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辗转于夏威夷、美利坚、欧洲三地期间，日俄战争爆发，一度发展到不可收拾，最终却草草收场。八年前，李鸿章赴俄出席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并与俄方缔结联盟密约。密约开篇白纸黑字所写的第一条：

日本国如侵占俄国亚洲东方土地，或中国土地，或朝鲜土地，即牵碍此约，应立即照约办理。如有此事，两国约明，应将所有水、陆各军，届时所能调遣者，尽行派出，互相援助，至军火、粮食，亦尽力互相接济。

中国东三省，日政府口中之“满洲”。清王朝自入关后分别在盛京（沈阳）、吉林、黑龙江三地设“将军”一职，总领本地军政。义和团运动初始，三名将军便联名要求俄方让渡“东清铁路”的经营权。俄方自然是一口回绝。

《中俄密约》的俄方签署代表维特在《回忆录》中，记载了如下一段与陆军大臣克洛巴托金的对话：

这义和团来得恰是时候，我等正为染指满洲的名义发愁。

满洲势必会成为我国的第二个“布哈拉”。

布哈拉汗国位处中东，眼下是沙俄唯一一块殖民地。

义和团的排外举动，让外驻于东清铁路的俄籍员工纷纷逃难至俄领地、租界，乃至朝鲜。1985年，清国正苦于太平之乱，沙俄乘人之危，威逼清国签署不平等条约《瑷珲条约》。条约将额尔古纳河至黑龙江东岸地域划为俄领，后世将这片区域唤作“江东六十四屯”。

六十四屯的原住清民纷纷西渡黑龙江以避难，然而同年7月15日，俄军封锁渡口，对无路可逃的民众，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潜伏于布拉戈维申斯克的日本间谍石光真清，亲身经历了这起惨案。据其所言，遇害民众逾三千之众，其中包括老幼妇孺。

沙俄一时成为国际社会的众矢之的。1902年2月，俄政府迫于国际压力，将主要罪行归咎于阿姆鲁地区司令戈里普斯基中将，却草草以免除其以往功勋而了事。具体负责实施屠杀的布拉戈维申斯克部队长被判处三个月囚禁，并免职。至于其余战犯，再严厉也不过三个月的囚禁。

义和团运动前夕，沙俄驻扎在清国东三省的东清铁路警备队就多达一万一千人。然而不过数月光景，其驻扎部队竟转眼间暴涨至二十万之众。

沙俄政府对外声称，此次增兵“满洲”只是事急从权，局势一旦得缓，则即刻撤兵。结果不言自明，直到义和团被镇压下去，俄方也丝毫没有要撤兵的意思。

维特伯爵自知本国得寸进尺在先，清廷失约也是情理之中，所以也不敢觍着脸要求清国出兵支援了。

沙俄背信弃义，清国上下卷起一阵反俄浪潮。留日学生纷纷回国，组织“拒俄义勇队”。这也便是先前提到的“爱国学社”之前身。

然后，随着1902年1月日英结盟，俄方迫于压力，只得签署《满洲归还条约》（清称《交收东三省条约》）。此次条约的签署，也令清国东三省结束了持续两百余年的将军管辖，正式与山海关以西一般，被列入行省。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被日本统称为“满洲”。中国人也偶尔仿此称呼，但更普遍地称呼其为“东三省”。

实际上，“满洲”二字绝非地名，而是关外旗人之族名。女真人早在12世纪曾终结汉人王朝北宋，占据宋国北方半壁，建国“大金”。这还不算完，金军甚至生擒北宋徽、钦二帝与数千廷臣至北地，施以凌虐。因此，后世汉人视“金”乃至女真人为不共戴天之敌。

努尔哈赤起兵时，宣称本族既非女真，亦非大金后裔，还称自己是“文殊菩萨之弟子”。其部族信奉“曼殊室利大教王”，故取名为“满洲”。然而，东三省的原住民中汉族占据大半，接下来才是满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所以“满洲”这个地名还是颇有争议的。

俄方承诺分三个六月，将“满洲”驻军撤离。首先是在六个月内调回奉天西南部驻军，在接下来的六个月内再分批撤离奉天剩余驻军与吉林驻军。其余驻军，在最后的六个月内悉数撤回。

俄方在勉强履行第一次撤兵后，便再无动作，对外声称是正在检讨前番撤兵的结果，很显然是有意拖延。然而，单是拖延还则罢了，俄方非但不撤兵，还有意无意地将剩余兵力集中在了铁道沿线。

日本媒体尤为关注“满洲”局势，尤其是沙俄在清国的举动几乎关乎本国国运，报道称俄方之行为是在“公然挑衅日英同盟”。

俄军阿列克谢耶夫总督高调与“满洲”各部队辞行，做足了撤兵的表面工作，却是雷声大、雨点小；反之，仍继续向“满洲”输送兵力，甚至还大张旗鼓地在奉天举行了一次军演。据日媒的解读，俄方此次武力示威，是意欲胁迫清廷，以促成某项不可告人的协议。

日本的新闻工作者也是“神通广大”，竟事先便挖出了清俄之间的“约法七章”，其中第一条也在意料之中——归还东三省，永世不得租借，或割让给他国。

除此之外的数条，更是让沙俄殖民清国之野心昭然若揭：

东三省只准营口通商，清方不得为他国开设通商口岸。

清东三省之行政、军事，不得受他国干涉。

营口之关税长官，永世只得认命俄方人员担任……

七条密约之中，清方拒绝任一条，则撤兵之事免谈。

此密约一经曝光，立刻在留日学生中激起轩然大波。学生们群情激奋，聚集神田锦辉馆，开展誓师大会，组建“拒俄义勇军”。在义勇军请愿书上署名者达三百余人，愿支援后勤军队后勤者逾五十余人。清驻日公使蔡钧见状不妙，连忙发电至两江总督：留学生结义勇军，计有两百余人，名为拒俄，实则革命，现已奔赴各地，务饬各州县严密查拿。

日本有句古话“敌在本能寺”。蔡均猜得不错，学生们只是打着反俄的旗号，行的却是革命之事。他以“有碍国际和平”为由，要求日警方对此新兴组织进行取缔。

日警方卖了清公使一个面子，对义勇军发出警告。义勇军“老老实实”地就地解散，却又重组为“军国民教育会”，对外声称是体育同好组织。好笑的是，摘下了“拒俄”的旗号，组织的革命气息不减反增。

“拒俄义勇军”重组后的第二个月，孙文自越南返日。此时，日本的革命氛围颇为乐观，尤其是广东籍为主的唐人也呈现出团结之势。这对孙文来说，无异于一针强心剂。

犹记得，牺牲于自立军之乱的志士唐才常曾有诗云“枉说长沙是萨摩”。他将故乡湖南长沙比喻为日本之萨摩——萨摩为日本明治维新之发源地，而我长沙亦是中国革命之根据地。

唐才常做此佳句时，心中定会联想到自己亦兄亦友的同乡前辈——“去留肝胆两昆仑”之戊戌志士谭嗣同。

湖南人杰地灵，英雄辈出。《海国图志》作者魏源、“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以及后世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说此地简直是革命者之摇篮亦不为过。当然，提起湖南籍豪杰，自然也漏不得曾国藩与左宗棠两位晚清名臣。

“拒俄义勇军”分为甲、乙、丙三区队，各区队再细分为四个小分队。区队队长皆由留日见习士官担任。这支“学生军”的名单，至今仍有史可考。乙区队第三分队的名单中可以看见“黄轸”这个名字。这黄轸便是革命志士黄兴之化名。黄兴出生湖南善化县（今长沙县），是相当于孙文左膀右臂一般的人物。他毕业于武昌两湖书院，1902年作为湖北公派生赴日留学。当时，他已经年近而立，体格也壮硕，在一众弱冠年华的留学生中显得尤为扎眼。

众留学生身处安全的国外，却有恃无恐地对祖国革命纸上谈兵。黄兴对此等行为很是不齿，便在圈子里发起“归乡实践运动”。他本身也于1903年6月4日赴革命前线上海，亲身参与革命宣传、武装起义，甚至暗杀行动。黄兴前脚刚离开东京，孙文后脚便自越南返日，两人失之交臂。

其后，黄兴与“军国民教育会”同僚——直隶人氏张继一同返回故乡长沙，出任“明德学堂”的教员。他所发起的“归乡实践活动”很见成效，陈天华、杨守仁、刘揆一、姚宏业等湖南籍留学生陆陆续续聚集长沙。宋教仁、柳杨谷、周震麟等非留学群体的湖南人也深受感召，前来助阵。

时任《苏报》主笔章士钊，也频繁奔走于上海与故乡长沙之间。众人在长沙碰头后，组建“华兴会”，会长自然由黄兴担任，但组建始末已无史可考，毕竟是见不得光的地下组织。

“华兴会”的第一次武装起义，预定在1904年11月16日，农历十月十日，也就是西太后慈禧的寿诞之日。每年的这一天，长沙“皇殿”会举办贺寿典礼，湖南各地大小官员必须到场。只要在“皇殿”中埋下炸药，一声爆炸，便可将湖南官员一举消灭。届时，长沙就是起义军的囊中之物。

起义军纠集了众多长沙武备学堂（士官学校）的学生，并与当地会党“哥老会”取得了联系。因担心在校学生与市井侠客之间会心生间隙，还特意为二者新建了一个临时组织，名为“同仇会”。黄兴一身绿林气质，处事豪爽，是与哥老会那一帮市井之徒打交道的不二人选。

长沙西北十五里，海潭矿山的某个矿坑内，黄兴与哥老会领袖——“昆仑山忠义堂”之“大龙头”马福益会晤。两人彻夜不眠，把酒言欢。喝到兴头上，黄兴还赋诗一首，赠予马龙头。

有幸见证此次结盟的同志们不约而同地生出一种感觉——在座的两人，究竟谁才是哥老会的“大龙头”？

也是，就黄兴这一身江湖气，哪像是个留过洋的学生？马福益自称坐拥属下十万，黄兴与他侃侃而谈，竟不弱半点儿风头。两人相逢恨晚，其后，也时常相聚，重缅结盟之谊。

结盟的酒席上，马福益扼腕自责道：“说来，也不怕克强先生你笑话……若没有结识唐才常老弟，我老妈混了大半辈子，竟还不知道这天下是清廷从我汉人这儿抢去的！四年前，我眼睁睁地瞅着唐老弟让清廷害了性命。如今若再让你有半分闪失，叫我如何面对关二爷。”

这一席话让黄兴颇感动，他同样愤慨道：“唉，福一（马福益本名）是只知其一啊……当年自立军之所以兵败，原因无他，就是因为所托非人！那康有为揣着革命资金，在美利坚、加拿大逍遥快活，约好的军资粮草却是一拖再拖……但如今不同了，我起义军会力保福一与会里的弟兄无虞。”

“这就不劳克强先生操心了，我手底下那十万弟兄可不是什么善茬儿。”

黄兴字克强，别名黄轸。他参与革命活动时，惯用别名示人，如他参加“拒俄义勇军”时用的就是黄轸。然而，此次与哥老会结盟，他堂堂正正地用了本名黄兴。

黄兴归乡后，便典当了年收三百石的祖产农田，悉数捐予革命事业。之后回到明德学堂，以教授美术与博物为生计。

归国后，他用了一年半的光景酝酿此次起义。期间，他创立矿务公司“华兴矿业”，以暗中安置革命军。至于为何偏偏要选择矿务公司——矿务公司高层勘察矿坑，谁人会生疑？豪迈的矿工汉子，收工后躲在矿坑里喝酒划拳，也是合情合理。

都说湖南人是典型的“一头热”。对革命“一头热”的，是他们湖南的革命家；对镇压革命“一头热”的，是湖南籍官员。偏激地反对革命的学者与当权者，也是湖南出身的居多。

当年，梁启超受邀赴长沙“时务学堂”施教，谁知刚迈入学堂门槛，便让本地学者叶德辉与王先谦给打了出来。保皇的革命派尚且如此，革命派会受到何等待遇也可想而知了。

告密，又是万恶的告密！

先前提到的叶德辉与王先谦二人，皆为进士出身，乃是当世闻名的保守派学者。其中，年近花甲的王先谦曾主张变法派康有为其罪当诛。而叶德辉虽及第进士，却无心仕途，作为长沙首屈的豪绅，他在湖南文教界颇具号召力。

两人作为学者，不满足于一心搞学问，对政治却尤为上心。两人为对付宿敌革命派，甚至还培养起了职业间谍，安插在敌营之中。两人将手下间谍所提供的情报告知湖南巡抚，直接导致华兴会的长沙起义计划胎死腹中。

湘潭的革命据点最先暴露，此地距离革命中心长沙有四十余里。当地官府立刻罗列出乱党名单，眼瞅着便要通知长沙方加以逮捕。要知道，华兴会与会党的高层此时都聚集在长沙。所幸，湘潭会党中有一名外号“飞毛腿”的同志。无可奈何之下，只得星月兼程，凭双脚赶赴长沙告急。

这是一场电讯与脚力的赛跑。按理说，必然是以电讯完胜而告终。然而，湘潭此地设备落后，必须将汉字内容译作“电码”，才能发送。例如，“逮捕某某”的电码为“49?2198”。这可不是暗号，而是国际通用的“电码文字”。但凡是大都市，都不缺从事“电码”翻译的专家，但可惜那个时代的湘潭可连都市都算不上。

千钧一发，“飞毛腿”险胜电讯。长沙华兴会得到消息，即刻原地解散。“万一”情况下的藏身处，事先便已安排妥当。黄兴藏身于教堂之中，伺机逃离长沙。其余同志多是长沙人，对本地熟门熟路，更是不愁会让清廷揪出来。

黄兴之前在上海时，便时常造访基督教堂。他与孙文素未谋面，却一早便听闻对方是个基督教徒。仰慕已久的革命前辈信仰基督，黄兴觉得有必要对这舶来宗教稍作了解。

《辛丑条约》第十条有明文规定：清方应严禁任何排外、反天主教运动。一旦发现，应立即逮捕并处决牵涉人员。

没错，是“死罪”。公开反感外国，排斥舶来宗教，便要掉脑袋。此法令一出，各地官员都惧“基督教”三个字如鬼神，避之不及。

如此看来，黄兴还真是挑对了避难所。但他之所以藏身于教堂，还是有自己的“私心”……要知道，他们这帮革命分子整日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总得找些心灵依托，宗教便是最方便的选择。

于是乎，长沙“华兴会”一众安全转移上海，暂时落脚于租界中的“启华译书局”。这家机构为湖南籍革命派的上海据点，其主事人正是先前提到的《苏报》主笔章士钊。众人满心以为逃过一劫。谁承想，这才没几天，租界巡捕便撞开译书局大门，带走了章士钊、黄兴等十人。

这可真是无妄之灾了……就在前不久，无党派爱国志士万福华刺杀广西巡抚王之春未遂，被租界巡捕逮捕。章士钊看在湖南同乡的情分上，前往探监。警方单纯为深究暗杀案件的始末，于是到探监人住处搜索情报。谁想情报没搜出来，反倒搜出了若干军火与假币，便顺势将在住人员一并逮捕了去。

被带走的十人中，只有黄兴的友人郭人漳一人未用化名。这郭人漳乃是清廷大员，官至山西道台。他今早途经上海时，凑巧听闻友人黄兴在租界，便前来造访，哪承想就碰上了这样的倒霉事。

郭人漳刚入狱，便至信上海道员袁树助求援。袁树助得信，连忙亲自赶赴英领事馆要求放人。清朝的行政区划按级别排列，分别为“省、道、州、府、县”。举例。台湾原为“台湾道”，升格后才叫“台湾省”，一“道”之长，便是道员：这位上海道员袁树助，其后又被提拔为山东巡抚，最后爬上两广总督的位置，是叱咤清末政坛的大人物。

租界巡捕得知自己摊上大事了，哪还敢怠慢，毕恭毕敬地将郭人漳请出了牢房。郭人漳也不追究，只是不紧不慢地道，我还有两名随从。

于是乎，黄兴与张继这两名“随从”也于四日后重获自由。郭人漳打通了关系，其余被捕人员也相继被释放。至于行刺未遂者万福华，他是个我行我素的无党派人士，不愿受革命派恩惠，仍被关押狱中。

远在日本的同志闻知黄兴等人被捕，连忙差人为其雇用律师。已然出狱的黄兴建议道：“这笔打官司的资金，不如使在万福华身上如何？他确实是一条好汉。”

众人一致赞同，于是，在其后的“公审法庭”上（中外法官共同裁决），万福华仅被判处了十年有期徒刑。

纸包不住火，黄兴以化名潜藏租界内的消息，终究还是传到了清廷的耳朵里。清廷要求租界工部局立刻移交乱党。上海也待不得了，黄兴、张继、陈天华、宋教仁四人仓皇逃往日本。这也是宋教仁首次赴日。

赴日的客轮中，四人检讨了此次起义失败的原因。罪魁祸首自不必说，无非是叶德辉、王先谦那两个腐儒。陈天华反省道：“果然，会党之中三教九流，玉石混淆，不得不防呀。”

黄兴却不以为然：“会党虽龙蛇混杂，却贵在一呼百应，且市井多豪杰……我与那‘大龙头’马福益有过接触，他确实是一条响当当的汉子。”

张继换了个话题，调侃黄兴道：“话说回来了，克强今年的诞辰宴可泡了汤，要不要明年办上两回？”

10月24日，长沙官衙一收到密报，便立即派兵查封了黄兴的宅邸。次日便是农历九月十六日，黄兴的三十岁诞辰。当时，他正藏身于教堂，命悬一线，哪还有心思为自己过生日？

黄兴干笑了两声，心中暗忖：“不知何时能有缘与兴中会孙会长相见……他亲身领导过广州、惠州两次革命，可谓经验丰富了。”

此时，孙文正以纽约“一碗面”为据点，奔走于波士顿、华盛顿等美国东部城市，拉拢各地华侨。

黄兴早先不愿邀请同乡好友蔡锷入伙，仅因对方眼瞅着便要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骑兵科，稍有不慎，就是前程尽毁。这蔡锷为士官学校第三届毕业学生，前两届毕业留学生合计不过六十人，第三届单届便猛增至九十五人。

越来越多的留学士官自愿在毕业后投身革命队伍，这也是孙文长久以来致力的局面。然而在黄兴看来，玉石混淆的会党之重要性，可比肩于革命军队。要建国立制，接地气的民间豪杰也是不可或缺的。

直隶出身的张继总结得妙：“敢情，这好人、恶人都让你们湖南人给占了。”

反观最近发生的几件事——长沙起义毁于两名湖南进士之手，湖南好汉万福华刺杀湖南籍巡抚王之春……细想来，还真是湖南同乡在窝里斗。

宋教仁摇头惋惜道：“容我说句不中听的话……我反倒挺庆幸事情败露得早，若是临了才败露，我们的损失可远不止牺牲两名同志那般简单了……当然了，萧桂生与尤游胜两名同志的牺牲，还是很令人惋惜的。”

消息败露于10月23日，距11月16日起义，隔了大约二十余天。只有萧桂生与尤游胜两人因藏身不力，被捕牺牲。

孙文远在美利坚也不忘通过日本的同志掌握各地革命派动向。早先在夏威夷时，他便闻知黄兴组建了个闽南籍革命组织，取名“华兴会”。赴英前夕，又有线报传华兴会骨干暗中集合于长沙。

与此同时，又有消息传浙江籍革命组织落“光复会”成立，章炳麟、陶成章两人分别出任正、副会长。紧接着，是长沙起义败露，会长黄兴逃亡日本。

1905年，孙文远渡欧洲，先后造访比利时、德意志、法兰西，游说各国留学生加入革命组织。这时，清国那边传来了黄兴暗中回国的消息。

哥老会“大龙头”马福益不甘落败，重整队伍，密谋一场新的武装起义。华兴会未参与其中，但黄兴割舍不下当日洞中誓言，不顾同志反对，决定只身返回湖南洪江，为起义军送去军火。

他在汉阳购置了军火，打算走水路运往洪江。谁知船只刚出码头，便让“麓卡”（海关机构）给拦了下来，说是要例行盘查。情急之下，黄兴只得将数名差人推入河中，强行冲过关卡。然而还未等到军火送达，起义便被镇压，马福益被捕身死。黄兴得了兵败的确切消息，丢下军火，又连夜潜逃回了日本。

上述事件发生在1905年二三月间。期间，新加坡华侨许雪秋也于广东潮州领导了一次武装起义，但同样以失败而告终。许雪秋也是嚣张，仗着自己与潮州道员相熟，竟独闯官府为自己申冤，甚至还要求官府释放被捕的同伴。那世道，人脉高过天，竟还真如他所愿，除去已被处决的同志，其余被捕同志被先后无罪释放。许雪秋生怕官府反悔，连夜逃回新加坡，等待东山再起之日。

与此同时，日俄战争中最为惨烈的旅顺攻防战告一段落，在奉天的最后决战蓄势待发。上海租界那头，同年4月3日，邹容猝于狱中，年仅二十一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