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 普吕梅街牧歌和圣德尼街史诗
第一卷 几页历史

悲惨世界  作者:维克多·雨果

一 善始

紧接着七月革命的1831和1832这两年,是历史上最特殊也最惊人的一个时期。这两年好似两座高山,耸立在前前后后那数年之间,显示革命的高峻,悬崖峭壁赫然可见。各种体制、狂热信仰和理论风云变幻,作为文明基础的社会民众、利害相关并相互依存的牢固群体、法兰西古老结构的旧貌,在这期间随时忽现忽隐。这类显现和隐没,都被称为抗拒和运动。不过,时而也能看见真理闪光,看见人类灵魂的这颗太阳放射光芒。

这个令人瞩目的阶段相当短,过去已有一段时间,现在我们再回顾反思,就能抓住主要脉络了。

我们试论之。

王朝复辟时期是个过渡阶段,难于下定义,其间有疲惫、怨艾、物议、沉睡、喧扰,这仅仅表明一个伟大民族赶完一段路程。这类阶段非常独特,往往让那些想从中渔利的政客上当。开头,整个民族只有一种要求:休憩;大家只有一种渴望:安定;大家只有一种野心:当小百姓,换句话说,就是过安稳日子。大事件、大机遇、大冒险、大人物,谢天谢地,这些见得多了,已经烦透了。人们宁愿舍弃恺撒,而要普吕西亚斯[普吕西亚斯,俾提尼亚国王,公元前1183年,他要把兵败来投奔他的汉尼拔引渡给罗马人,汉尼拔被逼自杀。],宁愿舍弃拿破仑,而要伊夫托国王[伊夫托国王,法国童话中的滑稽人物。]。“那个小国王多好啊!”从天亮就赶路,艰难跋涉了一整天,一直走到天黑:头一程跟随米拉波[米拉波(1749—1791),法国政治家,曾任法国国民议会议长。他放纵奢侈,早年多次被监禁。],第二程跟随罗伯斯庇尔,第三程跟随波拿巴;人人疲惫不堪,都想要一张床。

献身精神已疲软,英雄主义已衰老,野心餍足壮志已酬,富贵荣华已到手,那么还寻求、索求、恳求、乞求什么呢?一个安乐窝。这东西得到了,拥有了安定、宁静和闲适,也就心满意足了。然而,与此同时,有些事实又冒出头,也开始敲门,要求得到公认。这些事实从革命和战争中产生出来,是活生生的存在,有权在社会上定位,而且在社会上安顿下来了;但这些事实通常是中士和先行官的角色,为各种原则准备住处。于是,政治哲学家们面前就出现这种情况:疲惫的人们要求休息,同时,既成的事实也被要求得到保证。保证之对于事实,正如休息之对于人民,可以说是一码事。

这是英国在护国公[护国公,英国17世纪共和国时期执政者克伦威尔的称号。]之后,对斯图亚特王朝的要求,这也是法国在帝国之后,对波旁王朝的要求。

这种保证是时代的需要,非同意不可。这种保证,表面上由王公们“赐予”,而其实,乃是事物的力量所给予的。这一条富有教益的深刻真理,斯图亚特王室在1660年浑然不觉,而波旁王室在1814年甚至一无所见。

拿破仑垮台时,返回法国的那个命定的家族,不幸天真到极点,竟认为是他们家族赐予的,而且可以收回所赐予的东西;还认为波旁王室拥有神圣的权利,而法兰西则一无所有;路易十八宪章中让出的政治权利,不过是那神圣权利的一根枝杈,由波旁家族折下来,恩赐给人民,直到有朝一日,国王心血来潮,就夺回去。按说,波旁王室在赠予时既感不快,就应当意识到这并不是它的赠予。

到了19世纪,波旁王室便一副怄气相了,每逢全民族兴高采烈,它就怒形于色。我们在这里用一个粗俗的字眼,即通俗而实在的字眼——它总呱嗒着脸。人民早就看出来了。

它自以为强大,只因帝国像舞台上一个布景,从它面前给搬走了,殊不知它本身也是那样给搬来的。它没有看到,它也握在搬开拿破仑的那只手掌里。

它是过去的东西,也就自认为有根基,其实不然;它是过去的一部分,而整个过去是法兰西。法国社会的根须绝没有深入波旁家族里,而是长在民族当中。这些看不见而又生机勃勃的根须,绝不构成一个家族的权利,而构成一国人民的历史。这些根须四处伸延,唯独伸延不到王座下面。

对法兰西而言,波旁家族只是它历史上的血腥突出的结疤,已不是它命运的主要构成和它政治的必要基础了。人们可以抛开波旁家族,而且抛开了二十二年,持续的问题已经解决,波旁家族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在热月九日还想象路易十七当政,在马伦戈大捷那天还想象路易十八在统治,怎么可能意识到这一点呢?有史以来,王公们还从来没有如此无视事实,无视事实所包含并颁布的那部分神圣权威。所谓国王权利的这种下界的妄念,还从来没有如此否认上天的权利。

天大的谬误,导致这个家族又伸手取回1814年“赐予”的保证,取回他们所谓的让步。实在可悲!他们所说的他们的让步,正是我们赢得的成果;他们所谓的我们的侵占,也正是我们的权利。

复辟王朝自以为战胜了波拿巴,在全国有根基,也就是说自认为力量强大,根深蒂固,觉得时机一到,就突然打定主意,孤注一掷了。一天早晨,它挺立在法兰西面前,提高嗓门,否认集体的名分和个人的名分,否认人民的主权和公民的自由。换句话说,它否认了人民之所以为人民,公民之所以为公民的本原。

这就是七月敕令的臭名昭著法案的实质。

复辟王朝垮了。

它垮得合情合理。然而应当指出,它并不是绝对敌视一切形式的进步。但是,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它却袖手旁观。

王朝复辟时期,全国习惯了心平气和地讨论,这是共和时期所缺乏的;全国也习惯了在和平中求强盛,这也是帝国所缺乏的。    自由而强盛的法兰西,成为鼓舞欧洲各国人民的景象。在罗伯斯庇尔统治时期,革命有了发言权;在波拿巴统治时期,大炮有了发言权;在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统治时期,就轮到才智发言了。大风止息,火炬重又燃起;只见宁静的顶峰上,闪烁着思想的纯洁之光。那美妙的景象,又有益又迷人。这十五年间可以看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任人唯贤等,这些对思想家已十分陈旧、而对政治家却极为新鲜的伟大原则,在和平环境并在公开场合发挥作用了。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1830年。波旁家族不过是文明的一个工具,在上天的手中折断了。

波旁家族下台时气度恢宏,但不是他们,而是人民表现出来的。他们离开宝座时神态严肃,但已丧失威望了。他们步入黑夜,并不是那种隆重的引退,而能给历史留下巨大的伤怀,既不像查理一世那样保持幽灵般平静,也不像拿破仑那样发出雄鹰般长啸。他们离开了,仅此而已。他们放下王冠,也没有保住光环。他们神气十足,却毫无威仪。在一定程度上,他们违背了遭逢厄运时所应有的庄严。查理十世在去瑟堡的途中,命人将一张圆桌改成方桌,看来,他特别关心别坏了礼仪,而不在乎要倾覆的君主制。这种萎缩退化,足令热爱他们本人的那些效忠者伤心,也足令赞赏他们家族的严肃者伤心。人民,却是值得钦佩的。忽然一天早晨,国民遭到王室叛乱的武装袭击,但国民感到无比强大,并没有动怒。他们自卫,而且有节制,让事物各归其位,将政府置于法律的轨道,将波旁家族置于流放的路上,可惜呀!到此就止步了。他们把老王路易十世从遮蔽过路易十四的华盖下拉出来,却轻轻地放在地上。他们触到王族成员的躯体,小心翼翼,心中只有悲凄。当年,在街垒巷战那日[1588年5月12日,巴黎下层市民起义,筑街垒巷战。纪尧姆·德·维尔是政治活动家,在事件后发表演说。1589年,波旁家族的亨利四世登上王位。]之后,纪尧姆·德·维尔说:“那些惯于博取大人物欢心的人,那些像从一根树枝跳到另一根树枝的鸟儿,从厄运跳到旺运的人,要显示胆量,反对处于逆境中的君王,是非常容易的事;然而在我看来,君王的命运,尤其遭难的君王的命运,始终应当受到敬重。”忆起这番话并在全世界面前付诸实践的,似乎不是一个人,也不是几个人,而是法兰西,整个法兰西,胜利了并陶醉在胜利中的法兰西。

波旁家族带走了尊敬而不是惋惜。正如刚才讲的,他们的不幸大于他们本身。他们在地平线上消失了。

七月革命伊始,全世界敌友就分明了。有些人欢欣鼓舞,前来投奔,另一些人则转过身去,这要由各自的天性而定。在这一拂晓的时刻,欧洲的君主们又惊诧又伤了自尊心,好似猫头鹰闭上眼睛,等再睁开便射出凶光了。惊惧可以理解,气恼也情有可原。这场奇异的革命只引起轻微的震动,连视为敌人并使其流血的那份光荣,都没有给予战败的王朝。专制政府总希望自由力量自我谤毁,认为七月革命不该来势那么猛,进行得又那么温和。况且,也没有发生任何企图破坏这场革命的事件。最不满的人、最恼火的人、最害怕的人,最后也都欢迎这场革命。我们不管有多大的私心和怨恨,在这场事变中也能感到,有个合作者在人力之上效力,一种神秘的敬意不能不油然而生。

七月革命是人权击垮事实的胜利。这真是光辉灿烂的事物。

人权击垮事实。正因为如此,1830年革命放射光芒,也正因为如此,革命显示了宽容。获胜的人权,根本不需要使用暴力。

人权,就是正义和真理。

人权的特性,就是永葆美好和纯洁。既成事实,如果极少包含或者根本不包含人权,那么即使表面上最为需要,即使最为当代人所接受,随着时间的延伸,也必定要变成畸形的、丑恶的,甚至怪诞的。要想一下子就验证,既成事实能达到何等丑恶的程度,只需隔着几世纪,看一看马基雅弗利[马基雅弗利,也译为马其雅维利(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出生于佛罗伦萨。代表作为《君主论》。]就够了。马基雅弗利绝不是凶神恶煞,不是魔鬼,也不是无耻下流的作家,他仅仅是个事实而已。不仅仅是意大利的事实,还是欧洲的事实,16世纪的事实。他似乎十分可憎,以19世纪的道德观念来看的确如此。

人权和事实的这种斗争,从人类社会之初延续至今。结束决斗,让纯洁思想和人类实际相融合,以和平方式让人权和事实相互渗透,这就是贤哲的工作。

二 不善终

然而,贤哲的工作是一回事,机灵者的工作是另一回事。

1830年革命很快就止步了。

革命一旦搁浅,机灵者就来拆毁沉船。

在本世纪,机灵者自封为政治家;结果用来用去,政治家一词就多少染上点行话的色彩。的确不应忘记,哪里只讲机灵,哪里必行小器。机灵者,庸人之所谓也。

同样,政治家,有时也是民贼之所谓。

照机灵者的说法,像七月革命那样的革命,是割断的动脉管,必须赶紧接上。人权,如要求过高,就会引起社会动荡。因此,人权一经确认,就应当巩固国家。自由一有保障,就应当为政权着想。

事情到这里,贤哲还没有同机灵者分家,但是开始有了警觉。政权,就算这样吧。然而先得明确,政权是什么呢?其次要明确,政权从何而来?

机灵者似乎没有听见低声的异议,还继续他们的勾当。

这些政客善于给自己的图谋戴上必要性的面具,他们声称一场革命之后,如果是在君主制国度里,人民最迫切的需要,就是找到一支王族。据他们说,这样,人民革命之后生活就能安定,也就是说,有时间包扎伤口和修缮房舍。王朝保存了脚手架,庇护了野战医院的医务人员。

然而,找到一支王族并非总是易事。

必要时,任何一个有才能的人,抑或任何一个有钱财的人,都可以当国王。头一种情况如波拿巴,后一种情况如伊图尔维德[伊图尔维德,墨西哥将军,1821年称帝,1823年被赶下台,次年被枪毙。]。

不过,并非任何一个家族都可以成为王族,必须是年代悠久的世族才行,而几个世纪的皱纹不是一日之功。

如果站在“政治家”的观点上看问题,当然不管其对错与否,那么一切革命之后,从中产生出来的国王应当具备哪些品质呢?他可以是而且最好是革命派,不管是亲身参加还是插手革命,不管是给革命抹黑还是增光,也不管使用的是大斧还是利剑。

一个王族应当具备哪些品质呢?它应当是全国性的,也就是说,对革命不即不离,不采取行动,仅接受思想。它应由过去构成,有历史渊源,也就由未来构成,有一副讨人喜欢的面孔。

这一切说明了为什么早期革命只要找到一个人,克伦威尔或者拿破仑就行了,而后来的革命则非要寻求一个家族不可,如勃兰斯维克家族或者奥尔良家族。

这类王族类似印度的无花果树,那种树枝条垂到地面就能扎根,长出幼树。每一支都能变成一支王族。唯一的条件就是俯向人民。

这就是机灵者的理论。

伟大的艺术也正在于此:给胜利多少配上一点灾难的声响,以便让获利的人世心有余悸,每走一步都散布点畏惧情绪,拉长过渡时期的弧度,直到进步稳慢下来,淡化曙光的色彩,揭露并削减热情的激烈度,削掉棱角和尖爪,往胜利中絮棉花,给人权穿上暖和舒服的衣裳,给高大的人民套上法兰绒装,赶紧扶持他们睡下,规定精力过旺的人节食,给大汉安排初愈病人的饮食,将事件纳入权宜之计的轨道,请那些拥有远大理想的人喝些甜酒加药茶,采取种种措施防止战果扩大,给革命安上遮光罩。

这种理论,1688年在英国实施过,1830年又采用了。

1830年那场革命,到半山腰停止。半拉子进步,近似于人权。然而,逻辑可不管什么差不多,就像太阳无视蜡烛。

是谁让历次革命停在半山腰呢?资产阶级。

为什么呢?因为资产阶级就是要得到其满足的利益。昨天挨饿,今天吃饱,明天餍足。

1814年拿破仑之后的现象,到1830年查理十世下台之后又重演了。

其实,不该把资产阶级当成一个阶级。所谓资产阶级,无非是民众之间得到满足的那部分人。所谓资产者,就是现在有时间闲坐的人。一张椅子并不是一个社会等级。

然而,急于要坐下,人类的步伐就可能停下。这往往是资产阶级的过错。

不能因为大家共同犯了一个错误,就可以促成一个阶级。利己主义,也不是用以划分出一个社会阶层来的。

再说,即使对待利己主义,也应当公正;人民中间称为资产阶级的那部分,经历了1830年的震荡之后,所渴望的状态,既不是掺杂冷漠和懒惰,并包含一点惭愧的那种委顿,也不是进入梦乡暂忘现实的那种休眠,而是立定。

立定这个字眼有双重意思,既奇特又颇为矛盾:部队行进,也就是运动;停歇下来,也就是休息。

立定,就是休整队伍,就是武装警惕着的休息,就是布置岗哨而又处于戒备状态的既成事实。立定意味昨天的战斗和明天的战斗。

这是1830年和1848年的间隙。

我们这里所说的战斗,也可以叫作进步。

因此,无论资产阶级还是政治活动家,都需要有一个人出来喊这个口令——“立定”。一个“应时而生”的人,一个具有双重性的人,既代表革命,又代表稳定,换言之,就是能明显地协调过去和未来,从而巩固现在的一个人。

这个人是“现成”的,他叫路易-菲力浦·德·奥尔良。

二百二十一人将路易-菲力浦抬上王位。拉法耶特主持了加冕典礼,称他是“最好的共和国”。巴黎市政厅取代了兰斯大教堂。[法国国王大多在兰斯城大教堂举行加冕典礼。]

半王位替代全王位,这就是“1830年的业绩”。

等机灵者大功一告成,他们这种解决方式的大弊病也就显露出来。这一切,是在排除绝对人权的情况下完成的。绝对人权高喊一声:“我抗议!”接着,事情真可怕,人权又回到黑暗中。

三 路易-菲力浦

革命有威猛的胳臂和幸运的手。革命打得狠,选得好,即使不彻底,即使串种而不纯了,像1830年革命那样降到次等革命的地位,革命也几乎无一例外,总有上天的保佑,能保持足够的清醒,而不至于成为不速之客。革命一时黯然失色,但绝不会退位。

当然,我们也不要过分吹嘘。革命同样会出错,而且出过严重错误。

话题还是回到1830年吧,1830年虽然偏离,但还是幸运的。那场革命突然中止,随后建立起所谓的秩序,在那机构中,国王超过王位,胜任有余。路易-菲力浦是个不可多得的人。

他父子二人,一个备受指责,一个备受尊敬,当然,历史会向他父亲提供减轻罪责的情节,而他则有全部私德和好几种公德。路易菲力浦关注自己的健康、自己的前程、自己的形象、自己的事业;他了解一分钟的价值,有时却认不清一年的价值;他为人审慎、安详、平和、宽容,是好好先生,也是好好王爷,跟妻子同房,王府中专有仆人引导有产者参观他们夫妇的卧榻——在当年长房炫耀淫靡生活之后,这样展示正经的私生活就变得有益了;他会欧洲各种语言,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懂得并会讲维护各种利益的话;他是“中产阶级”的杰出代表,而且超越这个阶级,至少比这个阶级伟大;他珍视自己的血统,但又极为明智,特别倚重自身价值,即使在血统问题上,他也表现得十分特别,自称奥尔良系,而非波旁系,他还仅仅是尊贵的殿下的时候,就俨然以正统大王爷自居,一旦成为国王陛下,他反而像个厚道的市民,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话啰里啰唆,在亲随密友中间说话却简洁明了;他有吝啬的名声,但未经证实,其实,他既节俭,又为豪兴或职责而轻易挥霍;他有文学修养,但对文学没有多大兴趣;他有贵族气派,却没有骑士精神;他朴实、沉静,又很坚强,受到家人和族人的爱戴;他的言谈特别吸引人:他是个憬悟的政治家,内心冷漠,遵从眼前利益,事必躬亲,既不报恩也不结怨,用平庸琐事无情地消磨高才俊杰;他善于利用议会的多数,批驳在王座下面神秘而一致的隐隐怨声;他感情外露,外露有时则失慎,但是失慎中又蕴含绝妙的灵巧:他点子多,脸变得快,脸谱也多,常借欧洲恫吓法国,又借法国恫吓欧洲;毫无疑问,他爱国,但他更爱家;他视治理重于威权,视威权重于尊严,这种倾向有糟糕的一面:凡事务求成功,有时就不择手段,也不绝对摈斥卑劣行径;但也有顶用的一面:避免政治激烈冲突、国家分裂和社会灾难;他还特别细致、准确、警惕、专注、精明,而且不知疲倦,有时自相矛盾,自己违令负约;他在安科纳[1832年,法国派一支远征部队,到意大利的安科纳抗击奥地利。]大胆地反对奥地利,在西班牙顽强对抗英国,还炮轰安特卫普[1832年,法军赶走拒绝将安特卫普交还比利时的荷兰军。],赔偿普里查德[普里查德(1796—1883),英国传教士,在法国支持新教反对法国,1844年被法国当局逮捕。同年,在英国政府抗议下,法国政府赔偿普里查德25000法郎。],充满信念高唱马赛曲;他从不沮丧,从不疲倦,喜欢美好和理想、大胆的豪迈,喜欢乌托邦、幻想,也爱愤怒、虚荣和恐惧,具有坚韧不拔的全部个人素质,在瓦尔密当将军,在热马普又当士兵,八次险遭毒手,脸上笑容常驻,勇敢赛似榴弹兵,胆量比得上思想家,仅仅因为担心欧洲可能发生动荡,绝不会在政治上大冒风险,并随时准备牺牲生命,但绝不放弃自己的事业;常把自己的意志化为影响,以便让人服从一个聪明人,而不是服从国王;善于观察,却不善于预测;不大注意才智,却有知人之明,也就是说见到人才下结论;感觉敏锐、洞彻,明智务实,能言善辩,记忆力惊人,不断汲取这种记忆,他唯独这一点像恺撒、亚历山大和拿破仑:了解事实、详情、日期、人名、地名,却无视趋势、热情、民众的各种才能、内心的憧憬、灵魂隐藏不露的悸动,总之,无视可以称作意识潜流的一切;为表层所接受,但与底层的法兰西不甚融洽,能巧妙机变,但管理有余而统治不足;委任自己当内阁总理,擅长利用现实的小东西阻挡思想的潮流,往文明、秩序和组织方面的真正创新才能中,掺杂莫名其妙的讲求程序和吹毛求疵的精神;一个王朝的创始人兼代理人,某点像查理大帝,某点又像公证人,总之,形象高大而特殊,为王不顾法兰西的不安而能确立政权,不顾欧洲的嫉妒而能求强盛,因此,路易-菲力浦将划入末世纪杰出人物之列,而且,他若是稍微喜爱点菜名,若是对实用和伟大一视同仁,那就可能跻身历史上最著名的统治者之列。

路易-菲力浦年轻时很英俊,老来仍然风度翩翩,虽不能说总得到全国人的称许,但总能受到大多数人的赞赏。他就是讨人喜欢,有这种天赋——魅力。威仪,他倒是缺乏,身为国王而不戴王冠,人已老迈却无白发。他保持旧朝的举止,却有新朝的习惯,是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杂种,正合乎1830年,代表过渡政权;他保留了法语的古代发音和书法,拿来为现代思想服务;他喜爱波兰和匈牙利,但是他写成“波利人”,说成“匈牙兰人”。他像查理十世那样,穿一身国民警卫队军装,又像拿破仑那样,佩戴一条荣誉团勋章绶带。

他很少去礼拜堂,根本不去打猎,也从不光顾歌剧院,绝不受神职人员、养狗官和舞女的腐蚀,因此在资产阶级中深孚众望。他根本没有扈从,出门腋下就夹把雨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那把雨伞就是他的光环。他懂点泥瓦匠活儿,也懂点园艺,还懂点医道,曾给一个从马上摔下来的马夫放血。路易-菲力浦身上总带着一把手术刀,正如亨利三世总带着匕首那样。保王派常常讥讽这个可笑的国王,而他却是头一个以放血的方式治病的人。

历史对路易-菲力浦的问罪,要扣除一部分。指控王国,指控政府,指控国王,这三笔账各有一个总数。民主权利被剥夺,发展进步退居第二位,上街抗议遭粗暴弹压,起义被武装镇压下去,暴乱也以武力平息,特朗斯诺南街事件[1834年4月14日,巴黎居民在特朗斯诺南街起义,遭政府军屠杀。],军事委员会问题,真正的国家为合法国家所吞没,政府同三十万特权人物均摊盈亏,这些算在王国的账上;拒绝比利时,强行征服阿尔及利亚,跟英国人征服印度一样,手段野蛮的程度大于文明的程度,对阿布德-埃勒-卡迪尔失信[阿布德-埃勒-卡迪尔(1808—1883),阿拉伯酋长,曾抗击法国征服阿尔及利亚的殖民军,1848年被迫投降,押往法国囚禁,1852年退隐到大马士革。],收买德茨[1832年,西蒙·德茨为了10万法郎赏金,将贝里公爵夫人出卖给政府。],赔偿普里查德,这些算在政府的账上;偏重于家庭式而不是国家式的政治,这要算在国王的账上。

可见这样一算细账,国王的责任就减轻了。

他的大错则是,代表法国时太谦虚了。

这个错误是怎么铸成的呢?

不妨谈一谈。

路易-菲力浦身为国王,还摆脱不了当父亲的形象。一个家族通过孵化而成为一个王朝,总是前怕狼后怕虎,不敢轻举妄动,因而过分畏怯,这就惹恼了既有7月14日的民权传统,又有奥斯特利茨军事传统的人民。

不过,若是抛开应当首先履行的公职不谈,路易-菲力浦对家庭一往情深,那家庭也受之无愧。他那家人很出色,德才兼备。他的一个女儿,玛丽·德·奥尔良,将族名打进艺术家圈子里,正如查理·德·奥尔良将族名捧上诗坛一样。她将自己的灵魂雕成一尊大理石像,由她命名为贞德。路易-菲力浦的儿子,有两个赢得梅特涅这样一句颇具煽动性的恭维话:“这是两个不可多得的青年,也是两个不可多得的王子。”

这就是路易-菲力浦的真实情况,毫不减损也毫不夸大。充当具有平等意识的君王,这本身就载负复辟王朝和革命之间的矛盾,具有身为革命者令人不安,而身为统治者又变得令人心安的这种因素,因此在1830年,路易-菲力浦适逢其时;人和时势从来没有像这样一拍即合,彼此交融,浑然一体,路易-菲力浦,这是1830年造出的人物。此外还有一个条件,王座非他莫属,就是流亡。当年他被放逐,一贫如洗,四处流浪,要靠自己的劳动过活。法国这个拥有最富饶采邑的王公,在瑞士要卖掉老马好填饱肚子。在赖谢瑙,他给人上数学课,而他妹妹阿黛拉伊德则刺绣和缝纫。一位国王的这种经历,特别鼓舞资产阶级。他亲手拆毁圣米歇尔山最后那个铁笼子;那是路易十一下令造的,路易十五还使用过。他是迪穆里埃的伙伴,是拉法耶特的朋友;他参加过雅各宾俱乐部:米拉博拍过他的肩膀,丹东叫过他“年轻人”!1793年时他二十四岁,叫德·沙特尔先生,曾坐在国民公会一个幽暗的小隔间里,目睹对那个让人十分恰当地称为“可怜的暴君”的路易十六的审判。革命盲目的远见,要在国王身上摧毁君主制,也将国王随同君主制一并摧毁,几乎没有注意处于思想狂暴碾压中的那个人,风暴席卷审判庭全场,公众愤怒质问,卡佩无言以对,这个国王的头无比惊愕,剧烈摇晃,眼看要被这阴风吹掉,而在这场灾难中,无论判决者和被判决者,所有人都相对清白,这些情况,路易-菲力浦见到了,他观望了这些惊心动魄的场景,看到几个世纪被押到国民公会的案前受审,看到从路易十六身后,从这个替罪羊身后的黑暗中,挺立起骇人的被告:君主政体。因而,他灵魂中始终保存一种敬畏情绪,敬畏几乎跟天道一样不问是谁的那种人民的统一裁决。

革命在他心上留下的痕迹是不可思议的,他的记忆仿佛是那伟大年代每分钟的活的标记。有一个见证人是无可怀疑的,有一天,他当着那人的面,仅凭记忆纠正了制宪议会以A字母开头的名单。

路易-菲力浦是明如白昼的国王。他统治的时期,有新闻自由、集会自由、信仰和言论自由。九月的法律[1836年9月颁布的刑事法规。]是宽松的。他虽然知道阳光对特权的侵蚀力,还是将王座放在阳光之下。他这种诚实态度,历史会有公论。

如同所有退出舞台的历史人物,路易-菲力浦今天也接受人类良心的审判。他的案子还仅仅是一审。

历史以令人肃然起敬的自由声调说话的时刻,对他来说还未到来;时候未到,还不能对这位国王宣布最后判决;严厉而出色的历史学家路易-菲力浦是由所谓二百二十一和一千八百三十这两个半拉子选出来的,也就是由半拉子议会和半拉子革命选出来的;不管怎样,从哲学所应处的高度来看,我们今天评价他,必须根据绝对民主的原则有所保留,正如读者在上文所见的那样;从绝对的高度看,首先是人权,其次是民权,除此而外,任何权利都是僭越;不过,有了这些保留之后,我们今天所能讲的,总括起来说,不管从哪方面观察,不管从他本人还是从人类善良的角度看,拿旧历史的老话来说,路易-菲力浦都将是历代最好的一个君王。

有什么可指责他的呢?无非是王位。去掉国王这一名号,路易-菲力浦就只是个人,而他这个人是好的,有时好得令人赞叹。就是在最严重的忧虑困扰中,同大陆的整个外交使团斗争了一天之后,晚上回到房间,疲惫不堪,又十分困倦,他做什么呢?他往往拿起一份卷宗,连夜复查一桩刑事案件,认为同欧洲抗衡固然重要,但是从刽子手那里夺回一条人命更重要。他常常固执己见,同司法大臣争辩,同检察长争夺断头台前每寸地盘,而且叫他们“这些法律的长舌头”。有时桌案上堆满了卷宗,他总一一审阅,如果丢弃那些被判决的可怜人,他会深感不安。有一天,他对上面刚提到的那个见证人说:“昨天夜晚,我赢得了七颗头。”在他统治的头几年,死刑几乎废除了,而重新建起的断头台,是针对国王的一种暴力。河滩法场随同王族长房消失了,资产阶级的河滩法场又建起来,称为圣雅克城关法场;“务实的人”感到需要一个大致合法的断头台,这是资产阶级阵营中,代表狭隘派的卡西米尔·佩里埃[卡西米尔·佩里埃(1777—1832),法国银行家,政治家,1831年任内阁总理。]对代表自由派的路易-菲力浦的一个胜利。路易-菲力浦亲手注释过贝卡里亚[贝卡里亚(1738—1794),意大利经济学家,刑法学家。]的著作。在破获菲埃斯齐[菲埃斯齐(1790—1836),科西嘉阴谋分子,1835年企图暗杀路易-菲力浦未遂。]的爆炸装置之后,路易-菲力浦高声叹道:“这回没伤到我还真遗憾,否则,我就可以赦免那个人了。”还有一次,关于我们时代一个最侠义的人,一个被判决的政治犯[巴贝斯(1809—1870),法国政治家,激进共和党人,1839年被判处死刑,赦免后又屡次被捕并囚禁,后来流亡国外。],路易-菲力浦针对内阁的阻力写道:“同意赦免,只待我去争取了。”路易-菲力浦跟路易九世一样温和,跟亨利四世一样善良。在历史中,善良是稀有的珍珠,因而在我们看来,善良的人几乎总要排在伟大的人前面。

路易-菲力浦受到的评价,有的很严厉,有的也许很生硬,而一个认识这位国王,如今已成为游魂的人[作者自谓,其时雨果流亡国外,自比游魂和已亡人。],来到历史面前为他作证,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显而易见,这一证词无论怎样,首先是无私的;已亡人写的墓志铭自应坦率;一个亡魂可以安慰另一个亡魂;同在冥府,便有权称颂,不必害怕有人指着流亡中的两座坟墓说:“这个吹捧了那个。”

四 基础下的裂缝

路易-菲力浦统治初期,笼罩阵阵险恶的乌云,而本书叙述的故事即将钻进那样一片乌云的时候,就不能含混,必须表明对这位国王的看法。路易-菲力浦登上王位,既没有使用暴力,也没有直接争取,而是革命的一种转折的结果,显然同革命的真正目的大相径庭,但是在这中间,他身为奥尔良公爵,的确没有任何主动的行为。他生为王公,也自认为是选定的国王。他绝没有给自己加上这一称号,绝不是攫取,是别人授予他的,他就接受了,而且确信,当然错误地确信,授予符合权利,接受也符合义务。因此,他柄国出于诚意,我们也由衷地说,路易-菲力浦善意柄国,民主派抨击也出于善意,社会斗争所产生的种种惊骇,既不能怪罪国王,也不能怪罪民主派。原则的冲突犹如物质的冲突。海洋保卫水,狂风保卫空气,国王保卫王国,民主保卫人民;君主制这个相对的东西,要抵御共和制这个绝对的东西;社会在这种冲突中流血,不过,今天社会所受的痛苦,日后将转化为社会安定;不管怎样,在这里绝不应谴责那些相斗的人:两派中显然有一派错了;人权并不像罗得岛的巨人[公元前282年,希腊罗得岛上竖起一尊巨大的太阳神像,脚踏港湾两岸,后毁于大地震。]那样横跨两岸,一只脚踏在共和一方,一只脚踏在君主制一方;其实,人权不能分割,必须整个儿站在一边;不过,那些错了的人,错了也不失真诚;盲人看不见不是罪过,正如旺岱人那种行为不算土匪一样。因此,这种剧烈的冲突,只能归咎于事物的必然性。不管这些风暴多么猛烈,人卷入其中并无责任。

结束这一论述吧。

1830年的政府立即碰到艰难的生活。它昨天刚刚诞生,今天就要战斗。

七月的国家机器才刚刚安装,尚不牢固,就已经感到四处蠢蠢欲动了。

阻力第二天出现了,也许昨天就已生成。

敌意逐月增长,暗斗化为明争。前面说过,七月革命,外国各君王不接受,法国内部又有不同的理解。

上帝的意志是鲜明的,但通过事件向人宣示,就是神秘语言写成的天书。人们当场解释,未免草率、失真,充满错误、纰漏和反义。极少人能懂得神的语言。最聪明的人、最冷静的人、最深邃的人,能慢慢地辨读;可是,等他们诠释出来,事情早成定局,广场上已经有二十几种解释了。每种解释产生一个党,每种反义产生一个派别;而且,每个党都认为自己掌握了唯一正确的阐述,每个派别也都认为自己拥有真理。

政权本身,也往往是一个派别。

在革命洪流中,有人逆水游泳,那是旧党派。

旧党自恃奉天承运,把住继承权不放,认为革命既然是由反抗的权利产生出来的,那么人们就有权反抗革命。大谬不然。须知在革命中,反抗者不是人民,而是国王。革命恰恰是反抗的反面。任何革命只要正常完成,本身就包含了合法性;革命,有时会被假革命者玷污,尽管玷污,也要坚持到底,尽管沾了鲜血,也要生存下去。革命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应时而生的。一场革命就是由伪归真。有革命,因为革命乃必有。

正统的旧党从错误的论证出发,不遗余力地猛烈攻击革命。谬误是绝好的炮弹,能灵巧地打击革命的要害,打击它的铠甲的薄弱处,打击它不合逻辑的地方;正统派恰恰抓住王位问题攻击这场革命。他们冲革命吼道:“革命,要这国王干什么?”派别是瞎子,却能瞄准。

共和派也同样发出这种吼声,但是从他们口里喊出来就合逻辑了。在正统派那边表现为盲目,在民主派这边就表现为明见了。它1830年令民众破产。民主派义愤填膺,要责问它这一点。

七月政权,被过去和未来两面夹击,只好自己苦苦经营;它仅仅体现这一短暂时刻,后有几百年的君主制,前有千秋万代的人权。

此外,1830年既然不复革命,而变成君主制,那么在对外方面,就不得不同欧洲步伐一致。局面尤为复杂的是,还要保持和平。逆方向寻求和睦,往往比进行一场战争还要靡费。这种暗斗总要忍气吞声,又总愤愤不平,由此产生出来全副武装的和平,无异于饮鸩止渴,连文明都怀疑起自身了。七月王朝套进欧洲各国内阁的车辕里,只能徒然地蹦跳,而梅特涅很想用皮带将它捆住。七月王朝,在法国受进步的推动,在欧洲又推动君主国那些缓慢的爬行动物:一方面被拖着,一方面又拖着后面的。

这期间,国内贫穷、无产阶级、工资、教育、刑罚、卖淫、妇女的命运、财富、苦难、生产、消费、分配、交换、货币、信贷、资本的权利、劳工的权利,所有这些问题,在社会上层出不穷,险象环生。

除了名副其实的政党,还显出一种动向:哲学的沸腾,同民主的沸腾相呼应。精英同民众一样,都感到惶惑不安,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是同样强烈。

一些思想家在思考,而人民大众这片土壤,经过革命洪流的冲击,在下面还莫名其妙地狂震乱颤。思考者有的单干,有的聚为门户,几乎结社,冷静而深入地探讨社会问题,而地表下面的人却不为所动,静静地挖掘坑道,推进到一座火山的深层,不大在乎隐隐欲发的震动和依稀可辨的烈焰。

在这动荡的时期,这种相对平静,也不失为壮观的景象。

下层人将各种权利问题留给政党,只是一心解决幸福问题。

人的福利,才是他们要从社会中提取的东西。

他们把物质问题,把农业、工业、商业等问题,提高到宗教那样神圣的地位。文明的形成,上帝的意志少,人为的成分多,各种利益根据一条活跃的法则,相互聚拢,凝结并混杂,从而形成一种真正坚硬的岩石;须知这条法则,早由政治上的地质学家——那些经济学家精心研究过了。

这些人组成团体,取了各种名称,但可以总称为社会主义者,他们力图凿穿这岩石,让人类幸福的泉水喷射出来。

他们的工程包容一切,从断头台问题直到战争问题。在法兰西革命所宣告的人权上,他们又增添了妇女的权利和儿童的权利。

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在这里,还不能从理论上深入探讨社会主义提出的问题,这也不足为怪。我们的能力只限于指出这些问题。

社会主义者向自己提出的全部问题,抛开主观幻象、梦想和神秘主义,可以概括为两个主要问题。

第一个问题:生产财富。

第二个问题:分配财富。

第一个问题包含劳动问题。

第二个问题包含工资问题。

第一个问题涉及劳力的使用。

第二个问题涉及福利的分配。

合理使用劳力,国家才有权力。

合理分配福利,个人才有幸福。

所谓合理分配,并不是平均分配,而是公平分配。首要的平等,是公平合理。

外有国家权力,内有个人幸福,两者结合便出现社会繁荣。

社会繁荣就意味个人幸福,公民自由,国家强大。

这两个问题,英国解决了头一个,创造了财富,令人赞叹,然而分配不当。这种解决办法只完成一个方面,就必然导致两个极端:极富和极穷。少数人享受应有尽有,其他人,即人民受穷,一无所有。特权、例外、垄断、封建制正是从劳动中产生的。国家权力建立在个人穷困上,国家强大扎根于个人痛苦中,这种形势既虚假又危险。强大,但是结构很糟,全是物质因素,毫无精神因素。

共产主义和土地法旨在解决第二个问题。大谬不然。那种分配扼杀生产。均等平分便清除竞争。从而也消除劳动。这是屠夫式先分后宰的分配办法。因此,这种所谓的解决方式是行不通的。扼杀财富不等于分配财富。

这两个问题要解决得好,必须一同解决;解决方式要合二而一。两个问题如果只解决头一个,你就会成为威尼斯,你就会成为英格兰。你会像威尼斯那样徒具人为的强盛,或者像英格兰那样徒具物质的强盛;你将是为富不仁。你要像威尼斯死亡那样死于非命,或者像英格兰垮台那样毁于破产。大众会袖手旁观,任由你毙命和垮掉,因为,只图私利的东西,不能代表人类一种美德或一种思想的东西,要垮掉要毙命,大众一概不予理睬。

自不待言,这里用威尼斯、英格兰等字眼,不是指人民,而是指社会结构;不是指民族,而是指附在民族上面的政治集团寡头。那些民族,始终赢得我们的敬意和好感。人民的威尼斯必将复活,贵族的英格兰必将垮台,然而,作为民族的英格兰,则是永生的。申明了这一点,我们继续往下谈。

解决上述两个问题,鼓励富人,保护穷人,消灭贫穷;制止强者不公正地剥削弱者,刹住半路上的人对到达者邪恶的嫉妒,以手足之情精确地调准劳动工资,根据儿童的成长情况实行免费义务教育,让成年人具有科学基础,使用手臂的同时发展智力,要成为强大的人民,同时又是幸福人的家庭,财产所有制要民主化,不是废除,而是普及,让每个公民毫无例外都成为有产者,这比人们想象的要容易。总之,要善于生产财富,也要善于分配财富;那样一来,你们就兼有物质上的伟大和精神上的伟大,就不愧称为法兰西。

这就是在走入迷途的宗派之外,宗派之上的社会主义所讲的;这就是社会主义在实际中探索,在思想上规划的。

令人赞叹的努力!神圣的尝试!

然而,路易-菲力浦忧虑的事情太多了。例如,这些学说、这些理论、这些阻力,作为政治家有时也格外需要重视哲学家,有些事情看似明显而又模糊混乱,要制定新政策,既顺着旧社会,又不太违反革命思想,要应付必须用拉法耶特来保护波利尼亚克[波利尼亚克(1780—1847),法国政治家,1829年任查理十世的内阁总理。他在1830年7月25日签发的法令,导致了七月革命,革命后被判处终身监禁,1836年被赦。]的局面,对暴乱中透出的进步要有预感,既考虑议会又考虑街头,平衡他周围力量的竞争,还有他对革命的信念,也许是一种说不清的顺应,隐隐接受一种最高的权力,同时又绝不背离自己的血统,保持家庭观念,真诚地尊敬民众,表明自己的诚实和善良。这一切萦绕于心,路易-菲力浦未免苦恼,他再怎么坚强,再怎么勇气十足,也深感做国王之难,简直不胜其负。

他感到脚下要分崩离析,但又绝不会土崩瓦解,因为法兰西比以往更加法兰西了。

天边布满大块大块乌云,奇异的阴影越逼越近,渐渐遮住人、物和思想,那是各种愤怒和各种派系的阴影。一切被匆忙遏制的东西,又都蠢蠢欲动,开始活跃了。这种诡辩和真理混杂的空气令人窒息,这诚实人的良心有时不得不喘息一下。社会惶惶不安,人心浮动,好似暴风雨前的树叶。电压极强,有时不知什么人一个闪光,突然显现一下,继而又一片昏黑。隆隆的闷雷声不时传来,可以判断出乌云中饱蓄了雷电。

七月革命刚过去二十个月,1832年伊始,形势便一触即发。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劳动者没有面包,最后一个孔代亲王命赴黄泉[孔代是波旁家族的支系,1830年,最后一个孔代亲王被吊死在郊野。],布鲁塞尔驱逐了拿骚家族[拿骚家族,12世纪前,在拿骚附近建立领地的家族,其孙曾为德意志王、荷兰国王等,为显赫家族。],就像巴黎赶走了波旁家族一样;比利时要奉一位法兰西王公为君主,最终还是交给了一位英格兰王公;俄罗斯对尼古拉的统治恨之入骨;我们身后还站着两个南方魔鬼:西班牙的费迪南德[费迪南德七世(1784—1833),西班牙国王,1808—1833年在位。]和葡萄牙的米盖尔;意大利发生地震,梅特涅将手伸向博洛尼亚,法兰西在安科纳粗暴对待奥地利,北方传来将波兰钉入棺木的特别瘆人的钉子声,整个欧洲怒目窥视法兰西,靠不住的盟友英格兰随时准备推波助澜,趁火打劫;贵族院拿贝卡里亚作挡箭牌,拒绝向法律交出四颗人头,百合花图案从御辇上被刮掉了,十字架也在圣母院被强行取走:拉法耶特收缩了,拉斐特破产了,邦雅曼·贡斯当[邦雅曼·贡斯当(1767—1830),法国政治家、作家。]饿死了,卡西米尔·佩里埃[卡西米尔·佩里埃(1777—1832),法国银行家、政治家,1831年任内阁总理,镇压了巴黎和里昂人民起义,帮助比利时驱逐拿骚,出兵安科纳阻击奥地利远征军。]累死了:王国的思想都市和劳动都市双双害病,一个害了政治病,一个害了社会病;巴黎发生内战,里昂发生奴役战;两座城市都像熔炉,冒出同样的火光;百姓额头上显现火山爆发前的紫光;南部狂热,西部混乱,德·贝里公爵夫人去了旺岱地区,阴谋、谋反、起义、霍乱,这一切又给汹汹的思潮增添了纷纷的事变。[1832年德·贝里公爵夫人在旺岱鼓动起事反对路易-菲力浦未遂。]

五 历史经历而又无视的事实

将近4月底,整个局势恶化了。发酵转为沸腾。从1830年起,零星发生过局部小暴动,迅速弹压,但压而复起,这是暗流大汇合的信号,酝酿社会大乱。一场可能爆发的革命,虽然轮廓还不清晰,但已隐约可见了。法兰西注视巴黎,巴黎注视圣安托万区。

圣安托万区底火很旺,就要沸腾起来了。

夏龙街上那些酒馆的气氛,可以说又严肃又激荡,尽管连用这两个词形容酒馆显得有些怪。

在那些酒馆里,谈论政府根本不在话下,大家公开讨论“究竟是大干一场还是老实待着的问题”。在店铺后间,有人组织工人宣誓:“一听见警报的喊声,立刻上街投入战斗,不管有多少敌人。”宣誓完了,坐在酒店角落的一个男人“嗓门洪亮”,说道:“你理解啦!你宣誓啦!”有时还上二楼,到一个房门紧关的房间,那里有近似秘密组织的场景,让新加入的人盟誓:“要像对待家长那样效力。”这是套话。

在楼下餐厅,大家阅读“颠覆性”小册子。“他们抨击政府”,当时一份密报上这样说。

在那里常能听见这样的话:“我不知道头儿的名字。我们这些人,只能提前两小时知道行动的日期。”一名工人说:“我们有三百人,每人就算出十苏钱,也能凑一百五十法郎,用来制造子弹火药。”另一名工人说:“我不要求半年,两个月也不要,两周之内,我们就能跟政府分庭抗礼了。有两万五千人,就可以跟政府较量较量了。”还有一名工人说:“我觉都不睡了,要连夜赶制子弹。”有时,一些“衣着漂亮的绅士打扮”的人走来,“装腔作势”,摆出一副“指挥”的样子,同“最重要的人物”握握手,随即又走掉,逗留从来不超过十分钟。大家低声交谈,说出来的话意味深长:“密谋万事俱备,这回盼到头了。”引用当时一个在场的人原话说:“那里所有人议论纷纷,全都这么讲。”群情激昂到了极点,甚至有一天,一名工人冲满店的顾客嚷道:“我们没有武器!”他的一个同伙回答:“士兵那里有啊!”这话颇为滑稽,无意中模仿了波拿巴告意大利军团书。还有一份报告补充说明:“他们更秘密的事情,就不在那里传递了。”旁人听了他们说的话,还不大明白话里隐藏着什么。

那些聚会往往是定期的。有些聚会从不超过八个到十个人,而且总是原来那几个。另外一些集会随便参加,大厅里人太多,不得不站着;来的人有些是出于满腔激情和狂热,有些是上班路过。革命时期,酒馆里有些爱国妇女,她们拥抱新来参加集会的人。

还有一些生动的事例。一个人进了一家酒馆,喝完酒说了一句:“酒家,欠多少账,革命会付的。”

在夏龙街对面一家酒馆,大家还推选革命委员,鸭舌帽就当投票箱。

有些工人去科特街一位剑术师家聚会,那位剑术师收徒传艺,厅里陈列各式各样武器:木剑、棍棒、花剑。有一天,他们脱下套子试花剑,后来有个工人提起:“我们是二十五人,但他们把我看成笨蛋,指望不上。”那个笨蛋,就是后来的喀尼赛。

随便酝酿的事情,不知怎的渐渐传得神乎其神。一个打扫门口的女人对另一个女人说:“他们早就拼命赶制枪弹。”大街上能看见告各省革命卫队书。有一份呼吁书上的签名是:“酒商,布尔托。”

有一天,在勒努瓦市场一家酒店门前,一个留络腮胡子的汉子登上街角石,操着意大利口音,宣读一份似乎由秘密权力发布的奇特文告。一群群人围住他,给他鼓掌。有人搜集记录了最激动人心的片段:“我们的学说受阻,我们的公告被撕毁,我们张贴公告的人受监视,被投进监狱……”

“棉布市场的混乱现象,将好多中间派推到我们这边。”

“……创造人民的未来,还要在我们这默默无闻的行列中进行。”

“态度要明确:行动还是反动,革命还是反革命。要知道,在我们这个时代,再也不相信有什么无为状态或停滞状态。拥护还是反对人民,问题就在这里。没有别的问题了。”

“……等到有一天,我们不再合乎你们的要求,那就把我们击垮,不过,在那之前,还是帮助我们向前进。”

这些话,全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讲的。

还有一些事例更为大胆,唯其太胆大,反而引起民众的戒心。832年4月4日,一个行人登上圣玛格丽特街的街角石,嚷道:“我是巴贝夫主义者!”然而,民众从巴贝夫的字眼中嗅出吉斯凯[吉斯凯,1831年至1836年任警察局长。]的气味。

那人讲了一大通,其中有这么一段:“打倒私有制!左派反对这一点,又卑鄙又口是心非。他们要表现自己正确的时候,就宣扬革命。他们怕被打倒的时候,就自称是民主派;不想战斗的时候,又摇身一变为保王派。共和主义者是带羽毛的动物。你们要当心共和派,劳动者公民。”

“闭嘴,密探公民!”一名工人喝道。这一声喝断了那人的演讲。

还发生了一些颇为神秘的情况。傍黑的时候,在运河附近,一名工人同“一个穿戴讲究的人”相遇。

那人问:“你去哪儿,公民?”

“先生,”工人回答,“我没有这份荣幸认识您。”

“……可我认识你,”那人又说,“不要怕,我是委员会委员。有人怀疑你靠不住。你也知道,你要是走漏消息,别人就会盯住你。”说罢,他同工人握了握手,分开时说了一句,“很快我们就会再见面。”

警察不仅在酒馆,而且在街上偷听,搜集一些奇特的对话。“你快点儿让人吸收进去吧。”一名纺织工对木器工说。

“为什么?”

“要开火啦!”两个衣衫褴褛的行人,讲了这样几句明显富有雅克团[雅克团,1358年法国农民大起义。]意味的精彩对话:“谁统治我们?”

“菲力浦先生。”

“不对,是资产阶级。”

这里使用“雅克团意味”的字眼,谁若是认为含有贬义,那就错了。雅克,当时是穷人。而饿肚子的人是有权利行动的。

还有一回,有两个人走过,只听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我们有一个巧妙的进攻计划。”

宝座城关圆盘道的一个土坑里,蹲着四个人密谋,有人只听见这么一句:“要想方设法,再也不让他在巴黎散步了。”

“他。谁呀?”这费解的话杀气腾腾。

城郊街区常说的“主要头头”会避开这类聚会。据说,他们常在圣厄斯塔什角附近一家酒馆相聚,商讨问题。一个叫欧格的人,是蒙德图尔街缝纫互助社社长,他似乎是主要联络员,来往于那些头头和圣安托万区之间。然而,那些头头却总是非常隐蔽,后来一个被告在元老院受审时,没有任何确凿的事实,能驳倒这句回答的口气特别傲慢的话:“你们的首领是谁?”

“首领,一个我也不认识,一个我也认不出来。”

这些还不过是听似明白、实则模糊的片言只语,也有些空泛之论、道听途说。此外,还有一些蛛丝马迹。

一名木工在勒伊街建房工地周围钉木栅栏时,拾到被撕毁信件的一个残片,只见上面写有这样几行字:

……委员会应立即采取措施,阻止派别组织从各分部招募

成员……

还有附言:

我们获悉,城郊鱼市街乙五号有个武器商人,庭院里存放五六千件武器,而我们分部却手无寸铁。

在相隔几步远的地方,那木工又拾到一张纸片,看了更为惊奇,便给同伴们看;那也是撕毁的纸片,上面的文字更是意味深长,这种奇特的材料有历史价值,不妨原样复制出来:

悲惨世界

拾到这张秘密表格的人,后来才弄清那四个大写字母的含义:Q为五人队长,C为百人队长,D为十人队长,E为侦察队;u og a1 fe这些字母则表示日期,为1832年4月15日。每个大写字母的下面,都登记了姓名及其特殊的说明。例如,Q.巴纳雷尔。步枪八支、子弹八十三发。人可靠。C.布比埃尔。手枪一支、子弹四十发。D.罗莱。花剑一把、手枪一支、火药一斤。E.泰西埃。战刀一把、子弹盒一个。准时。特雷尔。步枪八支,勇敢,等等。

那个木工在同一工地还拾到第三张纸,纸上用铅笔十分清楚地列出这样奇妙的单子:

团结。勃朗夏尔。干树。六。

巴拉。苏瓦兹。伯爵厅。

柯丘斯科。欧伯里屠夫?

J. J. R.

加伊乌斯·格拉库斯。

审核权。杜峰。富尔。

吉伦特党垮台。德尔巴克。莫布埃。

华盛顿。潘松。手枪一支、子弹八十六发。

马赛曲。

人民主权。米歇尔。于岗普瓦。战刀。

奥什。

马尔索。柏拉图。干树。

华沙。梯利,《人民报》报贩。

保存这张单子的那个老实的市民,本来知道其中的含义。这似乎是人权社第四区各分部的总单,标明分部头儿的姓名和住址。所有这些湮没了的事实,如今完全成为历史了,不妨公布出来。要说明一点,人权社成立的日期,似乎在发现这张单子之后。也许这只是一份草稿。

当然,在那些道听途说之后,在发现那些字迹之后,有些行迹也开始显露出来了。

在波班库尔街一家旧货店里,从五斗柜的抽屉里搜出七张灰色纸,都同样叠成四折,下面压着同样灰纸裁成的二十六张四方块儿,并卷成子弹壳的形状;另外还有一张卡片,上面写着:

硝石---十二两。

硫黄---二两。

炭---二两五。

水---二两。

调查报告还指出,抽屉散发着刺鼻的火药味。

一名瓦工下工回家,将一个小包遗失在奥斯特利茨桥旁边的长椅上,小包让人捡到送交警卫所,打开一看,里面有拉奥杰尔署名的两份印刷的对话录,一首《工人们,组织起来》的歌曲,还有一个装满子弹的白铁盒。

一名工人让一起喝酒的伙伴摸摸他身上有多热,那伙伴就摸到他外套里别着一把手枪。

拉雪兹神甫公墓和宝座城关之间那条大道,有一段最为僻静无人,一群孩子就在那路边沟里嬉戏,在一堆刨花和垃圾下面发现一个口袋,只见里面装着一个子弹模子、一个做子弹壳的木芯棒、一只还剩有猎枪火药末的木碗,以及一口小生铁锅,锅里明显有化铅水的痕迹。

凌晨五点钟,几名警察突然冲进一个叫帕尔东的人家里,碰见他站在床边,手里拿着几个正在做的子弹壳;那人后来参加了梅里街垒国民卫队,在1834年4月起义中牺牲了。

工人快休息的时候,看见皮克普斯城关和夏朗东城关之间有两个人,到门前有暹罗游戏柱的一家酒馆附近,在两堵墙中间的巡逻小道上碰头。其中一个从罩衣里面掏出一支手枪,要交给另外一个人,在过手的当儿他发现,胸口的汗气将火药弄潮了,就试了试打火,又往药池里添了点火药。然后,那二人就分手了。

一个叫加莱的人,常夸口他家有七百发子弹和二十四粒火石;后来在四月事件中,他在博堡街丧命。

有一天,政府得到情报,城郊区刚刚分发了武器和二十万发子弹。过了一周又分发了三万发子弹。值得注意的是,警察未能破获此案,连一发子弹也没有搜出来。一封被截获的信上说:“日子不远了,八万爱国者四小时之内就全拿起武器。”

酝酿起事的活动全部公开,几乎可以说平静地进行。即将举事,却当着政府的面,从容不迫地酝酿一场风暴。这场危机虽然潜行待发,但已显露征兆,可以说无奇不有。市民坦然地问工人准备的情况。有人就这样问:“暴动怎么样啦?”那口气就像说:“尊夫人怎么样?”

莫罗街一个家具店老板问道:“喂,你们什么时候进攻啊?”

另一家店铺老板说道:“很快就要进攻了。这情况我知道。一个月前,你们还是一万五千人,现在就有两万人。”他献出自己的步枪,一位邻居有支小手枪,本想卖个七法郎,也献出去了。

总之,革命情绪高涨,无论巴黎还是全法国,没有一处例外。大动脉处处跳动。正如人体炎症生成薄膜那样,秘密组织的网开始向全国各地伸延。从又公开又秘密的人民之友社产生出来的人权社,在它一份议事日程上注明这样的日期:“共和四十年雨月。”人权社不顾重罪法庭勒令解散的判决,仍继续活动,并给各分部起了意味深长的名称,诸如下文:

长矛。

警钟。

警炮。

弗里吉亚帽。

1月21日[1793年1月21日,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判处死刑。]。

穷鬼。

流浪汉。

前进。

罗伯斯比尔。

水平仪。

没问题[《没问题》是法国1789年革命时期的一首歌曲。]。

人权社又产生行动社,那是激进分子,脱离出来跑到前面去。还有一些社团极力从大型母社团中拉人。那些成员抱怨让人四下拉扯。例如,高卢社和市镇组织委员会。又如,争取新闻自由会、争取个人自由会、争取人民教育会、反对间接税会。还工人平等社,内部分成平等派、共产派、改革派等各派。还有巴士底军,是一种按军事编制的队伍,四人由下士率领,十人由中士率领,二十人由少尉率领,四十人由中尉率领;内部相识的从来不超过五个人。这是一种谨慎和大胆相结合的创造,似乎带有威尼斯才华的特色。为首的中央委员会有两条手臂:行动社和巴士底军。正统派有一个团体,名为忠心骑士团,在共和派这些组织之间活动,后来被揭穿而驱逐了。

巴黎社团在各大城市建立了分部。里昂、南特、里尔和马赛,都有人权社、烧炭党、自由人会。艾克斯有一个革命社团,名叫库古尔德会,前面我们已经提过。在巴黎城郊,马尔索区闹腾的程度,不亚于圣安托万区,而学校激动的程度,也不亚于城郊各区。圣雅三特街的一家咖啡馆、马图兰一圣雅克街的七球台酒店,是大学生们的联络地点。ABC朋友会跟昂热城的互助社,以及艾克斯城的库克尔德会结盟;前边我们见过,朋友会的人常在穆赞咖啡馆聚会;这些年轻人也时常去蒙德图尔街附近,在一家名叫科林斯的酒楼相聚。那类聚会秘密进行,另一些聚会却尽量公开;从后来一次审讯记录的片断,也可以判断出他们多么大胆:“那次会议在哪里举行的?”

“在和平街。”

“在谁家里?”

“在大街上。”

“几个分部参加?”

“只有一个分部。”

“哪一个?”

“手工分部。”

“谁是头儿?”

“我。”

“你太年轻了,一个人做不出向政府进攻的决定。你接受哪儿的指令?”

“中央委员会。”

军队和民众一样内部挖空了,贝尔福、吕内维尔和埃皮纳勒等地后来发生的运动,都证明了这一点。人们对五十二团、五团、八团、三十八团和第二十轻骑团特别寄予希望。在勃艮第地区和南方城市中,都植了“自由树”,即给旗杆戴上一顶革命红帽。

形势就是这样。

一开始我们就说过,圣安托万区民众的情绪,比其他任何区都更激烈,也使这种形势更为敏感和紧张。这是病痛症结所在。

这个老区的居民稠密得像个蚂蚁窝,勤劳、勇敢而愤怒又像一窝蜂,在躁动中等待和盼望一次大动荡。一片扰攘嚣嚣,但是没有停止劳作。这种又活跃又沉郁的面貌,什么言语也无法描摹。这个区阁楼的屋顶下,隐藏多少辛酸和苦难,同时也掩盖多少火热而罕见的聪明才智。苦难和聪明才智达到极点,两极一旦相遇,情况就尤为危险。

圣安托万区骚动还有别的原因,与政治大动荡相关的商业危机、实业倒闭、罢工、失业等,都要在这里产生反响。革命时期,穷困同时为因果。穷困的打击往往返回自身。这些百姓,身上满是高傲的品德,潜伏的热力能达到最高点,随时准备拿起武器,他们愤怒,深沉,仿佛装满了炸药,只待落下一点火星儿,就会突然爆炸。每逢星星之火让事变之风吹送,飘浮在天边,人们就不由得想到圣安托万区,这个充满苦难和思潮的火药库,想到是什么鬼使神差,将它置于巴黎的大门口。

圣安托万区那些酒馆,前面已经多次描述过,在历史上相当有名。在动荡的岁月,人们去那里不仅畅饮,更要畅谈。那里流动着预见的精神和未来的气息,既激荡人心,又提高人的胆识。圣安托万区的酒馆,好似阿文蒂诺山上的酒家——那些酒家建在女巫洞穴上面,与灵气暗暗相通,那里的餐桌几乎全是三条腿,人们饮用恩尼乌斯[恩尼乌斯(前239—前169),拉丁文诗人。]所称的预言女巫酒。

圣安托万区是一座积蓄民众的水库,革命的震动造成裂缝,民众的主权便流出来。这种主权可能为害,也像任何主权那样会出错;然而,它即使偏离正道,仍不失其伟大,可以喻为独眼巨神安根斯[安根斯,出自维吉尔的长诗《伊尼德》,原意为“巨大的”,形容可怕的魔怪,即指独眼巨神波吕斐摩斯。]。

在1793年,从圣安托万区时而开出野蛮的军团,时而开出英雄的部队,这要视当时的思潮是好是坏,当日是狂热还是热忱而定。

关于用“野蛮”一词,这里说明一下。在破天荒的革命大混乱的日子里,这些人毛发倒竖,衣衫褴褛,扬起铁锤,高举长矛,一个个凶相毕露,呐喊着冲向魂飞魄散的老巴黎。他们要干什么呢?他们要结束压迫,结束暴政,结束战争,他们要求男人有工作,儿童受教育,妇女有社会温暖,要求自由、平等、博爱,要求人人有面包、人人有思想,要建成人间天堂,要进步;他们忍无可忍,怒不可遏,半裸着身子,手持棍棒,大吼大叫,要争取的就是这种神圣、美好而甜蜜的东西:进步。不错,他们是野蛮人,然而却是文明的野蛮人。

他们怒气冲天宣布人权,不惜引起惊抖和恐怖,也要逼使人类登上天堂。他们貌似蛮人,实则是人类的救星。他们戴着黑夜的面具要求光明。

我们承认,这些人看样子又粗野又凶恶,然而是为了争取善而粗野凶恶的;比起这些人来,还有另一类人,他们总是笑容满面,浑身锦衣绣服,金饰彩绶,珠光宝气,脚穿丝织袜,头插白羽毛,戴着黄手套,皮鞋油光锃亮,手臂支在大理石壁炉旁的丝绒罩桌子上,温文尔雅地坚持维护和保存过去的东西:中世纪、神权、宗教狂热、愚昧、奴隶制、死刑、战争,他们慢声细语而又彬彬有礼地颂扬战刀、火刑柴堆和断头台。至于我们,在这些文明的野蛮人和野蛮的文明人之间,假如一定要做出选择的话,那么我们宁愿选择野蛮人。

不过,谢天谢地,还有别种选择的可能性。无论向前还是向后,都不必从陡壁跳下去。既不要专制主义,也不要恐怖主义。我们需要的是缓坡的进步。

上帝提供了。缓缓的坡路,这就是上帝的全部政策。

六 安灼拉及其副手

临近这个时期,安灼拉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事变,暗中开始清理队伍了。

全体成员在穆赞咖啡馆秘密聚会。

安灼拉发言,用了一些玄妙的,但有深意的隐喻。

他说道:“现在应当摸清局势如何,什么人靠得住。若是需要战士,就必须培养。拥有打击力量,有备无患。行人在路上碰见牛,总比碰不见牛挨牛顶的机会多。因此,我们给牛群点点数,总共有多少?这事不能留待明天去做。革命者任何时候都要争分夺秒;进步,绝不能拖时间。我们要应付意外情况,到时候免得措手不及。现在就必须检查一下,看看我们缝制的活计是否结实。这件事,今天就必须摸底。库费拉克,你去瞧瞧综合工科学院的学生。现在是他们的假日。今天星期三,弗伊,对不对?你去瞧瞧冰库那儿的人,公白飞已经答应去皮克普斯。那里有好大一股可动员的力量。巴奥雷去查看吊刑台。普鲁维尔,那些泥瓦匠情绪有点冷了,你去格雷奈勒-圣奥诺雷街,把那里共济会支部的情况带回来。若李,你到杜普伊特朗医院去一趟,摸摸医学校的动态。博须埃到法院转转,同那些见习生聊聊。我呢,负责库古尔德。”

“全安排妥当。”库费拉克说道。

“不妥。”

“还有什么事?”

“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什么事?”公白飞问道。

“曼恩城关。”安灼拉答道。

安灼拉停了一下,仿佛凝思,然后又说道:“曼恩城关那里,大理石匠、油漆匠、雕刻场的粗坯工,是个热情很高的大家庭,但往往忽冷忽热。不知道他们近来怎么了,心思转到别的事情上,好像心灰意冷,在骨牌桌上消磨时间。赶紧去同他们谈谈,口气要坚决。他们常常在里什弗店聚会,从中午到一点在那儿能见到他们。必须给那堆火灰吹吹风。这件事,我本来打算让马吕斯去干,他那人还是不错的,就是魂不守舍,也不来了。我得有个人去曼恩城关,可眼下派不出了。”

“还有我呢?”格朗太尔说道,“有我在呀。”

“你呀?”

“我呀。”

“就你,去教导共和党人!就你,以原理的名义去温暖冷却的心!”

“有何不可?”

“你还能干点正事吗?”

“这点儿雄心,马马虎虎我还有吧。”格朗太尔答道。

“你一点信仰也没有。”

“我信仰你呀。”

“格朗太尔,你能帮我个忙吗?”

“干什么都行,给你擦皮鞋也干。”

“那好,别掺和我们的事,去喝你的苦艾酒吧。”

“你真没良心,安灼拉。”

“你这个人,适合派往曼恩城关!你能胜任!”

“我能到砂岩街,穿过圣米歇尔广场,从亲王街斜插过去,取道伏吉拉尔街,过了加尔默罗会修院,拐进阿萨街,到寻午街,把军事法庭抛在后面,大步走过老瓦窑街,踏上大道,沿着曼恩大道,再过城关,就走进里什弗店。这一趟路我能胜任。我的鞋也能胜任。”

“里什弗店那里的同志,你多少还熟悉吧?”

“不太熟。我们只是‘你我’相称罢了。”

“你打算跟他们谈什么呢?”

“这还用问,跟他们谈罗伯斯庇尔,谈丹东,谈主义原则。”

“就你?”

“就我呀。真的,对我也太不公道了。我一旦动手,那可不得了。我读过《普吕多姆》[法国作家、漫画家亨利·莫尼埃(1799—1877)塑造的庸俗小市民的典型。]。我了解《社会契约》,还能背出共和二年这部宪法。‘公民自由终止,便是另一个公民自由的起始。’怎么,你把我当成蛮人啦?我的抽屉里还有一张旧国家证券呢。人权、人民主权,活见鬼!我甚至带点儿埃贝尔派[埃贝尔派,法国1789年革命雅各宾派的左翼。]的色彩。我手里拿着表,讲上六个钟头,能说得天花乱坠。”

“正经点儿。”安灼拉说道。

“都把我说急了。”格朗太尔答道。

安灼拉斟酌了几秒钟,像做出决定那样打了个手势。

“格朗太尔,”他郑重其事地说,“我同意让你试一试。你到曼恩城关走一趟吧。”

格朗太尔就住在穆赞咖啡馆旁边,是带家具的出租房。他出去五分钟就回来了,回家换上了罗伯斯庇尔式坎肩。

“红色。”他走进来,眼睛盯着安灼拉说道。

接着,他一只有力的手掌一下将猩红坎肩的两个角按在胸上。他走上前,对着安灼拉的耳朵说:“放心吧。”

他毅然决然,帽子往头上一扣就走了。

过了一刻钟,穆赞咖啡馆后间人就走空了。ABC朋友会分头去执行任务。安灼拉将库古尔德留给自己,最后一个离开。

艾克斯的库古尔德会在巴黎的成员,常在伊西平原一处废弃的采石场聚会;巴黎那一边有不少那类废弃的采石场。

安灼拉前往那个聚会地点,边走边回顾整个形势。事态显然很严重。那些事件,潜伏期的社会病所呈现的症状,笨重地移动,稍有并发症就会受阻而紊乱。这就是纷纷崩溃和纷纷再生的现象。安灼拉展望未来,隐约看见黑幕脚下拱起一点微光。谁说得准呢?时机也许临近。人民要重获权利,多么美好的景象!革命要再度庄严地掌握法兰西,并向世界宣布?看明天的吧!安灼拉越想越高兴。炉火旺起来。就在这种时刻,他的几个朋友带着火药分赴巴黎各处,算来有公白飞透辟的哲学雄辩、弗伊世界主义的热忱、库费拉克的激情、巴奥雷的欢笑、若望·普鲁维尔的忧郁、若李的才能、博须埃的嘲讽,这一切,在他头脑里构成一种电火花,能在各处同时点燃大火。全体出动。大家努力,肯定会有成效。情况很好。他不免又想起格朗太尔,心中暗道:“对了,经过曼恩城关也不怎么绕脚,何不往里什弗店走一趟呢?去看看格朗太尔在干什么,事情办得如何。”

伏吉拉尔钟楼敲一点钟时,安灼拉到达里什弗烟店,推门进去,叉起双臂,让两个门扇反弹到他肩上,他扫视烟雾笼罩的挤满餐桌和人的大厅。

烟雾中响起一个人的声音,又突然被另一个人的声音打断。那是格朗太尔同他的对手交锋。格朗太尔和另一张面孔同桌,面对面坐着;圣安娜大理石面桌上有麸皮、面包渣儿和骨牌,格朗太尔敲着大理石桌面,安灼拉听到如下对话:

“双六。”

“四点。”

“猪!我全光了。”

“你死了。两点。”

“六点。”

“三点。”

“老幺。”

“该我出牌。”

“四点。”

“难办。”

“该你了。”

“我出了个大错。”

“你还不赖。”

“十五点。”

“再加七点。”

“这样我就二十二点了,”他若有所思,“二十二点!”

“这双六出乎你意料。一开头我若是就打这张牌,这一局就完全不同。”

“还是两点。”

“老幺。”

“老幺!那好,五点。”

“光了。”

“刚才是你出的牌,对吧?”

“对。”

“白点。”

“他运气真好!嘿!你还有一次机会!”他沉思半晌,“两点。”

“老幺。”

“五点不成,老幺也不成。你麻烦了。”

“赢了。”

“活见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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