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生死的问题

北野武的小酒馆  作者:北野武

在学生时代

我觉得死是一件特别恐怖的事

有一段时间,我特别怕死,说什么也克服不了这种心态。

从高中到大学的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会思考“死”这个问题。那时的我,可说是活在对死亡的恐惧之中。

细微的声响或什么东西的影子都会令我这个胆小鬼吓出一身冷汗,就像是深更半夜独自行走在墓地里。这次的咳嗽好像不太正常,身上的某个地方长出了一个小小的瘤,诸如此类的小事都会令我忐忑不安,担心起自己会不会是得了癌症。

如果就这么一命呜呼了,那该如何是好?

我每天都在思考着这样的问题。

初中的时候,棒球队里有名队友被一辆土方车轧死了。对我来说,那是第一次在现实中接触到死亡。

在我读大学的时候,京浜东北线发生了一场事故。事故造成了惨重的后果,伤亡人数接近一百五十人,在死亡的乘客中,有我认识的人。

现实中的死亡,对我造成了超强的冲击。

我这么说并不代表我认为死是一件伤心事。

听到别人说谁谁谁死掉了的消息,我的心头只会浮现这样一种想法:“噢,那个家伙死掉啦。”不管谁死了,这个世界都不会发生任何改变。日子一天天地过,今天和昨天没多大区别,只是那个家伙昨天还在,今天就不在了。

棒球队的那名队友也好,我认识的那名乘客也好,到昨天为止分明还是生龙活虎的两个人,可今天无论到哪里都找不到他们了。就像被黑板擦擦掉了,被擦得无影无踪了。仅此而已。

我深切地体会到:死是多么扫兴的一件事。

我明白过来,人死了只意味着不复存在。既没有什么天堂,也没有什么地狱。再就是,死人会非常简单地消失于活人的记忆中。

话说回来,朋友死了,心里肯定会觉得悲伤。但是说到底,心头也只会浮起“哎,他死了啊”,这么单纯的一种想法。

就算再悲伤再悲伤,就算一连三天夜夜流泪到天明,到了第四天泪水也会干掉的。不论你对逝去的故人有多怀念,活着的人都生活在一个与死者毫无关系的世界里。面对如此肃杀的现实,我感觉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哎,他死了啊。”就这么结束了吗?

所以,我特别怕死。但是,我要怎么做才能使自己免于一死呢?我还认识一个人,那天他本该在那辆发生事故的京浜东北线上的,但因什么事耽搁了没乘上,结果反倒捡了一条命。人的生死,谁也控制不了,只是命运的拨弄而已。正因为是命,所以没人知道自己哪天会死。这样的想法令我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要是我现在死了,肯定什么也不会留下。世人很快都会忘记,有个叫北野武的人曾活在这个世上,就像落在地上的一滴雨,会被随后一滴又一滴的雨轻而易举地抹去痕迹。

不是害怕被别人遗忘,而是害怕因为自己的人生空空如也,所以就这么轻易地被别人遗忘了。这样就太可怜了。

我还什么都没做呢。人生的乐趣,我还什么都没享受过呢。虽然我打过棒球,但那不等于我打进了甲子园[甲子园:日本全国中学生棒球大赛的举办地,位于日本兵库县西宫市。]呀。学习也谈不上很好,也不记得自己享受过什么奢侈的生活。既没有开着车子兜过风,更没有开车搭讪过什么女孩子。我不要就这么死了。什么都还没做就这么死了,我不甘心。

在我身上从来没有出现过那种活得有滋有味的感觉。

人死后会变成什么,有没有天堂和地狱,使我感到烦恼的并不是这一类哲学性的问题。我只是害怕,还没有体验到生的快乐,还没有留下任何能证明我没有白活的记忆,就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踪影。

虽然我说生的快乐,但那并非仅指快乐的记忆。哪怕是残酷的、痛苦的经历,只要它能让我品尝到活着的滋味,就算是一种快乐。

因为有这种想法,所以当时的我憧憬着要做一名海洋研究员。

那时正是雅克·库斯托[雅克·库斯托(1910—1997):法国海洋科学家。]名气响当当的年代。当时我羡慕的是海洋科学家这类人,因为他们能乘上像“深海6000号”那样的潜水艇,下潜到水压高达几百个大气压的黑暗海底,对海底火山和在深海里繁衍的细菌进行考察研究。我向往的是那种和现实利益没有半毛钱关系、纯粹为了学问不惜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的活法。因为我觉得如果能过上这样的生活,我就能切实地体会到我真的在这个世界上活过。

如此说来,当时我所害怕的,也许并不是死亡本身,而是无法按照自己的理想活着。我害怕的是那种既沉闷又无聊的生活。

话虽这么说,但当时的我其实并没有想做什么事,想成为怎样的人,或者说想过怎样的生活这类具体的理想。不过,正因为我没有任何具体的理想,所以我反而更加恐惧了。难道我的一生要在连该做什么好都不知道的情况下随波逐流、浑浑噩噩地度过吗?

但是,人生充满了讽刺。

为了克服对死的恐惧,我选择了一条相当于自杀的道路。

此前,我已经谈过许多关于我母亲的事。尽管我无法用片言只语来概括,但不管怎么说她都是一个非常勤劳的女人,而且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者。艺术啦,哲学啦,文学啦,她完全不认可这类东西的价值。对她来说,爱好这类玩意儿就是在浪费人生。

现在回过头去想想,她这种看法其实也是一种人生智慧,甚至是一种可称之为哲学的思想。但是,因为我自懂事起就一直生活在这个家里,所以我无论如何都无法客观地将母亲的这种看法视作是一种思想。

我父亲属于典型的下町区[这里指东京下町区域。相对于山手区(也作上町区)是以工薪族为主的住宅区,下町区留有传统的江户气质,生活气息浓郁,住民主要是商业、手工业者。]里的手工匠。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已经入了说漫才这一行,所以说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时间也不算短了。不过,我从小到大和父亲之间有过什么真正的交流吗?我一次都想不起来。我只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曾带我去江之岛看过大海,但那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父亲是个粉刷匠,每天都在施工现场、小酒馆和家之间做三点一线的往返运动,就像敲图章一般千篇一律。他平时是个胆小如鼠之辈,可每天晚上醉醺醺地回到家后,都会对老妈挥拳头。他每天都认认真真地干活,但我想他挣的那点钱基本上都被他贡献给酒馆了。

因为老爸是这副德行,所以我家的生活全以老妈为中心。日常的吃用开销啦,孩子的升学问题啦,不管什么问题都是老妈说了算。她白天在建筑工地打临工,晚上还在家里接点零碎活,每天都要做到深夜。在那样的年代里,在如此艰苦的生活中,她愣是把三个儿子送入了大学,一个女儿送入了高中。这么说吧,她就是美轮明宏[美轮明宏(1935— ):日本著名歌手、演员,曾创作演唱了诸多名曲。《打夯工之歌》即为其中一首,是他回顾年少时受友人母亲照顾的经历而创作,赞美劳动人民的歌曲。]的《打夯工之歌》的现实版。

老妈为我设计了一条出路:读完理科大学,然后去大型企业就职。 她觉得我不可能有别的出路。而且,老妈的决定在我家里是没有商量余地的。因此,我在考取了明治大学理工学部的时候,脑子里尽想着我就这么太太平平地念完大学,然后去做个循规蹈矩的工薪族。

也就是说,当时的我是被老妈的各种想法所左右的。

尽管如此,我却像一只生下来就待在笼子里的小鸟,从来也没觉得自己有什么不自由,更不会想到自己的人生受到了母亲的束缚。对母亲来说,应该也从来不会去往这方面想。我这样做都是为儿子好,她肯定是这么认为的。

再者说,母亲是怎样含辛茹苦地把我抚养大,让我上了大学,我是再清楚不过了。我也知道,我哥为我牺牲了自己的学业。所以说,除了母亲的决定外还有别的选择,连我自己都不会这么去想。

不过,我现在觉得,当时自己之所以那么怕死,也许归根结底就是因为这个。

因为我被束手束脚地五花大绑着,因为我对自己的人生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所以我体会不到活着的感觉。

而我自己的大脑运作方式,也是相当理科型的。

我到现在还觉得做数学题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每当听到别人说起欧拉定理、非欧几里得几何学什么的,我的心里都会涌起一股莫名的骚动。如果我做了数学家,我的人生又会是怎样的呢?我常常会不由自主地做这样的白日梦。

干起了以前做梦都没想到过的电影导演这一行后,我有时也会瞎琢磨:那也是因为我是一个典型的理科男啊。在写电影台词的时候,我发觉自己就像是在无意识地做因式分解题。

如此说来,我学理科是完全对路的。

只不过,对于大学毕业后登上固定轨道驶向未来这一点,我感觉不到有什么魅力。

我读大四是在1970年。从1960年到1970年,正是大学里的学生运动[此处指学生反对缔结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简称安保条约)的运动。]搞得如火如荼的时期,运动的起因是安保问题。当时,各所大学都遭到了封锁,授课基本处于停顿状态。只要你交毕业论文,学校就会给你发一张毕业证书,当时是这样的一个时代。

而日本社会呢,当时正处于经济飞速发展期,音乐、戏剧之类的文化演出开始大量涌现。于是乎,我基本上不去学校,取而代之的是整天流连在新宿一带的爵士乐茶室里。

说到在爵士乐茶室里聊的那些话题,当时最时髦的是存在主义、萨特和波伏娃,另外还有科林·威尔逊[科林·威尔逊(1931—2013):英国高产、畅销作家,共有著作一百多部,代表作为《旁观者》。],在当时也有很高的人气。我记得当时我的书包里也有一本书,是《次郎物语》[《次郎物语》:日本作家下村湖人(1884—1955)的长篇成长小说。],但我没好意思拿出来。

对于一个理工学部机械系的大学生而言,存在主义什么的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但这反而激起了我的向往。再说了,最关键的是,谈谈文学和哲学,聊聊学生运动,可以搭讪到大把的女孩子。要说我能够顺顺利利聊下来的话题,那无非是本田汽车的引擎如何如何之类,而这样的话题女生是一点不感兴趣的。说出来很可怜的,我对自己的未来缺乏信心,可能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另外,成为大学生后,我对这个社会的构造有了一些朦朦胧胧的认识,也明白了接下来如果想事业有成的话,就该想办法进入官僚阶层,还明白了如果就职于制造业,那今后的收入就堪忧了。

如果要跻身官僚阶层,就必须通过高级国家公务员考试。如果自己大学毕业后,在某家企业里做个工程师什么的,那顶多也就混到个二把手的位置。这样的未来有多大前途呢?我意识到了现实的残酷。

当时,还有不少人气剧团(如“状况剧场”[状况剧场:由日本大演出家唐十郎率领的先锋实验剧团。与寺山修司的天井栈敷、铃木忠志的早稻田小剧场、佐藤信的黑帐篷共同被称为“地下先锋四天王”。]“天井栈敷”[天井栈敷:由寺山修司与横尾忠则等人共同创立的实验剧团。]之类)里的演员也会经常光顾爵士乐茶室。这帮家伙都是热情洋溢之人,几杯老酒下肚后会为了不同的戏剧观争得面红耳赤,有时甚至还上演全武行。

在文化人的世界里,干活从来都不是为了维持生计,但他们居然还会上演这么轰轰烈烈、你死我活的戏码,这对我来说实在算是新鲜事。

当时的我只知道下町区的生活,只见过与战后的价值观保持一致的、为了谋生而玩命工作的成年人,看到这样的场面后,就感觉自己进入了高一个档次的世界。那是因为这个世界有一种令我目眩的文化气息。母亲在战后对我长期灌输的价值观是:理工科大学毕业后,到大企业去就职,这是一条人生的成功之路。但当我在爵士乐茶室里闲荡时,每每会觉得这样的想法实在太老土、太落伍了。

这么说听上去很潇洒,但充其量不过是经常去茶室晃晃,去做一些不那么光明正大的临工,去搓搓麻将赌赌钱,用赌来的钱去买醉,就这么点破事而已。

所以我觉得,生活在那个时代里的人,总是低着头走路的。

总是低着头,总是贪生怕死。

对文学、戏剧什么的,我充满了向往。但是,我不觉得自己能够胜任这种行业。那我到底应该做什么呢?我会不会这辈子都找不到答案,就这么翘辫子了呢?当时我脑子里尽是这样的想法。

那天,我像平时一样朝着歌舞伎町的爵士乐茶室走去,脑子里还在想着……

现在的新宿ALTA[新宿ALTA:位于新宿站东出口前的一幢时尚百货大楼。一、二楼多作为举办活动、人们约见会合的场所。七楼曾经作为电视节目录制室,现在原址上修建了多功能剧场ALTA THEATRE。],以前是一家叫作“二幸”的食品店,有点像现在的大型超市的前身。我从新宿站的东出口出来,穿过“二幸”前面的人行横道,当时我走路的样子肯定也和平时一样:弓着背、低着头,往前走。

只不过,那天我脑子里的思路和平时方向不同。

突然之间,我有了一个荒唐透顶的想法:“对呀,我应该退学。”

我记不清自己的这种想法是打哪儿来的。就像万里无云的天空里突然划过一道闪电,这个想法就这么突然间闪现在了我的脑海里。当时我的感觉就像是,站在高楼上准备跳下去自杀。

我的思绪仿佛晃晃悠悠地飘到了天上,就像被毒蛇凝视着的一只青蛙,我陶醉在“自杀”这种甜美的想法里。

我很清楚母亲为了能让我上大学付出了多少心血。我也清楚,都已经念到了大四,如果这时提出退学,会给母亲造成多大的打击。

这样做,就意味着抛弃了把我抚养成人的母亲。对母亲来说,哪怕是突然听到我猝死的消息,估计也不会比这个更惊讶了吧。对我自己来说也差不多,如果我不是在心里打定主意自己已经是个死人,这样的话我是绝说不出口的。所以说,我这里说的自杀不是什么文字游戏,对我而言,它就等同于真正的自杀。虽然等同于自杀,但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这是唯一明确的答案。

就这样,我下定决心要退学。

那时候,我一边走在横道线上,一边抬头望着新宿的天空,湛蓝的天空一片晴朗,就像我以前从没见过、今后再无缘见到的那样。我感觉眼前的景物全都清澈澄明,就像一阵劲风吹散了此前一直盘旋在我头顶上的那团乌云。

至少在那一刻,我对死的恐惧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听说在狼或狐狸之类的动物世界里,母亲一旦完成育儿,就会把自己的孩子赶出巢穴,而且那架势简直就像在和想要侵入地盘的敌人交战一般。在这之前,母亲会精心地照料孩子,就像孩子的生命比自己的更宝贵。可是在那一刻,母亲甚至会撕咬自己的孩子。

我不知道母狼或母狐狸这么做是否是出于对孩子的爱。如果从人类感情的角度来考虑,那就是为了让孩子能够独立地走上社会,而狠下心来这么做。但真相也许没那么复杂,也许只是母狼或母狐狸在某个阶段打开了身体里的某个本能开关,然后在脑子里自动生成了将自己的孩子视作敌人的程序。

如果理查德·道金斯[理查德·道金斯(1941— ):英国生物学家,动物行为学家和科普作家。其名著《自私的基因》广受称誉。]的“所有生物都是基因的交通工具”说的没错,那么与其依赖于母爱这种不确定的感情,还不如建立一套本能的机制,这样反倒能够确保育儿的成功。因为用这种方法,遗传基因的存活概率会大许多。

不过,对于狼崽子或小狐狸来说,不管真相是哪一种,其差别都不大。因为不管哪一种,其结果都是到昨天为止还在这个危机四伏的自然界里保护它们的母亲,今天却成了最凶狠的敌人向它们扑来。它们的心里,一定会感到一种被全世界拒之门外的惊恐。然后,它们会明白一个道理:要活下去只有靠自己。

遗憾的是,在人类的育儿过程中,这样的程序已经退化掉了。即便如此,古人还是有行冠礼的仪式的,虽说现在也有取代它的成人礼,但谁都知道它没有任何用场。

回头说我自己吧,我觉得,要不是在那个阶段对死亡那么恐惧,我是不会做出那种决定的。那样的话,也许我这辈子都飞不出我的鸟笼,这辈子都行走在母亲为我铺设好的轨道上。我觉得,青春期的孩子所感受到的死亡恐惧,也许就是他独立成人的本能开关。至少,我的情况正是这样。

从根本上说,如果我就这样走在母亲为我设计好的人生道路上,其结果也不一定就是不幸呀。只不过,这样的话这世上就会少了一个叫作北野武的艺人,只有这一点是明确无误的。不过,这是题外话了。

物体的运动越激烈

摩擦力也就越大

我当时想去浅草,是因为我渴望演戏。渴望归渴望,但演戏这事以前跟我是完全沾不上边的。不过,我自认为打小时候起就非常熟悉漫才这门艺术。简而言之,当时的我就是脑子进水了。

另外,我觉得浅草的剧场很适合我这种等同于自杀的冲动行为。即便在离开了母亲的荫护后,最后的结局是穷困潦倒地客死他乡,只要能做个浅草的艺人,那死得也风光啊。如果要作为一个艺人落魄而死,那就没有比浅草更合适的地方了。

之后发生的事,我会在后面再写,现在先说结果。结果是我运气不错,非但没有落魄而死,反而可以靠卖艺混口饭吃了。而且还挣到了小时候连做梦也想不到的大钱,还在社会上有了一定的知名度。我甚至还干起了电影导演这行,算起来到目前为止(到2007年)已经拍摄了十三部电影。说起来真是难为情,有时我去欧洲或美国,那里的人甚至会称呼我为“大师”。

我算是克服了学生时代感觉到的那种恐惧,那种对还没有感受到生的快乐就死掉的恐惧吗?我算克服了吗,如此暧昧的写法正反映出我到现在还对这个问题没有把握啊。

我不是想说无论我做了怎样了不起的事,我都感受不到生的快乐。恰恰相反,我觉得不论我过什么样的生活,对这个问题的答案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如果我没有投身演艺事业,只过着平凡的人生,结婚生子,默默无闻地活着,默默无闻地死去,说不定会活得更轻松些呢。

为什么这么说?当然是因为我现在的日子过得相当辛苦啦。

作为艺人,作为电影导演,作为TWO BEAT[TWO BEAT:1972年成立的日本漫才组合,成员为Beat Takeshi(北野武)和Beat Kiyoshi(兼子二郎)。]的Beat Takeshi,作为北野武本人,我对自己现在的人生真的感觉到累了。

物体的运动越激烈,其摩擦力也就越大。这句话也适用于人,如果你做很激烈的运动,就会感觉到热。在旁人的眼里,你是颗熠熠生辉的明星,他们肯定对你羡慕得要死。但是,熠熠生辉的你却觉得酷热难当。

就说天上的星星吧,从远隔数千光年的地球望过去,也是个美丽光辉的形象。

“多美啊,要是我能像那颗星星一般闪闪发光就好了。”仰望星空的人或许会这么说,但那颗星星却在那里痛苦不堪。要知道,它正以几亿度的热量在燃烧啊。而且,它必须一直这么光辉下去,直至热量全部燃尽。

这可不是吹的,是真的辛苦啊。

我不是在说什么漂亮话。我是在换位思考,我真觉得它们够辛苦的。不过呢,我也不是在说什么泄气话,我只是觉得不用那么辛苦,应该也能够感受到生的快乐的。

认认真真、勤勤恳恳地工作,爱护家人,抚养小孩,即便只做这点事,也能够充分获得人生的满足感。成了个名人呀,拍了部好电影呀,由此获得的满足感和一般的满足感其实也没多大区别,到了我这个年龄对此就知道得一清二楚了。

话虽这么说,但你这个家伙到底想选择哪种人生呢?

如果您这么问,我会这样回答:虽然辛苦,我还是会选择那种滚烫的人生。

即便是有机会让我的人生重新来过,我想我还是会选择那种会以几亿度的高温飞速燃烧的人生。

那场车祸是我人生的转折点

从此我对活着失去了兴趣

我的脸和脑袋里,植入了大量的钛合金。

看我头部的X光片和CT扫描的图像,会看见这种金属物件的影子零星地散布在各处。上次,有个医生看了我的片子后,笑嘻嘻地对我说:“看上去就像芝麻薄饼啊。”医生问我要不要取出来,我说就让它去吧。

钛合金对人体又没什么坏处,再说了,要我再动一次手术我是说什么也不干了。

当时,《体育报》[《体育报》:日本一家以发行体育赛事为主,同时会刊登许多娱乐记事的报纸。]还登了一篇标题为《北野武半身不遂了吗?》的文章。光阴似箭,离那场小型摩托车祸已过去了十余载。

说留下了什么后遗症未免有点夸张,但是像塑料薄膜或石油制品发出的那种臭味,一直在猛烈地刺激着我的鼻腔深处。我以为自己是得了花粉症,但同时还伴有剧烈的头痛与恶心感。我实在受不了了,就去医院里看了医生。医生说什么“也许是大脑里的嗅觉神经搭错了地方吧”,听得我寒毛直竖。吃药后这些症状消失了,之后也没有复发过,所以我大脑里的线路还是原来的样子。因此,我的嗅觉神经有可能搭在和正常人不一样的地方。

还有一点,这个和后遗症略有不同,就是以那场车祸为转折点,从此我对活着失去了兴趣。

若说那场车祸本身,那真是傻到一定境界了。

某家写真周刊[写真周刊:日本的八卦杂志。]上登出了一张照片,偷拍到我常去一家风月场所。于是我在一怒之下买了一辆摩托。因为我想,开汽车容易被偷拍,如果是骑自行车或摩托车就没那么容易了。那天大概也是我喝醉后想到哪家店去吧。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只记得自己骑上了摩托车,之后发生的事就完全不记得了。

等到我恢复了意识,发觉自己已经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浑身上下还插满了打点滴的管子。听别人说是反向车道上的一个开出租车的司机发现了我,然后为我叫了救护车。后来我出院,专门去感谢了那位司机。

我好像是倒在了路边的街灯下面。孤零零的一盏路灯的圆形光圈,如聚光灯一般照在了我鲜血淋淋的身上。那里刚巧是一条黑黝黝的弯道,如果我不是倒在那个地方,那肯定会被后面的汽车轧死了。我的脸被撞得不成人样,直到被送到医院,护士看了我的驾照,才知道我就是北野武。我能够捡回这条命,全凭了细如发丝一般的运气。

我的伤势非常严重,一开始连医生都觉得我没救了。听到消息后,赶来医院的朋友们都以为我这次在劫难逃,还为我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院方为了救我的命,专门组织了专家会诊,随后马上进行了手术抢救。术后过了一两天,我才恢复了意识。从我跨上摩托到那时的记忆,就像被剪辑师一刀切掉了似的。医生说那条记忆的断层看来是无法修复了。尽管如此,这还算运气好的。因为弄不好,可能从小时候起的记忆都会完全丧失掉。

脸上伤痕累累,完全破了相。为了复原塌陷的面骨,一根根钛合金的棒子从我的右半边脸穿透至左半边脸,看上去就像从弗兰肯斯坦[弗兰肯斯坦:英国作家玛丽·雪莱(1797—1851)创作于1818年的同名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中的主人公。]的头颈里戳出来一根根钢钉。艺人的工作是要抛头露面的,因此就算我有了自杀的念头也没什么不可思议的。但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情一点都不沮丧;非但如此,我的精神在车祸后甚至可说是比之前更饱满了。

由于我的下巴被铁板固定住了,所以吃饭只能靠打点滴或灌流汁。肚子饿得没办法,一边嘀咕着“这也太傻了”,一边打电话到寿司店叫了外卖。老婆赶紧制止我说:“你的嘴巴张不开的。”我用一句“你懂个屁”把她顶了回去,然后张嘴就要吃寿司,可是一阵剧痛差点让我昏了过去。我还经常半夜里溜出去散步,每每遭到护士们的叱责。

在拔除从右脸横穿左脸的器械时,我能感觉到金属棒在鼻子底下一点一点地挪出去,同时还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那声音就像金属棒把我的脑汁也一并带了出来。我说了句:“我现在完全理解了关东煮的心情。”医生怒叱道:“别说蠢话!”

不是说挨了骂就万事大吉了,不过在拔掉了金属棒后,我脸上只贴了几张黏糊糊的护创膏就算完事了。术后没有留下任何疤痕。原先一塌糊涂的脸上,也几乎没有留下任何伤疤。这当然多亏了先进的医疗技术,但也显示出院方组织会诊的那些专家们的精湛医技。

我多半是个对痛感非常迟钝的人,不管有多疼,我都不会感觉很疼。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在住院期间一次都没感到过疼。但是,我的身体一旦感觉到剧痛,嘴里就会发出“哈、哈、哈”的急促呼吸声。据说,按拉马兹法[拉马兹法:拉马兹无痛分娩法的简称。]分娩的孕妇,会被授以这种呼吸法,但这种方法其实不用教,因为身体会自然地做出这样的反应。“哈、哈、哈”这种急促的呼吸,是我们的身体对疼痛的本能反应,通过这种方法来减轻一点疼痛。每当遭受剧痛发出“哈、哈、哈”的呼吸声时,我都会感觉到“人类真了不起啊,无论遭遇怎样的状况,总会千方百计地保住性命”,并会为自己的这种想法莫名地感动。

住院后的第五十六天,我终于又能在电视里出镜了。看过那场记者见面会的人可能还记得,虽说我又出镜了,但我的那张脸出现了严重的左右不对称,左半边几乎完全瘫痪,就连眼珠都不能转动,左眼与右眼无法对焦,看东西都有叠影,还有强烈的头痛。

这种状态还要举行记者见面会,当然也有尽快为自己给各方面造成的麻烦表示歉意的意思,不过还有更深的一层意思,那就是我想让世人尽快看见我这张歪歪扭扭的脸。

怎么样,你们好好瞧瞧,我变成这副模样了。

我这样做一点也没有挑衅的意思,只是想在被狗仔们偷拍到之前,大大方方地主动将自己展示在人前。

反正,我就这样死里逃生了。无论怎么想,我都觉得自己能保住小命只是靠了运气。于是,在不知不觉间,我丧失了对活下去的执着。

话虽这么说,但这不等于说我觉得活着没意思、我想死。我也不会因为这条命像是赚回来的而胡作非为。

对于这次的大难不死,我觉得自己应该感到由衷的感谢。对于我被抢救过来的生命,我应该好好珍惜、好好活着。自那次车祸后,我再也不骑摩托、也不开车了。连积习已久的吸烟习惯,也因为觉得气喘而戒了。接下来顺便把酒也戒了的话就更好了,但我转念一想,如果做得那么彻底,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因此我并未完全戒酒。有首歌里这么唱:“以前有这样一个傻瓜,他不抽烟、不喝酒,也不要女人,只是一个劲地干活,就这样活到了一百岁。”要我过这样的生活,还不如让我去死。

不过,和过去相比,我喝酒的量是大大地减少了。生命诚可贵,为了下一部电影,我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努力。

但是,我一点也没有要像这样努力地活下去的念头。那场车祸使我领悟到,命运这种东西不是自己的力量可以左右的。不论什么样的命运在前面等着你,你都只能默默接受。

因此,如果被告知你的生命只剩下最后一个礼拜了,你也只会想“噢,是吧”,你的生活还是一切照旧,每天晚上还是正常地喝老酒。也不会有这种想法:反正明天就要死了,我今天就索性多喝一点。该喝酒的时候就喝酒,喝的量不多不少和平时一个样,该睡觉的时候就睡觉,该死的时候就死,仅此而已。

我不想说什么漂亮话,比如“我随时随地都做好了赴死的准备”之类。

我只是产生了随便什么时候死都可以的那种淡然的心情。从这个角度来看,只能说我对活着已经没什么兴趣了。

人只要活到六十岁,去世前就必定有各种日常事务、各种累积起来的杂七杂八的事情要处理。欠人情的想要还掉人情,受人恩惠的也想要报恩。你可能会说,想报恩的话马上报掉不就好了吗?可我觉得有些恩还是死后再报更好。

因此我觉得,如果可能的话,在定好我的死期后,最好能提前三天通知我。只要有三天时间,我就能把一切都处理好,这样在我死的时候就不会给任何人造成麻烦。说实话,这样我就能死得从容一点,也就是说在死前基本上做好了准备。

医生威胁我说,必须在2006年的夏季之前去医院接受复诊。再加上我突然间开始大量流鼻血,我的身体似乎很差劲。而且,我还感觉自己拍电影的工作可以告一段落了。虽然事后想想,当时的这种感觉完全不靠谱。

“我大概来日无多了吧?”当时的我尽想这种不吉利的事情。

这十二年的时间

难道是我在病房里做的一个梦吗

虽然对活着失去了兴趣,但我精神层面的恐惧感并没有消失。

尽管离那场车祸已过去了十二年,但我对精神上的恐惧依然束手无策。我到现在还会时不时地突然想起当时的画面,过度的惊恐依然会令我毛骨悚然。

这种恐惧会在我夜晚入睡的时候向我袭来。

如果明天早晨,我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还躺在医院里,那该如何是好?

我的重伤得到了奇迹般的康复,也许这只是一个梦,一下子睁开眼睛后,发觉自己在这十二年里其实一直在医院里打点滴,一直以植物人的状态活着,这种可能性也不是没有。这不是我在病房里做的一个梦吗?

每当我在外面过夜的时候,早晨睁开眼睛来,看着全然陌生的房间,我还是会觉得惊慌失措。这不是我的房间。这里是哪儿?迷迷糊糊的大脑开始转动,同时一种恐惧感也会在心头浮起,最后脑子里肯定会产生这样一个想法:“这里会不会是医院啊?”

不过,那间病房里没有悬挂这样的日历,也没有这么漂亮的百叶窗。就这样想啊想的,意识终于清醒过来,回想起了昨晚发生的事情。然后,从心底里吐出一口放下心来的叹息。

这种恐惧感到现在还没有消失。喝醉了酒,意识渐趋模糊的时候,这种没来由的想象就会袭来。

我感觉,这个跟我对那天晚上跨上摩托后发生的事丧失记忆有关系。就像镜头过度跳跃的电影,完全看不出来龙去脉。睁开眼睛后发现自己被绑在病床上,这样的经历给我造成了精神创伤。虽然不想说“心灵遭到了创伤”这样做作的话,但我觉得这种创伤可能到死都不会离我而去了。

我不记得车祸的任何具体情况,但有时我的脑海里会浮现一些摇摇晃晃的奇怪影像,就像电影里的闪回镜头。

比方说,当我乘在车上的时候。我会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小心,左边有车子过来了。”司机会不可思议地回答说:“唉,什么也没有嘛。”然后,我会说:“噢,是嘛。不过,刚才你没看见吗?”

人家是专职司机,我其实根本没必要管他怎样开车,可我就是没法放心地坐在车子里。更奇怪的是,我对前方的车辆毫不在意,只在意旁边的车子,我会一直盯着旁边看。我会嚷嚷着“哦,旁边有行人”、“旁边有自行车过来了”什么的。司机每次都会说“我知道的”,而我则会不好意思地嘟哝一句“噢,是吗,你知道呀”。

我知道自己这样说司机肯定会嫌我啰唆,可我就是定不下心来,我拿自己毫无办法。

从这个角度说,我大概依然怕死吧。

我觉得自己害怕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在死前会感受到的疼痛和痛苦。

即便在精神上不觉得恐惧,肉体也会本能地想要逃离险境。每当感觉到剧烈的疼痛,人的呼吸就会自然地变粗。就像有什么东西向自己飞来时,我们的身体会自然地蜷缩起来。万一真到了死到临头的时刻,我的身体会不会任性地垂死挣扎呢?要是出现了那样的情况,感觉也蛮恐怖的哦。

三岛由纪夫先生曾做过健美、剑道、拳击等各项运动,不过,据说他的动作总像是提线木偶,显得僵硬笨拙。我觉得,三岛先生肯定清楚自己的这个弱点。也就是说,自己缺乏运动神经这点。

这个弱点一定给他的审美意识造成了沉痛的打击。与用头脑思考相比,他更尊崇用身体行动,所以我想这项弱点应该会使他产生自卑感吧。或许是我胡思乱想,但他的自杀会不会也和这个有点关系呢?当然啰,他的政治主张是另一回事。就是说,他的自杀说不定也含有精神报复肉体的意思。

在任何情况下,人类的身体都会把维持生命作为首要任务。

所谓自杀,也就是用精神来压倒求生的本能。身体运动受控于精神,这一点发展到极致,就是用大脑来消灭身体。三岛先生的自杀应该就是这么回事。精神压倒了求生的本能,使身体接受了“去死吧”这一终极命令。

而我的情况和三岛先生正相反,不论我的大脑对死有多么认可,我的身体就是不同意,就是要求生。我的运动神经又比较发达,所以就难上加难了。而且,因为我还是个胆小鬼,每到关键时刻脑子里就会一片空白,就会干出离谱的事。想想到了临终的时刻,如果我还是这副德行的话,那就有点麻烦啦。

如果临终的时候感觉不到丝毫的疼痛与痛苦,就这么爽爽气气地走掉了,那该多好啊。但我不知道到时候能不能这样。如果我坐的飞机遭到了劫持,如果劫机犯用手枪顶住我的脑门,我肯定会不顾三七二十一地迎上去,凭着条件反射的本能反应,伸手就去抓枪,那有多恐怖啊。我可不想在死的时候这么慌里慌张地做蠢事……

如果是猝死,就没时间去感觉痛苦或恐怖什么的了。我们的手在碰到烫的东西时会马上缩回来,但即使这样手也可能已经被烫伤,那是因为把这种刺激传递到神经的速度较慢。

我听说,皮肤感觉到的热量传到神经,最后传到大脑的速度顶多只有音速的三分之一。如果是光速的话,那我们的手应该会在被烫伤前就缩回来了。

不过,无论一个人的运动神经有多么发达,这种传递速度都有极限值。

如此说来,如果是猝死的话,那么在我们的大脑感受到什么之前,我们的身体就已经咯噔一记翘掉了,肯定不会有任何感觉。

乘飞机的时候我也在想,如果死是这样的话,那就没什么好害怕了。我总是思考这种问题,表明我对死相当在意。

我在拍摄电影《双面北野武》时也想到,这个电影名字也可以读作“北野武之死”[北野武之死:此处为文字游戏。该电影原名《TAKESHIS’》,可拆成两部分:TAKE是北野武,SHIS是死。]。如果这部电影成为我的遗作,那就漂亮了。这是不是就是我的命呀?

按照这个思路想下去,我觉得发生在我身上的各种偶然其实并非偶然。每当我不经意地瞄一眼数字式闹钟,看见的数字总是很整齐划一,11点11分、2点22分、3点33分之类。每次看闹钟都是这样。扳扳手指头,这样的数字在一分钟的时间内是不会发生变化的,因此从概率上来说也并非十分特别。但即便如此,我还是对这种事情非常在意。

我一方面思考着,在我临终的时候要摆出一副淡定的姿态,但另一方面,我又是怎么对自己有利就怎么考虑的一个人。

如果从客观的角度审视自己,如果把活着看成是一场表演,那么最理想的死法就是在我恰好拍完一部电影后死掉。但是,电影这种东西,你一旦拍完了,接下来看到的就全是缺点。对自己拍的电影,我从来不会感到满意。反过来说,如果我哪天感到满意了,那我就不会继续拍电影了。

所以嘛,虽然我嘴上说什么对活着失去了兴趣,但是一旦死神真的来到我面前,我觉得自己很可能会说出这样的话来——“让我再拍一部电影好吗?”

人一上了岁数,就会变得厚皮老脸。

死后会怎样

死后就知道答案了

我不知道人类在这个地球上存在了几百万年,但我知道没有一个人是长生不死的。是人都要死的。

人生的终极目标就是死。如果说这是一场竞争,那么谁先达到目标谁就赢了。

如此说来,赢家就是早死的人。

就连释迦牟尼不也说过,活着就是受苦。照这么说,一生下来就死掉的人可算是最幸福的人了。因为他无须经历人生的苦难。

所以说,人不是越长寿越好。

万事万物,根据你立场的改变,你的看法及它们对你的意义都会发生相应的改变。

我在某本书里看到过下面这则故事。在某座山的山脚下,有祖孙二人在那里养小斑鸠,在那座山的另一边,有另外一对祖孙在养雏鹰。后来小斑鸠和雏鹰都长大了,都学会了飞。某一天,它们都被放飞到空中。之后呢,那只鹰把斑鸠给吃掉了。在大山的这一边,祖孙俩因为辛辛苦苦养的斑鸠被吃了而痛哭流涕,而在那一边的祖孙俩却欢天喜地的,因为那只鹰第一次学会了捕猎。明明是同一个现象,而在山的这边和那边,人们的态度却截然相反。

说起来不可思议,但人生的悲欢离合说到底就是这么回事。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任何事情,原本都是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

而把喜悦或悲哀的色彩添加上去的,是人的行为。

最近总是听到小孩子被欺负、被排斥、被孤立,然后自杀了的事情。

我们先不说欺负怎么怎么的,被排斥被孤立后就活不下去,我觉得最近这样的孩子越来越多了。也就是说,孩子们觉得,自己是某个集体里的一员,这事要比生死来得更为重要。

而大人们也从来不会教育他们说,一个人即便没有朋友也照样活得下去。

讲究人性、重视个性是现代社会的特征,说是这么说,但现实却恰恰相反。在现实中,个人埋没于社会,个人的生命也沦落为社会这个巨大机械上的一个小零件。而且,这个小零件可以被无数其他的零件取代。正因为如此,所以要反过来强调个人主义,会不会是这个道理呢?我觉得,在个人自由遭到极度限制的战争中,个人意识反而会突显出来。

战争结束了,人自由了。

但是,自由了的人对自由了的自己却感到极度的不适。“随便什么事你都可以自由地去做”,听到这样的话反而不知道该做什么好了。所以,想找个领导,不论是谁都好,然后跟在他后面做事,想削尖了脑袋混入某个朋友圈。

因此,自己究竟是谁、去寻找真我什么的,成了现在年轻人的主题。难怪骗人的算命先生会拼命拍你的马屁,说你会成为如何如何的一个人。就好像,如果没人告诉你“你是何许何许人”,你就不知道自己姓甚名谁似的。

年轻人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不断地被一些歪理连篇的宗教呀教主什么的欺骗;口吐“没有用钱买不到的东西”之类庸俗之语的守财奴会变成年轻人眼里的英雄;小孩子会选择自杀,等等等等。这些在根本上都是同样的问题。

基本上,在当今社会里,人生是什么呀、人活着有什么意义呀之类的话是说得过多了。于是,年轻人就强迫性地对这些话题产生了观念。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说这种话的大人不好。本来嘛,连他们自己也绝对没弄清楚生与死的意义呀。

是不是真的有天堂和地狱,上帝是不是真实存在,从来也没人证实过。在如此混沌不清的状况下,要让你去寻找什么生的意义,谁都会觉得疑惑不解。仅靠自己的能力就能摆脱这种疑惑的人,简直是凤毛麟角。

当今社会,人们会成立专门的项目组去研究如何把人类送上火星之类的事情,但我觉得与其研究这些鸡毛蒜皮,还不如把人类的智慧全部集中起来去研究生与死的意义呢 。 把这些项目组的经费拿出来,让全世界的学者共同研究这一问题,说不定哪天就能找到答案了。

宗教这种东西之所以会产生,也是因为人类不知道这一问题的答案而已。

如果没人觉得死是一件恐怖的事,宗教就会失去其存在的价值。人们为什么要依赖宗教,最大的理由就是对死的恐惧。因为没人知道人死后会进入怎样的一个世界,所以才会去相信告诉人们死后会如何如何的宗教。然后,天堂与地狱的概念也就应运而生了。

听我这么说,肯定会有人说“那你是个不信教的人啰”。

说实话,我确实不信,但我也没有全盘否定宗教的意思。我只是觉得,通过布施、捐献什么的就可以进天堂,完全是人编出来的无稽之谈。我不是说所有的宗教都是这副德行,但过去确实有靠这样的说辞来大发横财的。

但是,在我们懂事之前,心里就已经被烙上了天堂和地狱是有的、上帝这种概念。在我们考虑信仰或不信仰基督教、佛教什么的之前,已经从身边的大人的嘴里获得了这样的概念。

在我们思考、讨论有没有上帝的时候,其实已经把上帝的存在作为前提了。除了上帝以外,难道就没有别的说法了吗?但是还真没有别的说法,要把上帝这种概念从我们的大脑里赶出去,基本上属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只要这种说法存在于我们的大脑,那么即便我们不完全信教,在我们心底的某个地方也一定会留有“你不能说上帝是绝对不存在的”这样的想法。

确切地说,基督教所谓的上帝对我来说是个比较陌生的概念。

以前的日本人常说“人在做,天在看”。还是这种说法更合我意。你想做什么是你的自由,但老天爷随时都在那里看着,我觉得这样,从人和上帝的关系的角度来说,是最为理想的一种距离。

再者说,不论你是否相信上帝的存在,等你死后就知道确切答案了。

人死后会怎样?谁都不知道。

也听别人说起过“我见过死后的世界”之类的话,但其实那不是真正的死亡,只不过是无限接近于死的一种状态。一个人如果真的死了,那么他在肉体被消灭后,就再也不会返回人间了。

总之,真实情况是,对“死后会怎样”有过实际体验的人是一个都没有的。

但是,无论是谁临了都是要死的。死是恐怖的,但换个角度说,死也是有趣的。至少,死了就知道“死后会怎样”这个问题的答案了。

确切地说,应该是有可能知道吧。

因为,死后也有可能什么都不知道了。人死后,回到了七零八落的元素状态,别说什么知道不知道了,可能连存在本身都消失了,这样的看法也是有的。

对无论什么事都想寻求答案的理科男来说,这样的结局应该算最可怜了。“结局就是没有答案”,这样的回答也许没错,但我希望不要这样。

不过,虽然这样的结局很可怜,但我还是觉得这种可能性最大。

这么说吧,从理科的角度考虑,这个结局就是回到了虚无的、元素的状态。如果说,人的意识说到底也是由物质构成的,那么当人死后变成七零八落的元素时,意识也就不存在了。

我不相信恐山[恐山:位于日本青森县,下北半岛中央部的外轮山。日本灵场之一。]的巫婆能够把亡灵唤回人间这样的传闻。幽灵呀鬼魂什么的,应该都是人类想象的产物。

原则上我就是这么考虑的。但是,我的信心也并非那么坚定。在心里的某个角落,我还会不时地冒出“说不定怎么怎么的”那种想法。

我看了一本高端物理学方面的书,书里提到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原理时,写了这么一句话:“一切事物皆为振动。”如此说来,人的思考也是振动,灵魂也一样,是我们的肉眼看不见的一种振动,照这个思路考虑下去的话……

地球每时每刻都在向宇宙空间释放电波,所以有人说地球是最喜欢嚼舌头的一个星球。这种电波就是振动,不是物质。非物质的东西,在这个宇宙中确实存在啊。如果是这样,那么在作为物质的肉体消亡后,人的灵魂会不会以这种振动的状态存在呢?

如果你说这话是无稽之谈,那我也无话可说。

但是,至少来说,死亡就是一种赌博,让我们来赌一把这种荒诞无稽的想法是对还是错、人死后是有灵魂还是没有吧。

从这个角度考虑,死也蛮有趣的。

在你意识到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了

估计大家都注意到这一点了吧

到这里为止我写的都关乎个人之死,但在如今这个时代,我们也必须考虑作为种群的人类之死。我们常听到这样的新闻:在某个国家有数百人死于酷暑,在某个地方发生了史无前例的超大型飓风。这样的新闻犹如过去粗制滥造的恐怖电影里的镜头,但现在却几乎成了标志某一季节的风景诗。

现在,地球的温室效应怎么怎么的在全世界闹得沸沸扬扬,但其实这样那样的征兆早就出现了。只有气象学家才明白的细微变化经过日积月累,最终发展成就连傻瓜都能注意到的异常天气。现在才关注这个是不是太晚了点呢?事情总是这样,等我们发现苗头不对时,基本上为时已晚。

心里多少有这种感觉的人,应该不止我一个吧。“为时已晚”这个说辞确实不太好听,但我们不都明白人类已经走到了头、已经束手无策了嘛。

至少我可以很遗憾地说这么一句,我完全无法想象在未来的某一天,地球上的六十多亿人会齐心协力,一起为了把地球从灭亡的深渊里拯救出来而不懈努力。

恰恰相反,我能够很容易地想象出,当地球人意识到已陷入灭亡的危机时,无论说什么做什么都已覆水难收了。

说到底包括我在内,我们谁都怀揣着不安,心想自己这辈子应该还不会有事吧,我们正是靠着这么可怜的想法活着的。我们不是没有那种应该为子孙后代做点贡献的想法。但是,我们不知道方法。从明天开始我不用电了、我不乘车了,这种事情我们能做到吗?再说了,即便做到了,就这么点破事能解决问题吗?你也许会说这总比什么也不做要好,但现实里也有什么也不做反而更好的事呀。

再说了,未来这种东西基本上不会按人类预测的方向走。在异常天气把地球糟蹋得不成样子之前,说不定天上突然飞来一块超大的陨石呢?我觉得很有可能。

太阳系里有数万颗小行星,人类给其中的大部分都起了名字,也计算出了它们的运行轨道。但是,正如某个天文学家所言,进入会与地球发生碰撞的轨道的小行星,如果隐藏在太阳的背面,那么人类有可能在其与地球发生碰撞的前三天才刚刚知晓它的存在。

所以说,哪天我们突然确认到一颗小行星,并预测出三天后它将撞击地球,这种事发生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熊先生有一天这么问我:“这个太吓人了。到时候北野先生会怎么办呢?”

尽管我的回答已在前面写过了,但我还想在这里重申一遍。我的回答是这样的:“我就淡定地度过那三天。嗯,只要有酒就过得下去啊。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人类历史上最华丽的一场表演了。到那时我就爬到屋顶上去,喝着老酒望着天,嘴里嚷嚷着‘嘿,你就来吧!’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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