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信书不如无书，是很多人耳熟能详的一句话，但是真正能做到的人又有几个？尤其是对古籍，国人总有一种纳头便拜的倾向。而且成书时间越早，越有着不容置疑的特权，字字是真理，句句有深意—这是极其荒诞的事情。假如一个民族的文化永远是旧的胜过新的，那么只能证明其已经丧失了进步和进化的能力。真正的读书人，应以质疑为第一要义。尤其是中国史，恐怕要从墨写的事迹中读出血写的真相，才算入门。

笔记也不例外。笔记由于是一种个人随笔式的阐述，其中固然有为正史淹没的真实，也有大量完全凭个人记忆感受、道听途说的内容，这些则需要考证和思辨。而在笔记中记叙的大量“诡案”，稍加思索，往往也不过是披着鬼神外衣的官民互欺。还有不少上了中国古代智慧故事集的“名案”，细细琢磨一番，也都有可疑之处。

冯梦龙的《智囊》家喻户晓，里面记载了上自先秦下迄明代的1000多则“智慧故事”。我小时候逛书摊，经常看到这部书的各种白话本，读后觉得很有意思。那时只是照章接纳，书上写什么就信什么，但我在当了多年健康类媒体记者，尤其是创作推理小说之后，回过头去看这部书，发现其中有不少案件的审理和判决，都大有可以商榷的地方。

比如“察智”一卷中记载了这样两个故事。

明成化年间，单县有个种田的农夫。他干了半天农活，正好老婆带了午饭来，农夫狼吞虎咽地吃完，突然倒下死了。农夫的父亲和母亲痛不欲生，怀疑儿媳妇在外面勾搭了别的男人，下毒谋害亲夫，于是到官府告状。官府无非是刑讯逼供，那妇人“不胜箠楚，遂诬服”。

恰好那段时间山东大旱。任山东按察司副使的许进按照古人“天人合一，旱必有冤”的逻辑，开始在各地察访有无冤案，恨不得把监狱中的每个囚犯都复审一遍。到了单县，正好提审到农夫毒毙案中的媳妇。妇人大呼冤枉：“夫妇相守一辈子，是每个人的愿望，下毒杀人，那需要何等周密的计划，哪里有在自家田地里下手的呢？”许进听了，觉得言之有理，“遂询其所馈饮食及所经道路”。随后，那妇人又说：“我只做了普通的鱼汤米饭，来的路上穿过一片荆花树林，没有别的什么。”许进于是重新买鱼做饭，将那片荆花树林上的荆花摘下，洒在汤饭里，给猪狗吃，“无不死者”。于是妇人的冤屈得雪，“即日大雨如注”。

我们且先不说妇人说的那句“夫妇相守一辈子，是每个人的愿望”是多么的以偏概全！也不说下毒杀人固然可以策划于密室，但未必不能行之于田野，我们仅从科学的角度谈一个问题—荆花和鱼汤米饭掺合在一起，有那么大的毒性吗？

是药三分毒，既有药性，也有毒性。从中医学的角度讲，荆花有清热凉血、祛风解毒的功效。但是遍查药典，也找不出荆花能把人毒死的，可见其毒性极低。那么，荆花与鱼汤米饭配伍能成毒药吗？过去有过一个说法：鱼虾+果蔬=砒霜，因为鱼虾类食物所含有的五价砷，和果蔬中的维生素C混合可产生三氧化二砷（砒霜）。不过，作为曾经的健康媒体记者，我要清晰地告诉大家：这种“毒药”的制造方法，需要耗费数量惊人的鱼虾和果蔬，真要想这么毒死一个人，恐怕他还没等毒死，就已经被撑死了。

在这一案件中，鱼汤米饭加荆花造成毒杀是确凿无疑的，因为用来试验的猪狗也死了。问题是到底毒药下在了哪里？试验中的鱼汤米饭是许进让手下人做的，应该不会有问题，那么问题很可能出在荆花上。值得注意的是，那妇人在说到送饭所经道路时，刻意提到了荆花树林。诸位读者可以想一想，假如让你们陈述一下去楼下的小卖部会经过哪里，恐怕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下楼就到了啊”，一种是详细描述坐电梯，出楼门，穿过小区的健身场，走过自行车棚……不会只描述一个场景。所以，单单提出“荆花树林”，本身就是很不正常的事情，反而让人怀疑，会不会是她将毒药直接涂于树上的荆花，然后摘几片花瓣扔在了鱼汤米饭里。这样等到官府审讯时，找准时机抛出“环境有毒”，就有了翻案的可能。

记载在“察智”一卷中的另一个故事—“张昺审黄鳝”，也不大可信。铅山县有个人平时很爱吃黄鳝，一天吃完老婆做的黄鳝后腹痛而死。官府把他老婆捉去审讯之后，虽然招供了毒杀亲夫，但证据不足，只能先把人关押着。数年后，新任县令张昺“阅其牍，疑中鳝毒”，于是招来一帮打鱼的捉来很多黄鳝，放在水瓮中，“有昂头出水二三寸者”。张昺感到很惊讶，就让那个犯妇将这些“出头”的黄鳝煮了一些给死刑犯吃，死刑犯吃后也喊叫肚子疼，之后就死了，于是妇人被释放回家了。

首先应该说明的是，黄鳝从水中昂出头来，只能说明水中含氧量低、水质不好，并不能证明黄鳝有毒。即便是真的有毒，案发也已经过去几年了，此时的黄鳝丝毫不能代表彼时的黄鳝，也并无证据证明彼时毒死人的黄鳝也是昂头出水的。换言之，这之间根本就没有严密的逻辑关系。如果说经过一个女人的烹调，未必有毒的黄鳝又毒死了几个死刑犯，那么问题恐怕还是出在这个女人的身上。想来在监狱关押了这么多年，稍有薄财，也早就打通了许多关节。而张昺初来乍到，县衙的厨子把食盐换成砒霜，交给正在烹调的女人，未必有人能看得出吧！

清末魏息园写的律学笔记《不用刑审判书》里，有一则更加离奇的案子：有个货郎长年在外做小生意，这一天回转家中，他的妈妈十分高兴，就嘱咐儿媳妇杀鸡炖了给儿子吃。当时正是夏天，一家人把餐桌摆在葡萄架下面，吃完饭没多久，货郎突然死了。县令听说之后，怀疑货郎长期不在家，其妻与什么人有奸情，共谋杀夫，就把其妻抓来严刑拷打。其妻认罪，并供出了“奸夫”，然后双双被绞死。

当地人盛传这是一起冤案，巡抚大人听说了，就决定微服私访。他装作过路的客人来到货郎家，聊起刚刚发生的这起案子，货郎的妈妈长吁短叹，说媳妇平时对自己很孝顺，不相信她害死了自己的儿子。巡抚又问，那天你们一起吃饭，有什么是你儿子吃了，你们两个女人都没有吃的呢？老太太说：“那一日我婆媳二人都吃素，所以我儿独自吃掉了一只炖鸡。”巡抚马上去买了一只鸡，炖熟后放在葡萄架下，香喷喷的热气向上升起。没多久，只见一缕细丝从葡萄架上落下，掉进了盛鸡的盘子里，把鸡肉喂狗，狗当即死去。巡抚立刻让人拆掉葡萄架，发现里面有一只毒蝎，那细丝就是毒蝎的唾液，有剧毒。因而他推测，当日蝎子闻到鸡肉的香味，流了口水，结果口水落在鸡肉上，把货郎毒死了……

巡抚为货郎之妻平反昭雪，可是这位巡抚的认知根本不可靠。蝎子虽然有唾液腺，但其分泌的消化酶是为了分解食物用的，根本不会吐丝，蝎子的毒液主要集中在尾部毒腺上，即便是蜇人也是攻击人的神经系统和循环系统，怎么可能通过消化系统置人于死地？这样毫无动物学常识的断案居然也成了“名案”，简直让人哭笑不得。

由此，货郎其妻和“奸夫”因为杀人罪被处死，到底是不是一起冤案，恐怕还无法下结论吧！

细一琢磨，如果说上面这些“冤案”可能平反错了，那么记载在清代笔记《清稗类钞》中的一起郑州杀夫奇案，则是一起不折不扣的初判就判对了的案子。

郑州有个人娶了老婆，两口子感情很好。这一年岳母去世了，“妇以母丧奔家”，一去就是3个月。丈夫急了，屡次派人去催促老婆早点回家，而派去的人见不到其妻，只见妻子的弟弟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借口告诉来人：“我姐姐暂时回不去。”

又过了一个多月，这人实在是觉得妻子在娘家的时间太久了，亲自去接她回来。妻子不得已，只好离开娘家，临行前，“妇与弟窃窃私语，若甚依恋者”。丈夫感到十分惊疑，回到家以后，“以妇与其弟私语事告家人”，家里人一时间都感到费解。

没过多久，妻子的弟弟突然派人送来了一碗汤羹给姐夫喝，“某啜之，越日而毙”。家人一看，顿时一片喧哗，怀疑其妻和弟弟有私情，弟弟在汤羹里下毒，杀害了姐夫，“鸣之官，拘妇及弟问之，坚不承”，一顿大刑伺候，两人招认了，被判处择日问斩。

正在这时，新的县令上任了，他说此案证据不足，需要复审。升堂之后，县令问那个妻子：“你丈夫临死前，家里有什么异样的地方吗？”妻子摇摇头，县令又问：“那碗汤羹是拿来就直接吃了呢，还是先放在什么地方了？”妻子说：“先放在厨房了。”县令又问：“厨房里有什么毒物吗？”

《清稗类钞》记叙到这里，用了一个颇为耐人寻味的词汇—“妇顿悟”！顿悟过来的妻子“乃泣涕而言”，说厨房里面有很多蜥蜴，“夫中其毒也”。县令立刻派人去她的家中，勘查一下厨房，并开棺验尸，果然在尸体上找到了两条小蜥蜴，给这个妻子平反昭雪。

从县令的审讯过程来看，句句话都像是给那个妻子“指路”、帮她“顿悟”，让人不能不猜疑娘家人给新县令使了银子。更加荒唐可笑的是，这位县令显然是看多了古书，才被错误的知识误导，让“五毒”之一的蜥蜴来背这个黑锅。须知，在世界已知的6000多种蜥蜴中，只有极少数是有毒的，而且都分布在北美洲和中美洲。很多人比较熟悉科莫多巨蜥，觉得其模样可怖，一定是毒蜥蜴，其实动物界对此一直抱有争议。很多学者认为科莫多巨蜥那不是有毒，而是脏。不刷牙，又爱吃腐肉，口腔分泌物中含有大量的病菌，咬人后容易导致感染死亡。至于咱们国家最常见的壁虎，传说中被列入“五毒”，实在是冤枉了它，莫说两只壁虎，就是壁虎跑到厨房开年会，也不会调制出有毒的汤羹。所以，真正的凶手，恐怕还是那位和弟弟有着不明不白关系的妻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