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舍的回忆和欲望的感觉

二手时间  作者:S.A.阿列克谢耶维奇

伊戈尔·波格拉佐夫,八年级学生,十四岁

妈妈讲的故事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背叛……我背叛了自己的感情,背叛了我们的生活,背叛了我们说过的话……这些话是只能说给自己人的,但我让一个陌生人来到了我们的世界中。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是否能够理解我。我还记得,在市场上有一个卖苹果的女人,逢人就讲她是如何给自己的儿子送葬的。当时我就对自己发誓:“我永远不要这样子。”其实我和丈夫一直对此默不作声,只是哭泣,但都是一个人偷偷哭,不给别人看到。只要开个头,我就会开始号啕大哭。头一年,我根本无法平复自己的心情:为什么?他为什么会这样做?我想思考,想安慰自己:他不是故意耍我们,他只是想试试,想往那个世界看一眼……青春期的孩子总会心神不安:那个世界有什么东西?尤其是男孩子,更不安定……他死后,我翻遍了他的日记和诗歌,就像一只猎犬那样查找。(哭)在那个星期日的前一周,我站在镜子前梳头,他走到我身边,抱住我的肩膀,我们两人站在一起,看着镜子微笑。我紧紧搂住他说:“小伊戈尔,你真漂亮啊。你漂亮,是因为你是爱情的产物,强烈爱情的产物。”他更紧地抱住我说:“妈妈,我搂着你,你永远都是无与伦比的。”一想到这,我就不由得打寒战:当时,在镜子前面,他是否就已经想好了?……他想过吗?

爱……我说出这个字眼,总觉有些异样,总要回味一下爱到底是什么。我曾经以为爱一定胜过死亡,爱能战胜一切……我读十年级的时候就和我丈夫相识了。有一次,邻校的男生来我们学校跳舞。第一个晚上我不太记得,因为我没有看到瓦里克(当时大家都这样叫他),但他注意到了我,只是没有走过来,甚至都没有看清我的脸,只是个轮廓。但他好像听到某处传来一个声音对他说:“这就是你未来的妻子。”这是他后来说的……(笑)也许就是他自己想的吧?他是个幻想家。但奇迹确实一直与我们同在……而且在人间一直跟着我。我那时候很快乐,疯狂的快乐,不可抑制的快乐。当时我就是这个样子。我爱我的丈夫,但我也喜欢和其他男人调情,就像是游戏,你走到哪里,都有很多男人盯着你,而你又喜欢被人看,享受那么一点点暧昧。“为什么我一个人会得到这么多啊?”我经常模仿自己最喜爱的玛雅·克里斯塔林斯卡雅[玛雅·弗拉基米罗夫娜·克里斯塔林斯卡雅(1932—1985),苏联著名的流行歌手。——译者注]唱歌。光阴似箭,现在我很后悔没有记住那些情景,我永远再不会那么快乐了。要去爱,就需要有精力,但现在我是另一个女人了,平庸普通的女人。(沉默)有时候我还很想回到过去,但回忆过去的自己常常是不愉快的……

伊戈尔三四岁的时候,我给他洗澡。他就说:“妈妈,我爱你,就像爱美丽的沙列夫娜。”他发不出舌颤音,我们就顽强地练习……(笑)我现在就是为此而活着,以回忆度日,是对我的施舍……我拼凑起一块块记忆碎片。我在中学是俄罗斯语言文学教师。一幅家庭日常生活的画面是:我读书,伊戈尔就在翻弄厨房的橱柜。在他搬出铁锅、煎锅、铁勺、刀叉时,我准备明天的讲课。他长大一些了。我坐着写作,他也坐在自己的小板凳上写写画画。他很早就会阅读和写字。他三岁时我们就一起背诵米哈伊尔·斯维特洛夫的诗歌:“卡霍夫卡、卡霍夫卡,是故乡的步枪……/飞吧!火热的子弹。”这里应该停下来讲一些细节了……我想让他成长为一个强悍的男子汉,就给他找了歌颂英雄和战争的诗歌、歌颂祖国的诗歌。有一次我妈妈的一番话让我惊讶:“薇拉,别让他读战争诗歌了。他只愿意玩打仗的游戏。”“所有男孩都喜欢玩打仗游戏啊。”“是的,但是伊戈尔喜欢让别人朝他开枪,他倒下去。他喜欢死!他对死这么热衷,那么高兴去死,真让我害怕。他总是对其他孩子喊:‘你们开枪啊,我要死去。’有时是反过来说。”(她沉吟良久)为什么当时我就没有听妈妈的话啊?

我给他买了很多战争玩具:坦克、玩具士兵、狙击步枪……他是个男孩,应该成为战士。狙击步枪上还有文字说明:“狙击手应该冷静而有选择地射杀,首先要充分认识目标……”这些文字在当时都被认为是正常的,不会令人害怕。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一直都有一种战争心态,“如果明天有战争,如果明天去远征”……我找不到其他解释,没有其他解释……现在人们已经很少给孩子送军刀和玩具手枪了……砰砰!而我们那时候……我记得,听学校里有的老师说瑞典好像禁止出售军事玩具,我还很吃惊。那怎么培养男人?怎么培养国家保卫者?(声音有些颤抖)“向着死亡,向着死亡,保持心情平静/可怜的歌手和骑手……”不需任何理由,我们就会准备好……永远在备战中……每过五分钟就说到一次战争,经常高唱军事歌曲。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有像我们一样的人吗?波兰人也在社会主义下生活,捷克和罗马尼亚也是,但他们是另一种人……(沉默)现在我都不知道怎样活下去。依靠什么才能活下去?靠什么啊……

低语声断了。我以为她要尖叫。

我一闭上眼睛,就会看见他躺在棺材里……我们过得很幸福,为什么他会认为死亡更美丽……

女友带我去裁缝铺,她说:“你应该给自己做几件新衣服。我感觉沮丧时就会给自己缝新衣服……”

睡梦里我总是觉得有人一次次抚摸我的头……第一年,我常常从家里跑出去,到公园去号啕大哭,鸟儿都被吓跑了……

他十岁那年,哦不,是十一岁,那天我背着两个书包,好不容易走到家,在学校累了一天。进门后发现父子二人都在沙发上,一个在看报,一个在看书。家里乱糟糟的,真见鬼!没洗的脏盘子堆成了山!他们还高兴地欢迎我回家!我拿起扫帚,他们用椅子搭起“掩体”。“给我出来!”“绝不!”“放下手吧,应该先骂谁?”——“妈妈姑娘,请不要生气嘛。”伊戈尔第一个钻了出来,他已经长得和爸爸一样高了。“妈妈姑娘”是我在家里的绰号,这是他想出来的……我们夏天通常到南方度假,去看距离太阳最近的棕榈树。(快乐起来)我们当时说的话,至今都还记得……我们让他晒晒太阳,治慢性鼻窦炎。三月之前,我们有债务必须要还,就节省度日:第一餐是饺子,第二餐还是饺子,茶点又是饺子。(沉默)还能记得一些精彩的海报……暖融融的古尔祖夫。大海、礁石、波浪和阳光照射下白色的沙滩……我们留下了很多照片,我现在都把它们藏起来,不要让自己看到。我害怕……内心会一下子爆炸……有一次我们没有带他去度假,但半途中就回来了,闯进家门就喊:“小伊戈尔!你和我们一起去吧。我们不能没有你!”“乌拉!”他一下跳起来挂在我脖子上。(长久停顿)我们不能没有他……

为什么我们的爱不能支撑他?我曾经相信爱是万能的。我一次又一次地想这个问题……

这一切已经发生了,他已经不在我们身边。我长期处于精神崩溃状态。“薇拉”,老公叫我,我听不见。“薇拉……”还是听不见。但突然我就会歇斯底里,大喊大叫,用脚踢我的妈妈,踢我最亲爱的妈妈:“你是个怪物,是穿衣服的怪物!就是你养育出来一个和你一样的怪物!我们这辈子都从你那儿听到了什么?要为别人而活着,为高尚目标而活着……要躺在坦克下面,为了祖国宁可烧死在飞机上。要轰轰烈烈的革命……像英雄一样死亡……死总是比生更加美丽。我们从小就是怪胎。我也是这样培养伊戈尔的。这全都是你的罪过!都是你!”

妈妈忧郁成疾,人突然开始萎缩了,成了一个小老太太。我心如刀绞,这么多天我第一次感到了疼痛。之前,有一次乘无轨电车时,别人把一个沉重的箱子砸在我脚上,我都没有感觉。晚上脚趾都肿了,那时候我才想起被箱子砸过的事情来。(流泪)现在该停下来说说我的妈妈了……我妈妈属于革命前那一代知识分子。他们那些人,每当演奏国际歌时,他们眼中都闪着泪花。她经历了整个战争,所以总是回忆苏联士兵把红旗插上德国议会大厦:“我们的国家打赢了这样一场战争!”十年,二十年……四十年都过去了,她还总是对我们重复,就像念咒一样,祈祷一样,这就是她的祈祷……“我们一无所有,但我们是幸福的。”——妈妈对此绝对坚信不疑,和她争论也没用。她因为《战争与和平》而爱上了“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托尔斯泰,更因为这位伯爵为了灵魂救赎而要把自己的财产分发给穷人。不仅是我妈妈一个人,她所有的朋友,苏联第一代知识分子们,都是读着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涅克拉索夫[尼古拉·加夫里诺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俄国革命者、哲学家、作家和批评家,人本主义的代表人物。作品有《怎么办?》《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资本与劳动》等。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杜勃罗留波夫(1836—1861),俄国民主主义者和文艺批评家。尼古拉·阿列克塞耶维奇·涅克拉索夫(1821—1878),俄国诗人,诗歌描绘下层人民的生活和情感,他的创作对俄罗斯和苏联诗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作品有《故园》《大门前的沉思》《未收割的田地》等。三人均为19世纪后期俄国进步文学刊物《现代人》的编辑。——编者注]成长起来的,是读着马克思长大的……要是想让妈妈坐下来缝纫绣花,特别是要她装点我们的家居,在房间里装饰瓷花瓶和各种珍品……她就会说你们要干什么啊!是浪费时间,庸俗的小市民!最重要的是灵魂工作,是读书……她一件衣服可以穿二十年,两件外套穿一辈子,但是如果没有普希金,没有高尔基全集,就活不下去。他们就是这样生活的,感觉是在参与一场宏伟的构思,宏伟的设计……

……在我们市中心有一片旧公墓。那里树木茂密,丁香丛丛。很多人去散步,就像个植物园。老人很少,主要是年轻人,他们欢笑,拥抱,亲吻,开着录音机轻歌曼舞。有一天儿子回来晚了,我问他:“去哪儿了?”“去墓地了。”“你怎么突然到墓地去?”“那里很有趣。好像可以看到那些已经不在了的人们的眼神。”

……有一次我打开他房间的门,他正身体笔直地站在窗沿上——我们家的窗沿很不结实,又很窄,那可是六楼啊!我吓得呆住了。但是我不能像他小时候那样,每当他爬上树梢或破旧教堂岌岌可危的高墙时,就大叫起来。我现在只能说:“如果感觉支持不住,就考虑跳到我身上来。”我不能大叫,不能哭喊,以免吓到自己。我只能扶着墙慢慢回去。过了五分钟,我感觉简直是漫长极了,他已经跳下窗沿,进了房间。我一把抓住他,亲吻他,捶打他,使劲摇晃他:“为什么?告诉我,你这是为什么?”“不知道。就是想试试看。”

有一天,我看到附近一家的门口摆着花圈。有人死了。人死了——就没了。我下班回家,听他爸爸说伊戈尔到那家去过了。我问他:“你为什么要去?我们又不认识那家人。”“那是个年轻女孩。她躺在那里是那么漂亮。我还以为,死亡是很可怕的呢。”(沉默)……他头脑发昏了……某种东西在吸引他去走极端……(沉默)那家门已经关上……我们没能进去看望。

……有一天他敲打自己的膝盖问:“妈妈,我还是很小吗?”我于是开始注意了,他是怎样站在门口为圣诞老人守门。他问哪辆巴士可以开去遥远的王国,遥远的国家。他在农村看见了俄式火炉,就通宵等待火炉像童话里一样走动起来。他是个很容易相信任何事情的孩子……

我记得有一次,外面在下雪,他跑回来说:“妈妈!我今天接吻了!”“接吻?!”“是啊。今天我第一次约会了。”“你怎么从来没告诉我?”“还没来得及,我和季姆卡和安德烈说了,我们三个人一起去的。”“难道约会也要三人同行?”“是啊……我一个人不能做决定嘛。”“所以你们就三人一起约会?”“很好的。我和她一起在小山坡上手牵手散步,季姆卡和安德烈放哨。”“哦,我的上帝啊!”“妈妈,五年级男生能娶十年级女生吗?”“当然,如果这是爱的话……”

就是这样……这样的孩子……(她哭了好久)我不能说这事了……

我们最爱的就是8月。全家一起到城外去看蜘蛛结网。我们笑个不停……笑啊……笑啊……(沉默)我怎么总是要哭呢?啊?我们的孩子已经整整十四岁了……(哭)

我在厨房里又炒又炸,窗户开着,能听到他和他爸爸在阳台说话。伊戈尔问:“爸爸,什么是奇迹?我想我是明白的。听我说……从前有一对老爷爷和老婆婆,他们有一只母鸡叫莉亚芭。一天莉亚芭生了一个蛋,很小很小,但不是普通的蛋,而是金蛋。爷爷敲啊敲啊,就是敲不开;婆婆打啊打啊,就是打不破。这时候跑来一只老鼠,尾巴一扫,金蛋掉到地上,跌碎了。爷爷哭啊,婆婆哭啊……”他父亲说:“从逻辑上说,这是绝对荒谬的。打啊打啊打不破,破了之后又突然大哭起来!不过这是多少年前的故事了,几个世纪了,是给孩子们听的童话,就像听诗一样。”伊戈尔说:“爸爸,我以前以为头脑可以理解一切。”他父亲说:“很多东西头脑不能理解,比如爱情。”伊戈尔说:“还有死亡。”

他从小就写诗,桌子上,他的口袋里,还有沙发上,到处都能发现写满诗句的纸张。都是他扔掉的、忘记的。我甚至一直不能相信这些是他写的:“真的是你写的吗?”“那上面写了什么?”我读给他听:“人类彼此串门/野兽也彼此往来……”“嗯嗯,这是以前写的。我已经忘了。”“这些呢?”“哪些?”我又读:“只有在枯萎的树枝上/滴落着星星点点的水珠……”在十二岁的时候,他就写道他想死。想爱,想死,这是他的两个愿望。“我和你结婚/像蓝色的水……”还有吗?!听听:“蓝色的云,我不是你们的/蓝色的雪,我不是你们的……”他还读给我听,他读给我听过的!可是人在青春期都经常写关于死亡的东西……

在我们家里,读诗就像讲话一样平常:马雅可夫斯基、斯维特洛夫……我最爱谢苗·古岑科[谢苗·彼得洛维奇·古岑科(1922—1953),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前线诗人。——译者注]的诗:“歌唱着,走向死亡/在此之前可以先哭/须知战斗中最可怕的时刻/是等待攻击的时刻。”您已经注意到了?是的,当然……为什么要问呢?我们都是这样成长起来的。艺术热爱死神,我们的艺术对死神尤其钟情。我们的血液中就有崇拜牺牲和死亡的基因。生活向往的是主动脉的破裂。“俄国人啊,就是以自己的死亡去求生存!”果戈理写道。维索茨基唱道:“就让我在悬崖边上站一会儿吧……”站在悬崖边上!虽然艺术热爱死神,但法国还有喜剧。为什么我们几乎没有喜剧?“为了祖国前进!”“祖国或者死亡!”我总是教我的学生燃烧自己,照亮他人;教学生们学习丹柯[丹柯是俄国作家高尔基短篇小说《丹柯》中的英雄,他掏出燃烧的心脏,带领族人穿过幽暗森林,来到美丽的草原,最后死去。——编者注]的事迹:破开胸腔捧出自己的心脏,点燃心脏照亮他人的道路。我们从来不谈生活,或者很少谈……总是谈英雄!英雄!英雄!英雄的生活……只有牺牲者和刽子手……再没有第三种人。(喊叫着哭泣)现在,去学校对我来说就是折磨。孩子们在等待,他们想学习语言和感情……但是我能说什么呢……我能告诉他们吗?

一切都过去了,正是这样……有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读小说《大师和玛格丽特》[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的代表作,魔幻现实主义风格,在苏联一直不能公开发表,直至作者去世二十五年后才出版。——编者注](此书当时还是被视为“异端”,我拿到的是打字抄本)。在最后一页……您记得吗,玛格丽特请求放走大师,但是撒旦附身的弗兰德说:“不要在山里喊叫。不过,他反正早已习惯于山石的崩塌声了,这声音惊动不了他。玛格丽特,您也不必替他求情,因为他一直渴望会见并与之交谈的那个人,已经替他求过情了。”忽然,一股莫名的力量把我带到另一个房间,儿子在沙发上睡着了。我跪下来喃喃低语,祈祷一样:“我的伊戈尔,可不要那样。我的宝贝,你可不要那样,不要!!”我又开始做自从他长大后就不让我做的动作:吻他的手和脚。他睁开眼睛说:“妈妈,你怎么了?”我立刻回过神来:“你的被子蹬掉了,我来给你整好。”他又睡着了。而我呢……我是怎么回事,我不明白。他经常开心地取笑我是“忽隐忽现的火星姑娘”,我的生活真是太轻松了吧。

他的生日临近了,新年也要到了。有朋友答应要给我们弄来一瓶香槟——当时我们在商店里很少能买到香槟,人人都要去弄。走后门,通过熟人,通过熟人的熟人,弄来熏肠、巧克力……要是能采购到几公斤新年大橙子,那就是巨大的成就!橙子可不是简单的水果,而是一种珍奇品,只有新年才能闻到橙子香味。新年餐桌上一定要有美食。这次我搞到了小鳕鱼肝和一块红鱼。后来所有这些都送到了悼念餐桌上……(沉默)不,我不想这么快就结束我的故事。我们的孩子已经有了完整的十四岁。十四岁差十天……

有一次我清理夹层,发现了一些装满信的文件夹。那是我躺在产房时的通信,当时每天都要和丈夫互相通信或者字条,甚至一天好几封。我一边读一边笑。此时伊戈尔已经七岁……他不明白怎么有妈妈爸爸却没有他?但是又好像有他,因为我在信里总是谈论他:宝贝在转身了,他来撞我了……他对我说:“是不是我死过一次,然后又回到你们这儿了,对吗?”我被他问得一愣。可是孩子们……他们有时候就是这样说话,像是哲学家,又像是诗人……我那时应该把他的话都记录下来……“妈妈,爷爷死了。这就是说,人们要把他埋在土里,他就会又长出来……”

他在七年级时,就已经有了女朋友……很认真的恋爱。“我绝不能让你娶初恋的对象,也不能娶售货员!”我威胁他。我开始经常地想到我将要和别人分享他了,我有了心理准备。我的女友也有个儿子,和伊戈尔一样大。女友对我承认说:“我还不认识未来的儿媳,就已经嫉妒她了。”她太爱她的儿子,不能想象要把儿子给另外一个女人。我们又会怎样呢?我会怎样?我也不知道……我也是很疯狂……疯狂地爱儿子……无论在学校度过怎样艰难的一天,只要回到家里打开门,不知从哪儿就会出现光芒。不是别的,而是爱的光芒。

我做过两个可怕的梦。第一个是我和他一起溺水了。他游泳游得很好,有一次我冒险和他一起在海里游了很远,往回游的时候,感觉没有了力气,就一把抓住他,拼命地抓住。他大叫:“放开我!”“我不能!”我紧紧抱住他,把他拉到了海底。但他还是挣脱开,并把我推到了岸边。他一边支撑自己,一边推我。就这样,我和他一起游。在梦里,总是重复这些,而我绝不放开他。我们不是溺水,也不是在游泳,就是在水里搏斗……第二个梦是下雨了,又好像不是下雨,而是下土,下沙子。天开始下雪,但我听到沙沙的声音,那不是雪,而是沙土。还有敲铲的声音,就像心跳一样。哐哐哐哐……

水……他着迷于水……他喜欢湖泊、河流、水井,尤其喜欢大海。他写了很多关于水的诗歌。“只有安静的星星,白白的就像水一样,黑暗”,还有“水默默地流动……孤独而寂静”。(停顿)我们现在再也不去海边了。

最后那一年……我们经常聚在一起吃饭,谈论的当然还是书。我们一起读禁书,《日瓦戈医生》、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我还记得,我们争论谁算是诗人?诗人在俄罗斯有怎样的命运?伊戈尔的观点是:“诗人都应该早逝,否则就不是诗人。一个老大年纪的诗人是可笑的。”瞧……我错过了这个动向,没有重视它……我总是说啊说啊,就像从圣诞节礼品袋里往外倒出来,倒啊倒啊……几乎每个俄罗斯诗人都有关于祖国的诗,我能够背诵很多首。我最喜欢读莱蒙托夫[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莱蒙托夫(1814—1841),俄国著名诗人,被别林斯基誉为“民族诗人”,1841年7月与人决斗而死。著有诗歌《鲍罗金诺》《祖国》《孤帆》《恶魔》,小说《当代英雄》等。——编者注]的:“我爱你祖国,但是用一种奇特的爱。”还有叶赛宁的诗:“我爱你,温柔的故国……”当我买到勃洛克书信集的时候,真开心啊……整整一本!勃洛克从国外回来之后,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祖国立即向他展示了猪一样的嘴脸和神圣的面孔……当然,我会把神圣的作为重点……(丈夫进入房间,拥抱了她并坐在旁边)还有什么?伊戈尔有一次去了莫斯科,去看维索茨基的坟墓。他剃了个光头,变得很像马雅可夫斯基(她问丈夫)还记得吗?我是怎么骂他的?说他的头发奇怪。

最后那个夏天……伊戈尔皮肤晒红了,身材健壮,从外表上看人家都以为他十八岁了。有一回我和他一起去塔林度假。他已经是第二次去爱沙尼亚,所以带着我到处逛,走遍了各种角落。三天工夫我们已花掉了一大笔钱,夜晚就睡在一个什么宿舍楼里。那个夜里,我们逛了市区回来,一路笑着,手拉手打开大门把手,他走到管理员台前,那个女人不让我们进去,说“十一点之后女人不可以和男人一起进去”。我就靠近伊戈尔的耳朵悄悄说:“再挺高一些,现在看我的。”我走过去跟那女人说:“你这眼神不觉得丢人啊!这是我的儿子!”真痛快啊……好极啦!!可是突然间,就在那天夜里……我感到很害怕。怕的是,我以后永远见不到他了。是面对某种新东西的恐惧。其实还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最后一个月……我哥哥去世了。我们家亲戚中男人少,我把伊戈尔处处带在身边,帮着我一起料理后事。我当时就应该知道……他已经盯上了死神……“伊戈尔,把花儿移过去,把椅子搬过来,去买面包。”这时普通的事情都是在与死神为伴了……很危险……死神,其实可以和我们的生活混在一起的。这个我现在才明白……汽车到了,所有亲戚都上车了,但是我儿子没有坐。“伊戈尔,你在哪里?快上来。”他上了车,但是位置都占满了。这全都是信号……不知由于突然震动,还是由于……汽车开动了的一瞬间,哥哥的眼睛忽然睁开了。这又是个坏兆头:意味着家庭中还会有人死亡。我们立刻为老母害怕——因为她有心脏病。后来,棺材下葬时,有些东西也跟着掉下去了……这也不吉利……

最后一天……早晨。我在洗漱,感觉他站在门口,双手扶着门框,一直在看我,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你怎么了?快去做功课。我马上回来。”他默默转身,回到自己的房间。下班后我遇到了女友。她为伊戈尔织了一件时髦的毛衣,这是我送给儿子的生日礼物。我带回家来,丈夫又骂:“难道你不明白,他穿这种新潮的东西太早了吗?”晚餐是伊戈尔喜欢的鸡肉饼。平常他都会要再添一些,这次却只吃了几口就离开了。“学校里发生什么事情了吗?”他沉默不语。我哭了,我的泪水像冰雹一样落下来。我哭得那么大声,多年来的头一次。哥哥的葬礼上我都没这么哭过。我的哭声把他吓着了,不知所措,我又赶紧去安慰他:“快试试毛衣吧。”他穿上了。“你喜欢吗?”“很喜欢。”那个晚上,我每过一会儿就去他房间看看,他躺下了,在床上看书。另一个房间,他爸爸在打字。我有些头疼就睡着了。发生火灾时,人们睡得都比平时死……我离开他时……他在读普希金,我们家的小狗吉姆卡躺在过道上,一声也不吭。不记得过了多久,我突然睁开眼睛,丈夫在我旁边坐着。“伊戈尔在哪里?”——“在浴室,锁着门。也许是小声读诗歌去了。”一种莫名的恐惧使我跳了起来。我跑过去,敲门,砸门,手脚并用。里面没有声音。我喊他的名字,尖叫着,恳求着。还是沉默。丈夫找来锤子和斧子。把门撬开……他穿着旧裤子、毛衣、拖鞋……用一根皮带……我一把抓住他,抱住他。身体已经软了,但还是热的。开始做人工呼吸,叫救护车……

我当时怎么会睡着了?为什么吉姆卡也没有感觉到啊?狗是很敏感的动物,比我们人类的听觉好数十倍。为什么没有发现……我坐在那里眼睛呆呆地望着同一点。大夫给我打针,而我总是要冲到外面去。每天早上我被他们叫醒:“薇拉起来吧,你怎么不宽恕自己。”我心里在想:“嗯,现在我要为这些玩笑狠狠骂你一顿。你听好了。”我很想痛骂什么人。

他躺在棺材里,身上就是那件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他的毛衣……

我没有立刻痛哭……几个月过去,我已经没有眼泪了。我已经不再哭了,只是干号。只有一次,我喝了一杯伏特加——又哭了起来。以后只要一想哭就开始喝酒,抓住别人喝……我们的一些朋友陪我们坐了整整两天,没有离开过公寓。现在我明白了,我们是在折磨他们,他们也很难过。

我们从家里逃出去了……厨房的那张破椅子都要散架了,但因为伊戈尔平时会坐,所以我不去碰它,就让它放在那儿,要是把他喜欢的东西扔掉,他突然不高兴了怎么办?他的房间门,我和丈夫也不能打开。两次都想换公寓,文件都准备好了,都和别人讲定了,我们都开始收拾东西了。但是我不能离开这里,我感觉伊戈尔仍然在这里,虽然我看不到他,但是他还是在这里……我逛商店还总是为他挑选东西:这裤子的颜色适合他,还有那件衬衫。还有考虑到春天来了他穿什么……什么样的我不记得了。有一天回到家里,我对丈夫说:“今天有个人说喜欢我。他想和我约会。”我丈夫回答道:“好啊,小薇拉,我真为你高兴。你恢复回来了……”我万分感激他说这些话。这里我想讲讲自己的丈夫,他是一个物理学家,我们的朋友们开玩笑说:“你们俩真走运,物理学家和抒情诗人装在了一个小瓶子里。”我就去恋爱……但为什么想去爱又爱不起来?因为对活下来的自己,新的自己,我还不了解。我害怕……我还没有准备好……我不能再幸福了……

有一天夜里,我睁着眼睛躺在床上。门铃响了。我清楚地听到门铃响了。早上起来告诉丈夫,他说:“我什么也没听见。”第二天深夜门铃又响了。我没有睡,看着丈夫——他也醒了。“你听到了吗?”“听到了。”我们都觉得在公寓里不只是我们自己,吉姆卡总是在转圈子,围着床边转圈跑,好像在追踪什么人。我好像也去过什么地方,一个很温暖的地方。我记得这个梦,就是不明白梦里自己身在何处……伊戈尔出现了,还是穿着我埋葬他时给他穿的那件毛衣。“妈妈,你总是叫我,但你不明白,我来看你是多么艰难。别再哭了啊。”我摸到了他,他软软的。“你住的都好吗?”“很好。”“那里是什么地方?”他来不及回答,就消失了。从那晚上起,我就不再哭了。我梦见他时,他变得很小,很小。我等待着他变大,好跟他说话……

这不是梦。我只要闭上眼睛,房间门就会打开,他瞬间就走进来,像个成年人,我从没见过成年的他。他的面孔还是老样子,于是我明白了,家里发生的一切,他都已经无所谓。我们关于他的谈话,对他的回忆,他都不在乎。他已经离我们远去了。但我不能让我们的联系中断,我不能……我想了很久,决定再生一个……医生担心我不能生,因为年龄太大了。但是我还是生了,生了个女儿。我们对她的态度就像她不是我们女儿似的,按照伊戈尔的名字,给女儿取名伊戈利亚。我很怕像爱他一样爱她……我不能爱她那么多。瞧,我多么疯狂,疯了!我还是哭,一次一次去墓地痛哭。女儿总是跟着我,我不能不思考死亡。我做不到。丈夫认为,我们必须离开,到其他国家去,为的是改变一切:风景,人情,语言。有朋友从以色列打电话来。他们经常给我们打电话说:“在俄罗斯还有什么让你们留恋?”(几乎尖叫)还有什么?你说还有什么啊?

我总是有一个可怕的念头:要是突然间伊戈尔自己会对您讲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呢?完全不同的故事……

与伊戈尔朋友的谈话

……这种激情黏合剂,把一切都聚在一起

我们当时真的年轻,青春是噩梦般的时代,我不知道是谁杜撰说这是美丽的年龄。你荒诞不经,你愚昧可笑,你为各方所不容,你不受任何保护。对于父母来说你还小,他们还在塑造你。你就像是在一个大罩子里面,谁都不可能碰到你。那种感觉……我很清楚地记得那种感觉……就好像在医院里面躺在玻璃房子里,得了传染病在隔离。你感觉父母只是假装想和你在一起,事实上他们完全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他们在很远的地方……只是假装和你很近,实际上他们很远……父母猜不到他们的孩子是多么认真严肃。初恋,是可怕的,有致命的危险。我的女友认为,伊戈尔自杀是出于对她的爱。真傻!少女的愚蠢……其实我们所有的女孩子当时都爱上他了。啊,他太帅了!总是把自己装得好像比所有人都老成,但是我们能感觉到他非常孤独。他写诗。诗人就是应该冷峻和孤独的,应该死于决斗。

反正我们所有女孩子的脑子里都有很多青春期的琐事和废话。

这是苏联时代,共产主义的时代,我们是被列宁思想和炙热的革命理想培养起来的,慷慨激昂。我们不认为革命是错误或者是罪过,但也不是十分醉心于马克思列宁主义那些玩意儿,革命已经是抽象的东西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节日,还有对这些节日的期盼,一切都记得清清楚楚……很多人在街上喊着振奋人心的口号,有人完全相信这些话,有人相信一部分,有人完全不相信,但是好像所有人看起来都很幸福快乐。音乐声震耳欲聋。妈妈那个时候又年轻,又漂亮。所有人都在一起,都把这一切作为幸福来回忆……那些气息,那样的声音……敲击打字机键盘的咔咔声,还有农村挤奶女工的尖叫声:“牛奶!牛奶!”那个时候还不是家家都有冰箱,牛奶还是放在罐子里放在阳台上保存。装着母鸡的网袋在小窗口上摇晃。窗户上挂着花团锦簇的装饰品和安东诺夫苹果。猫的气味从地下室飘出来。还有苏联大食堂的漂白粉抹布的气味,这种气味再也闻不到了。所有这一切都好像没有任何关系,可是如今它们在我头脑里合成同一种感觉,成为一种情感。

自由就是另一种气味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情景……我第一次出国旅行之后——那时候已经是戈尔巴乔夫时代了,我的一个朋友从国外回来,这样比喻说:“自由就像一种上等酱料。”我自己也记得在柏林第一次见到超级市场时的美妙感觉:那里有上百种香肠和上百种奶酪,简直不可思议。改革之后,很多开放的新感觉和新思维等着我们,它们都还没有被好好书写,没有纳入历史,也都还没有一定的模式……但是我们很着急,要从一个时代跳到另一个时代,以为这样一来,巨大的世界就会向我们开放。那个时候,我们还只是对它怀着梦想,没有什么就想要什么,对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世界,我们的梦想很美好。我们一边梦想,一边过着苏联的日子,所有人全都要按照整齐划一的游戏规则行事。比如一个人走上讲台,满嘴瞎话,但是大家全都鼓掌,尽管都知道他在说谎,他自己也知道大家知道他在说谎,可是他继续振振有词,享受掌声。没有人怀疑,我们还将这样生活下去,但需要寻找一个藏身之地。我妈妈喜欢听加里奇被禁的歌曲,我也喜欢听加里奇……我还记得,那时我们多么想去莫斯科参加维索茨基的葬礼,警察用电子设备把我们拍下来,我们就高喊:“请拯救我们的灵魂吧!/ 我们被窒息得说胡话了……”“没打中,飞偏了,没打中/打到我们的炮兵了……”那时候经常打架闹事!校长命令我们和家长们一起来到学校。是妈妈和我一起去的,她在那儿的表现好极了……(沉思片刻)我们在厨房里生活,国家也在厨房里生活……无论坐在谁的家里,我们只要喝着酒,听着歌,谈着诗,打开一个罐头切几片黑面包,感觉就特好。我们有自己的宗教仪式:橡皮艇、帐篷、野营、在篝火旁唱歌。我们有着共同的符号,彼此都能认得出。我们有自己的时尚,自己的根据地。现在,秘密的厨房团体早就没有了,我们曾经以为永恒的友谊也没有了。是的……我们曾经以为那是永恒的关系,以为友谊至高无上。正是这种激情黏合剂,把一切都聚在一起……

实际上我们当中谁都没有生活在苏联,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旅游圈、登山圈……课后我们都集中到某个兴趣小组,学校分给我们一个房间活动。有个文学小组,我记得伊戈尔还在那儿读过他的诗,他很善于模仿马雅可夫斯基,令人倾倒,当时他有一个绰号叫“大学生”。总有一些成年的诗人到我们这儿来,和我们坦诚地交流谈话。从他们的嘴里,我们知道了布拉格事件的真相,阿富汗战争的真相。……还有什么活动?一起学习弹吉他。对了,这是必须的。那些年,吉他在我们的生活必需品清单中排在第一位。我们当时都是跪下来,等待倾听最喜爱的诗人和吉他手吟唱。诗人朗诵时,听众挤满了体育场。政府要出动骑警维持秩序。语言就是行动。在集会上站起来说出真相,这就是行动,因为很危险。走到广场上去,充满激情,肾上腺素狂飙,好像这样就能走出苦闷。在语言中宣泄一切……今天这一切都已经不可思议,今天需要的是做而不是说。现在人们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是语言已经再没有任何力量。我们倒是想有信仰,但是做不到。所有人都鄙视一切,未来只是臭狗屎。过去我们可不是这样,啊,诗歌啊诗歌,语言啊语言……(笑)

我十年级就恋爱了。他住在莫斯科,我每次去看他只能待三天。早上在火车站,我们从他的朋友那儿拿到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坦姆[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曼德尔施坦姆(1899—1980),俄罗斯女作家,教授,诗人曼德尔施坦姆的妻子。——译者注]回忆录的胶印本,当时人人读她读得入迷。第四天一早就要还书,还要赶上路过的那班火车。我们通宵不间断地读书,只有一次跑出去买牛奶面包,甚至都忘记了拥抱接吻,光顾着互相交换这些纸张了。在某种妄想中,在某种颤抖中,一切都在发生,因为你的手上有这本书,因为你在读它……熬夜把书看完后,我们在空荡荡的城市里奔跑,赶到火车站,这时城市公交都还没有发车呢。我清楚地记得城市的夜景,我们走在大街上,这本书就在我的书包里。我们揣着它,就好像揣着一件秘密武器……我们就是这样确信,语言能够撼动世界。

戈尔巴乔夫年代,是自由和购物券的年代,从面包、米面到短袜,一切都要凭票。排队一站就是五六个小时,不过你是带着一本书在排队的,那是以前你不可能买到的书,而且你还知道晚上要去看电影,那电影以前是禁片,被搁置了十年。真让人陶醉!或者你的脑子里一整天都想着十点钟的那个《观点》节目,主持人亚历山大·留比莫夫和弗拉基斯拉夫·利斯切夫成了人民的英雄。我们了解了真相,不仅了解了加加林,还知道了贝利亚……实际上对于傻乎乎的我来说,只要有言论自由就足够了,因为就像我很快发现的那样,其实我就是个苏联女孩,我们吸收的苏联元素,比我们感觉到的更多。只要给我读多夫拉托夫[谢尔盖·顿纳托维奇·多夫拉托夫(1941—1990),苏联和美国作家、记者。——译者注],还有维克托·涅科索夫[维克托·普拉托诺维奇·涅科拉索夫(1911—1987),苏联持不同政见作家,1947年获得斯大林二级勋章,后流亡法国。——译者注],再让我听听加里奇的演唱,对我就足够了。我并不梦想到巴黎蒙马特去,也不梦想去看高迪的神圣家族大教堂,只要让我们自由地读书和说话就行了。读书!我们的女儿奥尔加生病了,她只有四个月大,患了严重的支气管炎症。我害怕得发疯,带着她到医院去,可是一分钟都不敢放下她,只有在我的怀里她才能安静下来,我就这样一直站着。我抱着她在走廊里来回走啊走啊。如果她睡了半个小时,您想我该做什么呢?我不会睡觉,我很苦恼……为什么呢?因为在我的衣服腋下藏着一本《古拉格群岛》。哪怕只有一分钟,我也会翻开看两眼。就这样一只手臂抱着一个奄奄一息的孩子,另一只手上是索尔仁尼琴。书籍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这就是我们的世界。

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们从天上落到了地下。幸福和欣喜的感觉突然夭折了,彻底崩溃了。我发现,这个新世界不是我的,不是为我而存在的。这个世界是另外一些人需要的。老爷的靴子踢到弱者的眼睛上,我们上升之后又狠狠地跌下去……可以说,这又是一场革命,但是这一场革命的目标是世俗的:人人都为了房子和车子。对于人类来说这是不是太庸俗了?满大街摇晃着穿紧身裤的人——应该说是狼!把所有的人踩在脚下。我的妈妈在一家针织厂做师傅,很快那家工厂就倒闭了,妈妈只好坐在家里缝制内裤。不论你走进哪一家,都可以看到妈妈的朋友们也都在缝制内裤。我们现在所住的房子,变成了工厂,人人都在缝制内裤和胸罩,还有泳装。其实还是大规模生产旧式的东西,然后找一些熟人,裁剪一些流行的进口货商标,缝到这些泳装上。然后女人们就一群群地集合起来,带着口袋去俄罗斯各地兜售,这被称为“内裤生产线”。那段时间,我已经在读研究生了。(愉快)我记得,一些事情很有戏剧性……在大学图书馆和系主任办公室里,有一桶一桶的腌黄瓜、西红柿、蘑菇和卷心菜,他们把卖蔬菜的钱拿来支付教师们的工资。有时,全系的办公室里会突然间堆满橙子,或一包包的男士衬衫……伟大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们尽可能地要活下来。我们还想起一个古老的方法——那是战争时期的吃法——到公园里的偏僻角落,到铁路边上的土坡上去种土豆,一连几个星期只吃土豆,或者一种酸白菜,不管你饿还是不饿。反正我一直到死都不想再看它们一眼了。我们还学会了用土豆皮做炸薯片:把土豆皮放到沸腾的葵花子油里,多放些盐。没有鲜牛奶,但是可以买到冻牛奶,把碎米粥掺在冻奶里煮。现在我还会吃这些吗?

最先崩溃的是我们的友谊……大家全都有事情要做,都要挣钱。以前觉得,钱对于我们来说算什么……金钱对我们完全没有控制力;可是现在,所有人都看重绿票子的价值,而不是苏联卢布,我们把卢布称为“印花纸”。我们这些读书的女孩子和男孩子,本来就是温室里长大的植物,没有任何能力应付我们终于盼来的这种新生活。我们期盼的是另一种东西,不是这个。我们读了一车浪漫书籍,生活却狠狠地踹了我们后脑勺一脚,朝另外的方向急速奔去。基尔科罗夫[菲利普·基尔科罗夫(1967— ),俄罗斯著名流行歌手。——编者注]取代了维索茨基。流行歌曲大行其道!大众趋之若鹜……不久前朋友又在我家厨房聚会——现在聚会已经很少了,大家争论起来:要是维索茨基还活着,他会去为阿布拉莫维奇[罗曼·阿布拉莫维奇(1966— ),俄罗斯亿万富豪,拥有西伯利亚石油公司、切尔西足球俱乐部等。曾为俄罗斯首富。——编者注]唱赞歌吗?意见分歧很大,但是多数人相信,当然会的。于是又出现另一个问题了:他会要价多少呢?

要是伊戈尔还活着呢?他在我的记忆中,依旧酷似马雅可夫斯基,英俊而孤独。(沉默)我和你讲了吗,我和伊戈尔是有些故事的……

“市场成了我们的大学”

许多年过去了,至今还是这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他做了这样的决定?我们一直非常要好,可是他还是自己决定了一切,一个人……对一个精神有问题的人,你又能说什么呢?有什么办法?青春期时我也曾想过自杀,可是为什么?我也不明白。我爱妈妈、爸爸、哥哥……全家都非常好,可是有某种东西牵着我。感觉有某个地方,那边有某种东西,但那究竟是什么呢?……反正是有着什么……也许那边是一个完整的世界,更加明亮,比你现在生活的世界更加宏伟,那边有更加重要的事情在发生。在那个世界里,你能够参透某些秘密,那是其他方式不能够理解、用理性也不可能解开的秘密。就是这种冲动,让我也想去试一试……站到窗沿上去,从阳台跳下去……可是你其实并不想死,你想的只是跳到更高的地方,想飞起来,你觉得自己能够飞起来。你要像在梦境里一样行动,在晕眩中……当你进入自我的时候,就会想起某些光明,想起某些声音,还有使你感觉良好的情感状态,那里比在这里要好得多……

说说我们的小伙伴……我们还有一个廖什卡,不久前死于服药过量。瓦季姆在九十年代就消失了,他做过图书生意。开始好像只是个玩笑,一种随意的想法,可是自从有钱进来,敲诈勒索紧跟着就来了,一帮带枪的家伙找上门。他只好花钱买命,远远离开那些流氓,躲进森林里睡到树上去了。那些年人们不打架,直接就杀人。他现在到底在哪儿?没有踪迹……到现在警察也找不到他,也许已经埋在什么地方了吧。阿尔卡迪溜去了美国:“我宁可去睡到纽约的大桥下。”最后,昔日的同伴只剩下我和伊柳沙,伊柳沙为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结了婚。在诗人和艺术家走红的时候,妻子还能容忍他的古怪,到了经纪人和会计师走俏时,妻子就离他而去了。他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只要上街就立即发作,害怕得浑身发抖。所以他只能坐在家里边,当父母的大孩子。他仍在写诗,那是灵魂的呐喊。青春期的我们,听同一种录音带,读同一种苏联的小册子,骑同一种自行车……就是在那样的生活中,我们大家都十分简单:同样的时间穿同样的鞋子、同样的上衣、同样的裙子。我们被培养得就像斯巴达的年轻战士,只要祖国一声令下,我们立刻整装上阵。

那时候有个什么军人节,整个幼儿园的小朋友都被带到少先队英雄卡泽伊·马拉特[卡泽伊·马拉特·伊万诺维奇(1929—1944),苏联少先队队员,苏德战争中的游击队员,苏联英雄。执行任务时被法西斯匪徒发现,他不愿被俘,拉响手榴弹牺牲。——编者注]纪念碑前:“看,孩子们,”老师对我们说,“这个少年英雄拉响了自己身上的手榴弹,炸死了很多法西斯。等你们长大以后,也应该这样做。”我们也要拉开自己身上的手榴弹?我记不住原话了……妈妈说,那天夜里我大哭起来:我要去牺牲,我应该一个人躺在什么地方,没有妈妈和爸爸……但是我一哭起来,就做不成英雄了,我病倒了。

上小学的时候,我已经有梦想了,就是加入少先队,到市中心的“永恒之火”[“永恒火炬”,克里姆林宫墙外的无名战士纪念公墓。——译者注]前站岗。只有优秀学生才能被选到那里,他们会得到定制的军大衣、军帽,还发军用手套。能够到那里去,不是一种工作,而是一种巨大的骄傲。在我们那个时候,已经有人听西方音乐,追求牛仔裤了……那是二十世纪的象征,就像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一样。我的第一条牛仔裤是“蒙大拿”商标的,很有型!但是夜里我还是梦到自己带着手榴弹冲向敌人……

奶奶去世后,爷爷就搬到我们家来住,他是一个中校军官,有很多勋章和奖章。我总是缠着他:“为什么给你这个勋章啊?”“为了敖德萨保卫战。”“你立了什么战功啊?”“保卫了敖德萨。”他总是说得很简单,我为此对爷爷很不满。“爷爷,你应该记住你做过什么光荣高尚的事情啊。”“你要是想了解这个,不要找我。去图书馆找一本书读一读。”我的爷爷水平很高,我和他有一种化学反应般的互相吸引。他在4月去世了,本来他希望活到5月,活到胜利日的。

……十六岁那年,按照规定,我要到兵役委员那里报到。“你想参加什么部队?”我对兵役委员表示,我申请在中学毕业之后去阿富汗。兵役委员只说了两个字:“傻瓜。”可是我一直在准备:玩跳伞,学习自动步枪……我们是苏维埃国家最后一批少先队员,时刻准备着!

我们班有一个男生去了以色列。为此学校召开了全体同学会议,劝他留下:如果你的父母想离开,就让他们离开,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儿童院,你在那里可以一直学习,并留在苏联生活。在我们看来,他就是一个叛徒。他被开除了团籍。第二天全班同学都去集体农场收土豆,他也来了,我们把他赶下了汽车。校长警告全体学生说,谁和他通信,就不能从学校毕业。可是当他离开之后,我们所有人都开始和他友好通信……

改革开始后,连那些老师也对我们说,把我们以前教给你们的东西忘掉吧,去读读报纸,从报纸上学习。中学毕业的历史考试全都改了,不再死背苏共所有的代表大会。虽然在最后一次十月革命游行中,还是给我们分配了标语牌和领袖的照片,可是对于我们来说这已经是一次巴西狂欢节了。

……我还记得人们是怎样拿着装满苏联纸币的口袋跑进空荡荡的商店。那时候我在上大学,丘拜斯在鼓吹兑换券,他许诺说一张兑换券的价值将是两辆伏尔加轿车,结果后来只值两个戈比。疯狂的年代啊!我在地铁分发传单……所有人都梦想一种新生活,日思夜想,梦想货架上堆积如山的香肠,不过要按照苏联时期的价格,政治局委员们也得和普通人一起排队买。香肠是一个基准点,我们俄国人的最爱就是香肠……上帝已死!工厂属于工人!土地属于农民!河流属于海狸!山洞属于狗熊!街头的游行还有人民代表大会的直播收视率,成功地超越了墨西哥电视剧。我学了两门课程就离开了大学,父母觉得很遗憾。别人公开和他们说:你们是可怜的苏联分子,你们那种生活不到一口烟的工夫就消失了。从诺亚方舟开始,你们犯下了所有罪过,现在谁都不需要你们了。你们葬送了一辈子,结果是一场空。这些话令他们颓丧得一蹶不振,毁灭了他们的世界,他们再也不能重新振作了,无法加入急剧的变革。我弟弟下课后去洗车,在地铁里卖口香糖和其他小东西,挣的钱都比父亲多……父亲是一位学者,科学博士!苏联精英!而所有商店里只要出现香肠,大家就全都跑过去。看看价格!资本主义就是这样进入了我们的生活……

后来我当了搬运工。这才是幸福!从一辆装砂糖的货车卸完货,当场就给我们现金,还有一袋袋砂糖。九十年代一口袋砂糖什么价钱啊?货真价实!金钱!金钱!资本主义开始了……一天之内,你可能成为百万富翁,也可能脑门吃一颗枪子。现在大家都在回忆……真是后怕:那时险些发生国内战争,我们已经站在悬崖边了,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这点。我记得街上空空如也,路上没有人。人们不再订阅报纸。伏特加的价格大涨,男人们在院子里大骂戈尔巴乔夫还有他之后的叶利钦,拿起棍子准备打到圣地去!野蛮的不可名状的激动包围着所有的人。空气里弥漫着钱的味道,赚大钱的气息。出现了绝对的自由——既没有政党也没有政府,所有人都想做倒爷,而不能做倒爷的人就嫉妒那些能做到的。有人卖,有人买,有人掩护,有人给别人当后台……我赚到了第一桶金,就和朋友一起去餐馆,叫了马丁尼和钢琴牌伏特加,那时候这是大牌子!只想把酒杯高高举在手中,炫耀一番。我们还抽上了万宝路香烟。一切感觉就像雷马克的小说一样,长期生活在浮华中。新的商店,新的餐厅,用外国生活装饰自己……

我还卖过烤香肠,巨额票子像流水一般进来……

我往亚美尼亚贩伏特加时,一连几星期和几个哥们儿坐在一个闷罐子车厢里,握着斧头和钢钎。如果被人知道我们在运这个,要出人命的!回程运的是毛巾……我还卖儿童玩具……有一次我被抓住了,一整批货都赔了,罚掉了一车的汽水。我本来是要拿汽水去换一车葵花子,然后在榨油厂收油,卖掉一部分,剩下一部分再去换厨具和熨斗……现在我做鲜花生意,我学会了“盐浸”玫瑰。在一个纸盒中铺上淬火的盐,不低于一厘米厚,然后把含苞的花放进去,上面再铺上盐,盖上顶盖,再放进一个不大的包装盒,扎紧。这样处理之后,过一个月,甚至一年后,再取出来用水洗,花都不会败。随时都欢迎来我这儿看看,这是我的名片……

“市场成了我们的大学”……大学的说法很吓人,如果说是生活的小学,那倒是准确的。人们刚来到这里,好像进了博物馆或者图书馆。男孩女孩们从旁边走过,都像僵尸一样,面露疯狂……比如一对情侣停留在卖中国造的脱毛器摊位前,姑娘向小伙子解释除毛是多么多么重要:“你喜欢这个,是吗?你愿意我像谁谁谁一样吧……”她说的那些演员的名字我不记得了,可能叫马琳娜·佛拉基,或者是卡特琳·杰尼夫。无数个这样的盒子罐子,人们把它们带回家作为圣物一样,东西用完后,小罐子也不扔掉,摆在书架或橱柜玻璃门内的显眼的位置上。人们把一批封面光滑闪亮的杂志作为经典作品阅读,极为虔诚地相信:在这个封套里面,在这个封皮的后面,就是美丽的生活。第一间麦当劳开张的时候,等着尝鲜的人排了几公里长,电视还报道了。成熟的知识分子们也搜集麦当劳的小盒子和餐巾纸,放在家中,还骄傲地向客人展示。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的妻子勤劳地打两份工,而他一直保持着清高:“我是诗人,我绝不会去卖钢锅。我讨厌做买卖!”曾几何时我和他还有别人一起到大街上,高喊“要民主!要民主!”但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心里都没有数。不过我们都不愿意去卖锅。可是现在呢?没有选择:要么你就养家糊口,要么你就继续端着苏联分子的理想,或者,或者……没有其他方案。你写诗,你弹吉他唱歌,人们会为你鼓掌,拍着你说:“唱得好,唱啊!”可是你仍然袋中空空。那些离开国家的人呢,他们在国外也卖锅,也送比萨,也在纸盒厂里糊纸盒,他们在外国没有觉得不好意思。

您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其实是在说伊戈尔,在说我们失去的一代,我们是共产主义的孩子,却在过资本主义的生活。我讨厌吉他!我可以把它送给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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