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边上，燃气在炼油厂尖顶上燃烧。已经是夜里了，我乘坐的是一辆慢得令人痛苦的直达火车。包厢黑魆魆的，里面的旅客都睡着了。我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一个亮着灯的包厢。我希望如果不是整列火车都亮着灯，至少我的座位应该是亮的。我找到的那个位子，周围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们都是新兵，刚结束短期休假，在回营地的路上。他们说着一种我几乎无法理解的方言，每句话都表现出可怕的攻击性。他们错过了那趟可以准时送他们回军营的火车，知道自己会受到罚，所以很害怕，但他们并不想承认。他们在叫喊和奸笑声中策划各种方案，让可能会惩罚他们的军官遭受各种性羞辱。他们打算在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实施这些方案，在等待的同时，他们绘声绘色地描述着那些情景。他们其实是在对我讲这些话，他们斜着眼打量着我，声称他们不害怕任何人。每一次，他们都用越来越肆无忌惮的眼神看我。其中一个人开始和我说话，并把他喝过的啤酒罐递给我，我接过来喝了一口。其他人不由自主地哄笑起来，他们的身体靠在一起，因压抑的笑声而抽搐，他们用力互相推搡着，满脸通红。

我在明图尔诺站下了车，他们继续前行。我沿着空荡荡的街道，步行到阿皮亚镇，周围是看起来很俗气、空荡荡的小别墅。我找到很久之前我们度假的房子时，天还很黑。那是一座两层楼的建筑，斜屋顶，门关着，默默竖立在暮霭中，四处都是露水。天亮了一点儿，我沿着一条铺着沙子的小路出发了。路边有几只甲虫和蜥蜴，一动不动地趴着，等待着第一缕温暖的阳光。路两边长着芦苇，以前，我就是用那些芦苇为我和两个妹妹制作风筝骨架的。芦苇叶子触碰到我，弄湿了我身上的套装。

我脱下鞋子，将疼痛的双脚踩在沙滩上，沙子很薄，很冷，也很肮脏，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垃圾。我在海岸边的树干上坐下来，等待着清晨的阳光照在我身上，温暖我，我的身体紧贴着扎根于沙滩的树干残骸。在阳光的照射下，海面平静而蔚蓝，但阳光还很难抵达岸边，沙滩上是一片灰色的阴影。雾气即将消失，但仍然掩盖着眼前的灌木丛、山丘、山脉。母亲去世后，我来过这地方一次，那次我既没有看到大海，也没有看到海滩。我只看到了一些细节：一个白色的贝壳，上面的条纹很精致；一只肚子对着太阳的螃蟹；一个绿色的洗涤剂塑料容器；还有我坐着的树干。我想知道母亲为什么决定死在那个地方，但我永远也不会知道答案。我是故事的唯一见证者、讲述者，我不能也不愿意在自己之外寻找事情的真相。

太阳照在我身上时，我想到了阿玛利娅年轻时，对刚刚出现的比基尼充满了好奇。她说：“这三点式，用一只手就可以攥住。”而她穿着自己缝制的绿色泳衣，一直盖到胸口那里，很结实，适合掩盖身材，多年来她一直都穿着那件泳衣。为了谨慎起见，她经常检查身上的泳衣，以确保它没有跑到大腿或臀部上面。星期天，她会裹着浴巾躺在阳伞下的躺椅上，在我父亲身边，表面上是她自己的意愿，好像她很冷，但其实她并不冷。每逢节假日，成群结队的鬈发男孩就会从内陆来到海滩。他们穿着不得体的泳装，脸、脖子、手臂都被太阳晒伤了，除此之外他们的皮肤都很白。他们大声喧哗，嘈杂不休，在沙滩上或水中嬉戏，有时是真正的打斗。我父亲通常在岸上，吃着从沙子里挖出来的樱蛤，看到这些男孩，他的心情和态度都变了。他要求阿玛利娅一直待在太阳伞下，他窥视着她，看她是否会偷看那些男孩。那些男孩在表演打斗时，浑身沾满沙子，在离我们阳伞很近的地方大笑。父亲这时会马上走到我们跟前，强迫我们四个人都待在他身边。同时他用凶狠的眼神向那些年轻人宣战，我们像往常一样，感到非常害怕。

可是关于那些假期，我印象最深的是露天电影院，我们经常去那里看电影。为了保护我们不受别人的骚扰，父亲会让最小的妹妹坐在一排的第一个座位上，也就是面对中间过道的座位，让第二个妹妹坐在旁边，然后依次是我、母亲，最后是他。阿玛利娅的表情很复杂，介于戏谑和钦佩之间。而我则把这种座位安排理解为一种危险的信号，我会觉得越来越不安。当父亲坐在他的位置上、用手臂搂着妻子的肩膀时，在我看来，这个姿态就像一道最后防御，危险很快从暗中浮现。

电影开始了，但我感觉父亲并不平静。他看电影时，也会很焦虑，如果碰巧阿玛利娅转过身看后面，他也马上会去看后面。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问：“怎么了？”阿玛利娅让他放心，但我父亲并不相信她。我对他的焦虑感到着迷，我想，如果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哪怕最可怕的事，我不知道会是什么——我一定不会告诉他。不知道为什么，我推断阿玛利娅也会是这种态度。但这种意识使我更害怕了，因为如果我父亲发现她隐瞒了某个陌生人的企图，他就会马上得到证据，证明阿玛利娅有其他无数的阴谋。

我已经有了类似的证据。在没有父亲陪伴的情况下，我们去看电影时，母亲不会遵守他强加的规则，她经常会左顾右盼，在不该笑的时候笑，和陌生人说话，例如和卖糖果的人聊天。当灯光熄灭、星空出现时，说话的那个人会坐在她旁边。因此，当我父亲在身边时，我无法跟上电影的情节，我也会偷偷地在黑暗中监视她，想事先发现她的秘密，防止父亲发现她的不轨行为。在香烟的烟雾和放映机闪烁的光线之间，我带着惊恐，幻想着那些男人青蛙般的身体，在一排排座位下灵活地跳跃，伸出的不是爪子，而是手和满是黏液的舌头。虽然天气炎热，我也会出一身冷汗。

但是，当丈夫在那里时，阿玛利娅既好奇又忐忑，偷偷往旁边看了一眼后，会把头靠在我父亲的肩膀上，看起来很幸福。那两个动作把我撕裂了，我不知道如何跟上逃离的母亲，是沿着那道目光的方向，还是对着她丈夫肩膀上的曲线，那是她的头发绘制的图案。我坐在她身边，浑身发抖，夏天夜空中密密麻麻的星星，让我觉得那是我在迷失中看到的光亮。我那么坚决，想变得与她不同，以至于我失去了一个个像她的理由。

阳光温暖着我的身体，我把手伸进包里，从里面拿出我的身份证。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想认出阿玛利娅的样子，那是我最近拍摄的，是为更换过期的证件专门照的。太阳晒着我的脖子，我用水彩笔，在我的五官轮廓上画了母亲的发型。我拉长了我的短发，从耳朵那里开始画，在额头上画了两股浓密的头发，像一道黑漆漆的波浪一样，扬起又落下。我在右眼上勾勒出一缕调皮的鬈发，很难让它保持在发际线和眉毛之间。我看了看自己，微笑了一下。这种老式的发型在四十年代比较流行，而在五十年代末已经很少见了，它增添了我的魅力。其实，阿玛利娅一直在那里，我就是阿玛利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