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节日，大多具有祈福和驱灾的双重含义，但端午节一定是以后者为主的。如在我国第一部记载古代岁时节令的专著《荆楚岁时记》中，“端午节”条中便有“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就是明证。农历五月初五是盛夏的“标志点”，这天开始蚊蝇滋生、瘟邪生发、疫病流行，对于医疗条件极差的古人而言，正是容易感染流行病死亡的时节，所以也被称为“恶日”。由此可见，古人如果祝亲友“端午节快乐”，轻则“拉黑”，重则“约架”，那是免不了的。

所以，在古代笔记中，对端午节的记录，除了正常的时令风俗之外，还有不少诡异莫名的奇闻。

清代学者曾衍东曾在笔记《小豆棚》中写过一则名叫“金蚕蛊”的故事。故事讲的是，云南“有养蛊家，杀人渔利，利得亦自杀，名曰‘金蚕’”。这种金蚕的制作方法十分奇特：要在端午节这个诸多毒物毒性大发的“恶日”，把蛇、蝎子、癞蛤蟆、蜈蚣等毒物放在一个容器里，任凭它们自相残杀、互相撕咬，最后剩下的那个“终极毒物”便是金蚕，而且“毒之尤者矣”。然后人们会把五色绫锦撕裂了喂给它吃，慢慢饲养。等金蚕养大了之后，主人就能用它施毒害人。凡是中了金蚕之毒的人，疼痛不已，十指发麻，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这时，只要施毒者以解毒为条件让他交出粮米银钱，“无不如意”。当然，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必须“按月必蛊一人以为飨蛊者”，不然金蚕有可能就会反噬主人，带来灾祸。

有一对姓章的夫妇，家中有三女一子，因“无以为生，遂蓄一蛊，蛊成，家巨富”。与此同时，这家人的奴仆、小厮却开始莫名其妙地死掉。最初大家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才发现，原来这家是养蛊的，每月招一个奴仆小厮用来飨蛊了，结果便是吓得附近的住户纷纷搬家，绝不敢登他们家门半步。以至于“章虽多金，而门致可罗雀”。章家一看找不到活人给金蚕享用，也着急了，干脆在路上设置酒肆，把灌醉的客人抓去飨蛊。消息很快传开，大伙儿对那酒肆也避之不及。这一下姓章的又没辙了。

前面说过，姓章的有三个女儿：大女儿荷珠已经嫁人，二女儿莲珠、三女儿露珠也都到了嫁人年纪，他就打起了女儿们的主意。可是，她们家养蛊的事情附近十里八乡早已尽人皆知，根本没有媒人上门。恰巧，有个名叫毕路的湖北人，到云南做生意，认识了章某。章某打听到他三十岁的时候死了老婆，便做主把二女儿莲珠许配给他，“毕不知，遂婚焉”。一开始，毕路因为莲珠长得貌美，家里又有钱，两人恩恩爱爱。只是莲珠望着他的时候，经常叹息不已，泪眼婆娑的。毕路不明就里，想是女儿家有不好言明的心事，也不多问。谁知露珠望着他的目光也十分哀伤，这就搞得他莫名其妙了。不久之后，老岳父请他喝酒，把他灌得酩酊大醉。多亏莲珠发现了，硬将他拉回房里，才把实情相告。毕路听说自己差点成了金蚕的“干粮”，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便问老婆怎么办，莲珠小心提防，“为之百计防检，且若姊妹亦与有维持之力，故章父母不能行其毒”。

但总这么躲着也不是办法，莲珠决定偷偷带毕路一起逃走，“父母亦如女之防其蛊之防其去，如是遂皆不安”。

一个要下毒，一个防下毒，双方的拉锯战在不久后的一天终于有了胜负。这天，章某说请毕路执笔帮忙写一封信，并递给他一支毛笔。毕路习惯性地吮笔而书，结果正好金蚕的蛊毒就下在了笔尖上，毕路一命呜呼。莲珠“悲怆甚，遂藁葬于野”。此时，正好遇到县令朱某。朱某看她悲伤不已，问明了情由，遂决定除掉金蚕之害。这天，他提着一个竹笼，带着一班衙役，突然冲进了章家。进门后打开竹笼，原来里面有两只刺猬！“猬出，入其家周遭寻剔，凡榻下、墙孔，稍可匿之处，莫不闻嗅。后至其大厅左柱间，钻穴以下。约三时，两猬擒一虫出，如赤蛇一圈，无头，臂大可围”，正是那只金蚕！”

朱县令下令抄了章某的家，经过仔细审问，“其所掠骗毒杀，不可胜计，后死于狱”。

后来，据县里医生说，那只金蚕其实还有起死回生的妙用。因此朱县令便按照医生的指点，打开毕路的棺材，见“尸未损，以瓮莱汁并死蛊烹而灌之，遂苏”。莲珠带着丈夫回到了家，毕路连着拉了三天肚子，才算把毒排干净，“视其秽，而死蛊大小纠结相缠，如锁子环”。

清代大才子袁枚在《子不语》中写过一件与端午节有关的奇事。故事说广东有两位生员，一名姓赵，一名姓李，他们一起在番禺山中读书。这一年的端午节，两位年轻人在山中同饮甚欢，不知不觉就到了二更天。突然听见屋子外面传来叩门声。他们很是惊讶：这深山老林的，怎么会有客半夜来访呢？他们打开门一看，发现竟然是一位衣冠楚楚的书生，“自云相离十里许，慕两生高义，愿来纳交”。赵、李二人遂邀请他入座，大家先聊科举，再聊古文词赋，赵、李二人深为其才华所折服，自愧不如。最后，他们聊到仙佛之事。赵生一向不信世上有什么仙佛，书生却很是相信。赵生说：“要是真的有仙佛，你给我证明一个看看！”那书生道：“这有何难。”只见他把桌子和茶几叠起来，大约有五尺高，然后又邀请赵、李二生一起站在桌子上面，“登时有旃檀之气氤氲四至”。然后书生把身上束衣服的绢带捆在房梁上，做成一个吊环。随后指着吊环对赵、李二生说：“把脑袋从这吊环里钻进去，就能见到佛了！”李生本来就迷信，往吊环里一看，见里面有观音、韦驮，烟云缥缈，便把脑袋伸了进去；而赵生往吊环里一看，只见里面有无数獠牙青面的恶鬼和吐着舌头吊死的人，他顿时大喊大叫起来。这时李生如梦初醒，“虽挣脱，而颈已有伤”。再寻那书生，已杳然不复可见。赵、李二人侥幸脱险，觉得这山里有邪怪，不能继续在此读书，便各自回家了。第二年，李生考中了孝廉，会试连捷，官授庐江知县。谁知他刚刚上任，就因为犯了错误而遭到弹劾，自缢而亡。

迷信者以为看到了前程似锦，却不知入了亡身殒命的魔道；不迷信者拒绝了“烟云缥缈”的诱惑，虽没有升官发财，却也平安无事。这则发生在端午节之夜的深山故事，可谓大有深意。

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也记载过一件和端午节有关的趣事。他说自己的叔叔曾经在北京西城开了一家当铺，当铺里有个佣人名叫陈忠，此人负责买菜。有一天，陈忠的朋友们都说他在这等肥差上捞了不少外快，应该请大伙儿吃饭，陈忠却坚称绝无此事。

这一天恰逢端午节，陈忠打开自己的钱箱，发现储藏的数千钱，而今只剩下九百。他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头绪。因为钱箱的钥匙只有自己有，锁又没有被破坏过，这起盗窃案“恐非人力所为”。但他又转念一想，听说这当铺的二楼闹狐仙，经常隔着窗户跟人说话，所以怀疑是它做的好事。他便上楼去问狐仙，狐仙隔着窗户说：“没错，这事儿是我干的。钱箱里剩下的钱是你买菜应得的工钱，这个你自己心里有数。其他的钱都是你每天借着采购私吞的，原本就不是你的，今天是端午节，我已经买粽子若干、酒若干、肉若干、鸡鱼及瓜菜果实各若干，还买了雄黄酒，都放在楼下那间空屋子里。现在天气酷热，你还是早点把它们烹调了吃掉，不然恐怕会腐败哦。”

陈忠跑下楼，打开空屋一看，果然如狐仙所言，“累累俱在”。陈忠气得不行，浪费了吧，舍不得；都吃了吧，又吃不下，只好把食材烹调了之后，将好友们叫到一起，打着聚餐请客的名义，吃了个精光。

如果说赵、李二生的故事还纯属杜撰的话，陈忠的故事则大有可信之处。这八成是他的一个“促狭鬼”朋友眼馋他私吞钱财，便偷了他的钥匙，开了钱箱拿了钱，买了食材美酒，然后躲在二楼装成狐仙“指挥”他请客吧！

在中国古代，端午节是很重要的节日，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非常重视。五代学者王仁裕在《开元天宝遗事》中记载，“宫中每到端午节，造粉团角黍[即粽子。]置于金盘中”，然后唐玄宗率领妃子和宫女们，用小弓箭射盘子里的粉团，谁射中谁吃。不过射中也很难，因为“盖粉团滑腻而难射也”。不久之后，这种游戏流传到了民间，成了整个长安城的“端午节必备节目”。《清稗类钞》中记载，每到端午节，乾隆帝都会“命内侍习竞渡于福海，画船箫鼓，飞龙鹢首，络绎于波浪间，颇有江乡竞渡之意”。皇家过节过得高兴，自然要普天同庆。如明代学者陆容在《菽园杂记》中写道：“朝廷每端午节，赐朝官吃糕粽于午门外，酒数行而出，文职大臣仍从驾幸后苑，观武臣射柳，事毕皆出。”《清稗类钞》也提到过，清代的“世家大族”在端午节都要互相馈赠粽子，“副以樱桃、桑葚、荸荠、桃杏及五毒饼、玫瑰饼”。

与皇家官吏的“节庆”相比，老百姓过端午节，看重的却是“驱邪”。据《帝京景物略》和《燕京岁时记》记载，明清两代北京城过端午节，“市肆间用尺幅黄纸，盖以朱印，或绘画天师、钟馗之像，或绘画五毒符咒之形，悬而售之。京都人士竞相争购，贴之中门，以避祟恶”，“家家悬朱符、插蒲龙艾虎，窗牖上贴红纸吉祥葫芦，幼女剪彩叠福，用软帛缉缝老健人、角黍、蒜头、五毒、老虎等式。抽作大红朱雄葫芦，小儿佩之，宜夏避恶”。

陈鸿年先生在《北平风物》一书中，也写过民国时北平过端午节的情状：女孩的辫子上往往会插着红绒做的小老虎，胸前挂着用五色绒线缠的一串串的小粽子；男孩子则要用雄黄在脑门上写个大大的“王”字，鼻翼和耳朵眼儿上也都涂以雄黄——这种风俗其实是从明代开始出现的。《闽越搜奇谈》也记载：闽地在五日，以雄黄浸水，蘸书“王”字于儿童额上。这种风俗称作“画额”。可见很早以前古人便对雄黄杀虫驱毒作用有所认识。至于家中的主妇们，从清早起来就要忙碌不停。她们先把准备好的蒲艾插在门口，大门口的正上方贴一张绘有红色判官的黄表纸。等完事之后，主妇们还要用红纸剪些蝎子、蜈蚣、长虫、蝎虎子、钱龙等玩意儿，贴在炕沿儿、窗台和水缸边儿上，跟古时候的意思一样——驱毒避邪。

不过在我童年时，已经见不到端午节时的盛况了。那是20世纪80年代，在南方也许还有赛龙舟；在北方似乎只剩下了吃粽子这一项内容。我现在还记得童年时在北京虎坊桥的姥姥家的那些事，每逢端午节，姥姥都会买来一大堆苇叶包粽子的情景和满屋飘扬的清香，与后来看到的《闾巷话蔬食》一书中的一段描述，恰与记忆重合。那本书中说：“每到农历五月，苇塘里的苇叶已经长成了，水深点儿的地方叶子更宽，最适宜包粽子，房檐下成捆的干马莲，用温水发开，正好用来捆粽子，使粽子中多了一股马莲香。（包粽子）所用的‘两米’都是家中常有的，白色的是江米（糯米），黄色的是黄谷子米，枣子不用大枣而用小枣，包好粽子放在水锅中煮熟，再放到冷水盆中冷却，剥开，撒上白糖，虽为乡味，却甚是好吃。”

而今，城里人过端午节，就连粽子也可有可无了。其他种种，蒲艾难觅、雄黄酒难寻，五毒饼更是只“活”在传说中了，有时候想想也甚是无趣。时代在飞速进步，每个人都唯恐被抛弃，为了冲得更快，恨不得裸奔。与之相对的是，人们早把许多传统习俗抛在脑后，不屑一顾。他们已经忘记了，生为中国人，能够证明我们是“龙的传人”的遗传信息，除了DNA，还应该有元宵的灯、端午的粽、中秋的月、除夕的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