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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的,留下的  作者:埃莱娜·费兰特

后来,我和孩子相安无事地过了几个月。黛黛在她第一个生日时,学会了走路:她父亲蹲在她前面,对她拍手,她微笑着松开我的手,摇摇晃晃向她父亲走去,她的手张开着,嘴半张着,就好像啼哭了一年之后,她终于到达了幸福的终点。从那时候开始,她晚上睡觉开始变得安稳,我也安宁下来了。我的女儿和克莱利亚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长,我的焦虑缓和下来了,我获得了一些个人的空间,但我发现,我一点儿也不想劳神工作,就好像经过了一场漫长的疾病,我迫不及待地想待在户外,享受阳光和色彩缤纷的生活,走在挤满人群的街道上,欣赏橱窗里的商品。在那个阶段,我自己有很多钱,我给自己、孩子还有彼得罗买了很多衣服,我给家里买了很多家具和摆设,我从未像那时候那样随便花钱。我想要打扮自己,要和一些有意思的人见面谈话,但我没能和任何人建立联系。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彼得罗也很少带客人来家里。

我试着慢慢恢复以前的生活,也就是一年之前的活跃状态,但我意识到,家里的电话很少响起,而且打给我的电话也越来越少了。我的小说在褪色,人们逐渐也对我失去了兴趣。经过那个狂喜的阶段,随之而来的是担忧,有时候是抑郁。我问自己该怎么办,我又开始读近现代文学,我经常为我写的小说感到羞愧,相比其他作品,我的书显得很轻浮,也很传统。我把新小说的笔记放在一边,因为内容太类似于之前作品,我努力构思一些能反映现在动荡的社会现实的、有分量的作品。

我非常羞怯地给《团结报》打电话,我还想着给他们写文章,但我马上就明白,我写的那些东西编辑已经不喜欢了。我失去了自己的领地,我的信息太少,没时间去参与那些正在发生事件并将它们讲述出来。我只会写一些优美、抽象的句子,我不知道要在哪份报纸,向谁展示出:我赞同对意大利左翼党派和工会组织的严厉批评。现在我很难解释当时我为什么要写那些东西,或者说得更具体一些,尽管我很少参加这个城市的政治生活,尽管我很温和,我感觉自己越来越受一些极端思想的吸引。我这么做是因为偷懒,或者因为我对于进行调和的做法失去了信心。从我小时候开始,我就很熟悉,我父亲在市政府里,利用那里的漏洞,暗中获得一些利益,或者说,我切身体会到什么是贫穷的生活,我感觉有必要铭记自己经历的一切,我想和下层人民站在一起,和他们一起斗争,推翻所有一切。或者因为我参加的那些零散的政治活动,我努力写的请求和呼吁都没有人在意,我希望发生一些大事件——我用过这种表达方式,我经常说这样的话——这些事情发生之后,我就可以看到并讲述它。或者因为——我很难承认这一点——我的思维模式还是和莉拉一样,就是坚持自己的非理性态度,根本不接受中间路线。虽然我现在从各个方面都已经远离她了,但我想象着,假如她没把自己封闭在城区的圈子里,假如她有我的这些机会的话,她可能会做的事情,可能会说的话。

我不再购买《团结报》,我开始看《继续斗争》还有《宣言报》,我发现在《宣言报》上,有时候会出现尼诺的文章。他的文章像往常一样,有很多数据,而且逻辑非常清晰,结构也很完整。就像我小时候和他谈话给我带来的刺激一样,我感觉,我急需写一些组织严密的复句,掌握那种使自己免于迷失的技巧。我最后决定,我再也不能带着欲望,或者带着爱慕去想他。我觉得,他成了我懊悔的代表和化身,我曾经有过机会,但我永远不能成为他那样的人。我们都出生在同样的环境,都有很好的前途,为什么我现在陷入了黯淡?因为结婚的缘故?因为生了黛黛?因为我是一个女的,因为我要照顾家,要给孩子洗屁股,换尿布?每一次,我看到尼诺的文章,假如那篇文章写得很精彩,我心情就会变得很坏。彼得罗成了牺牲品,实际上,我丈夫是我唯一的对话者。我生他的气,我控诉他,我说这是我生活中最可怕的阶段,他把我扔下不管。我们的关系——我很难承认,因为这让我很害怕,但这是事实——越来越糟糕了。我明白,因为工作的缘故,他的处境也很艰难,但我还是没法原谅他。我一直在批评他,通常,我的政治立场和那些给他找茬儿的学生差不多。他非常不耐烦地听我说,基本上不回嘴。在那些时候,我怀疑,他之前吼我的话(“你闭嘴!你就知道信口开河”)不是他一时激动说的一句过分的话,而是他通常对我的看法,他觉得不能和我进行严肃的交流。这让我非常绝望和沮丧,我的怨气在一点点上升,尤其是我自己内心,充满了矛盾的情感,用一句很露骨的话,总结出来就是:正是因为社会不公正,才使学习对于有些人来说是非常艰苦的事(比如说对我),但对其他人是一种消遣(比如说对于彼得罗);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不管社会公不公平,人们都必须学习,这是一件好事儿,非常好的事儿。我的学习经历,还有我展示出来的才能,让我非常自豪,我很难相信我是白费力气,或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很迟钝。有时候,在彼得罗面前,因为一些隐秘的缘由,我把不公正归于不平等。我对他说:“你现在表现得就好像你面对的学生都是一样的,但事情并不是这样,要求那些机会不同的孩子取得同样的成绩,这是一种苛求。”我批评了他,因为他告诉我,他和一个比他年长至少二十岁的同事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那人是他姐姐的一个熟人,觉得可以联合他和研究机构里的保守派进行斗争。他和这个同事产生冲突,是因为那人很客气地给他建议,让他对学生不要那么严苛。彼得罗没有闪烁其词,他用一种有礼貌的方式反驳说,他并不觉得自己严苛,他只是对学生要求很严格。好吧,那人对他说,那你就不要那么严格了,尤其是对那些正致力于改变这个烂摊子的学生。我不知道他说这些话的根据是什么,但他们的对话越来越不投机了。彼得罗在讲这些事时通常都很简洁。刚开始,他觉得有必要捍卫自己,他只是说,他对所有学生都很尊重,一视同仁。他指责同事用了两种标准、两个尺度:对那些强硬的学生态度柔和,但对那些害怕、胆怯的学生非常无情,让他们受屈辱。他同事生气了,最后对着彼得罗嚷嚷说——因为他认识彼得罗的姐姐,他一直都不想对他说的话,这时说了出来——彼得罗是个白痴,他根本就不配站在讲台上。

“你不能慎重一点儿吗?”

“我很慎重。”

“我不觉得。”

“好吧,我得说出我心里想的。”

“也许,你应该学会辨别谁是朋友,谁是敌人。”

“我没有敌人。”

“也没有朋友。”

你一言我一语,我开始变得夸张。我一字一句地对他说:“你这么做,最后的结果是,在这个城市里,没有任何人,更不用说你父母的那些朋友,会请我们吃晚饭、听音乐会,或者一起去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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