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轰动一时的“青岛大虾事件”，现在恐怕已经没有几个人记得了：某年十一长假期间，有位客人在青岛旅游时，在一家餐厅用餐。上菜之前38元一盘的大虾，结账时却变成了38元一只，一盘虾要价1500元。顾客不给钱，商家就要动手。相信大家都能看出，这样的行为“毫无疑问”已经不是价格纠纷，而是一起赤裸裸的商业欺诈。

然而，其后网上曝出的多起类似事件，让我们看到，原来“青岛大虾事件”并非偶发和单一事件，这让很多人对国内旅游产业和商业环境产生了忧虑。很多人又开始怀念“老年间”“老字号”的各种好处，但事实上，有些老字号在老年间也有过欺诈行径，只是时间久远，国人又不爱翻旧账，于是才选择性遗忘罢了。

不信，我们就来讲一起发生在清代同治年间的“浦五房一鸡案”。

吴趼人是清末著名的小说家，他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与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刘鹗的《老残游记》以及曾朴的《孽海花》并称“四大谴责小说”。不过，鲜为人知的是，吴趼不仅写得一手好文章，主编过好几份报纸，还在23岁那年制造了一艘标准尺寸的蒸汽船，在黄浦江上成功航行，是个不折不扣的“复合型人才”。

只可惜，他出身贫寒，一生坎坷，始终过着工作劳累却囊中羞涩的生活，死时年仅45岁。不过，也许正是各种不如意让他的文章具有很强的社会批判性，真实地描绘了晚清各个阶层的风情面貌。而且文风扎实务实，很少空谈大论—而“写实”恰恰是衡量文章是否具有史料价值的“硬指标”。于是，他的《我佛山人笔记》（吴趼人长期居住在佛山，自号“我佛山人”）便成为研究清末历史和民俗不可或缺的重要书籍。

“浦五房一鸡案”便是其中的一篇。

“浦五房”是上海著名的南味肉食品老店。其最著名的一段史话，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改变北京服务业相对落后的面貌，更好地服务中央和北京市民，周恩来总理于1956年提出“繁荣首都服务行业”的号召，亲自安排将上海的一些老字号名店陆续迁来北京。“浦五房”就是其中之一，“落户地点”在金鱼胡同附近的一座浅黄色三层小楼里。有人回忆，当时很多援京来的上海人和江南人，经常成群结队地到浦五房买南味秘制卤肉，“那卤肉色泽红亮，甜咸适口……不仅居京的南方人尝到了‘家乡味’，北京人对‘鲜、甜、香、酥’的浦五房南味也大加称赞，著名京剧大师梅兰芳就经常光顾‘浦五房’，一时传为佳话”。

不过，“浦五房”于上海，其实也是个“外来户”。其最早起源于苏州，而之所以迁到上海，实在是有一段不足与外人道的隐情。

同治年间，“苏州乡人某甲，负鸡一笼，入城唤卖”。正走到浦五房门口时，出来一个伙计，叫住某甲说：“我们做卤肉，正需要鸡，你这鸡卖不卖？”某甲一听，十分高兴，让那伙计将一笼鸡带到后厨，然后与之议价。谁知那伙计是个“杀价高手”，一开口就把价格压得极低，某甲根本无法接受。既然谈不拢价格，伙计便把那一笼鸡还给了某甲，某甲将鸡一点，发现少了一只，立刻就不干了，吵闹着让伙计还他的鸡。伙计嗤笑不已，“浦五房本熟肉铺，号称数百年老店也”，旁观的邻里左右帮着伙计一起叱责某甲，说他是个乡下人，居然敢跑到城里撒野，“谓岂有皇皇巨铺家而赖汝一鸡乎”？再不走就让他知道知道厉害！

某甲孤立无援，伤心欲绝，一边哭一边摊开手说：“假如这些鸡全都是我一个人的，虽然丢掉一只，我也不会觉得是什么大不了的损失。但是笼子里的鸡是乡亲邻居们的，凑在一起交给我来代卖，现在丢了一只，我也辨认不出是谁的，回去也无法把钱给人家。乡下人一辈子种地，养几只鸡换点小钱不容易，你们既然是百年老店，怎么能这样欺负人啊？！”

正在争执不休，围观的人群突然左右闪开，亮出一条街道，原来是江苏巡抚丁日昌的轿子过来了。

丁日昌是洋务运动时期的著名政治家，他升任江苏巡抚是在同治七年（1868），但仍旧驻节于苏州。某甲一看丁大人来了，连忙拦轿喊冤。丁日昌以为出了什么事情，连忙落轿，听某甲把事情经过一讲，又好气又好笑。气的是原来闹出这么大动静就为丢了一只鸡，笑的是某甲一个乡下人居然敲诈到百年老店头上，于是将其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叱甲为妄”，起轿而去。

街上一时静了下来，浦五房的伙计冷笑着回店里去了，围观者也都渐渐散去，唯余某甲“倚壁而泣”。

正在这时，突然又听到官署的皂隶喝道声，原来是苏州府治下的元和县县令坐着轿子来了。心有不甘的某甲再一次拦轿告状。县令听完他的申诉，立刻让差役到浦五房把那个伙计给叫了出来，问他是怎么回事。伙计骨碌了几下眼珠，粗声大气地说：“刚才这个家伙拦着丁大人的轿子鸣冤，丁大人已经训斥了他！”县令微微一笑：“不妨，你可以再讲一遍给我听。”伙计道：“大人明鉴，刚才我与他论价，谈不拢就把鸡都还给他了。我只是一个伙计，就算赖他一只鸡，也不过是归于主人，我又不能拿回家去，对我有什么好处？何况我家主人开的这家店铺已经有百年历史，坐拥巨资，贪求他一只鸡做什么？我难道要用占这一只鸡的小便宜给主人献媚吗？”

重新围拢过来的人群啧啧称是。县令点点头说：“你辩解得很有道理，但是依然不能让我信服。我且问你，你们浦五房中本来有多少只鸡？”伙计道：“没数过，随时买进来饲养，也随时根据需要取而杀之，哪里能记得清数字？”县令又问：“那你们今天买鸡了没有？”伙计说：“没有，一只也没有！”县令接着问：“昨天买鸡了吗？”伙计也不知道他刨根问底为了什么，索性回答道：“没有，店里所留的鸡都是三天前买的了。”县令拊掌大笑：“这便好办了！”

说着，县令“呼役尽取其所存鸡，搜寻备至，不使遗一头”。众人见浦五房成了“捕鸡房”，都觉得新鲜，那伙计也莫名其妙。县令接下来命令，让他和某甲一起到官署来，并扬言道：“吾将讯鸡也！”

县官审鸡？这可是千古未有的奇闻。等把涉案人等带到了官署，“市人之围随以观者如堵”，都在偷偷议论这县令真是又多事又爱“玩儿邪的”。

县令升堂，传伙计问道：“你们浦五房喂鸡，用的是什么饲料？”

伙计说：“用的是馊饭和糠秕。”

“你们乡下人呢？”县令转头问某甲。

某甲说：“我们不给什么吃的，都放到野外去，让鸡自己找吃的。”

县令马上下令，让衙役将浦五房的鸡和某甲的那一笼鸡，分开了全部杀掉，然后剖开鸡肫（鸡的胃）查验，发现某甲的那一笼乡下的鸡，鸡肫里都是砂石和青草一类的东西，而浦五房的鸡，鸡肫里都是秕糠和馊饭—其中只有一只鸡的鸡肫里是砂石和青草！

伙计顿时吓得面无人色，跪在地上连连磕头，承认自己因为压价不成，故意偷了某甲一只鸡。

围观的众人一时间为县令审鸡审出了真相惊叹不已。随后，县令又对那伙计说：“你辩解的话，乍一听好像你确实没有偷鸡的动机，但是我没有补缺县官之前，在这里居住了很多年，知道你们这里的人性情轻薄。你并非贪那个乡下人一只鸡，只是想欺负捉弄他作为自己嬉乐的材料。某甲拦我的轿子告状，我把你叫到近前时，问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强调丁日昌大人已经审过此案。这是拿上司压我，亦是你们这种人的伎俩。恰恰因此，我才更加怀疑你搞鬼。现在鸡肫都已经剖开了，是非曲直，还是让丁大人断定吧！”

说着，县令就带着某甲和伙计以及一堆鸡肫，到了巡抚衙门，向丁日昌讲明了审案的来龙去脉。

《我佛山人笔记》这样记载：“丁公惭且怒曰：‘吾乃为市侩所欺！’”

丁日昌一向以断案明快而自诩，这回却被一个卤肉店的伙计给欺骗，岂能不恼羞成怒？他下令让浦五房赔偿某甲所有鸡的费用，然后罚巨款，作为慈善经费。更加严厉的是，他勒令浦五房字号限期出境，不准再在苏州开设。

有人也许会嫌丁日昌处罚太过严厉，不过是伙计开了个玩笑，就把这一“地方特色”连锅端了，似乎不至于。但是必须了解的是，中国古人的思维方式是：小恶不惩，必成大恶，伙计欺人，说明存在着店大欺客的风险。万一再上演一场类似“吃虾坑人”的把戏，那么毁坏的是整个苏州商品市场的信誉，这样的祸害，岂能不清除？

也许谁都没有想到，浦五房却因祸得福。吴趼人在笔记中写道，当发生此案时，他的朋友梁丽川正好在上海。浦五房被赶出苏州后，一时间走投无路，只好迁到了上海。在上海，凭借其高超的卤肉水准和上好的口味，赢得了食客们的青睐，自此大放异彩，成为南味肉食的代表。

“浦五房一鸡案”确属个例。从整体上看，老年间的“老字号”，还是恪守着“信誉至上、顾客为上”的商业传统的。这方面的例子数不胜数，比如《春明叙旧》一书中写清末民初的瑞蚨祥便有个特殊的规定，凡是接待远道而来买大宗商品的客户，必须先给客户上一顿饭，因为“顾客是衣食父母，哪有让衣食父母饿肚子赶远路的道理”，就算是最后没买东西，也要热情送客，绝不许丝毫怠慢。正是这种把服务做到极致的精神，让瑞蚨祥成了“八大祥”之首，设想假如客人进门奉上米饭，最后买卖不成就按照米粒数量收饭钱，那恐怕什么生意也“祥”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