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无不恭之意，但阿里是唯一一个能把我拉回来的人。穿过大片的黑色熔岩，几百年前它们痛苦地停止流动，一些地方寸草不生，另一些地方却很柔和，在蔓生的青苔的包覆下显得寂静与安详。你驱车驶出雷克雅未克，经过长长的炼铝厂，进入熔岩地带，先是一声古老的尖叫，随后便是青苔覆盖下的寂静。

天很阴，黯淡的云扑灭了十二月若有似无的光线，熔岩如同黑夜，降临在雷克雅内斯公路两旁。路边亮起的街灯发出长明的光，监视着你，夺走你的星星和风景，以及挡住你的视线。我开车穿过灰色和记忆，穿过熔岩和无常的情绪，那些离去的不会再回来，可我回来了，毫不犹豫地回来了，以每小时一百一十千米的速度，回到凯夫拉维克。

凯夫拉维克，一个并不存在的地方。

我不知道这是否关于那句无礼的诗，关于它所在的那首诗所讲述的真理，但去往凯夫拉维克的旅途总像要驶离这个世界，前往虚无。从长长的炼铝厂，以及工厂四围快速生长的植被出发，不过二十分钟，就会看见，尼亚兹维克第一批在熔岩中崛起的楼房笼罩在一片潮湿的灰色与荒谬中。这陌生的奇迹，竟有生命存活于此，这一点始终令我和阿里感到困惑。这儿有人居住，还有不少房子——这里总有一些事物对抗着共识，对抗着历史思辨。别会错了我的意思，使我惊讶的并非尼亚兹维克的楼房——对此我早有心理准备。去凯夫拉维克的路程已过半，向右看去，斯塔皮进入视野。这个村庄过去靠军事生存，现在却萎靡不振，一半地方已沉入斯塔皮地下的熔岩。村庄得名于此地高大的悬崖，那堵悬崖像一个巨大的拳头，一声呼啸，伸入汹涌的大海。再向前几千米，是一个大大的路标，上面慢慢闪过的名字仿佛一声沉重的心跳，击打在飞驰而过的汽车上：

雷恰内斯拜尔

像一则警告般对着路人闪烁，昭示着他们最后掉转方向的机会，世界终结于此。

雷恰内斯拜尔是个单调的别名，包括三个村庄，它们过去的名字是尼亚兹维克、凯夫拉维克和哈布尼尔。

人口一万，还有一片缺少限额的海。[1984年，冰岛采用了个人可转让捕鱼限额制。捕鱼限额可被分配给集体或者渔船（渔业公司）。由于凯夫拉维克是美国的军事基地，所以这座村镇分得的限额比其他村镇少得多（渔业对于凯夫拉维克的经济不那么重要）。渔业公司的老板偶尔会因为更大的利益出售自己的限额，有时卖给本国其他地域的公司，这会导致一个村镇失去限额（其工业发展是基于渔业公司在那里设立了总部），而鱼却能在大海里逍遥。小说中“缺少限额的海”这一说法由此而来。凯夫拉维克的居民失去了捕鱼限额，就算有，也很难以此维生，因此他们无法充分利用海洋资源——村镇外的海并不是“缺少鱼”，而是“缺少限额”。]

我没有回头，而是直接驶过路标，驶离这个世界，没多久就碰上了一些难以理解的建筑；先是老基地上庞大的飞机库，它由美军建造，一直是冰岛最大的建筑，其面积肯定了那个国家的军事优势；接着便是尼亚兹维克耸立在熔岩之上的房屋，从那儿走过去就是凯夫拉维克，我和阿里在这个村镇度过了各自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光，这是一个拥有“三个基本方向”的地方。

冰岛是一片荒芜之地，不知是谁说过，“年景不好的时候，这里几乎无法居住”。这个说法真实得不能再真实：山很暴躁，每一个坡都能致命，凄厉的风带着愤怒把刺骨的寒气一股脑地泼向你。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生活的艰辛、疾病与火山爆发几乎两次洗清了冰岛的人口，毫无疑问，凯夫拉维克是整个国家最糟糕的地区。与之相比，比斯克普斯通格和斯卡加峡湾的乡村简直美妙如天堂，颇有南方土地的温柔之感。假如捕不了鱼，就几乎没有什么能救活我们；咸腥的大风呼啸而来，对着人群猛击，用以维持生命的雨水随着希望在熔岩里消失，在这里，天地之间的距离最遥远。“毫无价值”，十八世纪的阿尔尼·马格努松和保德尔·维达林所写的《地籍簿》[著名的手稿收藏家阿尔尼·马格努松（1663—1730）和执法官保德尔·维达林（1667—1727）应丹麦国王的要求于1703—1712年对冰岛做了土地调查，并写下《地籍簿》（冰岛语：Jareabók，1714）一书。]中曾有此记载，这部以科学家极其公正的视角完成的手稿首次对凯夫拉维克做了全面描述。他们没有时间写诗来表达感情或是谴责；取而代之的是洞见与坦率：“这里无船停泊；泊船条件恶劣。没有放牧的草场，外围的牧场较为完整，但水源不够，夏、冬两季都一样。通往教堂的路途很远，且在冬季常常无法通行。整个国家只有这里的居民最接近死亡。”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和阿里坐上一辆大巴，离开了凯夫拉维克，身上只带了必备的东西——衣物、记忆、书与唱片——头也不回地离开。司机是一位稳重的老人，满头银发，有一种生来安静的好性情。出发前，他把磁带放进录音机，因为耳朵有点聋，所以调高了音量，就这样一路乒乒乓乓地开到了雷克雅未克！音乐轰炸着我们的耳朵，像一种残酷的惩罚。我们的车慢慢驶出凯夫拉维克，经过港口，沿着军事基地行进，那里的战斗机和六万美国人早已人去楼空，他们几年前就离开了，带着枪火和死亡、工作和汉堡、广播台和舞厅离开，除了废弃的楼房和失业的人口，什么也没留下。

大巴经过尼亚兹维克，开上雷克雅内斯公路，那时道路狭窄，车行缓慢，去雷克雅未克至少要一个小时，一路上司机把威猛乐队的《你走之前叫醒我》播放了三次，他安静的好性情顿时化为乌有。

一九四四年九月，冰岛共和国成立三个月后，冰岛总统考察了凯夫拉维克，这是他对此地的唯一一次正式考察，行程之初，他曾这样说过：“我很乐意去本国最黑暗的地方看一看。”最黑暗的地方——在军队和机械化时代到来之前，人们怎么能够在这里生存呢？

答案很简单——本就不可能。

“踏遍整个冰岛，只有这里的居民最接近死亡。”冷酷的风像是同时从两个方向吹来，狂风裹挟着盐粒和沙子绕着圈抽打我们。天是如此遥远，人们的祷告刚刚升入半空，就像死去的鸟儿一般落下，或是化为冰雹。饮用水咸得像海水。这里不适合居住；一切都在唱反调：常识、风和熔岩。但我们仍然在这里生活了许多年、许多世纪，像熔岩一般固执，就算被载入了史册，也寂静得像青苔一般，它覆盖着岩石，把岩石变成土壤，有人会把我们制成标本，给我们钉上奖章，写一本关于我们的书。

我们？

当然，我和阿里并不是这里的人——不管我们来自何方——不完全是；十二岁时我们来到这里，十年之后又离开，在这儿我们完成了义务教育，接着去工地上班，在凯夫拉维克和桑德盖尔济生产咸鱼和鳕鱼干，我们干了三年腌制和风干鱼的活儿，再念完高中。我们来的时候还是孩子，离开时已物是人非。这里本不是故乡，可为什么当车渐渐接近尼亚兹维克，我的心就开始狂跳不止？这个村庄看起来总像是进入凯夫拉维克之前的热身项目，像一支无人倾听的乐队，除了斯塔皮的社区中心，还有什么是值得提及的？一片新的住宅区兴建起来，过去，这里曾是一片荒凉的山，顺着基地的方向蔓延。大多数楼房是大户型的家庭住宅，有一些楼房高耸在路边，像那些被人们遗忘的日子。高楼之下是一道道低矮的篱笆和几排纤弱的树木，树桩被牢牢加固过，仿佛是为了防止那些树溜掉。

车沿着尼亚兹维克和凯夫拉维克之间隐形的分隔线向前行驶。我的心怦怦直跳，那是可笑的肌肉、神秘的火箭和永恒童年的居所。接着我到了伦敦圈，镇上的第一个环岛，下一个是纽约圈。凯夫拉维克人想通过这种方式抬高自己，或是有意回避自己的历史，这多少令我感到尴尬，我从第二个环岛开出去，街上有许多快餐车，我在其中一辆旁边停下。从那里俯瞰港口，视野很好，它开阔的空白与绝望，仿佛被神弄丢了，然后遗忘。三个老渔民站在码头边，那里的海景不错，他们的手在身体两边晃悠，手里空空荡荡的，他们注视着今天唯一一艘将要靠岸的渔船。我拿起车上的望远镜看过去，渔民的脸上有一丝悲苦与焦灼——仿佛他们走向码头只是为了确认自己逝去的岁月是否都被困在了渔网中。

大约两年前，阿里发来信息，与我和这个国家告别：“生活在小群体中，人会呼吸困难，那种沉闷感十分压抑，在窒息之前，我要离开这里。”一个离开的绝佳理由。想爱上冰岛，有时候你却不得不逃离。

小群体的沉闷让人感到压迫，假如供氧不足，那就少思考，或是狭隘一些；你的世界观变得自私自利，因而愈加可耻。阿里是对的，我们的社会为沉闷所害。尽管高山给人以启发，巍然耸立，直入青云，在那里能寻找到氧气与新鲜视角，而我们却只能在草丛里荒废光阴。别误会——草丛很重要，它们是沉睡的狗，是这个国家的思想，是我们丢失的沉默。草丛是冰岛，阿里常常这样说，他在一周前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又将此重复了一遍，并在里面加上了一句：“对草丛的怀念让我生不如死。丹麦人没有草丛，也没有高山，这简直不能原谅。”没有辽远的事物；只有约会和时间，或者一个微笑的表情。他的话让我明白他正在归途之中；过去他从未说得这样坦率过。阿里母亲一方的长辈都有些多愁善感，不过，大约从他六岁开始，抚养他的人变成了一个来自斯特兰迪尔的性情冷酷的男人和一个情绪多变的东部人。这种组合显然好不到哪里去；生活注定无法摆脱愁绪、没完没了的困境和烦闷不堪的夜晚。事实的确如此，后来发生的桩桩件件都是印证，尽管方式不同。这无法避免；一旦你提起笔，就不得不把故事讲完——这是首要诫命，也是基石。所以我明白，那个日期和时间说明他正在回家的路上；那天的那个时间他会在米涅斯荒原降落，我立刻回复了他，用我们年轻时用过的表情，尽管世界完全变了模样。接着我们会一起去喝从免税店里买来的酒。你打算住在哪儿？答案出乎意料：凯夫拉维克的飞行酒店。

阿里关于回家的密码显而易见，也许并不需要专家解码，虽然两年前，临别之时，他话中的深意（“生活在小群体，人会呼吸困难”）对外人来说并不像对我一般容易理解，他真正想要表达的不外乎是：“我满怀忧伤，它正在碾碎我的心，摧毁着它。一个心如废墟的人活着有何意义？我要离开这里，拯救自己。”

忧伤。

或者，有什么在他、她，以及他们的三个孩子的生活里如此突然、如此意外、如此可怕地断裂了。或者，仿佛有什么东西如此突然又意外地断裂了。他的手臂像一声尖叫扫过餐桌，没有什么再和往常一样。“没有什么”，这是个麻烦的词组。

阿里驱赶了自己。或者说，生活驱赶了他，日常生活中那些悬而未决的事，他不愿面对的事，还有在不知不觉中悄然累积的微小细节，那样入神，我想，那样淡漠、那样懦弱，或许多少都有一些。先是他的手臂像一声尖叫扫过餐桌，不久之后，空虚随之而来，悔恨——一个包含了“花”和“匕首”两层意思的词——缓慢而笃定地填满一切。

如今他回来了，在去往丹麦的两年后心碎地回来，严格地说，丹麦算不上是异国。

我依然站在凯夫拉维克的港口边，注视着今天唯一一艘载着货的船入港。几个老渔民将手插进衣兜，开始闲聊，我曾在他们脸上见过的神情已消失不见，仿佛一个误会；他们笑起来，几只海鸥随着船飞翔，却有些漫不经心，似乎对船艺和凯夫拉维克的渔业失去了信心，它们盘旋在渔船上空，像是在作秀。我举起望远镜看海鸥，它们的表情几乎是胆怯的，这想法有些荒谬，海鸥哪有表情，除非事关贪婪和对死亡的畏惧——也许它们都是自由主义者吧，阿里也许会这样加上一句。这时，突然响起的汽车喇叭音吓了我一跳；五辆车——两辆SUV、一辆小卡车和两辆家用轿车——正在快餐车边排队订餐，餐车车顶上宽大闪亮的铝制标牌上以冰岛语写着：“约恩尼汉堡！”除此之外，还写有字母大小一样的英语，也许是美式英语。习惯所致，我猜，源于大约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军事的影响。我看着那几辆车，发现自己拿起了望远镜。其中一个司机又按响了喇叭，也许是出于无聊，也许是出于对生活的抗议，抗议西南区[西南区，冰岛最大的八个行政区划之一，首府为凯夫拉维克。]的现状，失业、绝望、被收回的捕鱼限额和一去不复返的军队；也许是对赫尔古维克的铝厂，对市长西于尔永正努力搭建的美式废物处理设施感到烦躁，对安全和幸福感到烦躁，对性能力的衰退感到烦躁，换言之，因为抗拒衰退而烦躁；也许仅仅是为自己的订单而烦躁，饿着肚子等一个约恩尼汉堡的滋味显然并不好受。除非他是有意对我按喇叭，因为我正站在这里看着港口，看着纪念碑，在昔日的好年景，这座纪念碑有着不可小觑的地位，是小镇的心脏与目的，证实了小镇的重要性，证实了它与国家的历史和精髓之间牢不可破的联系，证实了它对于军队颇有价值的平衡力，以及它对凯夫拉维克居民生活与言行的影响力。我回到车里，心知居民们对无车的人心怀戒备，此类人群常常是潦倒的酒鬼。我回头看，海鸥飞走了，那里天色渐暗，白日沉入大海，一片使凯夫拉维克和周边地带得以生存的海，生命之前提与守护的海，与冬天疲惫的红色夕阳，与海鸥，与汽车喇叭，与约恩尼汉堡一起沉入一片慷慨的海，沉入从凯夫拉维克安然游回大海的鱼群中。捕鱼限额的收回，导致大多数渔船被变卖，一个缺少限额的城镇，本国最黑暗的地方，早就被正义和平等所抛弃。我们从厨房或客厅的窗户向外看去，自言自语，这就是大海，真有那么大，然后就继续前进，因为没人想要那样庞大的事物去提醒他们昔日的好光景，繁荣的市场，一个人们轻易就能过得神采飞扬的年代；提醒他们默认海洋鱼类已化为渔业大亨和他们后代的银行存款，默认那些濒临灭绝的鳕鱼、闪闪发光的鲱鱼已成为他们的血液，默认海洋私有化——为了他们，我们得迅速拉上窗帘，因为这很严酷，大家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成群结队的鱼游在海里却无法捕捞，拥有鱼类加工厂却无鱼可以加工。

我看不见海鸥或者老渔民；他们随着白日消失，也许随着夕阳、海鸥和汽车喇叭声一起沉入大海。我把望远镜对准天空——但愿那里没有限额制，穿过黑暗的空气，向着东方，那是阿里的飞机飞来的方向。飞行员正在小心驾驶，将这样一个货物送达——一个满怀忧伤与心碎的货物。

从高处，神的视角俯瞰，群山既不可怕，也没有炫目的美，只是一片紫罗兰色的药草，冬日的雪将它们变成冰激凌花，变成古老的玫瑰，献给冰岛的天空。阿里的座位是19A，靠窗，他残缺的心剧烈地跳动着，伴着羞耻，当云层突然分开，露出冰岛的模样，露出它古老的玫瑰、冰川和南部的黑色海岸，他的心跳一直如此。阿里揉着胸膛，像是在安抚自己的内心，这小东西竟如此苛待我们，他闭上眼，想要抓住这袭来的感觉，抓住狂热的记忆、难耐的悔恨，以及一些他不明白的情绪。他的邻座是个矮个子、身形丰满的女人，戴着有着厚厚镜片的眼镜，眯起眼，就快要吃完旅途中的第二包油炸薯片，她又抓了一把，和坐在走道边的男人一直交谈；他是个彪形大汉，嘴唇很厚，手掌厚实，用铲子刮擦着膝盖。壮汉很少说话，偶尔哼哈几声，也不吃东西，只是不停地刮着膝盖，有时力道很大，仿佛只有如此才能在女人的絮叨声中平静下来。假如飞行时间太长，他一定会杀了她，半路上阿里这样想。此时他们正在飞越法罗群岛——大西洋中央的十八块绿色岩石。若非如此，他也不会留意到这两个人，他试着不理会，可每次这个女人抓起薯片，强烈的味道就会迎面扑来。飞机一升高，飞到云层和鸟儿之上，阿里就戴上了耳机。燃烧的机油奋力抵抗着地心引力，这种力量将我们拉向它的表面，把月亮牢牢固定住，这是一种无形的力量，我们活着的每一秒，无论是醒着还是睡着都在感受，这个充满极端、失落、美与平凡的世界上的一切重要力量也同此理：爱、嫉妒、仇恨、灵感、贪婪、野心与同情。它们都是无形的，最敏感的仪表也无法测量，因而总被低估，在报告或会议记录里从不被提及。这些力量迫使我们前进，覆盖我们，凝聚我们。“不知道假如我见了你，会吻你，还是杀了你。”耳边响起鲍勃·迪伦的歌，飞机已越过平坦的丹麦，取而代之的是大海。海洋永不安宁，和人类一样充满极端。后来，云挡住视线。有时候，我们在主动寻找痛苦、悔恨。接着一头扎入伤处。我们丧失了活力，存在变得越来越复杂，好像生活前所未有地难以应对。我们服用镇静剂、兴奋剂和止痛药以忍受日常生活。年年岁岁，我们的生活目标逐渐模糊，对生活的理解变得不明不白，我们的体重增加，神经却变得迟钝与疲惫，我们永远为无法满足的欲念所折磨。我们渴望解决办法，渴望明确，但没有时间、没有平和的心情、没有毅力去求索，反倒是心怀感激、毫不犹豫地走捷径，一口吞掉快餐，对床事仓促了之；无论什么，都能速战速决——我们生活在一个极速时代。自助手册向人们承诺更好的生活，更丰富的存在体验；十个戒酒的秘诀、减肥的秘诀、抵抗思念和恐惧的秘诀，十个生活秘诀，很少超过十个，因为我们几乎无法应付更多。十个，如同我们的手指，如同“十诫”。十个生活秘诀。他想，他真不该听这首混账的歌，在云与海之上，在十八块绿色岩石之上听，可他还是听了，四遍，五遍，下次和她见面时，究竟是吻她，还是杀了她。《疗愈伤心的十大秘诀》这本书里说，探索伤口是疗愈的唯一办法。阿里对这本书再熟悉不过了，他在丹麦出版这本书的公司里担任编辑，此书上市后前五个月的销量是十六万本，伤心的人太多——冰岛的报纸纷纷登出这个消息，以冰岛人典型的夸大自己成就的方式宣称：“冰岛出版商在丹麦图书市场上取得了胜利！”

我在伤口里，他想，同时小心扫去落在他大腿上的薯片渣，听着迪伦心碎的歌。这就是世道：年轻的迪伦满腔热情地歌唱革命、新时代和变化，可几十年后的今天，他的歌里几乎只有心碎、遗憾和痛不欲生的迷惘。或许改变世界比疗愈心碎更容易，营造新的时代比应对孤独更容易。

阿里的生活本应是一段山间的旅途，一条通往星辰、通往成熟的道路，如今他快五十岁了，对宗教、音乐与书籍兴趣浓厚，会计算球体的体积，熟知历史和足球历史，但事实上他一无所知；他在任何地方都无法安身，仿佛迷失一般困惑；他悔恨，渴望见到他已长大的孩子和曾与他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女人，这些情感深深地折磨着他。尽管他几乎无法承受思念，却仍未找到回家的力量，仿佛有什么在阻挡他，并暗中饲养他内心无法抑制的渴望。有什么在阻挡他——直到他意外收到来自父亲雅各布的电子邮件。这种意外不仅是因为邮件的内容，也因为他们一直生疏的父子关系，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这种关系一直不存在。邮件里只有两句话：

“好吧，孩子，事情就是这样，我快死了，该死的癌症。留意我寄给你的包裹。:–)”

阿里没太当真。这话父亲不是第一次说了，说自己的死迫在眉睫——假如这是真的，谁会以一个微笑的表情来结束这种宣告？但他知道有事发生，特别是因为几周前，他收到继母的来信——这更离谱，就像在光天化日之下和月亮对话一样离谱。这封信阿里还没读完，看起来异常坦诚，附着一张剪报，上面的文章是西里聚尔·埃吉尔斯多蒂尔写的——西加——一个当地女人，我和阿里都跟她相熟。阿里开始读信，但立刻决定暂且放下，改日再读，它像许多其他的事物一样，被搁在一旁，埋葬在逝去的日子里，被人遗忘。继母和父亲很久前就已经分开，显然她已有一年多没见过他，却又听说了一些让人担忧的事，正如阿里所了解的那样。他下意识地以为，是酒，爸爸又在喝酒，我可不会为这个浪费精力，一次也不，接着他重新回归工作，打开电脑，完成了《理解生命意义的十大秘诀》的收尾工作。后来这封电子邮件跳了出来，它显然与众不同，所以他给父亲打了电话，却无人接听。不可否认，他吓了一跳；无人接听，代表什么？一分钟后，父亲的一段文字出现在他的收件箱里：“一切都很好——等着包裹吧。”两天后，邮局的人送来了包裹，那个包裹还是那种老式邮件，依赖于穿行在市镇的两条腿快速送达的邮件，它就像过去的一段友善的回忆——寄给阿里的小包裹。包裹里有两个信封；阿里把其中一个拆开，拿出一张父母的照片，显然是一张老照片，因为阿里的母亲四十多年前就过世了。她的死让她缺席，成为黑洞。成为一个永不被提及的伤口：一个永不被提及的伤口，不用护理的伤口，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变成一个根深蒂固、无法治愈的溃疡。

他的父母坐在一起。他搂着她，她倚着他，他们都面带微笑，看着镜头。出于某种原因，阿里以前从未见过这张照片，或者从未有过机会，他为此感到惊讶。然而，这种惊讶并不让人开心；更像一个打击，一种震惊。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盯着照片，盯着那已逝去的时刻。麻木地盯着。因为不明就里，他感觉糟透了。接着他突然明白：他们看起来真的很开心。他一点也想不起他们曾经分享过快乐。他，阿里和母亲。他们俩，还有他的父亲雅各布。这就是他的记忆。他的父亲——他曾经这样年轻过、这样明媚过、这样多情过吗？

第二个疑问：为何他现在才把这张照片寄给阿里，最重要的是，把它和他自身可能的死亡相关联？第三个疑问：为何阿里直到现在才看见这张照片，在她死去的四十四年之后？

通过一位老朋友的引荐，阿里在这家出版公司做了一年多的编辑。他从公司下班回到家的时候，包裹早已送达；他回家晚了，接近晚饭时分，他从不急着回到厄斯特布罗的三居室公寓，有什么必要呢，反正没有什么在等着他，除了他的乐器的三根弦：孤独、悔恨与渴望。他撕开包裹，拆开其中一个信封，他内心的一切都被掀了个底朝天。他坐下来，盯着照片看，屋外夜色渐深，邻居家的电视机亮了起来，阅读椅上方的灯也亮了。他没想什么，没想什么具体的事，他现在做不到，他的思想和情感失控地在心里扫射，彼此冲撞，火花四溅。他看着照片，想起他和父亲天各一方，便松了一口气，一整片海洋将他们隔开，这令他感到宽慰。

也许他们不再会一同看她的照片，也不再敢看；他们不再会有这种想法。

他只是盯着。

神思恍惚。

一辆车在夜里尖叫，长鸣的警笛划破黑暗的天空。

一开始他几乎只盯着母亲看，看她的微笑，她的眼睛，她灰蓝的大眼睛闪着光华，仿佛在那一刻吸收了全宇宙的光，太阳和群星，月亮和朝霞；那早已消失的、被抹除的、熄灭的眼睛，它们并不存在，像她一样不存在，她的思想和表情，她眼中狡黠的光和她的拥抱，这些意义非凡的东西消失了，而天地竟没有颠倒，地球竟没有摇摇欲坠，月亮仍乖乖地绕其旋转，这怎么可能呢？阿里想方设法地去遗忘，不去想照片里还有自己的父亲，就在这时，救护车的警笛像一阵绝望的哭声，划破夜空，撕裂他的念想，紧接着，他看见了父亲，记起了他。阿里看见他们那时候是幸福的——也许仅仅因为他们在一起。他倾听着，直到警笛渐远，他感到自己对父亲恶意的嫉妒逐渐涌起，继而填满了整个世界。他盯着父亲，心中只有憎恨，纯粹的、剔透的憎恨。他盯着父亲的眼睛，在心里想，我希望你死。

楼下的邻居在笑。

这张照片看起来就像阿里的父亲把母亲从他身边偷走了一样。仿佛父亲寄照片就是想说，看看，我们当时多幸福，她正靠在我肩上，看看，她笑得多开心，看看，我们唯一需要的就是对方，我很快就会死去，就要去找她，看看，这里只有我们俩，我和她。看看，照片里没有你，你不是幸福的一部分。你是局外人。她是我的。

阿里站起来，喝下半瓶威士忌。

很好，他想，是时候了。接着又喝。

第二天，他没去上班，好吧，《理解生命意义的十大秘诀》已下厂印刷，他可以休息一天。醒来时，他仍在宿醉。吃早餐时，他看着照片，感觉好多了，不再憎恨，只剩羞耻。或许还有一丝妒意，比一丝再多一点，它潜伏在他内心的某个地方，他对此不由自主。尽管此刻他为他们的幸福感到欣喜，知道接下来他们将面临艰难：日常生活、挫折、酒精和鲁莽，接着便是她的病，死神不可告人的信息。

那天早上的第一杯咖啡下肚后，阿里才想起包裹里还有一个信封，他快速拆开，抽出一个带框的奖状，那属于他的爷爷奥迪尔，他不由得因为惊讶而骂出声来。那是一张淡黄色的、印制精美的公文，被装裱在镀金相框里，这张证书是一种荣誉，一直悬挂在客厅，起初在雷克雅未克的萨法米利街的公寓楼，后来跟随他的父亲，去过他父亲在凯夫拉维克的三个住处，它作为奖励被授予船主兼船长奥迪尔·荣松。证书带着荣耀被挂在客厅里，它是客人一进门第一眼见到的东西，玻璃被打磨得光滑透亮，可父亲从不提起，除非他喝醉了，独自一人长久地坐在客厅，一边饮酒，一边听着梅加斯[梅加斯，原名马格努斯·索尔·荣松（1945—　），冰岛知名作家和音乐家，一度颇具争议性，被视为“冰岛朋克之父”。]和约翰尼·卡什的音乐。他会把阿里从房间里叫出来，用一种酒后既温柔又含混的声音邀他出来，然后戴上眼镜，阅读上面的文字。阿里盯着地板，听着父亲颤抖的声音，仿佛父亲正经历着一场情感的骚动。出于某种原因，这张证书是雅各布保存下来的有关他父亲的唯一物品，毋庸置疑，假如房子失火了，这将是他抢救的第一样东西。但是现在，他却把它寄给了身在丹麦的阿里。没有解释。“注意查收包裹。”

阿里的目光从证书移到照片上，紧接着再移回来，他一杯接一杯地喝着咖啡；窗外偌大的城市在咆哮；他上网订了一张飞回家乡的单程机票，拿起电话，打给我们的出版商朋友，告诉对方他要回冰岛了，永远不再离开，他重复着那个困难的词——“家”，他在强调那个词。接着他开始打包行李，此刻他坐在飞机上，在大海与云端之上。他把包从座位底下拉出来，拿出证书，看着上面的文字，他早已烂熟于心，自孩提时期就已知晓的文字，并开始默读：

就在这时，他身边的女人又把手伸进半空的薯片袋，一股气味顿时涌起，阿里看向窗外，云层被拨开，飞机开始下降，舍弃了上层的风景，天堂的门厅，冰岛和它古老的玫瑰一起出现。阿里没再往下读，闭上眼睛，此刻的他不在飞机上，而在一辆绿色的公交车上。大约四十年前，一辆公交车缓缓向西爬行，扬起烟尘，那时候还远远没有柏油路，公交车走得很慢，沿着山道费力地向上攀爬。变速箱发出刺耳的噪声，司机紧咬牙关，唇间夹着一根半死的烟，仿佛费劲的是他自己。右边是高耸的伯伊拉山，那里景色优美，天使们得以俯瞰冰岛西部的全景，衡量着欢乐、笑声与死亡，再将消息一一向天堂汇报。我和阿里坐在前排，整整四个小时，我们都在晕车，流淌的清泉、斑斓的干草地和枯萎的牧场愉悦着我们的眼睛，然而，当公交车从布拉塔布雷卡坡上冲下来，像一场绿色的庆典，一声绿色的惊叹，山下的农田和中央的巴特斯法尔山向着我们迎面扑来时，我们的心如此迫切地跳动着，连目光都在颤抖。

它们此刻也正那样颤抖着，他坐在19A靠窗的座位上，再次睁开眼睛，看见古老的玫瑰、白色的冰川和不断变化的黑色海岸线；他睁开眼睛，心脏仿佛在胸膛里坠毁。他感到呼吸困难，无法自已，他把证书落在了地板上，伸手去拿面前座椅口袋里的书，又放回去，他按了呼叫按钮，只为道个歉，他眨眼，看向窗外，尽管看不见什么，咸咸的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当他略微平静下来，旁边的女人欠身拾起证书，递给他，她用抓过薯片的油腻的手指轻抚阿里的手背，并用英语低声说，那些从未在生活中感受过疼痛和情绪的人，都是冷酷无情的，他们从未真正活过——所以你必须因为眼泪而心存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