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森特

谋杀，或许复杂于任何其他犯罪，它是普通人的犯罪。

文森特很普通。他从未想过与众不同。他的半独立三居室住宅位于一座美丽的北方小镇一条宜人的城市街道上。房子维护得很好，他那辆有了年头的四门客货两用轿车也是如此。这是他心目中任何人都能指望过上的生活的珍贵象征。他索取了他应得的权利，仅此而已。

然而，他站在这里，在黑暗中默不作声、纹丝不动，并且心怀不满地凝视着平淡无奇的办公大楼，等候着。他手中紧攥着一把长长的、锋利的刀。这会儿她随时可能从那门里出来，而他已经准备好。

唐娜步履轻快。在她走出她工作的大楼之前，钥匙就一直握在她手里了。她不想在昏暗的停车场里磨蹭，在包里摸索钥匙；她很自信，但也很谨慎。她摁了一下电子钥匙，看到她的车灯闪了闪。她松了一口气，到车子边上了，安全。不过还没等她打开车门，文森特就捅出了第一刀，他把刀深深地插进她的胸膛。唐娜很快就死了，而文森特还在继续。一下又一下，在她身上造成了三十八处刀伤。

***

距离那一天过去一年多了，文森特和我面对面地坐在硬木椅子上，中间只隔着一张磨损的旧桌子，我们打算聊一聊他妻子唐娜被杀害的事情。因为这起谋杀案，他正在服无期徒刑。他毫无悔意、恬不知耻，也不觉有罪，用一种相当平静的语气告诉我，他终其一生都是受害者；从未有人倾听他的心声，也没有人把他放在头等地位。就在刹那间，他那湿润的棕色眼睛充满了自怜自伤的泪水。但我既不是来怜悯他，也不是来谴责他的，我是来看看有没有可能阻止他。

研究像文森特这样的人——那些决定杀害他们的妻子、丈夫、孩子和伴侣的人——正是我这许多年来始终在做的事情。我研究他们，不是为了治愈或者帮他们恢复正常生活，而是为了找到方法，阻止其他与他们类似的人去杀戮。比如，我不会插手帮助文森特融入社会，也不会为他提供咨询。

文森特不是一个惯于暴力的人；在杀害唐娜之前，他并未被视为施暴者。但他一直在实施操纵，正是这种操纵暴露了他对她构成的危险。

我仔细地观察着他：耸肩弓背，倚着一堵脏兮兮的、刷着玉兰花的墙面，这对他来说像是一种伪装，尽管他并不是那种变色龙一样的人；他毫无变通能力。或许这就是他的部分问题所在：十分死板。这个令人厌烦、了无生气的房间，位于破败的灰色监狱里，于他刚好是再完美不过的环境。

当凶手被摘下面具时，我们往往感到震惊。“但他是一个很不错的家伙。”友邻们会这样说。我想象他的邻居把他描述成一个不声不响的人，独来独往，不算特别和气，但也从不惹麻烦。他们肯定不会把他当作一个可能的杀人犯。

我们倾向于认为，假如遇到一个杀人犯，我们一定会认出他，会有一个可辨认的“该隐的记号”[该隐的记号（mark of Cain），出自《圣经·创世记》4：15：“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该隐杀害了兄弟亚伯，即将被耶和华放逐，但他担心自己会在流放中为人杀害，耶和华就给他立了记号后再驱逐之。]，我们那尤为敏锐的直觉会辨识出：一个和我们不一样的人，一个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太可能遇到的人。但当我们考虑到，在英国平均每周有两名女性为她们的伴侣所杀害，在美国平均每天有三名，而在墨西哥平均每天大约有五名，这个想法就站不住脚了。这些女性不仅遇到了一个有能力谋杀的人，还很可能已经和他们同居或结婚。2020年，在新冠肺炎流行期间的封锁限制令实施后，英国的亲密伴侣凶杀率翻了一倍多，全球各地都出现了类似的增长。

2020年3月，出于对十名女性在一天之内死于“厌女凶杀”的愤怒，墨西哥呼吁开展一场女性大罢工；在英国，新的《家庭暴力法案》见证了一场运动，改变了使得亲密伴侣凶杀正当化的犯罪辩护，比如粗暴性爱游戏中的勒杀；2019年底，法国——欧洲亲密伴侣凶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举行了全国性的集会，谴责当局的视而不见（使用的标签是“Nous Toutes”[法语，意为“我们所有女人”。在法国，Nous Toutes也是一个女权组织，旨在反对针对女性和儿童的暴力，该组织正是作者在此提及的发生在2019年底反对暴力全法大游行的主要倡导者。]，抑或“我们所有女人”[此处为英语：All of Us。]）；同样在2019年底，南非宣布“厌女凶杀”为国家危机，政府报告称在该国平均每三个小时就有一名女性被杀害；巴基斯坦对于女性来说是生存环境最凶险的国家之一，这个问题严重到首席大法官在2019年通告新增一千个法院，只处理针对女性的暴力事件。国际上越来越多地认识到亲密伴侣凶杀的问题，这一问题主要由女性来承受苦难，而多数由男性来实施暴行。

人们往往以丈夫、男友或情人的身份来评判凶手，而不是把他们视作危险的罪犯。有一种假设认为，要么凶杀得到了遏制，不会危害更广泛的群体；要么在某种程度上杀戮是有理由的。根据我的经验，这两种看法都是不正确的。家庭暴力和更广泛的犯罪存在关联，家庭暴力也和其他形式的凶杀存在关联，并且在许多案件中有不止一名伴侣被杀害。比如，西奥多·约翰逊在2016年因杀害安杰拉·贝斯特而被定罪，但他还杀害了两名前伴侣，一名在1981年，另一名在1993年；罗伯特·特里格在2011年被判杀害苏珊·尼科尔森，他还在2006年杀死了一名前伴侣；伊恩·斯图尔特在2016年因谋杀海伦·贝利而入狱，他还被控在2010年谋杀他的第一任妻子。孩子们有时候也会被杀害，或是其他一些可能是目标的人，比如新的伴侣或家庭成员。想想阿兰·霍吧，他于2016年8月在爱尔兰杀害了妻子克洛达赫，还有他们的三个孩子利亚姆（13岁）、尼尔（11岁）和瑞恩（6岁）；还有扬巴兹·塔林，杀害了伴侣拉妮姆·乌德以及她的母亲珂霍拉·萨利姆（Khoala Saleem）。2010年7月，拉乌尔·莫特试图杀害他的前任伴侣萨曼莎·斯托巴特，并且成功地杀死了她的新男友克里斯·布朗。他还开枪击中了警员大卫·拉斯班德的脸部，导致他失明。巡警拉斯班德于2012年2月自杀身亡。

在公众眼中，或者在小说里，我们往往会给有些凶手渲染上某种程度的魅力；他们变成了“伪名人”，他们的名字朗朗上口，就好像他们是摇滚明星。但这些鼎鼎有名的人物与最常见的凶手——也是我们极有可能会遇到的凶手——几乎没有相似之处。后者的名字很少被人记住，他们服刑的时间也比我们大多数人想象的要短得多。他们是我们社群的一分子，与我们一起工作，生活在我们身旁，就和文森特一样。

文森特是一个凶手。他在杀害唐娜的那一天就成了凶手。在那之前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但有着计划并实施谋杀的潜在可能。即使在此刻，坐在这所监狱里，他基本上还是那个一贯如此的文森特，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的文森特。所以真正的难题是尽量去了解是什么使得文森特从暗影里浮现。

“我就是啪地断了线”

文森特不声不响地坐在我面前。对于一个五十好几的人来说，他的发量相当可观，但打理得不太好，就像他的胡须，干净但剪得不是很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有能力实施这样的暴力。与我见过的其他一些施暴者不同，文森特似乎缺乏那种自负的外表：他并不拒人于千里之外，说话也不粗声大气。人们很容易忘记，他很早就计划杀害他的妻子，并且他高效、果断地执行了这一预谋。唐娜根本措手不及，她试图钻进汽车时已经没有机会护住自己了。在残暴、冷血的袭击之后，他任由她跌倒在地，然后打了999电话自首。对于像文森特这样的凶手来说，打电话给警察或者朋友，并且当即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这并不罕见。

文森特被捕的时候，他告诉警方：“就像是一股血气冲上头，我就是啪地断了线。”给人的印象是他抓起一把刀，出于一时的愤怒而刺伤了唐娜。但在和我对话时，他说：“没有人来听我的想法，他们就是不想知道这些事情是怎么影响到我的……”

“我会听你说的。”我说道。

这正是我要做的，非常仔细地倾听。

文森特已经有足够的时间来反省他的暴行，所以我直截了当、明白无误地告诉他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我来这里是想试试有没有什么办法阻止这一切的发生。”我对他说道，模仿着他平静而温和的语气。

“我才是真正的受害者，”他回答道，“但是没有人看到这一点。”

“你是指什么呢？”

“我有过计划，你知道的——我就要退休了，我打算买一座小农场，只种些自己吃的食物，也许再养几只鸡。我并不是一无所求。”

“所以发生了什么呢？”我问道。

“那些一再发生的事情，”他回答说，“我想要什么从来都不重要——现在还是这样。”

他沉默了一会儿，我也任由这静默弥漫。

“没有人来探视我，一个都没有，”他闷闷不乐地说道，“我的孩子们，他们不想和我说话。他们不明白。他们看不透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们认为我是坏人。这并不公平。”

文森特不理解为什么人们不支持他。尽管他声称没有人倾听他的心声，但作为审判的一部分，他有充分的机会来陈述自己的故事；而作为辩护的一部分，他也一直在和法医精神病学家沟通，讨论他“就是啪地断了线”。看起来，他真正抱怨的是，没有一个人站在他的立场上来支持他。没有人说：“是的，文森特，你杀死唐娜完全是情有可原的。”这让他很恼火。

“你能想明白为什么人们都对你避让不及，而你的孩子也躲着你吗？”我问道。

“一直都是这样，一直都是这样，”他回答道，“没有人站在我这一边，没有人看到这些事情是怎么影响到了我。这恰恰证实了我的观点，真的。我失去了一切，却没有人在乎。她就要离开了，那样的话我怎么办呢？”

我不想质疑文森特对这些事的说法。那不是我的目的。在为审判做准备的阶段，对于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他已经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来组织他那一版的故事。对他来说，那种虚构甚至可能已经变成了某种真相。

我很乐于听到文森特讲述他是怎么认为自己是一个受害者的，因为他谈论得越多，他就越不可能引用他排演过的语言。我也相信他由衷地感觉自己是一个受害者。我相信他可能是经年累月地遭受了无数的羞辱和拒绝。对他来说，这不仅仅是一连串的借口，这就是文森特。对于我来说，有意思的并不是对他告诉我的每一个被拒绝的例子进行司法上的盘问，而是认识到羞辱和拒绝在构建和塑造他内在的身份和正义体系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每个人都经历过羞辱和拒绝，区别在于我们如何处理和认知它们。

“就连我母亲，她也不喜欢我。她从未善待过我，”文森特对我说，“我一生都那样子，真的。”

文森特还没有提到唐娜的名字，他谈论的是范围更广的从前被拒绝的例子。然后他转向了最近的不公平。

“他们告诉我，我不能分到‘份地’[份地（allotment），在英国，指个人可以承租的、用以种菜的公共土地，通常只能由本地居民租用，人口多的城镇等待期会更长，比如，在伦敦约要等待十年左右。]。我本想在法庭上对他们说一说其中情形，但似乎这都不怎么重要。”

对文森特来说，处处都是不公平：刑事司法系统、心理健康服务，以及他的朋友和家人没有来探视。在他看来，一切都在和他作对。他想让人们尊重他、赞同他，但感到无能为力。

但正是他缺乏同理心，这一点最能说明问题。他不能理解他的成年子女为什么不愿意来探视。他似乎没有想过，对于一个杀害了他们母亲的男人，他们会作何感想。一切都只关乎他本人。在无意识中，他用自己的话语，揭开了自己的一个至关重要之处。

我们学习辨别那些可能对我们构成威胁的人，并不一定要通过观察他们的面貌，而是可以通过他们行为举止的模式和谈论事物的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我工作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是倾听的原因——不过，或许更重要的是，任由人们畅所欲言。这是有所区别的。当我随便他絮絮叨叨的时候，他会用自己的、未经修饰的语言来阐述是什么驱动了他，这样我就能搞清楚大概是在哪里最适合踩下刹车。

***

几千年以来，我们一直在使杀害配偶的行为合理化，认为这是“由于激情而犯罪”——也就是情杀。这个想法巧妙地解释了令人费解的对至爱亲人的杀戮。它鼓励我们相信，人们可能会在某些发现之后——比如婚外情或者可怕的背叛，出于嫉妒或者愤怒而冲动地杀害他们的情人或配偶。这似乎是说得通的，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被拒绝过，或者经历过一段特别痛苦的感情的结束。我们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或许会丧失理智，由于做了某些完全不符合性格的事情而“啪地断了线”或者“怒不可遏”。这显然是许多这一类凶杀案在媒体以及凶案审判中得以解释的方式。同样地，我们也可以相信，那些经常性地在似乎无法控制的怒气中殴打伴侣的人，有一天可能会做得太过火：结局可能会是死亡，即便并非出于故意。

那么，在这两个主要的、看似简单而又可信的解释中，哪一个适合文森特呢？他有没有把唐娜当场捉奸，并在那嫉妒的情绪压倒了一切的最激烈时刻做出反应？

事实并不支持这一点。文森特伏击了唐娜，当时她正在做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下班回家。他选择了他的时间和地点，他选择了他的方法。他有时间思考和计划；他有时间保持理智；他站在昏暗的停车场里默不作声地等候着她。他做出决定去实施他所做的事情。这不是冲动的情绪失控。文森特也并不经常性地对唐娜施暴。这不是一次“揍过了头”。

那么，文森特是能反证规律的例外吗？并不，就像绝大多数事情一样，文森特十分普通。如今他已成了普通的杀妻凶手。

一旦我们不再认为这些谋杀是冲动的，我们就能开始挑战这样一种观点，即他们是不可预测的，或者超出了调查分析和法医的理解。实际上，亲密伴侣凶杀是凶案中相对容易预测的形式。这种可预见性构成了我的八个阶段凶杀时间轴的基础。

勠力同心

通过辩称他就是“啪地断了线”，文森特暗示捅死妻子是一种激情犯罪。他期待每个人都会赞同这一点，并相信他。

见到文森特的时候，我和一位同事在一起。她一直纠结于自己将不得不和文森特握手这件事。她不想碰触文森特：不是出于厌恶，而是由于想和唐娜勠力同心。她清楚地记得那次见面时他的手，仍然可以形容出它们粗大而骨节分明的样子，就好像他这会儿还坐在她的面前。

我以前研究过一个案例，一个男人杀害了一位十几岁的少女，当时她正在英国参加交换游学。少女的母亲煎熬着旁听了对杀害她女儿的凶手的审判，他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性犯罪者，最终被判犯有谋杀罪。审判结束时，辩护团队的一名律师给她递了一张纸条，上面写道：“我发誓我从未碰触他，我甚至没有和他握手。”和我的同事一样，如果不能勠力同心，这名律师会感到愧疚。

然而，根据我的经验，在亲密伴侣凶杀案中，与受害者勠力同心明显比与凶手站在一起的要少。媒体报道经常从同情的角度来解释所发生的事情（“他太爱她了，一时冲动才杀害了她”），而这正是文森特所期望的。然而，当受害者真实的故事为人所知，暴行残忍也变得显而易见，与凶手站在一起就会越发困难。不幸的是，受害者的故事往往在官方记录中缺失——她们的经历不为人知，因为她们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不再能分享她们的故事。

“她毁了我的生活，却没有人在意。”文森特告诉我。

“你的生活是怎么被毁掉的？”我说道。

“她想要离开我，而且她并不在乎那会怎样影响到我。”

或许可以有一个明摆着的问题：“杀了她怎么会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好呢？”但他杀害唐娜的时候，并不是为了尽力改善他的处境，他是在纠正一个察觉到的错误。这是一种惩戒。

文森特并没有试图掩盖他的罪行，这一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这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因为文森特打电话给警察自首，对他的所作所为，他看上去是承担了罪责。不过，承认做过某事与承认你所做的事情是不对的，并不是一回事。文森特一直在期望人们会认为他是对的，会将心比心地和他站在一起。他觉得自己情有可原。他的不公正之感比唐娜的命更重要。

文森特没有精神疾病——他像其他人一样会找理由，行为举止也别无不同。甚至他的信仰体系也并没有与他所生活的社会有显著的不同。他对杀害唐娜的解释也不离奇古怪；实际上，它们是我们在媒体报道和法庭辩护中一直能看到的。它们混合了文森特认为会引起同情的东西以及他自己对受害者没有把他的需求放在首位的愤怒。

这个男人没有经常性的暴力行径，所以我们需要更深入地观察这些凶手其他的共通行为。对我来说，和文森特谈话只是这个过程的开始；我已经发现，当涉及识别危险迹象和辨别模式的时候，死者和袭击者周围的人拥有一些极有意思也很有帮助的信息。出于这一原因，我花了大量的时间与凶手以及受害者的家人和朋友交谈，也与警察和缓刑监督官员——任何在凶手行凶之前就知道他们的人——交谈。我所了解到的是，危险迹象并不总是我们所预想的那样。

在那些认识文森特的人的眼里，他表现得像是一个有明显“怪癖”的人。这些“怪癖”并没有被视为危险的，也没有人形容他是有威胁的。然而，它们全都有关操纵——主要集中在唐娜身上，也牵扯到他们的孩子们。

三个问题

一旦确定了一段关系，我们对某些事情感到不太对劲的直觉往往会被最小化。对每一个可能的危险迹象，似乎都可以有看似合理的解释——这些解释诱导我们去质疑它们到底是不是危险迹象。

正如已故的受害者权益维护人艾伦·彭斯所明确表述的，在考虑一段关系中某人的行为是否出了岔子的时候，有三个问题可以问。第一，这些行为是某种模式的一部分吗？第二，这些模式会改变一个人日常的习惯和抉择吗？第三，有人会因为这些模式而感到恐惧吗？

在回答第一个问题时，文森特的家人告诉我他是一个按部就班的人，其中有一条他们全都提及了：他特别喜欢肥皂剧，有一部尤其受他青睐。他克制不住地要看它。不过，他坚持让家人和他一起观看。在主题音乐响起之前，每个人都必须待在家里，他们必须一起看，他们必须待到剧终。

第二个问题，我们了解到为了安抚文森特，唐娜不得不更改她每天都要做的事，来适应文森特的那一套规矩。在文森特喜爱的那部剧开始的时候，她确保自己总是在场，不管她正在做什么别的事情。

第三，唐娜害怕挑战文森特所造成的后果。她照办了，因为不服从并不值当。他们全都照办了，好得到安生。

没有报告显示他曾经殴打或猛揍过唐娜，尽管我们不是很肯定。唐娜从未说过任何暗示这一点的话，也没有任何不明原因的伤痕。然而，他有不止一次的自杀威胁——当它被用来操纵人们的时候，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举止。

仅仅因为文森特没有摆在明面上的暴力，并不意味着唐娜对他毫无惧意。有一次，大概在唐娜离世前十年，她说她想要离婚。她告诉了几位朋友，不久之后，她的车子就开始出问题了。有一位朋友发现刹车似乎被人动过了手脚。她把车子开出去修好了，但她并没有报警。她确实和别人讲起过，她觉得那是文森特干的。

她告诉文森特，她已经修好了车子，从现在起她会定期检查车子，因为她担心这种情况会再三发生。她对他说，她感觉这是当地的年轻人搞的事；她并没有指责他。她的车子没有再出过别的状况。不管她的恐惧是否有根据，这证明在她心里他有能耐故意伤害她。唐娜的恐惧很有可能源于他以前的经历，她知道他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本领。

我不可能从文森特这里获得那些信息——那些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不得不卑屈地服从他那一套规矩，并且每天都被监控的事实。如果他对她的刹车动了手脚，他决不会透露分毫。

我问他是否记得唐娜的车子被动了手脚。他表示没有一丝印象；实际上，对于我明晃晃的暗示，他显得很受伤。

这给我的工作带来了挑战。尽管文森特声称没有人听取他的想法，但他却是那个在法庭上拥有一名辩护律师的人——只为他辩护，陈述从他的角度出发的故事——并且，如果有必要，去诋毁唐娜的性格。唐娜因死亡而沉默。根据我的经验，受害者的家人很少有机会澄清真相，或者让他们至亲的故事为人所知；受害者的家人会被指责缺乏客观性，但这种指控很少是针对凶手的。是文森特，被认为更耐人寻味、更值得发出声音。这是真正的不平等，给试图防范未来的凶杀制造了困难。刑事司法系统并不总是公布受害者的陈述，或者使她们的声音成为诉讼的核心，而我则坚信通过倾听她们的心声，我们会找出真正的危险所在。

朋友和家人都知道文森特和唐娜的婚姻并不美满，他们不幸福。在事件发生之后进行复盘通常能揭示某种模式和风险，在事后看来，它们似乎都会变得格外地清晰。但事后诸葛亮和先见之明只是一枚硬币的不同面：它们分享的是同一种信息。区别在于这一信息是在何时被识别或者确定的。因此，鉴别一场婚姻只是不合适还是很危险的迹象，往往就在那里，等待着被发现。当然，许多人都认为文森特和唐娜的婚姻非常糟糕，不过这并没有揭示真相。真相是文森特的婚姻很糟糕，而唐娜的婚姻很危险。

***

当听说凶杀案时，重要的是永远不要忘记那些真实的人所遭受的真实的创伤，那些最为极致的痛苦。在这些案件中，真相被层层覆盖、复杂难解。当写作这些文字的时候，我想到了唐娜和她所爱的人。我想到那个晚上她如何像往常一样走向她的车，以为她安全了，但她甚至没有来得及打开车门，文森特就疯狂地捅了她。没有说话，没有争吵，没有警告。唐娜倒在原地，也就是警察和医护人员发现她的地方。

凶杀给那些还活着的人增加了一重额外的、无法逃避的痛苦，我们不应低估由此造成的创伤。文森特似乎无法体会他给孩子们带来的这种伤痛，只认为他们应该理解他遭到的苦。

这种创伤也会反弹给专业人士。大多数在关乎生离死别的领域工作的人经常需要“临床心理督导”（clinical supervision），让他们能够对可能观察到或者经历的过于沉重的悲痛和威胁进行反省，并尽力引导他们走出困境；随着时间的推移，很难不受到这种创伤的影响和改变。

我初次遇到一具死尸的时候，是和陪同我第一次出警家庭暴力的那一位警长在一起的。那通电话刚打进来，他就找到了我：惯例是要尽快让新警员来处理这种情况。当我们到达那里时，尽管我尽力掩饰，但已经焦虑万分。我本能地知道，我会被这个电话变成另外一个人。

尸体就在楼上，随着一步一步地越来越靠近它，我的惊惧也越发增长。警长就在楼下等候。我推开卧室的门，知道那具尸骸就在那里。我走了进去。我的心怦怦地跳。我感觉自己万万没有准备好来应对这种场面。

死者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他被绑在脖子上的床单吊在一个卧室的橱柜里。看起来他已经在那里吊了好几个小时了。我克制不住地想要拥抱他、安慰他。我不知道我在那里站了多久：可能是五秒钟，可能是五分钟。

在他被解下来并被带走之前，我工作的部分内容就是查明有无可疑之处。我能听到他的母亲在楼下哭泣——一种低沉的、原始的哭泣，我永远不会忘记。我能想象警长试图让她平静下来的情形，从某种程度来说，我很高兴我待在楼上。后来，当我走下去的时候——我终究只能走下去——说了一些非常愚蠢的话，反映出我毫无经验。年轻人的母亲央求我解释为什么她的儿子会自杀：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她做母亲做得这么失败吗……他有那么痛苦吗？我只是想让她跟自己和解，因此我说道：“或许这不是自杀……”我试图帮到她，容易却可怕。

她有那么一瞬间停止了哭泣，朝我走了一步，脸都扭曲了。

“你是说他是被谋杀的？”她尖叫道。

我不是那个意思。那会儿我试图用笨拙、缺乏经验的方式，来暗示她这也有可能是一场意外。我以为这能帮上忙。然而对她来说，谋杀比自杀糟糕得多，从她的回应里，我深深了解到何为谦卑。她给我的主管写了一封关于我的信，大概一个星期后，我被他叫到了办公室，他把信大声地读了出来。我不记得她的准确措辞了，但我记得她为她对我大喊大叫的方式道歉；我从未感到我这么不值得道歉。

***

唐娜的家人知道了她是怎么死的，这令人痛心。对他们来说，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很重要：为什么？她为什么会被杀害？

有一个被称为“奥卡姆剃刀”[奥卡姆剃刀（Occam's Razor），由14世纪英格兰逻辑学家、来自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cam，约1285年至1349年）提出，主张“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即“简单有效原理”。]的解决问题的原理，泛泛地说，它主张最简单的解释有可能是正确的解释。人们往往会为事物寻找看似最为可信的理由，谋杀也不例外。然而，那些看起来简明而合理的事情有可能会发生变化。文森特在法庭上讲述了他的故事，但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依靠法庭证词来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呢？陪审团偏爱貌似合乎情理的解释，而文森特会尽力淡化他的所作所为，以极为可信的方式呈现最令人同情的故事。

在我们的对抗制司法系统（adversarial justice system）中，最有说服力的故事可能会赢，而那些极为令人信服的论点则很有可能是基于区别对待的准则或者错误的信息。同情的合理化和受害者有罪论是很常见的，会影响我们对操纵和暴力事例的解读和响应的方式。在我们的法院系统中，诉讼只有两方当事人：被告和国家。受害者没有具体的代表。人们指望国家会代表受害者，但国家在陈述时受限于能讲述什么以及所讲述的方式，因为必须保持一定的客观性。我们不应当轻易地认为国家和主要受害者是一回事。这实际上使得受害者没有特定的辩护律师，而被告却拥有一位，并且对抗辩律师的限制也要少得多。这也是施暴者的故事和辩护更容易为人所知的一个原因。

危险在于，我们在法庭上的陈述往往会被当作官方的事实记录，然后我们试图从那些几乎没有实际依据的东西里探寻真相。这就是为何我要和文森特以及其他一些凶手展开对话的缘由——去探索他们为什么会给出这样的解释，而不是关注这些解释本身是否可信。

文森特经历了构成凶杀时间轴的八个阶段。在每一个阶段都有人注意到一些情况，并不一定是那些他们可以形容为很危险的情形，然而这些事情却令他们感到不安。类似于文森特这样的人会经历这些阶段是因为他们的习惯、他们是谁以及他们变成了什么样子。他未能在那些阶段控制自己，是因为唐娜的习惯，或者说是她行为的方式。一切都关乎文森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