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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圣奥宾在别人的句子里 作者:陈以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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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人类大体失望的文艺批评是不严肃的。 而这种失望最温和的形态之一是无法理解别人居然不同意那本明显最好的书是最好的。 奥登说,诗人、小说家,他的伊甸园长什么样别人管不着,但文学评论者,必须描绘他的伊甸园,以供读者评判他的评判。 既然如此,我也不管你有没有问:我眼里,古往今来最好的小说家是亨利·詹姆斯。 他代表的那一宗的作家,读者是否着急往下读并不重要,他把你留在任何一个句子里。大师说:“每个部分都要有其他每个部分的一部分。”只在一个句子里,你可以找到所有让你迷上他的东西。 这种作家惩罚速读。每个句子你都想陪它几个月。 另外,在读到爱德华·圣奥宾的“帕特里克·梅尔罗斯(Patrick Melrose)系列”之前,二十一世纪“写得最好的”书(一本书还有其他几种好法)是阿兰·霍林赫斯特(Alan Hollinghurst)的《美丽曲线》(The Line of Beauty)。这本来就是向“大师”的致敬书,妙处也相仿。 而霍林赫斯特说爱德华·圣奥宾是他这一代最有才华的英国小说家。 圣奥宾说他生命的前二十五年是隔绝的。他没有将自己可怖的童年真相告诉任何人。 “只有阅读抵达我,”他说,“让我感觉能和另一副头脑、另一片想象连接起来。每一个读者都有自己的一个参照、指涉的体系,一本书落在其中,让读者建造一本属于他的书。” 圣奥宾抵达我的时候,用了多久让我知道从此以后我又有一个作家可以像毒品一样永不失灵地给我审美上的极乐呢? 第二段。他写父亲用水管杀蚂蚁: 他的技艺已经相当成熟,他会让生还者在潮湿的石板上挣扎起来,重新获得片刻的尊严,然后再将滔天巨浪砸向它们头顶。 于是他用拇指让水柱更为狭窄,从而更为有效地轰击蚂蚁—对于它们的死,他志在必得。 对于亨利·詹姆斯和圣奥宾来说,并没有另一层现实,世界的质感就是这样带着反讽的精巧句子。当然,这样的作家也是被译文辜负最多的。比如五部曲第二卷中帕特里克·梅尔罗斯的女友想要改变他,列举他身上种种不尽如人意的特点,“可是把糟糕的东西都丢了还剩什么?这就如同想象没有面粉的面包”。拿起来一看全无动人之处,但是原文But then what would be left if you threw out the rotten stuff? It was like trying to imagine bread without the dough.除了他故意选用了一些日常语汇像是奥登或拉金上身,而且细读的话你会发觉两个句子主体部分都是一轻一重的抑扬格。伟大的造句者一定有双没有开关键的精密耳朵。 但杀伐蚂蚁那几句更有另一种好,符合我对伟大文学的期待。 王尔德《不可儿戏》庆功宴,记者问他,您的戏剧哲学是什么?王尔德说:“我们应该严肃而认真地对待生活中无关紧要之事,而对于那些重大的事情,则应该真诚而仔细地随意待之。”切斯特顿也有很像的一句话,他说,“昂贵的衣服总该随意地穿”。 “梅尔罗斯五部曲”的最后一卷中,全书很抢眼的一个次要人物,尼可拉斯·普拉特,他引了别人一句话:“对于世情练达的人来说,整个宇宙都只是郊区。”To a man of the world, the whole universe is a suburb.对面的人不懂,他解释:“夫人,我想她的意思是,那些最重大的话题又是最无关紧要的,因为它们没有答案,而那些貌似无关紧要的话题,比如像宴会上谁坐在哪里,却让人着迷。” 梅尔罗斯五部曲里,有没有重大的事?那个封闭圣奥宾小半生的秘密是什么? 这件事就描绘在第一卷中,帕特里克·梅尔罗斯五岁,被父亲强暴。 而五部曲中的三个主要人物,帕特里克和他的父母,写的基本就是真人真事。 父亲本来就是个施虐狂,坚信童年是个幻象,小孩要靠施加痛苦让他尽快坚强起来。性侵那一幕,作者下手决绝,读来太过真切;他自陈写作的时候衬衫一件件湿透,最后只能赤身裹浴巾写。 五部曲要总结起来也都不复杂,每一部基本都写的是两三天内发生的一桩事情。第一本,《算了》(Never Mind),宾客纷纷赶到梅尔罗斯家在法国的庄园参加一场派对。第二本,《噩耗》(Bad News),二十二岁的帕特里克听到父亲死在纽约,去收回遗体;于是捧着骨灰盒在曼哈顿坚韧不拔地寻找毒品和女色。第三本,《希望》(Some Hope),又是一群糜烂的上层人参加帕特里克的派对,整本书都是那样一些文雅机巧却又残忍到野蛮的对话。但这里也是帕特里克第一次将自己的童年的真相告诉了一个好友,这是五卷本扭转的轴。第四本,《母乳》(Mother’s Milk),四十出头的帕特里克生了两个儿子,一直担心自己会以某种方式变成他的父亲,而母亲正忙着要他准备材料将他们法国的庄园留给一个装神弄鬼的萨满团体。这一本和其他四本略不同,覆盖了一连四年的四个八月,描绘他们的四个假期;评价也是五部曲中最好的,进入了布克奖短名单。第五本,《终于》(At Last),帕特里克的母亲死了,作者又把这些人物放到了母亲的葬礼上聊天。 整个系列情节稀薄,买的合订本也不过八百五十四页,但阅读体验丰腴无比,每一页都像是热恋,而且这回重读给我的犒赏,也丝毫不比初遇时来得少。扎迪·史密斯表扬圣奥宾时有两个词正好放在这里,她说你无论怎样也无法防备圣奥宾世界“哲学的浓度”(philosophical density)。这其实是圣奥宾一种为了求生的思辨:他的生命体验太过凶恶,只能用wit和irony去过滤,去抵挡,去抽离。可惜英国文学中至关重要的两个气质在汉语里没有明显的对应词,wit译成急智,irony译成反讽,都是勉强的。 Wit作为有趣的一种,在于它的跳脱,一种轻盈地对期待的闪避;这种期待可能是语言的习惯,也可能是情绪和思维的习惯。比如《噩耗》里,帕特里克在纽约吃饭,把父亲的骨灰盒放在桌下被服务生踢到。因为父亲一生桀骜,凌辱服务行业从业人员是家常便饭,所以“被服务生kicked around(既是踢来踢去,又是粗暴、轻蔑的对待),绝对是父亲一种新的体验”。比如《母乳》中,孩子湿着手玩插座,抱开,孩子哭闹,踢父亲的睾丸,帕特里克说:“那我带你去看梯子好不好?”心里觉得也不能用安全太多的东西去替代“electrocution(触电而亡)”,这样会很不公平。这两个只是随机从我记忆里掉出来的例子,事实上,“梅尔罗斯系列”里面几乎每段每句都有这样的巧思,这种写作似乎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一件事情再有趣,也不会比我那句记录它的完美句子更有趣。 反讽,大概就更不好定义了,缪科(Douglas Muecke)在他《反讽的范畴》(The Compass of Irony)一书中开诚布公地说要梳理反讽的定义就如同“收集薄雾”(gathering the mist)。虽然在修辞层面上,公元前一世纪罗马演说家昆体良(Quintilian)的定义还是可用—“反讽是说出与实际意思相反的话”,但在文学上,事情要麻烦得多。比如第二卷,一个路人知道帕特里克的父亲死了,说:“他一定是个很好的人。”A fine man.帕特里克回答,“他以自己的方式做到了极致。”He is perfect in his own way.这句话显然帕特里克有自己的另外一层意思,他是知道的。又比如第五卷中,两个贵族莫名聊起了“虐待儿童”,说现在这种事多起来了,另一个说,也没有,主要是现在这些人喜欢公开洗脏内裤(也就是英文中的家丑外扬)。那么这句话其实言者无心,但作者有意,反讽建立在整个作品之上;但不管是哪层反讽,最后的意义总是在读者那里形成的。 还有一种反讽,是写作这个弥漫着自我怀疑的整个姿态。圣奥宾当然鄙视他笔下的那些施虐狂、瘾君子、自我中心犯、无心无肺者,等等,但他也鄙视自己,他也写注射毒品时的迷幻,写母亲要将遗产留给邪教时的焦虑,写担心当不好一个父亲但又同时在酗酒、嗑药、与妻子争吵并且出轨,反讽是感同身受的冷眼旁观,甚至,帕特里克·梅尔罗斯的谈吐,以及他的整个小说语言,与其他那些令人作呕却又让人着迷的配角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唯一的不同就是那一层反讽,这是作者给读者使的一个眼色,把他和他自己摆脱不了的世界隔开了。 这也就是在第三卷《希望》开头,帕特里克代圣奥宾所想:“一辈子拼命想要逃脱反讽自我颠覆的力量,说出他真正想说的话,但他真正想说的却只有反讽能表达。”虽然圣奥宾在书外指出这五卷本也是帕特里克慢慢摆脱被反讽控制的过程,但在最后一卷《终于》里,帕特里克依然说:“这是最难戒掉的瘾。海洛因算什么。你倒试试戒掉反讽—那种想要同时表达两个意思、想要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当意义固定下来那场灾难发生时不要在场的深层需求。” 圣奥宾说阅读让他活下来。因为他在阅读中知道自己不是完全孤绝的,可以和另一个智慧连接。他又说母亲把法国圣纳齐耶的房产送给邪教之后,自己一个远方亲戚留给自己一小笔钱(“两三百万吧”),但他太看不起自己,觉得不配有钱,所以几年间就靠毒品把这笔财产毁掉了。这时候他坐下来对自己说:“要么我写完一部小说,要么我结束我自己。”所以也是写作让他活了下来。我只是认为,没有反讽,这五部曲他是半页也写不出来的。 而文学的有趣也在这里,居然我和一个童年受虐、被剥夺遗产、戒毒戒酒的英国贵族笑点如此接近,可以帮他把那些反讽完成。 ---201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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