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我推向缆车站出口，匆匆忙忙走到出租车站。人们挤在地铁车站棚下躲雨，天空是铁青色的，风很大，把眼前细密的雨帘吹得斜向一边。伯雷德罗让我上了一辆散发着烟臭味的出租车。他说话很快，很坚决，没有给我留任何反驳的余地，似乎确信我一定对他说的事很感兴趣。但我心不在焉，无法集中注意力，我感觉他在夸夸其谈，没有一个具体的主题，他只是想表现得很潇洒，这样可以遏制住焦虑。我不想让他把焦虑传递给我。

他用一种郑重的语气，代表他父亲向我道歉。他说，真拿他父亲没办法，老了之后，他脑子就彻底坏掉了，但他马上向我保证，那老头并不危险，也没有恶意。他父亲的确无法控制，这一点需要承认，老头身体健康强壮，总是到处走动，不可能让他停下来。当他父亲设法从他那里偷到足够的钱，就会消失几个月。突然间，他又开始罗列卡塞尔塔的很多罪状，他不得不解雇几个收银员，因为他们被他父亲贿赂或蒙骗。

伯雷德罗说话时，我闻到了他的味道，不是真正的味道，因为他的气息已经被出租车上的汗味和烟草味淹没了。那是记忆中的味道，是甜食和香料店里散发的味道，我们小时候经常一起在那里玩耍。那家店是他爷爷开的，离我父母居住的房子只隔着几栋楼。商店的牌子是木质的，涂成蓝色，在“殖民地”这几个字的两边，是一棵棕榈树和一个嘴唇很红的黑人妇女。那个店铺的牌子是我父亲二十岁时画的，他还在商店柜台上涂上了一种颜色，叫做“锡耶纳焦土红”，说是代表了沙漠。在沙漠上，他画了许多棕榈树、两只骆驼、一个穿着撒哈拉长袍和靴子的人、瀑布一样的咖啡、非洲舞者、蔚蓝的天空和一轮新月。从我家里出去，不用费多大工夫，就能来到这一景观面前。那时候，孩子们在街上乱跑，无人看管。我走出楼下的院子，转过街角，推开门。那道门是木头做的，上面有玻璃，有一根金属棍斜着横在上面，推开门就会听到“叮铃”声。我走进去，门在我身后关上了。门上突出的地方包上了布，也可能包的是橡胶，防止关上时发出哐啷声。空气中弥漫着肉桂和奶油的味道，商店门边上有两个口袋，边缘向外卷着，里面装满了咖啡豆。在大理石台面上，放着一些精致的玻璃瓶子，玻璃上有浮雕，里面装着白色、天蓝色、粉色的糖衣杏仁，还有太妃奶糖，入口即化的五彩糖珠；黑色的甘草糖棒散放着，摆成鱼或船的形状。当出租车在风雨交加、水流成河、车流拥挤的街道上艰难行驶时，我无法把各种情绪融合在一起：我对卡塞尔塔红色舌头的厌恶，我和安东尼奥小时候玩的让人心跳的游戏，随之而来的暴力和血腥，还有伯雷德罗呼吸中慵懒的味道。

现在，他正替他父亲辩解。“有时，”他告诉我，“他是会骚扰到别人，但耐心一点就好了。如果没有耐心，很难在这个城市生活。再说，老头儿并没给别人造成很大伤害，损失最大的不是别人，而是他儿子。他骚扰顾客，给沃氏姐妹商店带来了很大损失。”说到这一点，他眼睛变红了。我想如果这时卡塞尔塔落在他手里，他一定会忘记那是他父亲。他问我，他父亲是否骚扰了我？他父亲会不会没有意识到我是阿玛利娅的女儿？伯雷德罗只用了几分钟就搞清楚了状况。他说：“你不知道，我见到你有多高兴。”他刚才从店里追了出来，但我已经不见了，他反而看到了他父亲，这让他气不打一处来。他说，我无法理解他的处境，他现在在沃氏姐妹店里的位子要保不住了，未来都快要断送了。如果他告诉我，他简直一刻也不能安宁，我会相信他吗？但他父亲根本就没意识到，他在这家店的经济和情感方面的投入。他父亲的确没有意识到，他只是缠着儿子不断要钱，不管白天晚上，都会打电话威胁他，故意骚扰他的客户。另一方面，我不应该觉得他总是像我在缆车上看到的那样。如果他愿意，会很有风度，是位真正的绅士，这样那些老太太才愿意理他。如果他翻脸了，那就麻烦了。因为父亲的缘故，他损失了很多钱，但能怎么办呢？能杀了他吗？

我不以为然地对他说，是呀，当然了，不，你在说什么啊？我感到很不自在，我的衣服已经湿透了。我从出租车的后视镜中瞥见了自己，我意识到，雨水让我的妆化开了。我的皮肤看起来像一块起皱褪色的布料，黑青色的睫毛膏在脸上留下一道道痕迹。我感觉很冷，我更愿意回到舅舅家，看他怎么样了，好让自己放心，洗个热水澡躺下。但我身边那具壮实的身体，塞满了食物和饮料，充斥着忧虑和怨恨，但其实，他身体里藏着一个孩子，散发着丁香、桂皮、肉豆蔻的味道。我小时候，经常和他一起拿着这些香料玩耍，我对当年那个小男孩更感兴趣，而不是眼前这个男人说的话。我排除了一种可能，就是他会告诉我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我对此没寄予任何希望。但我看到那双巨大、宽阔、结实的手，就想起他小时候的手，我感觉它们是同样的手，尽管没有留下任何小时候的痕迹。我甚至抑制住自己的好奇，没问他我们要去哪里。在他身边，我感到自己变小了，我的目光和身体在很久之前就不属于我了。我靠近“殖民地”商店画着沙漠的柜台，拉开黑色的帘子，进入另一个空间。在那里，我听不到伯雷德罗的话。他祖父在那里工作，那是卡塞尔塔的父亲，古铜色皮肤、秃头，但头皮也是黝黑的，眼白的地方是红色的，脸很长，嘴里只剩下几颗牙齿。他周围放着各种神秘的机器，其中一台机器很长，天蓝色的，上面装着一把亮闪闪的手柄，那是用来制作冰淇淋的。另一台机器是用来做奶黄酱的，一条机械臂在一个大桶里旋转。店铺最里面是一台有三个格子的电烤箱，上面有黑色的旋钮，关闭时，窥视孔黑乎乎的。在一张大理石柜台后面，安东尼奥的祖父阴沉着脸，一言不发，用娴熟的手法挤压着一个布质裱花袋，从带齿的袋口流出奶油，在糕点上和蛋糕周围延伸，留下美丽的波浪形痕迹。他干活时，根本无视我的存在，我感到一种没人注意的快乐。我用手指在蛋黄酱的桶里挖一点来吃，吃一块糕点，拿一块蜜饯，偷一些用银纸包着的糖果，他眼睛都不眨一下。直到安东尼奥出现，他向我招手，打开他祖父身后通往地下室的小门。在地下室里，那个满是蜘蛛网和霉味的地方，穿着驼绒大衣的卡塞尔塔，还有穿着深色套装的阿玛利娅经常会出现，每次都出现几秒，但他们会出现上百次，我母亲有时戴着帽子和面纱，有时不戴。我看到他们，会闭上眼睛。

“我父亲最近一年才好些了，”伯雷德罗说，他可能准备夸大其词，以获得我的好感，“阿玛利娅一直对他很客气，她很善良，真是让我感到意外。”

“这也是事实，”他改变了语气，继续说，“老头从我这里偷一些钱，把自己打扮得人模人样，就是为了给你母亲留个好印象。”伯雷德罗对他损失的钱没什么抱怨，但他担心他父亲做的事儿，担心他很快就会遇到大麻烦。不是麻烦，是真正的不幸：阿玛利娅不应该那么做，她不该自溺。她为什么要那么做呢？太可惜，太可惜了！她的死是一场可怕的不幸。

这时，伯雷德罗似乎一下子想起我母亲的事，他开始为没来参加葬礼、没有表示哀悼而道歉。

“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他重复了好几次，尽管他们可能从未说过话，然后他问，“你知道她在和我父亲来往吗？”

我看着窗外，我说，我知道他们在来往。我看到自己躺在母亲的床上，拿着小镜子，用惊异的目光看着自己的阴道，我看到阿玛利娅犹豫地看了看我，不慌不忙地关上了卧室的门。

现在，出租车沿着灰蒙蒙、车来车往的沿海路行驶。车速很快，车流很密集，风雨拍打着车子。大海掀起了高高的浪花，我小时候很少在海湾看到那么澎湃壮阔的海浪，很像我父亲那些画得夸张的画，波浪暗暗涌起，推动着白色的浪花，毫不费力地越过石头海堤，有时甚至溅到路面上。这一景象引来了一群好奇的围观者，他们在一顶顶雨伞下面，指着在礁石上摔成碎片的浪花，欢呼雀跃。

“是的，我知道。”我更加坚定地重复道。

他沉默了一会儿，有些惊讶，又继续滔滔不绝地讲述他的生活，很糟糕的生活，破碎的婚姻，已经有三年没见着孩子了，很艰难。现在他才重新爬起来，生活才有点起色，有了一点结果。你呢？结婚了吗？有孩子吗？怎么会呢？是不是更喜欢自由独立的生活？你很幸运。他说，现在你收拾一下，我们一起吃午饭。他要去见他的一些朋友，如果我不介意，我可以陪他去。不过，他的时间不是很多，开商店就是这样。如果我有耐心，我们可以聊一会儿。

“你觉得可以吗？”他终于想起来问我了。

我对他笑了笑，忘记了自己脸上的模样。我跟着他下了出租车，一下子被水和风蒙住了眼睛，他一只手拉着我的胳膊，让我快步向前走。他推开一扇门，把我像人质一样推在前面，没有松开手。我发现这是一家虽然气派却有些破旧的酒店大堂，曾经的奢华落了灰尘，好像被虫蛀过。尽管有精美的木质摆设和红色的天鹅绒，但这地方给人一种悲凉的感觉：灯光太暗了，不适合这个坏天气。四处都是方言的声音，我左手边的一个大厅里传来盘子和餐具的叮当声，有几个服务员从那里进进出出，相互说着粗话，有一股浓重的饭菜味道。

“莫法在吗？”伯雷德罗用方言问前台一个人。接待员有些不耐烦地点点头，好像在说：他在那里，来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伯雷德罗把我丢在那里，急匆匆地走到正在举行宴会的大厅门口。前台的人趁机用鄙夷的目光看了我一眼。我在墙上一面镶在金边里的大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样子：裙子贴在身上，看起来更瘦，肌肉线条更突出；头发贴在头上，就像画上去的；我的脸看起来就像得了严重的皮肤病，不成样子，眼睛周围是糊成一片的睫毛膏，颧骨和脸颊上也有黑色的印迹。我一只手疲惫地拎着塑料袋，里面塞满了在母亲行李箱里找到的东西。

伯雷德罗回来了，他很恼火。我意识到，他迟到是因为他父亲，也许是因为我。

“我现在该怎么办？”他对前台的接待员说。

“你坐下来先吃饭，宴会结束后，你和他谈谈。”

“你不能在他的桌子上给我找个位置吗？”

“你是傻子吧。”那人说。他用讽刺的语气解释说，莫法的桌上有教授、校长、市长、文化委员和他们的妻子，那张桌子并不是谁想坐就可以坐的。

我看了看我童年的朋友：他也浑身湿透，衣衫不整。我看到他尴尬地回头看了一眼。他很不安，小时候的表情在他脸上浮现又消失。我为他感到难过，我也不高兴，我向餐厅方向走去，让他与接待员尽情争吵，不用考虑我的存在。

我靠着俯瞰餐厅的玻璃墙，小心翼翼地避免被来来往往的服务员撞到，嘈杂的声音和餐具的叮当声让人无法忍受。这里好像在举办某个活动的开幕式，或许是闭幕式，不知是什么大会或研讨会的。餐厅里至少有两百人，吃饭的人形形色色，他们之间的差异太大了，让我觉得很惊异。有些人神情凝重，全神贯注，很不自在，有时满脸讽刺，有时默默忍受，通常都很克制，很优雅；另一些人则满脸通红，拼命吃东西，和别人大声聊天，身上穿着各种名牌，用来彰显他们花钱如流水。那些太太更能体现男人之间的差异，那些瘦小的女人穿着精致的衣服，吃得很讲究，脸上带着礼貌、柔和的笑容。她们坐在那些身型庞大的男人旁边。他们的身体塞在昂贵的衣服里，衣服五颜六色，就像他们的声音一样嘈杂，还闪烁着黄金和珠宝的光芒；而另一些男人或深思熟虑，沉默寡言，或面带微笑，很健谈。

从我所站的位置来看，很难理解这中间有什么利益交易、共同谋划，或者是偶然的机缘，让如此迥异的人坐到同一张桌子上，我也不愿意知道。唯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在我小时候的想象里，母亲一离开家，就会来像这样的地方。如果这时候，阿玛利娅穿着几十年前的蓝色套装，围着一条精致而鲜艳的围巾，戴着一顶带面纱的帽子，挽着身穿驼绒大衣的卡塞尔塔的胳膊进来，她肯定会满不在乎地跷起二郎腿，坐在那里，让左右的人眼睛发出愉快的光芒。那是大家可以吃喝、大声欢笑的聚会，她每次独自出门，我就觉得她是去参加这样的宴会，并相信她再也不会回来了。我想象她穿金戴银，大吃大喝。我确信，只要她一出门，嘴里会伸出一条长长的红舌头。我在卧室旁边的储藏室里哭泣。

“现在他会把钥匙给你，”伯雷德罗在我背后说，语气不像之前那么客气，甚至有些粗暴，“你整理一下，到那边的桌子上来。”

我看到他穿过大厅，触摸了一下一张长桌，向一位老人郑重地致意。那位老人正和一位精心打扮、举止得体的女士大声说话，她染了一头浅蓝色的头发，发型很古老。老人根本就没有理会伯雷德罗，他愤怒地看向别处，走到一张桌子旁坐下，背对着我。那张桌子前坐着一个肥胖的男人，留着黑胡子，还有一个化了浓妆的女人。她坐着时，紧身裙子向上收缩，露出很长一截大腿，她正在吃东西，感觉很不自在。

我不喜欢他以这种方式对我说话，那是一种命令的语气，不允许反驳。我想要穿过大厅，告诉我以前的玩伴，我要离开，但我克制住了自己。我想到我刚才用的那个词：玩伴。玩伴？我们一起玩了什么游戏？我是和他玩过一些游戏，我只是想看看，我是否能像阿玛利娅一样，玩她偷偷玩的游戏。我母亲整天蹬缝纫机，就像冲刺的自行车手一样卖力。在家里，她过着谨慎低调的生活，把她的帽子、五颜六色的围巾、衣服藏起来。我就像我父亲一样，怀疑她一出家门，笑声就不一样，呼吸也不一样了，她的表情动作，会让所有人都瞪大眼睛。她转过街角，走进安东尼奥祖父的商店。她在柜台周围转一圈，吃着点心和包着银色纸的糖果，她小心地穿过柜台和放甜点的托盘，不会弄脏衣服。这时卡塞尔塔来了，打开小铁门，他们一起下到地下室。在地下室里，我母亲会把她的黑色长发放下来，这突如其来的动作，会让那个散发着泥土和霉味、黑暗的地方充满火花。他们会趴在地板上，傻笑着爬来爬去，那间地下室虽然很长，但实际上很低矮，只能匍匐前行。只能在那些木头和铁制的废品中间，在装满旧番茄罐头瓶的板条箱中间，在蝙蝠的呼吸和老鼠的窸窣声中爬行。卡塞尔塔和我母亲一边爬行，一边盯着他们左边的白色大窗子，那个窗户会定时打开。那是一道通风窗户，上面有九条防护栅栏，并且装上了铁丝网，防止老鼠跑进来。孩子们从外面盯着地下室有光照到的地方，会在鼻子和额头上留下铁丝网的印子。相反，他们从里面可以看到那些孩子，但确信自己不会被看到。他们在最黑暗的地方隐藏好了，开始相互抚摸两腿之间。想到这里，为了不哭出来，我会吃东西转移注意力，安东尼奥的祖父没有禁止我吃店里的东西。我希望我死于消化不良，这样就可以报复阿玛利娅，我一个劲儿往肚子里塞太妃糖、甘草糖和从大缸底部刮出的蛋黄酱。

“208房，在二楼。”一位服务员告诉我。我拿着钥匙，放弃了电梯，慢慢走上一道宽阔的楼梯，楼梯上铺着一张由金色杆子固定的红色地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