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11月16日，孙文抵达横滨，尤列已提前为其准备了落脚的公寓。

香港“四大寇”之中，单论行动力，属尤列首屈一指。同为“四大寇”一员，孙文与他自然是莫逆之交。

惠州起义时，尤列曾协助郑士良与长江流域的地下组织接头。可笑的是起义失败后，一份湖广总督署名的公文，竟宣称“乱党尤列已于武昌伏诛”。圈子里也开起了尤列的玩笑：“悲乎哀哉，革命尚未成功，少纨（尤列字）升天不能。”

一纸公文也令尤列身价倍增。不知何时起，他身边聚集了一群仰慕其名望的留学生。20世纪最初的几年，在日中国留学生呈几何数目增长。1900年，中国留学生不过堪堪百人，短短两年，便增长至六百余人。到1905年，在日中国留学生一度达八千人之多。

事到如今，孙文再不能忽视这一群体。中国留学生无论“公派”还是“私费”，在当今时代都是人中龙凤，也就是所谓的“士大夫子弟”。同时，他们亦是孙文最不愿拉拢的人群。须知，孙文欲行之革命，追本溯源，便是要“瓜分”士大夫手中利益。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加速了清廷守旧派的倒台。科举制度也难以为继。随着1904年最后一场“会试”结束，持续千年的科举制落下了帷幕。逐渐地，学校取代科举登上中国历史舞台，留学生激增也是意料中事。

驻日公使裕庚公派的十三名留学生，堪称“中华留洋先驱”。按理说，对“食公粮”的留学生，革命派是无从下手的。但公派留学生中，也不乏戢翼翚这样死忠革命的热血汉子。说起这戢翼翚，他在自立军起义时曾冲锋陷阵，九死一生，后随秦力山等人赴东京，创《国民报》，可称革命一健将。

1895年革命火种初燃，孙文领导下的革命党，携手辅仁文社，共同成立兴中会。辅仁文社是个极端的反清组织，与革命党的理念从开始便相悖。孙文让出会长一职，退居副会长，才勉强将矛盾最小化。

然而孙文因“伦敦使馆绑架案”而“一炮走红”，加之陈少白、郑士良、史坚如等一众革命派骨干的行动受世人瞩目，1899年“三会联盟”（哥老会、天地会、兴中会）组建兴汉会，孙文被推举为总会长，迫使杨衢云也不得不让出兴中会会长之位。

清朝当局知晓革命派中山头林立，便从未停歇过策反工作。惠州兵变名为起义，战死者却只有寥寥四人，算上下落不明的山田良政，也不过五人而已。清廷欲从中挑拨，也无从下手。就在清廷一筹莫展之时，兴中会叛徒陈廷威主动请缨，说是要策反杨衢云。说来，他还是杨衢云的远亲。

杨衢云出生福建澄海（现漳州），福建人在香港的圈子很窄，消息闭塞，策反工作的保密性足以保证。杨衢云对自己这位不成器的远亲是深恶痛绝，索性就来了一手将计就计，将清廷的劝降条件透露给了孙文——革命党高层若受招安，则封道府副将，配给五千人队伍，数万两军资。这泼天的好处，到真让杨衢云颇为动心——军队暂且不提，有了这笔军资，可解革命党燃眉之急。

孙文是坚决不赞同杨衢云的这“诈降之计”，并吩咐陈少白警惕其行踪。这也不怪孙文多疑。乱世之下，“招安”的事例屡见不鲜，如今为清廷效力的重臣中，便有几位出身草莽之人。原太平天国旧部刘永福自不必说，就是那曾出兵剿刘永福的冯子材，曾经也是草寇出身，让清军吃过不少苦头。

孙文打心底不愿怀疑同志，他还有另一番考量——清廷若策反失败，极有可能会恼羞成怒，从而加害杨衢云。

果不其然，清廷的“策反计”破产，索性出重金三万两悬赏杨衢云首级。孙文苦劝杨衢云赴日本避难。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三万两重赏之下，只怕觊觎杨衢云性命的不仅是区区职业杀手那般简单了。周边友人也开始苦劝杨衢云：“香港的治安差，也不是这一天两天的事了。身负几条人命债的恶徒也能招摇过市，警察哪里肯管。肇春兄，还是尽快到日本避避风头才好呀。”

杨衢云对友人们的忠告嗤之以鼻：“哼，日本……”说来，他倒未必反感日本，还记得，当年众同志准备从日本回国迎战惠州时，犬养毅与头山满等日本志士，还专程举办了一场“杨衢云、孙文、郑少白归国壮行会”。只不过，就是那一趟日本之行，让杨衢云不得不将会长之位“让贤”于孙文。对这点，他至今仍如鲠在喉。

孙文力劝杨衢云赴日避难，并经会上商议，愿负担这位前会长赴日的全额差旅费。然而好心办坏事，这一举措倒让杨衢云争起了一时意气：“投身革命，一死又有何惧？我在香港开洋文学堂，再不济也能蓄妻养子，如何能动用革命资金到海外逍遥快活？”

杨衢云出生于越南，十六岁才重归故乡福建，补习了整整五年的汉语言后移居香港，就职于当地造船所。后因事故被削去三根手指，再不能从事技术工作，开始苦学英文，投身英文教育，并先后辗转于招商局与外资商社。

在港谋生期间，杨衢云亲身体验了洋人对同胞的欺辱与压迫，即与友人共创辅仁文社，宣扬“种族思想”，后融入以孙文为首的革命党，铸就了如今的兴中会。两派之所以能融合，杨衢云挚友、位列“四大寇”的尤列起到了关键作用。

有英领香港警察庇护，香港成为“反清分子”的避难所。郑士良与杨衢云的“反清罪行”已路人皆知，又这般肆无忌惮地在眼皮子底下晃悠，清廷怕是恨不得将其挫骨扬灰。

两人自知为“国家公敌”，自然谨慎小心，但仍然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刺客陈林也不磨叽，直截了当，一招得手。

这一日，杨衢云像往常一般在结志街五十二号二楼教授英文，谁能料想刺客陈林不躲藏、不埋伏，在众目睽睽之下踹开教室门便是一枪，正中杨衢云要害。估计他在先前仔细踩过点。待众人反应过来时，他已没了踪影，当日便逃至广州。

行刺后，友人劝陈林三思而后行：“你苦兮兮地为清廷卖命，就不怕清廷为撇清干系，卸磨杀驴！”

陈林冷笑道：“富贵险中求嘛。干咱这行，不把脑袋系裤腰带上，哪盼得上飞黄腾达呀……我可是忍痛将一半赏钱赠予某位大人物打点关系，有了这层保险，我可高枕无忧……”

清廷承诺“取杨衢云首级者，赏银三万两，封千总”。这“千总”并非虚职，可是正儿八经的南石头炮台编制。

杨衢云挣扎了一夜，翌日早间才咽气。暗杀当日为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1901年1月10日）。事后，清廷如实地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但还不到一个月，陈林的宅子久遭查抄，并被“搜出”谋反物证。后得知，是清廷派遣在刑窃贼暗中将谋反信件藏入了陈宅之中。可怜陈林，终究难逃“走狗烹”的命运，被射杀于任职的炮台之下。

远在东京的孙文得知杨衢云遇害，特赴横滨举办追悼会，并筹集一千两百元义捐，以赡养杨家遗族。

兴中会有两座山头，分别为旨在革命的“孙派”与原辅仁文社成员组成的“杨派”。孙、杨二人的会长之争，自合并起便未停歇过。孙文起初为缓解两派矛盾，主动将会长一席让给年长自己五岁的杨衢云。照理说，这杨衢云仗义豪爽、为人坦荡，虽身无大志，却也配得上会长一职，然而三会合并（三合会、天地会、兴中会）之时，众人一致推举孙文为总会长，且革命派活动频繁，这逼得杨衢云只得退位让贤。他退居二线后，仍默默为兴中会奔走操劳，甚至愿意涉险诈降。孙文对这样一位同志的牺牲倍感惋惜。

谁能料想，七个月后，孙文更是痛失一视若臂膀的同志——郑士良。

惠州一役，郑士良统筹前线大局，已然心力交瘁。为随时可以与孙文取得联络，他先后几番往返清廷控制地带，战战兢兢数十日，撤回香港时，其肉体与精神已濒临崩溃边缘。

某日，郑士良与《中国日报》记者在琼林酒楼畅饮后，一同返回位于永乐街的报社。记者们开了门，回头招呼郑士良，却发现其瘫倒在黄包车上，已然咽了气。警方未在尸首上发现外伤，便将死因判定为“脑溢血发作而亡”。然而，坊间有谣传说，某友人在赠予郑士良的食物中下了毒。这位友人的姓名甚至也被挖出，叫郑梦唐。

《中国日报》又名《中国报》，为革命派在香港之阵地，陈少白担任主编。其“敌阵”为保皇会操办的《商报》。海外华人误以为两派是一家，同时加入两派者不在少数。就连孙文的兄长孙眉，也是那保皇会的挂名干部。直到1900年，两派再容不得“劈腿会员”，这一态势才稍稍得缓。

郑士良尸骨未寒，1901年9月，清廷签署《辛丑条约》。《辛丑条约》处死“战犯”数百名，且赔款八国总计白银四亿五千万两。要知道，当年清廷的一年岁入，上亿都成问题，如何能一次偿清？八国也不强人所难——既然无法一次付清，便分期三十九年，利息按年利率四分计算。这算盘打得响，四亿五千万两，四分息，三十九年，连本带息至少九亿八千万两。

十年后清朝覆灭，新上台的民国政府仍得继续填这个无底洞。有关税作保，八国可不愁拿不到赔款。一直到1940年（昭和十五年），这个无底洞才被填满。

赔款还不算完，《辛丑条约》还要求清廷进行改革。“改革”不就是“变法”换了个说法？清廷刚处决了变法先锋“戊戌六君子”，却得去继承他们的“遗业”。

那如何处置变法领袖康有为？是否为其平反？——答案是否定的。清廷仍唤康有为做“康逆”。清廷在西安颁布《辛丑变法诏书》以自圆其说：康逆之谈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

清廷中枢的官老爷们，竟连区区义和团也掌控不得，可谓颜面扫地。自此，清朝之实权，逐渐转移至汉人出身的各位封疆大吏手中。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共同呈奏变法事宜，因湖广自古有“楚地”之称，此奏疏又被称作“江楚会奏”。第一封奏疏呈奏于1901年7月12日，大概内容有以下三条：废科举，设学校，派留洋。

孙文看到《江楚会奏》的报道时，尚未听闻郑士良猝死的噩耗，还暗自思量道：“学校，留学生的时代终于到来……距下次起义尚有时日，学生那头便暂时交予弼臣（郑士良字）负责。”

1901年，新世纪开端，孙文是没闲情感受那新气象了。正月，杨衢云遇害，仅仅是革命大业受挫的开始。

这一日，孙文在横滨的“监护者”温炳臣邀孙文道：“南方先生邀我们至和歌山一游，孙先生意下如何？”

温炳臣为多德韦尔商会买办。买办一职，非洋商绝对信赖者不能担任。就说前番在香港对革命派慷慨解囊的李纪堂，便是日本邮船之买办。洋商欲在中国开展贸易，出于对华商信誉的质疑，只愿对接买办。买办便在中、外商人之中协调周旋，收取些中介费。

温炳臣这是在邀孙文一块去拜访南方熊楠。其实早在去年，南方熊楠自伦敦回国后，便联系了孙文。说来也好笑，南方自欧洲回国，却赶上家业破产，自此后便倚仗其弟常楠的接济过活，没有闲钱去横滨拜访孙文。

南方熊楠可是孙文在英期间难得的挚友。孙文忙应允道：“要去，要去，还请温兄为孙某打点出行事宜。”

温炳臣点头：“要不要跟警署那边打声招呼？”

“其实不用我们去求援，他们也会暗中护孙某周全……但如今非常时期，还是与他们招呼一声吧。”

何谓“非常时期”？杨衢云惨遭横祸，孙文首级的赏金更胜于其数倍，即便是身边贩夫走卒，为求财，难保不会铤而走险。如今，孙文的一言一行，尽在日本政府的监控之下。此次拜访南方之行的始末，日外务省自有详细记载。

孙文迟迟未从杨衢云之死的阴影中走出，此番与南方久别重逢，对消沉的他来说，无异于“强心剂”。两人依旧以英文交流，仿佛回到当年的大英图书馆。同行的温炳臣身为买办，自然精通洋文，也时不时插上两句。

熊楠自伦敦与孙文一别，好久未像这般相谈甚欢。毕竟，愿意与他探讨菌类的友人，怕只有孙文独一份。两人一聊起菌类，在一旁的温炳臣便识相地闭上嘴，笑眯眯地旁听。

南方熊楠的好记性仅用在感兴趣的事物上，至于让他兴致缺缺的人与事，哪怕是一丝心思也不愿往上花。就拿温炳臣的名字来说，熊楠唤错不是一次两次了，要么是Mr.陈，要么是Mr.翼，也不知将温炳臣错认为是谁了。再来，他时常会哭穷：吾辈不名一文。孙文拆台道：“整日哭穷，何不外出工作赚钱？”

熊楠没心没肺地笑答道：“能寄人篱下，何尝不是件快事？就我这荒唐性子，怕难求雇主。”

想想也是，就他这烈性子，大英博物馆这样的研究机构都容不得他，遑论区区的私营企业了。孙文笑道：“天下之大，能容你南方熊楠者寥寥。”

孙文嘴上调侃，实则对友人的就业问题颇为上心。事后，还专程至信犬养毅，希望这位内阁重臣能帮衬友人一把。

南方落得如今田地，哪还能行那地主之谊。唯一的一次招待，还是在和歌浦的“芦边屋”，这是他的发小友小笠原誉至夫经营的餐厅，说白了，他没花一个子儿。

一个月的和歌山之旅见尾，孙文想顺路跑一趟自己的“治愈之地”，第二故乡夏威夷。临行席上，孙文将跟随自己多年的巴拿马帽赠予南方：“经此一别，万水千山。南方兄且收下这顶帽子，权作纪念。”

南方珍惜地收下，举杯道：“愿我与孙逸仙之友谊万古长青。”

孙文在夏威夷修养两月余，于6月中旬返程横滨，他特意还带回了夏威夷特产的植物标本，期待有朝一日赠予南方。一个月后，也就是1901年7月，《江楚会奏》问世。

《江楚会奏》主张废科举，兴留洋，尤其推崇留学日本，并指出赴日留学的几大好处：文字相近易学，留学费用不过欧美三分之一，且为邻邦往返方便。

孙文闻消息后叹道：“留学生之时代终究还是到来了……不假时日，必定有大量留学生涌入日本，任公（梁启超）盼此日久矣。可惜，我方阵营中还未有在此方面可与其匹敌之人物。”

温炳臣不服道：“孙先生这般说，怕是少白要伤心了。”

“孙某绝无贬低少白之意……据我对两人之了解，要说为人处世，少白与任公可称伯仲，但少白输在太过耿直。你想想，任公一手妙手文章令人趋之若鹜。然少白为人率直，不善婉转。如此比来，单论虏获人心，确实是任公棋高一着。”

“我们唐人圈子里怕也寻不着与之匹敌的人物……但是要比生意手段，可就另说了。”

“炳臣兄这话可说得太满了……若真让任公端起算盘，你们怕有一半人要丢了饭碗。”若无法将梁启超收为己用，则他必会成为革命道路上的一大阻碍。

眼下，梁启超正着力巩固保皇会在夏威夷与澳大利亚的势力。他处事圆滑，常故作神秘地向周围人道：“我对外声称是保皇派，这只是幌子，方便我暗地里进行革命而已。”

孙文不责备梁启超“欺世盗名”，他坚信梁启超素有“反骨”，只不过是碍于与康有为的师徒情谊，不敢公开倒戈罢了。孙文看得通透，不由得感叹：“梁启超呀梁启超，何其狡猾……”

观如今局势，朝廷为“康逆”平反不是不可能，届时“勤王”旗帜重振，梁启超作为保皇会第二把交椅，注定会位高权重。反方向想来，若有朝一日革命成功，即便是孙文也只能向世人承认：“其实，梁启超是革命派安插在敌营中的卧底。”不论鹿死谁手，他都是名利双收。

清廷废科举，以留洋代之，也就是说，留学群体大多是走不得仕途，才无奈选择留洋的士大夫子弟。先前也提过，孙文一直对其敬而远之。在拉拢留学生方面，梁启超可以说是占尽了主动。

1901年，赴日留学生尚不足百名，其身份可一一追溯——除却驻日公使馆招募的十三名“先驱”，另有浙江省公派八名，湖广总督派遣二十四名，北洋大臣派遣二十名。甲午惨败令清廷看清了自身军事力量的不足，所派遣的新晋留学生中，“武备学生”占了大半。

留学生设立同乡组织“励志会”，成员四十余人。成员中既有后战死汉口的自立军骨干黎科，又有清朝宗室良弼，可见“励志会”仅是纯粹的老乡会，政治立场很是模糊。

1902年，会中出现主张“推翻清朝，建立共和”的激进分子，并另创“青年会”，这迫使稳健派相继离会。同时，一起惊天革命事件正在酝酿——留学生谋划于1902年4月26日举行“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事件的总策划人为国学大家章炳麟。

1644年4月26日（农历三月十九日），崇祯帝在煤山自缢。1661年（辛丑年），吴三桂擒拿住永历帝，距今整好二百四十二年[参考一些历史文献，此纪念会名称是以“南明”政权崩溃推算，日期则选为崇祯帝殉国之日。]。明眼人瞧得出，章炳麟这是在含沙射影追思亡明。

章炳麟年少孙文三岁，却年纪轻轻便被推崇为“国学大师”。章炳麟致力钻研国粹，曾参与《时务报》主编工作，却因理念与“公羊学派”梁启超相悖，离开报社，一度成为张之洞帐下幕僚。戊戌变法失败后，他避难台湾，后流亡至日本。

时任驻日公使蔡均闻知此事，要求日外务省即刻叫停这场不知所云的“亡国”纪念会。即便公使不开口，日本政府也不会由着异国人在自己的地盘上为所欲为。神乐坂警署先后传唤了十名集会组织者。发起人之一冯自由，有幸旁听并记录下了章炳麟与警署长之间的问答：

署长：你是清国人？

章：清国为何物？余等为支那人！

署长：可有官职？士族？庶民？

章：遗民尔。

日方高层都勒令解散了，人在屋檐下，组织者也只得收手。但消息已放出，集会当天，在计划用于会场的上野精养轩附近有数百名留学生滞留，警方驱散还费了好大工夫。

孙文自然不愿错过这场好戏，连夜赶至上野会场，哪承想白跑了一趟。他索性就近在精养轩就了餐，折返横滨，联系众同志，在横滨永乐楼“补办”纪念会。第一发起者章炳麟自然出席了此次补办集会。除此，会议还邀请了自立军幸存者秦力山等人。

章炳麟在策划集会前，不忘征得孙文与梁启超两位华人代表的应允。事后，梁启超曾至信章炳麟，嘱咐其切勿对外宣扬自己的名字。

“清”这一国号逐渐遭抱有民族意识的中国人所唾弃，被取自佛典的“支那”取而代之。据《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印度王曾询问三藏法师，支那国若何？其后，随中日关系遇冷，“支那”一词才带有了歧视意味。

遥想盛唐时代，日本“遣唐使”千里迢迢赴唐求教，如今风水轮流转，留学生们内心的屈辱可想而知，但甲午惨败摆在案前，泱泱中华不敌这蕞尔小邦已成事实。

我大清仅在军事上略输一筹尔——“武备学生”们带着这般自我麻痹的想法，不情不愿地涌入了日本。

日陆军省暂将留学生们安排于“东京成城学校”，接受进入士官学校前的预备教育。这所五年制学校特意增设了留学生部。并于1903年更名为“振武学校”。自此，学校再不受文部省管辖，而是直属参谋总部。因横穿西伯利亚闻名的福岛安正少将上任首任校长。学校创始之初，学业仅十九个月，后改为三年。毕业生被分配至各联队实习后，方有资格升入士官学校。

早在1898年，北洋大臣裕禄便计划派遣六名海军学生赴日留学，但日本海军兵学校却不愿录取外国人。一番交涉下来，日方放宽政策，同意让清国学生在日本商船学校接受普通教育后，安排其到各海军校实习。然而，申请者还不到三人。赴日留学遇冷，不完全归咎于日方的排华态度。早在1875年，福州船政学校便与英吉利海军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英吉利才是留学生心目中的首选。

日本方面，留学预备学校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如专门为留学生提供日语教育的宏文学院。后世文豪鲁迅便是经由此校升学入仙台医专（现东北大学医学部）。高楠顺次郎创立之日华学堂秉持少数精锐主义，曾将三名被海军兵学校拒之门外的留学生成功送往东京帝大。另有明治大学旗下之经纬学堂、东斌学堂等知名预备学校。除此，政法大学、早稻田大学、实践女子大学等名校也纷纷创立清国留学生部。

在两国政府的支持下，自1902年起，赴日留学生数量呈几何式增长，无论是革命派，还是保皇派，都再不能无视这股新兴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