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圣经和另一种信徒

二手时间  作者:S.A.阿列克谢耶维奇

瓦西里·彼得罗维奇·Н,八十七岁,1922年加入共产党。

是的……我是想走的……但医生从那边把我救回来,但是他们是否知道从哪里把我找回来的?我知道。当然,我是无神论者,可是晚年的我,已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无神论者了,当你是独自面对……一直想着要离开人世走向何方的问题。是的,是另一种观点……对,走入地下,走入沙土……我不能平静地看着普通的沙土。我早就老了,每天和猫咪坐在窗边(猫儿就坐在他腿上看着他),开着电视。

当然,我从来没想到我会活到这样一个时代,人们居然开始给“白军”将领建立纪念碑。以前的英雄是谁?都是红军指挥官,伏龙芝[米哈伊尔·瓦西利维奇·伏龙芝(1885—1925),苏联军事家,在苏俄国内战争时期指挥了多次重要战役,击败白军和协约国干涉军。——编者注]、肖尔斯[尼古拉·亚历山大洛维奇·肖尔斯(1895—1919),苏俄国内战争时期红军指挥员,创建和领导了乌克兰红军第一军团,1919年在战斗中牺牲,被称为“乌克兰的恰巴耶夫”。——编者注]……而现在英雄成了邓尼金和高尔察克。我们还清楚记得高尔察克的人怎么把我们“挂灯笼”,我们现在可还活着呢。现在“白军”又胜利了。怎么会变成这样?我打了一辈子仗,转战南北,为了什么?我建设国家……又为了什么?如果我是个作家,我就要亲自写回忆录。最近听到广播里在讲我的工厂,我是那里的第一个厂长。但是他们谈到我的时候好像我不存在,好像我已经死了。可是我……我活得好好的……他们根本就不敢去想我还在这里呢……是的!我还健在……(三人都笑起来,他的孙子也坐过来,听我们说话)我感觉自己就是博物馆仓库里被忘记的展品,落满灰尘的碎瓷片。

我们有过伟大的帝国,从大海到大海,从北极到亚热带。可是现在她在哪儿呢?现在我们没有被轰炸就战败了,我们没有遭遇广岛原子弹啊。是香肠陛下把它打败了,是美味佳肴把它打败了,是奔驰汽车把它打败了。人类不需要更多东西了,也不要向他们提更多的建议了,没有其他需要,只要面包和舞台秀。这是二十世纪最大的开放,满足了所有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和克里姆林宫的梦想家们。而我们呢,我们那一代人……我们有宏伟的规划。我们梦想世界革命:“我们要让所有的资产阶级/吃些苦头/我们要燃起全世界的火焰。”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世界,给所有人带来幸福。现在是觉得不可能了,但我内心里真心相信过,绝对真诚!(喘气)哮喘病折磨我。请等一下……(停顿)瞧,我已经活到了我们梦想中的那个未来,为了这个未来,我们很多人牺牲了,很多人战死了,血流成河,有自己人的血,也有敌人的血……“前进!不畏惧死亡/你不会白白死去,事业永存/鲜血构筑了事业的根基……”“这颗心还没有学会爱,却已经恨得太累。”(惊异的神色)我都还记得……忘不了!脑硬化并不能消除所有记忆,并不会完全彻底忘记。我们在政治文化课上学的诗歌——过了多少年?都不敢说出来……

我被什么所震惊?为什么而悲愤?因为思想被践踏!共产主义被诅咒!一切都崩塌了!我已经老眼昏花了。嗜血的疯子、连环杀手……怎么都出来了?我已经活得太久,其实没有必要活得这么久。不需要……没必要,长寿是危险的。我的时代结束得比我的生命早。我应该和自己的时代共存亡。看看我的同志们……他们牺牲得很早,只有二三十岁,他们是幸福地死去的……带着信念死去的!就像那时候说的,心中怀着革命理想!我真羡慕他们。你们不会明白,我真羡慕他们……“我们年轻的鼓手牺牲了……”死得光荣!为了伟大的事业!(沉思)我那时每天与死神为伍,但是很少想到死亡。这个夏天他们把我送到别墅。我一遍遍地看着土地,它还是那么有生机……

(我说,死去和被杀,难道这是同一件事吗?你们是在被杀者当中生活。)

(有些恼火)为了这种问题,您都有可能变成劳改营的尘土的,流放北极或者被枪毙——选择余地很小。我那个时代,人们是不问这些问题的。从来没有人问这些问题!我们这些人,只想着创造公正的生活,消除贫富分化。我们为革命而牺牲,作为理想主义者而殉难,死得廉洁无私……我的战友们早就不在了,只留下我孤独一人,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每到深夜我都和死去的人们对话……你们呢?你们不理解我们的感情和我们的词汇:余粮征集制度、征粮队、富农、穷人协会、失败者、还乡团……对你们来说,这都像梵文、象形文字吧!衰老,首先是孤独。住在我附近的最后一个老战友是五年之前去世的,可能更早,大概七年多以前吧……我周围再也没有熟人了。不少博物馆和档案馆的人,还有百科全书的编辑来找我。我只是一个问询处,一个活档案,却没有交谈者了……我还能够和谁说上话呢?我应该能够和拉扎尔·卡冈诺维奇[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卡冈诺维奇(1893—1991),曾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斯大林的亲信之一,191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1962年因反对赫鲁晓夫被开除党籍,1991年去世,被视为“最后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编者注]聊到一起……我们这代人留下来的已经很少,没有颓废的就更少了。卡冈诺维奇比我更老,已经九十岁了。我是在报纸上读到的。(笑)报纸上说,养老院的老头们都不愿意和他一起玩牌,总是轰他走:“杀人凶手!”他就委屈地掉泪。他曾经是铁腕的人民委员,签署了无数的杀人名单,害死了多少万人啊。他三十年代就和斯大林一起,晚年都没有人愿意和他玩牌,一只替罪羔羊……连普通的工作人员都鄙视他……(往下就说得很轻,我听不清楚,只捕捉到几个词汇)太可怕了,活得久太可怕。

我不是历史学家,连普通人文工作者都不是。没错,我曾经在本市大剧院当过一段时间的剧院经理。党把我放在哪儿,我就在哪儿好好服务,对党忠心耿耿。我对生活想得很少,只有工作。国家就是个建设平台、炼铁高炉……大熔炉!现在人们都不像我们那样工作了。那时我每天只睡三个小时,只有三个小时啊……我们落后先进国家五十到一百年,整整一个世纪。斯大林的计划是十五到二十年就赶上去,著名的斯大林式大跃进。我们也都坚信一定会赶上去!现在的人什么都不信,我们那时候总是确信不疑,轻信不移。我们的口号是:“以革命的梦想痛批生产崩溃论!”“布尔什维克必须掌握技术!”“赶超资本主义!”我那时候都不在家里住,都住在工厂,住在工地。就这样,在夜里两三点钟还电话不断。斯大林夜里不睡觉,很晚才休息,和他一样,我们也不能睡觉。领导干部们都是这样,从上到下。我得过两次勋章和三次心脏病。我当过轮胎工厂厂长,建设项目总指挥,后来又从那儿把我调到肉联厂,主管过党史资料馆。第三次犯心脏病之后,才把我调到剧院。我们的时代,我的时代,是个伟大的时代!谁都不是为了自己而生。所以……不久前一个漂亮女士给我做的专访令我受到了伤害。她一开始就“启发”我,说我们当年是生活在一个何等可怕的时代。她是在书里了解到我在那个时代生活过。我确实是那时出生的,来自那个年代。于是她对我说:“你们曾经是奴隶,斯大林的奴隶。”乳臭未干的小丫头!我才不是奴隶呢!不是!虽然我现在也满腹狐疑……但是我不是奴隶……那些人脑子灌了粥,搞乱了一切:高尔察克和恰巴耶夫,邓尼金和伏龙芝……列宁和沙皇……成了红白沙拉大杂烩。简直是在棺材旁边跳舞!那是个伟大的时代!我们将来再也不会生活在那样强大的国家中了。苏联解体的时候我哭了……他们马上就诅咒我们,诽谤我们。庸俗者胜利了,虱子和臭虫赢了。

我的祖国叫十月。有列宁,有社会主义……我热爱革命!对我来说,党是最珍贵的。我入党七十年了。党证就是我的圣经。(朗诵)“我们把暴力的世界/彻底砸烂/建设一个属于我们的新世界/那些最底层的人将成为所有者……”我们想在地球上建立一个天国,这是个美好但无法实现的梦想,人类还没有准备好,它终于没能完成。……从普加乔夫[叶梅连·普加乔夫(约1742—1775),18世纪俄国农民起义领袖,领导了俄罗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战争。普加乔夫是顿河哥萨克人,十七岁参军,参加过七年战争,1770年因病退伍回乡,1773年冒充被暗杀的彼得三世召集起义,1774年被捕,次年被处决。——编者注]到十二月党人[取自于意大利哲学家坎帕奈拉的一部乌托邦小说《太阳之城》,1602年出版。——译者注],直到列宁,人人都梦想一个平等的兄弟社会。如果没有正义的理想,这里将是另一个俄罗斯,人们也将成为另一种人,完全会是另一个国家。我们还没有患上严重的共产主义幼稚病。不要过分期待。世界也没有患病。人类永远幻想“太阳之城”[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一些参加过国外远征的俄国贵族军官受到西欧民主思想的影响,对国内的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极为不满,成立了秘密团体。1825年12月26日,他们率领3000名士兵发动了针对帝俄政府的起义,但很快失败。因起义发生在12月,有关的革命者都被称为“十二月党人”。——编者注],当人类还披着兽皮,住着洞穴的时候,就已经渴望正义。请记住苏联歌曲和苏联电影吧,其中有多么美好的梦想和信念!奔驰车,那不是梦想……

他的孙子几乎在整个对话中都保持沉默。只是说了几个政治笑话作为对我这些问题的回答。

孙子讲的政治笑话:

1937年,两个老布尔什维克在牢房里对话。一个人说:“不行了,我们是等不到共产主义了,可是我们的孩子……”另一个说:“我们可怜的孩子!”

我老了,已经老了……可是年老也是个很有趣的现象。你知道,人其实就是一种动物……现在忽然显露出很多动物性来……这个年龄,就像拉涅夫斯卡娅[法茵娜·格利高里耶芙娜·拉涅夫斯卡娅(1896—1984),苏联著名女演员,主演过《婚礼》《春天》《灰姑娘》《他们有祖国》《夙愿》等电影。——编者注]所说的,命名日蛋糕上要插那么多蜡烛,买蜡烛的钱都比蛋糕贵了,撒出的尿有一半都送去化验了。(笑)什么东西都不能延缓人的衰老,不管是勋章还是奖章……不行的……电冰箱在嗡嗡地低鸣,钟表在嘀嗒地走,再也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了。(趁孙子起身到厨房去准备茶水,我们谈起了他的孙子)后代长大了,他们头脑里只有电脑……我这个孙子上九年级了,人还很小,却对我说:“我想读伊凡雷帝,但不想读斯大林。你那个斯大林,我厌恶透了!”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却说已经厌恶了。我们才是过来人!所有人都咒骂1917年。“一群笨蛋!他们为什么要搞革命?”人们就这样说我们。但我记得很清楚……我记得当时那些人有怎样炙热的目光,我们的心灵怎样燃烧!现在没有一个人相信我!可是我并没有疯掉……我记得……是的,我记得我们这些人从来就没有想过自己,不像今天的人们,总是把自己放在第一位。锅碗瓢盆、小房子、小园子,就是我们的全部了。这就是我们!我们那一代!有时候我儿子的朋友来看我,他是大学教授,经常到国外讲学。我和他吵嘴吵到声音沙哑。我问他对图哈切夫斯基[俄国内战时期出现严重的饥荒,1920年8月,坦波夫州农民为反抗征粮发动大规模叛乱,苏俄政府认为这是富农暴动,派军队镇压,过程中使用了毒气。1921年2月,喀琅施塔得(俄波罗的海舰队基地所在地)水兵发动反对布尔什维克政府的骚乱,他们要求言论自由、改变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停止布尔什维克党对苏维埃的控制等。布尔什维克与水兵谈判无效后,对其进行了镇压。两次镇压的军队均由图哈切夫斯基指挥。——编者注]的看法,他回答说,这位红军集团军司令用瓦斯毒杀了坦波夫的农民,吊死了喀琅施塔得的水兵[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1893—1937),苏联元帅,苏俄内战期间受列宁赏识,曾任苏联红军总参谋长,在大清洗中,以间谍罪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枪决。苏共二十大上被宣布平反。——编者注]。他说,起初你们只枪毙贵族和教徒,那是在1917年,可是在1937年又开始杀自己人……你们孜孜不倦地读列宁,我可不向任何人推荐列宁!我想着列宁的那颗心早就死了!现在……等一等……(他剧烈咳嗽起来,停止后又继续说,但声音不太清楚了)我们很早就建立了海军,我们征服了宇宙,而现在呢,都是豪宅和游艇……坦白说,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些东西。肠胃工作还是不工作?这才是早上起来最重要的事。生命就将这样结束。

我们那时候都是十八九岁二十来岁。我们那时候都谈些什么?我们谈论革命谈论爱情。我们都是革命的幻想家。当然,好多人也争论当时的热门书,比如亚历山德拉·柯伦泰[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芙娜·柯伦泰(1872—1952),俄国革命者,原是孟什维克党员,后于191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自1923年起担任苏联驻挪威大使,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女大使,1926年任苏联驻墨西哥大使。——译者注]的《工蜂之爱》。作者捍卫自由恋爱,就是没有杂质的爱情……“就像喝一杯水”……没有叹息,没有鲜花,没有嫉妒,没有眼泪。这种只有亲吻和情书的爱情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偏见。真正的革命者应该战胜自己身上的这种东西。我们甚至召开会议讨论这个主题。一派赞成自由恋爱,但是要有“红樱桃”,就是说要有感情。另一派就认为完全不必要有“红樱桃”。我属于赞成“红樱桃”的一派,就是接吻也可以。是的,是那样的……(笑起来)我那时候正好恋爱了,在追求我未来的妻子。怎么追?我们在一起读高尔基:“暴风雨,暴风雨就要来了!……蠢笨的企鹅,胆怯地把肥胖的身体躲藏到悬崖底下……”天真吗?可是也是很美好。真他妈的美好!(像年轻人一样笑了。我发现他现在依然很英俊)……那时也有人跳舞,就是正常跳舞,但那时我们认为这是小资产阶级的庸俗,还为此设立法庭审判跳过舞的人,要求惩罚那些跳舞或者向姑娘们献花的共青团员。我甚至还做过跳舞案件的审判长。出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念,我是绝对不学跳舞的。但后来我后悔了。我从来都没能和自己心爱的女人好好跳一曲,像个狗熊一样!我们举办的是共青团员式的婚礼,没有蜡烛,没有花环,没有宗教仪式,取代圣像的是列宁和马克思的画像。我的未婚妻有一头长长的秀发,但是为了参加婚礼必须剪掉。我们那时候鄙视美丽。这当然是不正确的,就像通常说的,太过分、太极端了……(他又咳了起来。一边咳嗽,一边挥手叫我不要关闭录音机)没什么,没什么……我拖不了多久了……很快就会分解为磷、钙和其他物质了。您还能从谁那儿知道真相?只会有一批档案留下来,一堆纸。其实……我就在档案馆工作过,知道那些纸张都是胡说八道的,比人还糟糕。

我说什么来着?对,在说我的爱情……在说我的第一个妻子。我们的大儿子出生时,我们给他起名叫“十月”,纪念伟大十月革命十周年。我还想再要个女儿。“如果你还想我生第二个孩子,就是说你还爱着我。”妻子笑着说,“但是我们给女儿起什么名字呢?”我喜欢柳波列娜,这个名字取自于“我爱列宁”。妻子就在一张纸上写下她中意的所有女孩名字:马克思娜、斯大林娜、恩格斯娜,还有伊斯科拉[俄语为Искра,意为星星之火。——译者注]……都是当时最时髦的名字。这张纸至今还摆在我家桌子上。

我是在村里第一次见到布尔什维克的。他是一个大学生,穿着一件军大衣。他在教堂前的广场上对我们演讲:“现在是一部分人穿毡靴,另一部分人穿草鞋,等到布尔什维克建立政权,所有人将会一样。”男人们高喊:“那又怎么样呢?”“一个美好的时代将会到来,你们的妻子将穿上丝绸裙子和高跟鞋,不再有富人和穷人之分,人人过上好日子。”我的妈妈会穿上丝绸裙子,我的妹妹能穿上高跟鞋,我将到学校学习……所有的人都将像兄弟一样,人人平等。这样的梦想我怎能不喜欢?穷人和受苦人都相信布尔什维克,年轻人都跟着布尔什维克走。我们那个时候在大街上游荡着高呼:“打下教堂的金钟,去开拖拉机!”关于上帝,我们只知道一点,就是没有上帝。我们都嘲笑神父,取代宗教弥撒的是挥舞红旗的示威……(停顿了一下)好像这些我已经讲过了吧?脑袋僵了,我已经老了……对了……马克思主义成了我们的宗教。我十分幸福,因为我和列宁生活在一个时代。我们一起集会高唱《国际歌》。那时我只有十五六岁,就加入了共青团,之后又成为共产党员、革命战士。(沉默)我不怕死,都到了这个年龄……我只是不太高兴,不高兴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谁来处理我的遗体……有一次我走进教堂,认识了一位神父。神父说:“应该忏悔。”我都这么老了,到底有没有上帝,很快我就会知道了。(笑)

我们半饥半饱,衣衫褴褛……可是一整年都要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冬天也是如此。冰冻三尺!我妻子只有一件薄外套,她还怀着身孕。我们俩在火车站装卸煤炭和木柴,拉手推车。一个素不相识的姑娘和我们一起劳动,她问我妻子:“你就这一件夏天的外套?不暖和吧?”“不暖和。”“我有两件,一件是很好的外套,还有一件是刚从红十字会领到的。告诉我你住在哪儿,我晚上给你送去。”晚上她就给我们送来了外套,不是她自己穿过的旧外套,而是一件新的。她和我们素昧平生,但只要一点就够了:我们是共产党员,她也是共产党员。我们就像兄弟和姐妹一样。我们的家里住着一个失明的姑娘,从小就失明。但如果没有人带她去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她就大哭。我们不让她多干,她就给我们唱歌,革命歌曲!

我的同志们,他们都已经躺在石板下了……墓碑上刻着:1920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2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2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还有,死后非常重要的是:你的信仰是什么?如果是党员就要分开安葬,棺材上要盖红布。我还记得列宁去世那一天……什么?列宁死了?不可能的事情!他是圣人啊……(老人让孙子从书架上取下几个列宁半身像给我看,有青铜的、铸铁的,也有陶瓷的)这些都是陆续积攒的,全都是别人赠送给我的。昨天广播里说,市中心的一座列宁纪念像深夜被人锯下来一只手臂,当作废金属卖钱了……那可是圣像啊,是我们的上帝!现在成了有色金属,有人拿去论公斤买卖……我现在还活着,他们就诅咒共产主义了?!社会主义已经是废品了!他们对我说:“瞧,今天还有谁真的接受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只能在历史课本中找到位置了。”可是你们当中有谁能说自己读过列宁晚年的著作?有谁完全了解马克思?有早年的马克思,也有晚年的马克思……今天大家都把它当作社会主义谩骂的那些事情,其实和社会主义理想完全没有关系。理想没有罪过……(由于咳嗽又听不清了)现代人失去了自己的历史,活得没有信仰……不管你问什么,目光中只有空虚。领导人都学会祷告了,右手举着一支蜡烛,就像端着一杯伏特加。他们把陈腐的双头鹰[双头鹰和骑马斩龙的英雄是沙俄的国徽,1993年俄罗斯联邦恢复使用该国徽。——编者注]又请了回来……战旗上都有圣像……(声音突然完全清晰了)我最终的愿望,就是请你写出真相。而我说的真相并不仅仅是我自己的。让我的声音保留下来吧……

(他给我看了很多照片,不时评论几句。)

——他们把我带去见指挥员。“你几岁了?”指挥员问我。“十七岁了。”我脱口而出,其实我还没有满十六岁。就这样,我成了一名红军战士。他们发给我一副绑腿,还有一颗红五星,是佩戴在帽子上的。布琼尼军帽还没有,但是红五星发给我了。没有红五角星算什么红军?上级还发给我一支步枪。这样我们就感觉自己成了革命的保卫者。我们被饥饿和疾病包围,反复发高烧,腹腔内伤寒,斑疹伤寒……但是我们都很幸福。

——有人从一个被打跑的地主家里拖出一架钢琴,把它放在院子里,风吹雨打淋坏了。一群放牧的孩子赶着牛群走过来,用棍棒敲打钢琴。酒庄被烧毁,洗劫一空。男人们有谁需要钢琴?

——教堂被炸毁了。现在我的耳朵里还有老太太们的声音:“老总们,不能这样做呀!”她们抱住我们的腿苦苦哀求。那座教堂都有二百年了,她们说那只是一个祷告的地方。在教堂的原址上,我们建起了一个城市公共厕所。我们强迫神父们去打扫厕所,清理粪便。现在……当然了,我现在明白了……而在当时,我是很开心的。

——牺牲的同志躺在野地里,他们的额头上和胸前是刺刀划出的红星。红色的五角星。肚子被剖开,内脏散落一地:你们想要土地?拿去吧!我们的感觉就是,要么死亡,要么胜利!我们可以去死,但是我们要知道为什么而死。

——我们在河里看到被刺刀刺死的白卫军军官,“尊敬的老爷”都被太阳晒得发黑了,肚皮里露出的是皮带,他们吃的是皮带……不值得同情!我见过的死人和活人一样多……

(我说,可是今天,所有人都值得同情,不管是白军还是红军我都同情。)

你同情……同情吗?(我觉得至此我们的对话可能快结束了)是的……当然了,所谓的“全人类的价值”……“抽象人道主义”……我也看电视读报纸。可是在我们那时候,仁慈只是牧师的语言。我们说的是击溃白匪!建立革命的秩序!革命头几年的口号是:我们要用铁腕将人类带进幸福天堂!只要是党说的,我就相信!我相信党。

在奥伦堡州奥尔斯克市,我们没日没夜地追赶载着富农的火车。在西伯利亚,我们守卫一个火车站,我打开过一个车厢,看到车厢角落里有一个男人用皮带上吊死了。母亲在摇晃手中的小孩,身边坐着一个大一点儿的男孩,正在像喝粥一样喝粪尿。“关上车门!”指挥员对我喊道,“这些人都是富农恶棍!他们不配过新生活!”未来应该是美丽的,以后一切都会美好……对,我相信!(他几乎吼了起来)我们相信某种美丽的生活。乌托邦,确实是乌托邦……那你们呢?你们也有自己的乌托邦,就是市场。市场是天堂,市场会给所有人带来幸福!都是幻想!黑帮分子在大街上走来走去,穿着深红色的西装,珠光宝气,大腹便便。资本主义就像苏联《鳄鱼》杂志上的漫画。巨大的讽刺!取代无产阶级专政的是弱肉强食的规矩:谁弱小我就吃了谁,谁强大我就恭维谁。这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法则……(又咳嗽,休息了一会儿)

我儿子戴着一顶有红星的布琼尼军帽。在他童年的时候,这是最好的生日礼物。我早就不去商店了,那里还卖布琼尼军帽吗?人们好长时间都戴着这样的帽子,赫鲁晓夫时期都还戴的。可是现在的时尚是什么呢?(他勉强地笑了笑)我是落后了,已经是老古董了……我唯一的儿子,他死了……现在只剩我跟儿媳,还有孙子们活下去。儿子是历史学家,他也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孙子们呢?(他嘲笑道)孙子们读喇嘛的书,《摩诃婆罗多》取代了《资本论》,还有卡巴拉神秘主义……现在大家的信仰是五花八门。是啊,现在就是这样,人类总要信些什么。相信上帝或者是相信技术进步,相信化学分解或者相信高分子化合物,或者相信宇宙智慧。现在一切都由市场决定。只要我们得到了,只要我们吃够了,管他以后怎么样!我走进孙子们的房间,屋里全是外国货:衬衫、牛仔裤、图书、音乐、牙刷,没有一样是国产的,书架上是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的空罐子……跟太平洋岛民一样!他们去超市就和逛博物馆似的,过生日要到麦当劳,多任性!“爷爷,我们去比萨店吧!”我的天啊!他们还问我:“你真的相信共产主义吗?为什么不相信日本机器人?”我曾经幻想过“和平给农舍,战争归宫廷”[这是法国大革命时期革命军的口号,原文出自法国作家尚福尔(1740—1794)。——译者注]的社会,可现在他们都想做百万富翁。他们的朋友来做客,我听到他们的对话:“我最好生活在一个弱国,只要有酸奶和上等啤酒就成。”“共产主义就是渣滓!”“让俄罗斯实行君主制吧。上帝和沙皇保佑俄罗斯!”他们还瞎唱歌:“一切都会很美好,格里岑中尉/政治委员们都咎由自取……”可是我还活着,我还在这里……我还没糊涂呢……(他望着孙子,孙子默不作声)商店里满是香肠,但是人们没有幸福。我再也看不到人们炽热的目光了。

孙子讲的政治笑话:

一个教授和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在一次占卜中聊天。教授说:“共产主义思想从一开始就出现了错误,您记得那首歌吗?‘我们的火车头向前飞吧/在公社车站……’”老布尔什维克说:“我当然记得。可是哪里错了啊?”教授说:“火车头是不能飞的呀。”

他们先抓走了我的妻子。她去看歌剧,就再没有回家。我下班回到家里,看到儿子和猫咪一起睡在走廊的地毯上。他在等妈妈回来,等得睡着了。妻子在一家制鞋厂工作,是一个红色工程师。“出事了,”她说,“我所有的朋友都被抓走了。这是一种背叛……”我告诉她:“我和你都很清白,他们不会抓我们的。”我很相信这一点,绝对确信,真诚地相信!一开始我是列宁的信徒,后来是斯大林的信徒。在1937年之前,我一直是斯大林主义者。我相信斯大林说的和做的一切。是啊,他是最伟大的天才,是所有时代和各民族的领袖。甚至当他宣布布哈林、图哈切夫斯基和布柳赫尔[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1889—1938),苏联军事将领,元帅,曾任远东方面军司令。曾奉派到中国,任广州军政府军事总顾问。曾指挥苏军在中东路事件中击败东北军,在张鼓峰事件中击败日军。1938年在大清洗中被指为日本间谍,秘密处决。——编者注]是人民的敌人时,我也相信他。那时有大救星的想法,确实是盲目愚蠢……我这样以为:一定是有人蒙骗了斯大林,是上面潜入了叛徒,党在进行清理。但他们就这样逮捕了我的妻子,一个诚实的、忠诚的党的战士。

过了三天,他们又来找我了。他们的第一件事情是在炉灶上闻闻有没有烟味,检查我是不是烧过东西。他们一共三个人。一个人进来后到处搜刮:“这些您已经不需要了。”挂钟也被他取下来了。这令我吃惊,真没想到……但与此同时,这当中也反映出某种人性,带来了希望:说明这些人都是人类渣滓,也可以说,他们身上是有人的情感的……搜查从深夜两点开始,一直到早上才结束。我家里有很多书,每本书他们都翻了一遍。衣服也要摸一遍,枕头都撕破了……这倒让我有足够的时间思考了。我回忆起那个时候多么狂热,监禁已经是很普遍的现象,每天都有人被捕,状况非常可怕。一个人被抓,周围的人都沉默不语。上诉是没有用的。第一次审讯时调查员就对我解释说:“您的罪过就是没有检举您的妻子。”可是这时我已经在监狱里了……一切都要重新回忆,所有事情都要回想一遍……我只想起一件事,我想起在最后一次全市党代会上,宣读了对斯大林同志的致敬信,与会者全体起立,热烈鼓掌:“光荣属于斯大林同志,我们胜利的组织者和鼓舞者!”“光荣属于斯大林!”“光荣属于领袖!”掌声持续了十五分钟,持续了半个钟头。所有的人都站着,互相观望,没有人敢第一个坐下。我不知道怎么地就坐下了,完全是下意识的。这时有两个穿便衣的人就走过来对我说:“同志,您为什么坐下了?”我马上跳起来,就像被烫着了一样。中间休息时间,我一直四处张望,我在等待着:他们应该来抓我了……(停顿)

搜查在早晨结束。搜查人员下令说:“收拾一下东西吧。”保姆已经叫醒了儿子,在离家之前我还来得及跟儿子小声说一句:“不要告诉任何人关于爸爸妈妈的事情。”这样他才活了下来。(他把录音机挪得离自己更近些)请录下来吧,趁着我还活着,趁我……还活着……

我在写贺卡,其实已经没人可寄了……经常有人来问我说:“为什么您一直保持沉默?”“当时就是那样的时代。”我当时认为罪人是那些叛徒——亚戈达[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亚戈达(1891—1938),苏联政治人物,1934年担任内务人民委员,在斯大林授意下发动了大清洗运动。1937年被捕,并被指控为人民公敌,1938年定罪枪决。2015年4月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驳回了为亚戈达平反的请求。——译者注]、叶若夫,而不是党……但五十年后很容易判断出到底是怎么回事……呵呵,人民都嘲笑我们这些老傻瓜……那个时候我和大家一起前进,可是现在他们都不在了……

我被单独关了一个月。禁闭室和石头棺材一样,头宽腿窄。我和落在窗外的一只乌鸦混熟了,常常喂给它一些面包渣吃。从此以后,乌鸦就是我最喜欢的鸟儿。在战争中……战斗结束了。一片寂静。伤员得到救治,死人躺在地上。其他的鸟儿都没有了,只有乌鸦还在飞。

他们审问了我两个星期,问我是否知道我妻子有个姐姐在国外。我只回答说:“我妻子是一个诚实的共产党员。”调查员的桌子上放着检举材料,签字人竟然是我们的邻居,我怎么都无法相信!我认识那个签名的笔迹。他是我国内战争时期的同志,一个军人,军衔很高,他甚至还一度爱上了我的妻子,引起我的嫉妒。对,是的……我很嫉妒……我非常爱妻子,我的第一任妻子。调查员详细地向我转述了我们的对话。我明白了,我没猜错,就是这位邻居……我们夫妻俩所有的对话他都听到了。我妻子的故事是这样的:她出生于明斯克,是白俄罗斯人。《布列斯特合约》[全称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苏俄政府为巩固苏维埃政权,提前退出战争而与同盟国签订的和约。条约割让俄国323万平方公里领土,赔款60亿马克。德国战败后,苏俄宣布废除此条约。——编者注]后,那块白俄罗斯土地归了波兰。她的父母和姐姐就都留在那儿了。她父母很快就去世了,姐姐还曾给我们写信说:“我去西伯利亚也比留在波兰好。”她就是想生活在苏联。那个时候共产主义在欧洲是很流行的,在全世界都很流行。很多人都相信共产主义,不只是普通人,还有西方的精英,比如作家阿拉贡[路易·阿拉贡(1897—1982),法国诗人、作家、政治活动家。年轻时学医。1920年弃医从文,成为超现实主义派作家。1930年访苏归来后成为共产党人,在文学创作上转向现实主义。后成为共产党文艺周刊《法兰西文艺报》的主编。著有诗歌《断肠集》《法兰西的晓角》,长篇小说《现实世界》《共产党人》《受难周》等。作品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译者注]、巴尔布斯[巴尔布斯(1873—1935),法国作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致力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站在国际主义立场,热情拥护苏联;1922年加入法国共产党。著有长篇小说《火线》《光明》及《斯大林传》等。——译者注]……十月革命是“知识分子的鸦片”,这句话是我在哪儿读到过的——我现在还读很多书。(停顿)我的妻子成了“敌人”,就是说她得参加过“反革命活动”,于是他们就想编造一个“组织”和“恐怖分子的地下活动”……“您妻子都和谁见面?她把图纸转给谁?”哪有什么图纸啊!我一概否认。他们就打我,用皮鞋踢我。他们全都是自己人。我有党证,他们也有党证。我妻子也有党证。

又把我关到普通牢房……一间牢房里关押五十个人,每天只能放风两次。其余时间呢?该怎么向女性细说这种事情?在监狱入口处有一个大桶。(愤怒)你们去试一下,坐在那儿,当着众人的面排便!吃的东西就是一盘子鲱鱼,但是不给水喝。牢房里有五十个人,其中有英国人,有日本间谍,还有一个不识字的农村老头——他是因为一个马厩失火被抓起来的,还有一个大学生是因为说政治笑话:墙上挂着斯大林的相片,喇叭里播送着关于斯大林的报告,合唱团在唱斯大林的颂歌,艺术家朗诵斯大林的颂诗。这是什么场合?是纪念普希金去世一百周年的晚会。(我笑了,他却没有笑)大学生被判处十年劳改,不得减刑。还有一个司机,他被捕的原因是因为他长得像斯大林,确实长得太像了。还有一个洗衣房管理员,一个剃头匠——他不是党员,还有一个磨光工人——大多数都是普通人,不过也有一个民俗学家。一到晚上他就给我们讲故事,童话故事,所有人都来听。检举这位民俗学家的是他自己的母亲,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在他被转押别处之前,只有那么一次,母亲托人给他送来一包烟。是啊……一个老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20世纪初俄罗斯的主要政党之一,该党主张建立民主共和国,在保存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实现土地社会化。1917年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的克伦斯基曾担任总理。在十月革命后召开的立宪会议上,社会革命党取得最多的席位,并拒绝通过废除资本主义的条款,遭到布尔什维克的镇压。——编者注]人幸灾乐祸地说:“我真开心啊,你们这些共产党人居然也坐在这儿,和我一样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这个反革命!我当时以为苏维埃政权没有了,斯大林也不在了。

孙子讲的政治笑话:

在一个火车站里,挤着好几百人。一个穿着皮衣的人绝望地在人群中寻找着谁。可找到了!他走到另外一个穿着皮衣的人跟前:“同志,你是党员还是群众?”“我是党员。”“那么请你告诉我,这里有公共厕所吗?”

东西全收走了:腰带、围巾,连皮鞋上的鞋带都抽走了,凡是能够用来自杀的都收走了。但是如果想自杀还是可能的。我有过这个想法,对,是有过……用裤子或者内裤松紧带都可以。他们用沙袋击打我的肚子,肚子里的东西都出来了,就像虫子一样。还把我挂在钩子上。简直就和中世纪一样!打得你全身流血,身体几乎不受控制了。到处都出血,要忍受痛苦,还有羞辱!还不如死来得简单……(停顿)在监狱我见到了一位老同志,尼古拉·维尔霍夫采夫,1924年入党的党员。他在专科学校教书。全都是熟人……在小圈子里聊天,有人大声读《真理报》,上面有一条消息:中央政治局听取关于母马受精问题的报告。他就拿起报纸开了个玩笑说,现在党中央没有别的事情,只有处理母马受精。他白天说了这番话,晚上就被抓走了。他们用门夹他的手指头,手指就像铅笔一样被夹断了。拷打者们日夜都戴着防毒面罩。(沉默)

我不明白今天怎么说起这些事情……简直是太野蛮,太侮辱人格了。你就像是一块肉,躺在粪便中……维尔霍夫采夫遇到的一个调查员是虐待狂。这些人以前也都不是虐待狂,但是上级给他们下达了任务指标,有个揪出敌人的计划,每月每年都有额度。调查员们也轮班工作,喝茶,给家里打电话,和女医生调情。当他们把人打得昏死过去时,就要找医务人员来帮忙。他们要值班,要轮班……但是我们的整个人生都被毁了。这些坏东西……负责我案子的调查员以前是个中学校长,他劝说我:“您真是个天真的人。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打死你,然后做一个现场,说是你企图逃跑。您知道,高尔基说过,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可是我不是敌人。”“您要明白,我们不怕的就是悔过的人和被打坏的人。”我于是和他讨论起这个主题来……第二个调查员是一个军官,我感觉他是懒得填写那么多张纸——他们一天到晚都在写着什么。有一次他给我一支香烟。人们坐牢时间太久,几个月后,刽子手和受害者之间也建立了一些人情的联系……对,不应该叫人情,但是确实是某种关系。可是一种事并不能抵消另一种事。“您还是签字吧。”我在看审讯记录时他们总是说。我就回答:“我并没有说过这些啊。”他们就打我,拼命地毒打。后来也都是自己人枪毙自己人,或者是送到集中营。

一天早上,牢房门开了。看守说:“出来!”我当时只穿了一件衬衫,想穿上外衣。“不用了!”他们把我押送到一个地下室,那里已经有一个调查员拿着一张纸在等我:“签字吧,签还是不签?”我还是拒绝签。“那好,站到墙边去!”啪地一枪,他们射到我头顶上方,“怎么样?签字吗?”啪地又一枪……就这样连续打了三枪。然后又把我押送回去,像是走迷宫一样……原来监狱里有这么多地下室!我毫不怀疑,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防止被关押的人看到里面的东西,任何人都不能知道。如果迎面遇上人,看守就喝令:“脸转向墙站着!”可是我已经有经验了,我能够偷偷地看。就这样,我看到了一位红军指挥员训练班的领导,还有我在苏维埃党校学习时的教授……(沉默)我和维尔霍夫采夫说话很坦诚:“他们是罪犯!他们在破坏苏维埃政权。他们要对此负责。”好几次他都是被一个女调查员审讯:“当他们拷问我的时候,她就变得很美丽。你明白吗,她那个时候看上去真美。”真是一个敏感的人。从他口中,我知道了斯大林年轻时候也写诗……(闭上眼睛)我现在常常会惊醒过来,吓出一身冷汗:那时候上级也有可能会把我送去内务部工作的啊,那我也会去的。因为我身上揣着党证,那本红色小册子。

(门铃响了,进来一个护士给他量血压、打针。我们的谈话断断续续,但一直没有停下来。)

我经常在想:社会主义并没有解决死的问题,没有解决老的问题,也不能解决生命的形而上学意义,把这些都忽略了。只有在宗教中有相关的回答。是的……1937年我就应该有这样谈话的。

您读过亚历山大·别利亚耶夫[亚历山大·别利亚耶夫(1884—1942),苏联科幻小说家,作品有《陶威尔教授的头颅》《水陆两栖人》《死船岛》《跃入虚空》等。——编者注]的《水陆两栖人》那本书吗?书中有一个天才学者想要自己的儿子幸福,就把他变成两栖人。可是儿子很快在大洋里感到孤独苦闷。他喜欢和所有人一样生活在地面上,去和人间的姑娘相爱。但这已经不可能了,于是他就死了。父亲却误以为自己探索到了秘密……他就是上帝!而这个故事就是对所有伟大的乌托邦主义者的回答!

理想当然是美好的!可是你们怎么和人类打交道?从古罗马时代到现在,人类都是没有改变的……

(护士出去了。他闭上眼睛。)

稍等一下,我就要讲完了,再坐一个小时吧,我还有时间。我们继续说……我在监狱里边待了不到一年,已经要审判了,准备进入下一个阶段。可是让我惊讶的是,他们一直拖着我的案子做什么?我发现他们做事没有任何逻辑,有上千件案子……过了一年,又换了一个新的调查员,他们又重新审我的案子。结果他们把我释放了,取消了对我所有的指控。就是说,我的是个错案。党又相信我了!斯大林真是一个伟大的导演……和之前一样,这次他又收回了“嗜血精灵”,就是人民委员叶若夫。他受到了审判,最后被枪决了。恢复名誉运动开始了,人民松了一口气:斯大林终于知道真相了……然而这一切都只是新的流血之前的一个间歇,是一个把戏!但是所有的人都相信了,我也相信了。我向维尔霍夫采夫告别,他给我看他被轧断的手指头:“我在这里已经十九个月零七天了。谁都不会放我出去的。他们都害怕。”尼古拉·维尔霍夫采夫,1924年入党的苏共党员,1941年被枪决,当时德国军队正在逼近这座城市,内务部处决了所有来不及疏散的被关押者。他们释放了流氓罪犯,但是所谓的“政治犯”却都被作为叛徒处决了。德国人进城后打开了监狱的大门,那里面尸体堆成了山。在尸体还没有腐烂之前,德国人把城市居民赶到监狱去参观——看看苏维埃政权做的事情。

我在陌生人家里找到了儿子,保姆把他带到了乡下。儿子说话结结巴巴,怕黑,我就和他住在一起。我为妻子补充了一些证明材料。我恢复了党籍,他们重新给我发了党证。新年到了,家里竖起圣诞树,我和儿子在等待客人。门铃响了,我打开了门,一个衣衫褴褛的女人站在门外:“我是来向您转达您妻子的问候。”“她还活着?”“一年以前她还活着。有段时间我和她在同一个养猪场工作。我们偷吃猪食中的冷冻马铃薯,多亏这些才没被饿死。她现在是不是还活着,我就不知道了。”她很快就走了,我也没留她。应该还会有客人来……(沉默)钟楼上的大钟响了,我们打开香槟。第一杯仍然是“为了斯大林”。是啊……

1941年……

所有的人都在哭,而我幸福得要叫出声了。战争爆发了!我要去打仗!他们应该会批准我去,把我派上前线。我提出了上前线的申请,但是很久都没有被征召。兵役委员是个熟人,他告诉我:“不行啊,我接到的指示说,不能够征召敌人。”“谁是敌人?我是敌人?!”“按照法律第五十八条规定,你的妻子被判处反革命活动罪,正在劳改营服刑。”基辅陷落了,斯大林格勒在激战……我很嫉妒任何穿军装的人:他们在保卫祖国!连姑娘们都上前线了,可是我呢?我又写信给区党委会:要么枪毙我,要么派我去前线!两天后,我领到了通知书:二十四小时之内到达集结点。战争成了救赎,成了唯一能够还我清白的机会。我高兴极了。

……我以前回忆革命时,都记得很清楚。可是后来,对不起,记忆就变糟了。甚至战争也记不清楚了,虽然在时间上更近。我记得什么都没有改变,只是在战争后期,我们有了新武器——不再是军刀和步枪,而是装备了“喀秋莎”[“喀秋莎”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广泛使用的多轨道自行火箭炮БМ-13的昵称,沃罗涅日州的共产国际兵工厂生产,当时将共产国际第一个字母K印在炮车上,被士兵称为“喀秋莎”。——编者注]。士兵生活呢?还和以前一样,我们几年间只能吃杂菜汤和米粥,一连几个月穿脏衣服,洗不上澡,只能睡在光秃秃的地上。要是我们是另一种人,我们又怎么能胜利呢?

……我们发起冲锋……遭到机枪扫射!所有人都匍匐在地。这时敌人又发射迫击炮,很多人被炸成碎片。我身边的政委倒下时还在喊:“你怎么卧倒了?反革命分子!给我冲啊!不然我毙了你!”

在库尔斯克战场,我遇到了审讯过我的调查员,就是以前当中学校长的那个。当时我心想:“好啊,你这个浑蛋,现在算是落在我手里了。我要在打仗的时候悄悄干掉你。”对,我就是这样想的,但是我没有找到机会。我甚至还和他说过一次话。用他的话说:“我们的祖国是同一个。”他是一个很勇敢的人,英雄主义者,最后战死在哥尼斯堡[柯尼斯堡,原东普鲁士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根据《波茨坦协定》,成为苏联领土,改称加里宁格勒。现属俄罗斯。——编者注]城下。还能说什么……我只能说……我想这是上帝替我做主了……我不会说谎……

我战后回到家乡,身上负了两处伤,得了三块奖章。区委把我找去说:“对不起,我们不能够把妻子还给您,她牺牲了;可是我们能把荣誉送还给您……”他们又发给了我党证。我太幸福了!幸福极了……

我对他说我对此无法理解,从来都不理解。他发火了。

你们不能按照一般的逻辑法则来审视我们,不能像会计师那样计算!你们必须明白,能够判定我们的只有宗教法则!这叫信仰!你们还会羡慕我们吧!对你们来说什么是伟大?什么都不是。只有舒适的生活。一切只是为了胃口,为了十二指肠,满足肚子,还有游乐玩耍……而我……我那一代人呢?你们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建立的。工厂、水坝、电站……你们做过什么?希特勒是我们打败的。战后,不管谁生了孩子都非常高兴!不是战前那种高兴,是另外一种。我简直都要哭了……(他又闭上眼睛,累了)啊……我们是有信仰的,可是现在别人给我们下了这样的判决:你们信仰的是乌托邦,我们是真的相信!我最喜爱的长篇小说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现在已经没有人读它了,觉得枯燥。人们现在只读一个书名,就是永恒的俄罗斯问题:怎么办?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本教义问答手册,革命的教科书,我们都能够整页整页地背下来。薇拉·巴甫洛夫娜的第四个梦……(像读诗一样背诵起来)“水晶和铝建造的大房子……水晶的宫殿!各个城市之间是很多柠檬和柑橘园。几乎看不到老年人,因为生活实在太美好,人们衰老得很晚。机器在做所有的事情,人们只要乘车到处转转和操作机器就行……收获庄稼和针织布匹都有机器……庄稼茂密而丰富,鲜花就和树木一样茂盛。所有人都很幸福,都很快乐。不论男人女人,都穿着华丽的衣服——男人和女人。人人都无拘无束,尽情享受生活。很多的位置,很多的工作,人人都有份。这难道就是我们?这是我们的人间?所有人都将这样生活?前途如此光明和美好……”就是这样……(他转向孙子点点头)他又在嘲笑我了……在他看来我就是个小傻瓜。但我们就是要这样生活。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这样回应车尔尼雪夫斯基:“去建设吧,建设你自己的水晶宫殿吧,而我只会拿起石头砸过去。这并不是因为我饥饿,住在地下室,而是出于很简单的原因:我自己的意志……”

(生气)您也认为,就像现在报纸上写的那样,共产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是用密封的车厢从德国带来的传染病吗?一派胡言!是人民站起来了。在沙皇统治下,从来就没有什么黄金时代。可是现在人们突然缅怀起沙皇来。那都是童话故事!是我们给美国输送了粮食,是我们决定了欧洲的命运,是俄罗斯士兵为全人类而牺牲,这些才是真相。在我们的家庭中,五个孩子只有一双鞋。我们吃土豆加面包,冬天连粮食也没有,只有土豆……你们还要问:共产主义者是从哪儿来的?

我记得这么多,又为了什么?为了什么呢,啊?现在我还说这些干什么?我们热爱未来,人类的未来。人们在争论这个未来何时会到来。再过一百年,没错。但是这似乎距离我们太遥远了……((停顿)

我关掉了录音机。

不录音了,好吧……我应该把这件事说出来……

我十五岁那年,一群红军来到我们村,骑着大马,喝得烂醉,是来征兵的。他们一直睡到晚上,起来后就召集了所有的共青团员。指挥员发表讲话:“红军在挨饿,列宁在挨饿。富农把粮食藏了起来,要么就烧了。”我知道的,我妈妈的亲哥哥,谢苗舅舅,就把好几口袋小米运到森林里,挖坑埋起来了。我是共青团员,我发过誓的。所以夜晚我就找到了红军,带他们到了现场。他们装了整整一车。指挥官紧紧握着我的手说:“快长大吧,小弟弟,快长大。”早上我被妈妈的哭声惊醒:“谢苗家的小屋着火了!”人们在树林里发现了谢苗舅舅,他被红军战士用军刀砍成了碎片……那年我只有十五岁。红军是太饿了,列宁也在挨饿……我都不敢到街上去,只是坐在家里哭。妈妈猜到了一切。晚上她给我手上塞了一小口袋吃的:“快走吧,我的儿子!愿上帝宽恕你,不幸的孩子。”(他用双手蒙住眼睛,但我还是看到他在哭)

我想作为共产党员死去,这是我最后的愿望……

九十年代,我只出版了这部忏悔录的一部分。我的主人公把他的故事给别人看,征求别人的意见,人家劝他说,要是全文出版的话,“就会玷污党的名誉”。这是他最害怕的。在他死后,人们找到了他的遗嘱:他在市中心有一间宽敞的三室公寓,他没有留给孙子,而是“留给我最热爱的共产党,我全都属于党”。城市晚报甚至还报道了这件事。这个举动让人有些莫名,所有人都嘲笑这个疯子般的老头子。他的坟墓上甚至没有竖一块纪念碑。

现在我决定把他的故事全部发表出来。因为这是属于一个时代而不是某一个人的故事。

上一章:施舍的... 下一章:残酷的...
网站所有作品均由网友搜集共同更新,仅供读者预览,如果喜欢请购买正版图书!如有侵犯版权,请来信告知,本站立即予以处理。
邮箱:yuedusg@foxmail.com
Copyright@2016-2026 文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