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随着各种西方科学技术的不断涌入，国人被迫一方面接受之、尝试之；一方面又畏惧之、猜忌之。结果就造成了信息传播中的真相与讹传掺杂，科学与迷信并行。这一时期，固然闹出了很多荒诞不经的笑话，却也发人深省。

19世纪60年代，随着中外交流的增多，照相术逐渐在上海生根发芽。对此，著名学者葛元煦在《沪游杂记》中记载：“西人以药水玻璃夹入横木匣内，匣面嵌小凸镜，对人摄影于玻璃上。取出以沙水冲洗，即见人面，神气部位，无不逼肖。复以药水制就纸片，覆于玻璃上，微照日色，则面貌衣痕陈设物件现出纸上，傅以颜色，胜似写真。近日华人得其传，购药水器具，开设照相楼，延及各省。”这段话是西方照相术传入中国的最早记录之一。但值得格外注意的是后面那句话，因为这句话足以证明聪明的中国人不仅学习到了这一技术，并迅速将其商业化并向全国推广。

而近代大思想家王韬对照相术不仅给予高度关注，还对其中的科学原理进行了深入了解和探究。他在《瀛堧杂志》中写道：“西人照相之法，盖即光学之一端，而掺以化学。其法先为穴柜，借日之光，摄影入镜中。所用之药大抵不外乎硝磺、镪水而已。一照即可留影于玻璃，久不脱落。精于术者，不独眉目分析，即纤细之处无不毕现。更能仿照书画，字迹逼真，宛成缩本。近时，能于玻璃移于纸上，印千百幅，悉从此取给。新法又能以玻璃作印版，用墨出，无殊印书。其便捷之法，殆无以复加。”

王韬曾经游历各国，眼界开阔，对任何新派的事物都勇于尝试，是那个时代的弄潮儿。他为人风流倜傥，在“照相”这件事上也颇有收获。他在《漫游随录》一书中记载，自己要前往英国时，正巧有一位名叫周西鲁的女子前来送行。这位女子是他的情人，“谓自此一别，不知相见何时”，接着便剪下自己的一缕发辫做成连环绦相赠，“为他日睹物思人之据，云见此如见其面”。王韬此前曾经赠给她一件昂贵的新衣，周西鲁“以其华丽过分，初不敢服”。这次依依惜别时，周西鲁拿出一张照片赠给王韬，正是她穿着这件衣服照的。王韬一见大喜，“惊鸿艳影，殆足销魂”。

到19世纪70年代，上海的照相馆已不复为洋人垄断，而是越来越多地由华人开设。特别是苏三兴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在三马路开设的三兴照相馆，曾在《申报》上刊登了首则照相馆广告，开一时风气之先。据《申江名胜图说》中记述：“沪上照相馆多至数十家，而以三马路之苏三兴为首屈一指，凡柳巷娇娃、梨园妙选，无不倩其印成小幅贻赠所欢。”

虽然妓女和优伶是照相馆的主要光顾者，其目的也主要是招揽客户，从而引起一些卫道士的侧目。但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文人雅士开始接受这一“图不磨者，名亦不磨”的时尚之举。后来，那些名门望族的大家闺秀也纷纷走出家门，前往照相馆照相并将相片馈赠亲友，他们的榜样作用无疑极大地带动了大众对这一行为的接受和认可。

在照相业不断得到推广和普及的同时，对之产生否定和质疑的声音一直没有断过：有的说拍照会摄走人的魂魄，有的说拍照会照出鬼影，更有人说拍半身像就是将人腰斩，必将导致照相者横死……就像鲁迅先生在《论照相之类》中回忆的：“要之，照相似乎是妖术。咸丰年间，或一省里，还有因为能照相而被乡下人捣毁的事情。”确实，在传统文化重重桎梏的封建时代，任何新生事物的落地生根和成长发育，都注定不是一帆风顺的。

这几种诡异的说法，细究起来都各有原因。我们知道，早期照相采用的是湿版摄影法。这种摄影法拍摄的等待时间长，所以被拍照的人往往面容呆滞，结束后又会因疲惫而哈欠连天，容易给人萎靡不振之感。而且由于技术上存在种种有待完善之处，所以特别容易在成像后造成发虚、重影等情况，给人一种诡异莫名的感觉。在这种疑神疑鬼的心理作用下，任何意外和不幸都会跟拍照联系起来。再加上前面提到的卫道士看不惯妓女优伶以照片赠人而恶意造谣，导致一时间各种愚昧迷信的传说大行其道。英国摄影师约翰·汤姆逊就回忆：“那些有知识有地位的中国人向人群散布谣言，说照片会‘摄’走人的精气神。人在拍照后就会命丧黄泉……作为一名摄影师，我扮演的角色有些像‘催命鬼’。”

比如，当时一部流行小说《婚姻鉴》就提到，有位丈夫邀请妻子换上盛装，与他一起拍全家福。妻子断然拒绝道：“妖镜摄影，必损我子之目光，余誓死不愿。”但作者对此是不置可否的。他回忆自己年轻时曾经拍照，结束后跟一群狐朋狗友赌博，“历三昼夜未交睫，目乃赤如榴，剧痛不可言状”。他怀疑自己的眼疾是摄影导致的，便去看医生。医生看完之后又好气又好笑地说，你三天三夜不合眼，眼睛当然会肿痛，关摄影什么事，“治之必愈，毋多疑也”。后来果然治好了，“而余疑亦释”。

当然也有例外，当时有一些人认为拍照可以去除身上的“晦气”，所以便到照相馆付钱拍照，当然照片和底片是绝不会拿走的。

另外，在清末民初的著名学者柴小梵的《梵天庐丛录》中写过这么一件事：北京前门外有一家照相馆。有一天，“有某女学校学生十一人来合摄一影”。等照片洗出来一看，发现有个女生的身后多了一个少年男子，导致十一人拍的照片上有了十二人。照相馆的老板感到非常害怕，等学生前来取照片时，老板便托言上次拍摄得不好，照片模糊不可交付，愿意免费为她们重拍一次。女学生们于是重新来到店里拍摄了一遍，“不意洗出之片上，少年男子仍在”。这下老板可吓坏了，等学生再来取照片时，便据实相告。女学生们一看，果然如此。其中一个来自湖南的汤姓女孩“见之，潸然泪下”，大家问她为什么哭泣，她说：“此少年非他，乃吾已故之未婚夫也。”众人都以为不祥，将那照片付之一炬了事。

这类事情在当时时有发生。徐新华在《彤芬室笔记》中记载：“长沙芙蓉镜照相馆曾为柳某摄照，其已故之妾，亦现影身侧，形容宛肖。”

而郭则沄在《洞灵小志》中也记载过很多桩类似事件：时任河南巡抚的陈夔龙死了爱女，“家人摄影而女影在侧，隐约可辨”；福州北门外多丛冢，有上坟的人祭祀完毕后照相留念，见“影中有古装妇人”；厦门公园有游人摄影留念的项目，一对夫妇拍完后一看照片，发现“一小儿影遥飘空际”，夫妇见之大哭，说正是他们死去的孩子；有个名叫谢复初的侨商，妻子病逝，出殡时拍了照，照片上“则妇衣殓服趺坐灵几上，风貌宛然”……

前面讲过，由于湿版摄影法受技术所限，难免造成照片模糊或重影。但在那些思念逝去亲人的人看来，哪怕只有一个熟悉的轮廓，也可以做返魂之解。在世人眼中，摄影术既然具有某种“通灵”之用，于是有些巫师神汉之类的骗子，便将其作为“招魂术”加以利用，后来甚至还出现了“降乩摄影”。

郭则沄的《洞灵小志》中记载，光绪朝监察御史徐定超与他一向交好，不幸于民国6年（1917年）在坐船从上海前往温州的路上，“舟触礁立沉，与其夫人俱溺死”[据史料记载，徐定超和他的夫人是因所乘的普济轮船在吴淞江口被一艘英国轮船撞沉而遇难的。]，尸骨无存。徐定超的长子悲痛欲绝，“以莫睹遗容为恨”。于是请人降乩。“乩令张白布于坛，以西法摄之，中有人影，瘦而长髯，宛然侍御[即徐定超。]”，这阵势与少翁为汉武帝招魂王夫人，大同小异罢了。

事实上，直到20世纪90年代，依然有一些所谓的“气功大师”装神弄鬼。他们拿着曝光过度的照片，当成他们灵魂出窍或神功护体的证据，欺骗大众并屡屡得逞。这似乎再一次说明：科学技术的进步，绝不代表着科学精神的建立。如果徒具前者而缺乏后者，那么再前卫的新技术，往往也会沦为旧事物的“招魂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