,我哭了,其实是啜泣。然后我把那张光碟放进电脑里,听着他的声音。光是听到那么美的声音,我无论如何就会哭了,但我主要是因为听到他的声音而哭。后来朱丽娅回家看到我,也读了她的那张短笺,我们又哭了一次。

又过了几个星期,我才打开他放在格林街公寓餐桌上留给我们夫妻的那封信。之前我实在没办法鼓起勇气;其实现在我也不确定自己受得了。但我还是打开来读。那封信有八页,是打字机打印的,那是一份告解:有关卢克修士,有关特雷勒医生,还有曾经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我们花了好几天才看完。虽然他写得很简略,但同时也漫长得仿佛永无止境,我们不时得放下来离开,然后彼此打气——准备好了吗?坐下来再看一点。

“对不起,”他写道,“请原谅我。我从来无意欺瞒你们。”

关于那封信,我至今还是不知道要说些什么,还是无法去想。所有关于他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现在都有了答案,而那些答案只会折磨人罢了。他死时孤单得远超过我所能想象的;他死时还觉得该向我道歉,这是最糟糕的;尽管你、我、我们所有爱他的人多年来这么努力,他死时依然固执地相信他小时候被教导的、关于他的一切,这一点让我觉得自己的人生还是失败了,在最重要的事情上失败了。此时是我最经常找你讲话的时候,我会在深夜下楼,站在《威廉听裘德说故事》面前,这幅画现在挂在我们餐桌旁的墙上。“威廉,”我问你,“你的感觉跟我一样吗?你认为他跟我在一起快乐吗?”他有资格得到快乐的。我们没有一个人能保证,但他实在有资格得到快乐。可是你只是微笑,不是对着我,而是掠过我,从不回答。此时,我真希望自己相信死后会有某种生活,相信在另一个宇宙里,或许是个小小的红色星球,那里的人没有双腿,只有尾巴,大家都像海豹一样在大气中划着水,那里的空气就能提供我们所需的养分,含有无数蛋白质和糖的分子,我们只要张开嘴巴吸入,就可以健康地生存下去,或许你们两个就在那里团聚,在那里漂浮着。也或许他离我更近:或许他是最近开始坐在我邻居房子外头的那只灰猫,我一朝它伸手,它就发出满足的呼噜声。或许他是我另一个邻居最近新养的那只幼犬,在牵绳的一端拉扯着;或许他是我几个月前看到、跑过广场的那个学步小孩,他父母气呼呼地追在后头,他则兴奋地尖叫;或许他是我早以为枯死的那丛杜鹃里忽然绽放出来的那朵花;或许他是那朵云、那道海浪、那场大雨、那阵薄雾。重要的不光是他死了,也不光是他的死法,而是他至死仍然相信的。于是我设法对我见到的万事万物心怀善意,而在我看到的每件事物中,我都看见了他。

但回到当时,我们站在利斯本纳街那天,有太多事情我还不明白。当时,我们只是站在那里,抬头看着那栋红砖楼房,我假装我从来不必替他担心,他也让我假装,包括他可能做出的种种危险行径,他可能让我心碎的种种方式,那些都过去了,都成了故事的材料;过去的时光虽然可怕,但眼前的岁月并不可怕。

“你们从屋顶跳下来?”我又问了一次。“你们到底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这是个很棒的故事,”他说,甚至朝我咧嘴笑了,“我会告诉你的。”

“说吧。”我说。

然后,他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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