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毛毛的厨房时我的心一阵绞痛，简直喘不上气来。一直以来我以为她一定早都忘记的事，看来她还记得。我后悔，我后悔的事太多了。

我和川川在舅舅家的偏房生活了快半年，时间慢得像是在坐牢——说坐牢可能还挺准确的——产后我恢复得不好，很少下床，更少出门。有一天舅母高兴地跟我说，她去找熟人打听了，回城的户口就快开放了，最多还要三个月。

我记得舅母粗糙的手拉着我的手，我们俩一起放声大哭。她还跑去佛像前面磕了几个响头。那真是有了盼头，三个月，有了这个具体的时间，我就有了盼头。

但是风向在一个月后再次改变，妇联派人来通知我们：把孩子都带到红房子去，统计人数。

我不知道他们说的“统计人数”是什么意思，我第一次被手推车推到红房子的时候是个临盆的孕妇，那时他们也是说“统计人数”，统计什么人数？做什么用？为什么不能在自己家？那时候根本没人想到要问这些问题，只能默默地照做，争取“好的表现”。

舅母抱着川川，我跟在后面，我们又来到了红房子。一切都没有变，芬如被刮宫的那个病房早都空了，我还是不敢多看一眼。再往里走，有人声了，有三个和我一样的母亲，都是以前做孕妇时就认识的人，但气氛却很紧张，没人聊闲话，更没人提芬如的事，大家都紧紧抱着自己的孩子，皱着眉头。屋里只有一张大床，铺着薄薄的棉被，象征性地放着一个枕头。

舅母陪我等到天黑，主任“去县城开会听报告回不来了”，妇联的人让我们先回去。

我和其他几个母亲准备走的时候，有个人说：“你们大人回去，孩子留下来。”

大家都不愿意。

“怕什么？妇联就是管妇女儿童的。明天要统计人数。”

川川当时才六个月，还没断奶。我跟妇联的人商量能不能明早再送他来，得到的答案是“不搞特殊，必须留下来”。

写下这些，我已经太累了。退休之后，我已经很久没提笔写字了，更别说是这么长的信，上次写这么长的信还是跟光辉通信的时候吧。

因为生病，我现在左眼视力几乎为零，看不清纸张。在家看电视的时候，我把两张创可贴交互贴在左眼上——像是给左眼打了个“叉”，全靠右眼才能看清楚，反正家里只有我一个人，不用担心会吓到谁。来东京之后我不再看电视了，因为听不懂日语，毛毛工作的时候我一个人在公园一坐就是一个小时。

我发现我的记忆力越来越差，总害怕把这些事忘记，那就彻底没有机会跟毛毛说了。于是我在超市买了这个笔记本，在腿上摊开，开始尝试把还记得的事情写下来。

有时候我想象着舅母的脑子里长的那个瘤子，越来越大，先是压迫视神经，再压迫脑子——就像那些回忆，压迫我的生命，把我的生命挤得乱七八糟，没法再喘一口气。我知道它有天会大到变形，挤爆所有东西，从我的一部分变成超越我的存在，但目前我依然和它和平共处着。

我把川川留在了红房子，我能怎么办呢？我没有选择。

还有其他三个孩子也留在了红房子，并排被放在屋里的大床中央，枕头没用处，被扔在一边。

我们每个母亲出去没有不掉眼泪的，但掉眼泪在当时实在是太平常了，自己抬起衣袖擦擦就行了，不值一提。

第二天，天没亮我就去红房子了，其他几个母亲也一样。孩子们饿了一夜，哭得响，但各自的母亲一来，喂上奶，全都安静地睡着了。我还是高兴的，因为妇联的人还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个香菇包子当早饭：“大家配合工作，工作就顺利，大家都能早回家。”

我注意到妇联的人说“早回家”，我想她应该说的是回城里自己的家，这也正好印证了舅母的消息：快了，快到回家的日子了。离舅母说的话已经过去一个月了，也就是说回家只剩两个月了。我想想毛毛，光辉，我们在城里的家，再看看川川，真是感觉好运要来了。

现在想起这些事，我只后悔我那么蠢。就因为一点点希望，就因为一个香菇包子，我就忘记把牙关咬紧，要是把嘴咬出血来我就不会掉以轻心了。我真是该死，怎么能像个橡皮筋一样反反复复呢？我忘了我的脖子伸得长长的，随时都在等着路过的风来决定我的命运啊。

妇联主任虽然回村了，但据说政策还没有定。“在等上头通知。”她说。

“我们稍安毋躁，再等一等。”她说。

“母亲们回家睡觉，早上来看孩子，喂奶，都是可以的。白天可以在红房子里跟孩子玩。”她说。

妇联的老张负责夜里看孩子，说是看孩子，也就是把他们放在床上不管不问，任凭他们哭。

“孩子一整夜没有奶喝，是真的饿。”

“还那么小呢。”

我们几个母亲都觉得孩子可怜，跟妇联主任商量能不能夜里留宿。

“就一张床，哪能睡下大人？你们多配合吧！难道我想干这个？夜里四个孩子一起哭，脑子都要炸了，一夜合不了眼。”老张埋怨道。大家都不吭声了。

“后天就能接通知。”妇联主任信誓旦旦地说，她跟我们挤眉弄眼，言下之意就是通知一下，我们就能回城了。

“大家都辛苦了，配合我们工作，感谢。”她说。

川川在红房子一个人过了三个夜晚，没有一个母亲愿意这样做，但我们做了。

第四天早上，我跟平常一样天没亮就出门了，一看到红房子，就听到婴儿们此起彼伏的哭声，但我知道出事了，哭声里没有川川的声音。做妈妈的怎么会分不清自己孩子的声音？我跑起来，身体在哆嗦，我感觉要摔跤，但奇迹似的没有。

我疯了一样跑到最里面那个屋子，放着婴儿们的大床上躺着我的川川，但他是脸朝下趴着的，他的脸埋在那个多余的枕头里。我把他抱起来，他已经没有呼吸了。

我在那个时候也死了，后面的事情只记得一些碎片。我的身体还在，但我的心漏了一个孔，风从那里来去自如。

他们给我的解释不过是川川自己脸朝下睡着了，没人注意到他悄悄地不再呼吸。老张没有义务半夜去一个个检查婴儿们，他听到婴儿们的哭声，不可能知道少了一个婴儿。他们义正辞严，就像在杀死芬如肚子里的孩子时说的那样有理有据，好像接受这些随机的灾难就是我们的命运。

他们说可惜，就要回城了，出了这种事。他们说，不要声张，说出去对谁都没有好处，其他三个婴儿也难回城了。他们说，任蓉蓉你想开一点。甚至有个妇联的人跟我说：你还年轻，再生一个，到时候说不定就没名额限制了，你也不用躲来躲去。

“说不定”。他是让我再把自己的脖子伸长，感受那种彻骨的恐惧吗？我想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变得神经质的。他们描述我的那个词，就是神经质吧？我想要一个肯定的结果，而不是“可能”“也许”“说不定”。这样的词我已经听得太多，也信得太多了，如果我心地坚硬地抱紧川川，不配合妇联的工作，不让川川一个人待在红房子里，我就不会失去他，不会有一个母亲会注意不到孩子翻身朝下睡着。我无数次地回想，如果我不是那么心存希望，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是我的错啊。

我回到城里的家，大家都帮我撒谎，说我得了一场大病，变得“神经质”。我想自己应该在那时就放弃一切，但光辉劝我：“都会好起来的。”

我只能对他笑笑。光辉是没有吃过苦的人，出生在一个传统的重男轻女的家庭，他作为唯一的儿子从小用的吃的都是家里最好的。他的大度和乐观曾经是我向往的，去萧岗村之前，我们在一起总是欢声笑语。

“我们就当川川是流产了，日子还要过。”在我闭门不出的日子里他这样劝我。

“是的。”我知道他说得对，只要我还活着，就有我的责任。

“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他是指我完全丧失了生活能力，工作和家务都放置一边，这样的状态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是的。”

“我也不多说了，你自己好好想想。”

一开始，我感觉到他在支持我。但后来我意识到他想摆脱我，当我偶尔提到萧岗村的事他的脸色就变得很难看，他希望我别提，别去影响他的心情，自己一个人承担就好。他的言语之中甚至有意无意地在指责我：对于毛毛而言，我也不是一个称职的妈妈。

他说得很隐晦，因为他知道指责一个濒死的人为什么不干活是不道德的。但他还是说了：“你还是毛毛的妈妈，毛毛怎么办？”

其实不用他说，对于毛毛，我已经很自责了。有次我蓬头垢面去学校接她，看她远远跑开了，像个受了惊吓的小鸟，我不敢去追，怕别人看到了笑话她。

有时候我费尽力气坐在镜子前把自己收拾得干净整洁，但因为一点点小事又会低落万分，卧床不起。

光辉不会懂我的感受，他已经当川川是流产了，积极面对接下来的生活，也许他在我不知道的时候是很难过的，但他至少表面上做到了。

我呢？川川在我的肚子里待了十个月，出生后和我寸步不离地生活了半年，我记得关于他的一切生动的细节、触感、气味，我怎么能当他是流产了呢？

除了我，没人记得川川短短地在这个世界上活过，我不想连这个痕迹也抹去了。我如何带着这样的悲伤做一个好老婆、另一个孩子的好妈妈？

好几次我实在承受不了这种拉扯，想死。

最严重的那次，我被拉到医院洗胃。从医院回来，光辉收拾了行李，说受不了这样的日子了，要开始新生活。我这才意识到我的眼泪有毒，让人害怕。我哭着求他，我不会再发脾气了，不会再哭了。他却说：“你现在不就是在哭吗？”

也许是毛毛和我一起哭让他心软了，那次他没有真的走。“为了毛毛，我们再努力努力吧。”他说。

我理应把握好机会的，但我只是一再挥霍它。我无法形容那种快感，把珍贵的东西一再打破的快感，事后我会因为自己又发了莫名其妙的脾气而感到羞愧和后悔，但再来一次我还是会做同样的事。为什么？因为我恨他那么积极地生活，川川死了，他怎么能像个没事人一样出去应酬，看电视还笑出声？当我无意中说到川川的某个习惯时，他怎么能露出那样冷酷的神情？

我们曾经无话不谈，他在外地进修，我们坚持通信，事无巨细地汇报彼此的生活，新看的书。我怀孕孕吐很严重，他把攒下来的钞票夹在厚厚的信里寄给我，让我买吃的，我舍不得，等他回家时把满满一信封零散的钞票再递给他。他哭了，把我抱得紧紧的。“我会让咱们过上好日子的。”他说。更不用说在萧岗村我们之间的通信曾是我的心灵寄托，陪我度过最孤独的日子。

他为人正直，天资聪颖，通过进修和考级在三十岁就成了市重点中学的年级主任，他给我们买了新的楼房，新家电家具，他已经为我们做了很多。川川死后，我仍希望他和我共享一份记忆，他说做不到，让我也别那样，这一直让我发狂。有天我突然想起小时候我妈妈曾经说过的一句话：“爸爸是一夜成为爸爸的，而妈妈要花更久时间才能成为妈妈。”当时我完全不懂她的意思，以为她在说绕口令。几十年后我才明白她的意思：孩子出生的那个瞬间，男人随即成为爸爸。而女人要在肚子里孕育许久、经历分娩阵痛之后才可能成为妈妈。失去一个孩子，爸爸的痛苦一定很深，但妈妈的痛苦只会更深。对光辉而言川川是个包袱，会威胁到日常生活秩序，而我永远不可能放弃川川，我会一再想起来他，并且因为想起他而感到幸福。

想明白这点后，我认清了我和光辉已经走散的事实，我再哭喊发疯也没用。就像那个年代的其他夫妻一样，我和光辉害羞到从没有说过“爱”这个字，分开也应该和“恨”无关，我们是因为一些比“爱恨”更大的东西而分开的。

我梦到我一个人在海中央，用力地按着一个树桩，树桩因为反作用力一直浮起来，我却吃力地想把它抱在怀里。不知道过了多久，突然我感觉精疲力尽，睡魔向我袭来，只轻轻一抬手，树桩就漂远了。我看着它自由了，竟然没有生气，甚至没有意外，反而松了一口气，咬紧的后槽牙放松了。我任凭四肢舒展开来，漂在海面摆成一个大字形。

那个梦的第二天，我跟光辉说：你走吧。

毛毛和川川有一样的眼睛，一样的轮廓。有时候我把毛毛看成川川，然后我会回想起川川在我怀里已经停止呼吸的样子，像一幅画，冷冰冰。毛毛笑的时候，哭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写作业的时候，我要很费力才能让自己不要去想川川永远没有这个机会，毛毛就是我的全部。

无论什么样的痛苦，都会随着时间慢慢变淡。但在一些奇妙的瞬间它会展现它的威力，挑衅似的宣战：不要以为我会消失。

我发现工作时我会很少想起过去的事。集中精力面对眼前的问题让我好受很多，我总是办公室里最后一个走的人。相反，当学校放寒暑假时我会很恐慌，因为这代表有大把时间我要独处，过去的事又会一点点复苏，我就那么一个人坐着，忘记了给毛毛做饭。

那一次我真的决定和毛毛同归于尽。她在看电视，说饿了，我这才意识到她的存在。我把毛毛拉到厨房里，因为那是家最里面的屋子，不会那么快被人听见。她坐在灶台前的地上，我蹲在她面前，一只手按住她的肩膀，一只手把一把尖利的水果刀架在她的脖子上，我看到她的皮肤薄得近乎透明，她却完全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还在跟我笑。她咯咯笑的时候，皮肤蹭到刀刃，如果她动作再大一点，或者我手一挥，她就能彻底去死。

“妈妈，我要吃饭。”毛毛突然说。

我吓了一跳，因为我想到这不就是我自己吗？我天真地把脖子伸得长长的，等着命运给我致命的一刀，我的女儿也是这样。我发呆的同时她突然乱动，脖颈立即出了一点血。她好像突然意识到什么似的哇哇大哭。我回过神来，把刀子扔一边，把她抱起来。她一直哭，怎么哄都不停，我反复检查那个伤口，没什么事，她为什么会一直哭？是我的表情吓到她了吗？她知道我要做什么吗？我对此没有任何解释，觉得她肯定不会记得，毕竟从头到尾我一句话都没有说，她也没有受大的伤害。

后来偶然一次，我让她帮我端个菜出去，她却停在厨房门口，瞪着眼睛看着我，充满戒备。我突然想起厨房里发生的那件事，也突然想到她从那天之后一次都没有进过厨房，但那时我还抱有一丝幻想，以为这个共同的秘密总会被她忘掉，当时她才那么小，但看到她东京的家之后我才知道她一直都记得，她会一生害怕厨房，一生恨我。

我不会为自己辩解，因为我是那么失败的、无能的妈妈。

我对我的女儿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她能开心。为了这个，我逼她读书，出人头地，过上好日子。但我一直想不通的是，我自己不开心，又如何能教她开心。

我哭了太多，眼睛都要瞎掉了。毛毛从日本给我带来了眼药水，说滴在眼睛里很舒服。她以为是我工作改卷子太疲劳了，她怎么能懂那是因为我哭到心碎了呢？多少次，几百次？几千次？我想跟她说以前的事，但从哪说起呢？你曾经有过一个弟弟？还是，我真的绝望了？直到最近，我才尝试把那些事写下来。

也许她会说：“不要抱怨那些无力改变的事。”“人必须首先对自己好。”“那不是你的错，你要放过自己。”她读书多，见识多，经常用这些话来劝我想开点。

她说得都对。可对于我来说这些都已经太晚了。最痛苦的时候已经过去，而最痛苦的时候已经改变了我，我已经被折磨成了一个怪样子——这么多年我一直这样想。

直到毛毛告诉我她怀孕了，是个女儿。我立即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衣服熨得服服帖帖，做好了去找她的准备。虽然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坐飞机，也不知道她住在哪儿。我从没这么清楚地感觉到：我要好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