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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的,留下的  作者:埃莱娜·费兰特

没过多久,那些地下斗争忽然都出现在报纸和电视上:政变者的计划、警察的镇压、武装团伙、交火、受伤、屠杀、炸弹和血案,在大城市和小城市都有发生,这些事情也冲击到了我。卡门给我打了电话,她非常担忧,因为她有好几个星期都没有帕斯卡莱的消息了。

“他有没有去你那儿啊?”

“来了,但已经是至少两个月前的事儿了。”

“啊!他问了我你的电话号码,还有地址。他想问你一件事情,寻求你的建议,他问了吗?”

“关于什么事情?”

“我不知道。”

“他没问我什么。”

“他说了什么?”

“没说什么,他很好,很愉快。”

卡门到处打听哥哥的消息,也问了莉拉和恩佐,也问了法院路上那些和他一起活动的人。最后她甚至给娜迪雅家里也打了电话,但娜迪雅的母亲非常不客气,后来阿尔曼多只是跟她说,娜迪雅已经搬走了,没有留下任何联系方式。

“他们可能一起生活了。”

“帕斯卡莱和那女人?没有留下任何联系地址和电话?”

我们谈了很长时间。我跟她说,可能因为帕斯卡莱的缘故,娜迪雅和她的家庭决裂了,谁知道呢,也许他们已经去德国、英国,或者法国生活了。但卡门还是不放心,帕斯卡莱是一个很顾家的大哥,她说,他不会就这样消失的。她有一种非常不好的预感:城区里每天都在发生冲突,任何一个左翼人士都要特别小心,那些法西斯分子都已经威胁了她和她丈夫了。他们说,是帕斯卡莱放火烧了新法西斯党的支部,还有索拉拉家的超市。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城区里发生了这些事情,我觉得很惊异。我问,那些法西斯分子认定是帕斯卡莱做的?是的,他排在法西斯黑名单的最前面,是要最先扫除的人。卡门说,也许吉诺让人把她哥哥杀了。

“你去找警察了吗?”

“是的。”

“他们怎么对你说。”

“他们要逮捕我,他们比法西斯还要法西斯。”

我给加利亚尼老师打电话,她用热嘲冷讽的语气对我说:“发生什么事儿了?我在书店、在报纸上都没再看到你的名字了,你已经退休了吗?”我回答说,我生了两个女儿,我现在在照顾她们,然后我问起了娜迪雅。她变得很不客气,她说,娜迪雅已经长大了,她已经离开家独立生活了。她去哪里了,我问。这是她的事儿,她回答说。我正想问她儿子的电话号码时,她没打招呼,就把电话挂掉了。

我用了很长时间,才搞到阿尔曼多的电话,在他家里找到他,也费了很大力气。当他终于接了电话,他好像很高兴接到我的电话,甚至有点急于向我倾诉。他在医院里很忙,他的婚姻已经结束了,他妻子离开了,把孩子带走了,他现在是一个人,生活有点儿涣散。谈到他的妹妹时,他语气变得很生硬。他轻轻地说:“我已经和她断绝关系了,在政治和其他方面,我们分歧太大了,自从她和帕斯卡莱在一起以后,她就彻底失去了理智。”我问:“他们一起出去住了吗?”他不想谈论这个话题:“可以这么说吧。”就好像这个话题在他看来很轻浮,他越过这个话题,提到了现在糟糕的政治状况,提到了布雷西亚的血案,谈到那些收买政党的老板,情况恶化了,法西斯分子又抬头了。

我又给卡门打电话,是想让她放心。我跟她说,为了和帕斯卡莱在一起,娜迪雅和她家人断绝了关系,帕斯卡莱像小狗一样,跟在她后面。

“你这么觉得?”卡门问。

“毫无疑问,爱情就是这样。”

她表示怀疑,但我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我非常详细地跟她讲了帕斯卡莱来找我的那天下午的情况,我有些夸大其词地说,他们很相爱。我们挂了电话。但在六月中旬时,卡门又非常绝望地给我打了电话。在大白天,吉诺被杀死在自家的药店门口,他们朝着他的脸上开了枪。我当时想,她告诉我这个消息,因为药剂师的儿子是我们青少年记忆的一部分,不管他是不是法西斯。这个消息当然让我很震惊,毕竟我们是一起长大的。但她告诉我这个恐怖的消息,真正原因不是这个,而是警察去了她家里,把她家从头到脚搜了一遍,他们还搜了加油站。他们在找证据,想证明这是帕斯卡莱干的。她现在的处境非常糟糕,比堂·阿奇勒被杀死时,她父亲被逮捕时更加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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