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皇帝，应该算是中国封建王朝中素质最好的一群皇帝。即便平庸如同治者，也没有干出明熹宗、宋度宗、唐懿宗、汉灵帝那么多唯恐国家不亡的举动。而像道光帝这样被认为是苟安姑息者，搁其他朝代绝对是有道明君，主要是他爹、他爷爷、他曾祖、他高祖实在是太英明能干了，参照系过强而显得他“庸暗”。加之以他的才具，无论如何都应对不了鸦片战争这么一场划时代的剧变，所以才让后人提之未免鄙夷。下面，我们来讲讲道光登基不久亲自督办的两桩大案，或许可以看到这位中等才具的帝王在处理棘手的案件时，表现出的荒唐又可笑的一面。

嘉庆二十五年（1820），嘉庆帝驾崩于热河行宫。不久，皇次子旻宁在太和殿继承大统，是为道光皇帝。

道光皇帝上任伊始，就以“迩言必察”知名。清末陈康祺所撰史料笔记《郎潜纪闻》中记载了一件小事：军机大臣在拟嘉庆帝遗诏时，中有高宗（乾隆）降生在避暑山庄之语。道光帝看到时，检读记载皇帝起居言行的实录，“始知高宗实于康熙辛卯八月十三日诞生于雍和宫邸”，又翻阅祖父的御制诗，确认了此事。于是下旨把几个军机大臣臭骂一顿，说我爷爷只认为避暑山庄是“都福之庭”，“并无诞降山庄之语”，你们怎么连这等事情都搞错了！然后一通降级责罚，虽说显得有些矫情，但是道光帝想借此给大臣们留下一种“明察秋毫”的印象，是确凿无疑的。

此后数年，道光帝在吏治上颇有一番作为。参阅《清通鉴》，在即位的前三年，他没少跟贪官污吏较劲。道光元年正月里，他接到奏折，钟祥知县王余菖命人以木棒拷打人犯脚踝，竟将之拷毙致死。道光帝一面下旨惩处王余菖，一面给全国官员讲道理：犯人可以死于国法，不能死于非刑。九月，河南省查实了四起“虐民”案件，道光帝在上谕里又发了火：“朕之赤子，岂可任此贪酷之吏横行荼毒！”道光二年（1822）四月，针对当时很多地方官“吃了原告吃被告”的现象，他下令审案要简约有效，不得给受害人雪上加霜……

也许就是因为对吏治甚为不满，认为底下的官员“一窝黑”，导致道光帝在道光三年（1823）发生的“涿州杀夫案”中，出现了重大误判。

“涿州杀夫案”曲折离奇，全过程被清末学者徐珂详细地记述在史料笔记《清稗类钞》之中。书中记载，道光三年（1823）的一天，涿州县令忽然接到一起刚刚报上来的“自缢案”，有个富翁莫名其妙地突然上吊自杀了。县令赶紧带着仵作前往验尸，发现死者虽然符合《洗冤录》中所言的“凡自缢者血印直入发髻，八字不交”（缢绳经耳后越过乳突，升入发际，在头枕部上方形成提空，所以索沟不闭锁，古称“八字不交”），但咽喉间有明显的勒痕，“与自缢者殊，疑有别状”。于是，他差人暗中打听，得知富翁的老婆“不安分”。男女之事，最是纸里包不住火，街坊四邻说出奸夫的名字，官府抓来再一审，“具伏其平日与妇有私及合谋杀夫状”，于是按律判处了这对奸夫淫妇死刑。

接下来，谁也没想到这板上钉钉的案子竟然出现了变化。

当时刑部主管秋审事宜（对判处死刑的罪犯和案件进行复审的制度，因在每年的农历八月进行，故得名）的郎中名叫耆龄，此人搁到现在就是看多了《名侦探柯南》，总想找机会说一句“真相只有一个”的人。他在秋审过程中专门寻找各种案件审理中的纰漏，“欲以平反为能”。有道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这货终于逮到了涿州杀夫案，详细看了尸检报告之后，“谓绞者八字必交，今察究伤痕，明与绞死者殊，疑有枉”—剧情在这里出现了逆转。

从某种意义上说，有耆龄这样的人在，于国于民绝对是一件好事。试想，审理每一桩案件的每一道程序，假如都有官员认真负责地提出自己的质疑，要求反复地审察、核实每一个证据、每一个细节，能避免多少冤假错案的发生？问题就在于，在封建社会有一个权大于法、可以逾越一切制度的皇帝。这就导致了任何案件的审理和判决都存在着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不是尊重客观事实的可能。

耆龄对涿州杀夫案的质疑，不知怎么便被富翁的老婆知道了。她虽然被拘押在大牢，但仗着家里有钱，上下打点，居然把死去丈夫家的宗亲长老都说服了，让他们一起“连控都察院，均言此妇行贞洁”，要求为其平反。而刑部在复审过程中，这个罪妇“自知罪可逭，亦遂抵死不承”，一副不翻案誓不罢休的架势。

刑部把案件报给了帝国最高的裁判者—皇帝。

道光帝那时正在忙着“整顿吏治”，特别注重平反冤假错案，对官员审案办案中的疏漏加以严惩，“思一扫刮而振励之”。这当口，他一看到刑部的奏折，也没把事情搞明白，就下达了三道命令：第一是“特赏耆龄花翎，记名以道府简用，天语褒奖”，还下令刑部的所有司员都要学习耆龄，不产生冤案，只做冤案的搬运工；第二是把涿州杀夫案的原审官员“谴谪有差”；第三是把富翁的老婆开罪释放，“并以良家节妇横遭污蔑，特敕有司建坊旌表”。

沸沸扬扬的“涿州杀夫案”暂时尘埃落定了。而数年之后，这起案件的真相也终于浮出了水面。

首先是那个“良家节妇”居然与奸夫“自配为夫妇”，钦定的“旌表”也拦不住凡人的肉欲，而且他俩霸占了富翁留下的全部田地。更加令人震惊的是，被他俩重金收买的富翁的奴婢和仆人，在憋了这么久之后，到底没管住嘴，“稍稍出言其旧主死状”。原来那对奸夫淫妇是“以木器压其喉气闷而陨”，然后编好绳套套在脖子上，于房梁之上吊起，“于是知初断是狱者不之误矣”。但因为此案是钦定钦裁，皇帝金口玉言说那妇人没罪，纵使人们都知道富翁是被谋杀的，也再无翻案的可能。天网恢恢，终究有漏。

道光帝在此案中，显然是扮演了皇权干预司法，因而酿就错案的反面角色。但是封建专制的耐人寻味之处也在于此，皇权所特有的至高无上，有时也能在冤案中扮演“强势纠错”的正面角色。

道光三年（1823）的农历六月，山西榆次又发生了轰动朝野的“赵二姑案件”。赵二姑是一个农民家的13岁女孩，这一天爹娘去下地忙农活，她一个人在家待着，邻居财主家的儿子阎思虎趁机闯入，将她强奸。事后，赵家父女一封状纸告到县衙，由于县令吕锡龄收受了阎思虎的贿赂，判定双方是通奸而不是强奸。赵二姑虽然年纪小，但性情极其刚烈，当庭用剪刀刺穿了喉咙，气绝身亡。赵二姑的妈妈哀痛欲绝，也一头撞在府堂台阶上，满地鲜血。母女二人以命相搏的反抗，也没有唤醒吕锡龄的天良，他下令“维持原判”，把赵二姑的父亲赵添和赶出了县衙。

悲愤的赵添和只剩下一条路了：进京告御状。

此前，也有类似事件发生。当时有个叫高扶格的人，强奸了一个11岁的女孩，这个事儿闹到北京，道光帝第一个想收拾的不是高扶格，而是文安县县令审理此案的。因为按照《大清律例》，强奸12岁以下的幼女，是斩立决的大罪，高扶格可没有郭玉驰那么幸运，他的脑袋肯定要搬家。真正令道光帝愤怒的是，事情发生了这么久，那个人渣怎么还活着！他下令军机大臣彻查此事，看看文安县县令拖延不办是不是收受了贿赂，如果是就一起砍了。调查结果是案子发生后，县令忙着扑灭蝗灾，才让高扶格那口气喘到现在，道光帝这才悻悻罢休。

可想而知，当道光帝得知赵二姑案件时，会是怎样的怒不可遏！《清通鉴》记载：道光帝以为，“外省民众赴京控告，虽不无逞刁讦讼之徒为之播弄者，然众多羸老穷嫠之人，背井离乡，跋涉饥寒，迢迢千里，必有冤屈……以此案之外，其他是非颠倒之案，又岂能以数计”？这个见识很明显比“上访者都是精神病”之流的观点要理性、人道得多。他除了下令把阎思虎依法处死之外，还将办案不力的一众山西官员流放、降职。山西巡抚邱树棠这么一个“省级大员”，也因为没有亲自审理此案，也被革职查办。至于那个良心泯灭的县令吕锡龄，道光帝恨极了他，胆敢执法营私，致酿人命，“昏墨欺朦，情殊可恶”，将他发往伊犁充苦役去了。

道光帝也没有忘记赵二姑。这个惨遭凌辱又以死明志的姑娘，让他既痛心又钦佩。就维护皇朝统治的道德基础而言，这个13岁的农家女孩甚至比巡抚邱树棠更加坚贞可贵。《清实录》记载，道光帝下令，赵二姑“捐躯明志，洵属贞烈可嘉，著礼部照例旌表”。

一案以昏，一案以明，这是封建王朝人治大于法治的必然结果。今天的中国正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任何一个法治社会，其给国民带来的公平正义，在整体上都远远超过哪怕是最英明的专制社会，这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