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官尚书”就是刑部尚书，是武则天当权后所改。很多人一看，哟，这可是执掌司法大权的最高长官啊。错！封建专制统治之下，执掌司法大权的最高长官永远是皇帝。真正的执法者往往是些听上去官衔一般的角色，比如来俊臣，最高也不过是个司仆少卿，可是论权势，却比张楚金威风多了。

张楚金在中国历史上名气不大，“裴光叛书案”在武则天时期也算不上什么大案，那时受诬陷导致毁家灭族者，从王爷到尚书，多如过江之鲫，裴光不过是个湖州刺史，不值一书，但就是这个案子，却因为张楚金的较真，成为中国司法史上最有名的案件之一。

《朝野佥载》详细记述了前后经过。

“垂拱年，则天监国，罗织事起”，垂拱是唐睿宗李旦的年号，意思是无为而治。但由于垂拱年的实际掌权者是李旦之母，也就是武则天，所以“有为”得很，大兴冤狱，举国惊恐。此前，英国公徐敬业举兵反叛，在《讨武曌檄》这篇千古名文中，将刀锋直指“伪临朝武氏者”，痛斥她“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此次反叛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无论从军事角度还是社会舆论，都对武则天构成极大威胁，当然也就成了她的心病。因此她对凡是跟徐敬业勾结者，格杀勿论。

就在这时，一个叫江琛的人举报他的顶头上司湖州刺史裴光与徐敬业有勾结，准备一同谋反。

江琛任湖州佐史，他的举报信不能不引起武则天的重视，立即派人对裴光展开了审讯，裴光大呼冤枉！

结果，江琛把证据拿出来了，而且是如山铁证。那就是裴光写给徐敬业的一封充满了大逆不道之语的“亲笔信”。

裴光一看，目瞪口呆。反书上的字确实是他亲笔书写，审案的官员问他还有什么话说。裴光说：“字是我写的，但信不是我写的。”连续审讯了三次，裴光都是这句话，武则天听后也感到奇怪，便让群臣推荐一个能断案的，“敕令差能推事人勘当取实”，有人推荐了张楚金。

张楚金接案后，连忙去审讯裴光，裴光还是那句“字是我写的，但信不是我写的”。

在当时那个恶劣的环境下，大家都竞相对犯人做有罪推定。因此，张楚金完全可以将裴光严刑拷打一番，取得口供，但是他顶住了巨大的压力，决心把事情的真相查个水落石出，这不仅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如果在规定的时限内查不出真相，被骂一顿无能遭到贬官是轻的，万一有人再说自己是故意维护裴光，脑袋掉了也不是没可能的。

张楚金虽有心查案，但无计可施，躺在床上，一躺就是大半天。眼见午后的太阳渐渐向西，阳光从西窗射进卧榻，晒得让他更加无法安枕，就拿起枕边那一纸作为证据的反书，想再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破绽。谁知阳光照在纸背上，映出大量粘补的纹路，“向看之，字似补作，平看则不觉，向日则见之”！张楚金大喜，跳下床紧急升堂。

等原告和被告都上了堂。张楚金对江琛说：“你伪造反书，诬告裴大人，可否知罪？”江琛嘴硬，坚称自己无辜。张楚金便让手下抬来一个水瓮，在里面注满水，“令琛投书于水中，字一一散解”，江琛一看，面如死灰，只得“叩头服罪”。原来，他看那些举报谋反的人一个个都升官发财，便将平时裴光写的公文拿来，剪取其中的文字，按照文法排列，再以精妙的粘贴术做成“反书”举报上去，本以为自己奸计得逞，谁知最后竟被张楚金识破。

武则天对政敌残酷无情，但绝不是任人欺瞒的糊涂虫，她立刻下令将诬告者江琛重打一百大板，然后斩首示众，并“赏楚金绢百匹”，表彰他的明断。

无独有偶，在武则天当权时期，还有一个叫张行岌的御史，比张楚金更厉害，因为他为了一桩“谋反案”，居然当面顶撞了武则天。

事情记载于唐代学者刘肃撰写的笔记《大唐新语》一书中。

时代背景就不详述了，总之那个时代非常流行各种举报。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驸马崔宣也被举报了。举报者先把崔宣的一个小妾给诱拐后藏了起来，然后报官道：“崔宣的小妾因为知道他要谋反的事实，所以被崔宣杀了，尸体扔进了洛水。”读者也许会注意这个让人哭笑不得的逻辑：崔宣谋反是真的吗？他小妾知道；他小妾去哪儿了？因为知道他要谋反所以被他杀了，尸骨无存——这就成了一个死循环。即便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可崔宣还是被抓起来，御史张行岌奉命审问此案。

张行岌连续审了几天，上奏说崔宣不认罪，证据也不足，很可能是诬告。武则天大怒，要他重新再查，复查之后，张行岌上奏，更加认定是诬告。

武则天见张行岌如此的不识相，冷笑道：“崔宣谋反，迹象分明，你想袒护他是吗？好，那我就让来俊臣接手这个案件，你可别后悔。”

我为大家脑补下，如果当时武则天和张行岌是用微信聊天的，相信接下来张行岌一定是发了个抠鼻子的表情，然后才禀告说：“臣断案并不比来俊臣差，您要是非把这案子改成来俊臣去审讯，他也得拿出证据，用事实说话，如果顺着您的意思抓人杀人，那算什么法官！”

武则天被这几句话顶得目瞪口呆，然而接下来张行岌歪着脑袋的一句话差点把她气笑了：“我说陛下，您该不是在试探我的节操吧？”

对这种专业到一定程度的强项令，从刘秀到武则天，谁也没辙。武则天只好说：“我跟你说不清楚，这样吧，崔宣只要杀了他的小妾，谋反就坐实，你要是想救他，就得找到他的小妾。”

张行岌总算为崔宣争取了几天时间，赶紧催着崔宣家里，让他们撒出人去找那个小妾。崔宣有个远房堂兄弟叫崔思竞的，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每当他们在家中商议援救崔宣的办法，举报者总是很快能拿出应对措施，于是他“揣家中有同谋者”。因此，这天他便当着众人对崔宣的妻子说：“嫂子我想过了，干脆拿出三百匹绢布，请个刺客把那个举报的人杀了！”说完他转身走人，埋伏在崔宅的附近。不久，便见到一个姓舒的门客从侧门溜出，到那个举报者的家中通风报信。

姓舒的门客在回来的路上，走到一个叫天津桥的地方，被崔思竞拦住，叱骂道：“你个忘恩负义的鼠辈小人！我哥哥平日里对你那么好，你却与其他人串通一气陷害他！你赶紧说出那个小妾藏身之处，我送你钱财，足够你过下半辈子，不然我让我哥哥说谋反之事是和你同谋的，看你有没有的活！”姓舒的哀求他手下留情，说出了小妾藏身的地点。

崔思竞找到张行岌，把事情一说，张行岌立刻调集人马，“搜获其妾”，崔宣得以免罪，诬告者的下场，不用说大家也知道。

不知道是不是某种强压之下的反弹，在诬告成风、冤狱遍地的武则天时期，出现了很多不肯同流合污的审案高手。对于大部分人而言，一说起那时的“名侦探”，首先想到的肯定是狄仁杰。不过，按照五代后晋和凝、和蒙父子编著的笔记《疑狱集》所载，那时有个人比狄仁杰的断案知名度更高，他就是湖州别驾苏无名。

武则天赐给了女儿太平公主两大箱金银珠宝，太平公主将其藏于密室之中。到年底，当太平公主想盘点一下自己的财政状况时，惊讶地发现，这两箱珍宝竟不翼而飞！

武则天大怒，限令三天，必须破案，“不获必死”。从长史到捕吏都计无所出，愁容满面。正在这时，苏无名来了，大家欢呼“得盗者来矣”，拉着苏无名去见了武则天。武则天问他：“你真的能抓到那伙盗贼吗？”苏无名说：“能，但有两个条件：一是不要设定破案的期限，二是这个案子暂时不要追究了，答应我这两件事，我保证将那伙盗贼绳之以法！”

武则天一愣，条件一还好理解，可是这第二条“暂不追究”是为什么？破案难道不是要趁热打铁吗，怎么能放之任之？时间一长，罪犯跑了或者销赃了，这案子还怎么破？但是，武则天本人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奇才型”的政治家，所以对奇怪的主张和建议有很强的包容心，便同意了。

苏无名回到县衙，给大伙儿放了大假。不过，就在几天后的寒食节，苏无名突然召集所有的吏卒，因为这几天民间都有扫墓的风俗，所以苏无名要求：“你们十人或五人一组，在城东门守着，如果看见一伙儿胡人，都穿着孝衣往北邙山墓地走去，就赶紧来向我报告。”

不久，吏卒来报，说果然有这么一伙儿胡人去了北邙山：“他们人来到一座新坟前，摆上供品，哭而不哀，之后还相视而笑。”苏无名拊掌大笑道：“得之矣！马上将他们拘捕！”

果然，这伙儿胡人正是勾结宫内宦官盗窃太平公主的珍宝的盗贼。苏无名让吏卒们掘开那座新坟，打开棺材，只见两大箱珍宝就在里面。

大案告破，洛阳震动。武则天大喜，召见了苏无名，问他是怎么破案的。苏无名道：“我来洛阳前就听说宫里发生了盗窃案，失窃的财物数量很大，料是团伙所为。而到洛阳那天，恰巧看到十几个胡人向北邙山抬着棺材送葬，神色警惕而不哀痛，怀疑其中有鬼，但当时只有我一个人，不知他们把棺材埋到了哪里，也不知他们后来各自奔向何处，但既然是一大堆财物，分赃不是立刻可以决定的事情，必然先放在一处，等事态平缓一些了再做处理。所以要紧的是不要逼这伙盗贼狗急跳墙，把财宝取走，畏罪逃亡。我算定他们一定是在寒食节这天，借扫墓之名聚在一起，查看珍宝情况，正好一网打尽。当我听吏卒说他们祭奠新坟时相视而笑，分明是确认了财宝仍在坟墓中，所以立行逮捕！”

武则天对苏无名的推理才能大为赞赏，当即决定赐他金帛，并升官两级。

熟阅《狄仁杰断案传奇》等书籍或影视作品的人不难发现，狄仁杰“侦破”的很多案子，是后人把张楚金、张行岌、苏无名等人的功绩全部安在了他的身上。一个冤狱最多的历史时期，竟成为神探迭出的时代，这固然表明当时社会情况的复杂，更说明大唐（或大周）依然维持在起码的法纪之下。从笔记中可以看出，武则天对那些罗织罪名陷害别人的酷吏，只是为了稳固权力的一时利用，最终都没给他们好死，而真正长期信任和重用的还是狄仁杰这样正直的大臣。相信这也是武则天能将贞观之治成功过渡到开元之治的原因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