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河水会涨起来，淹没了摸着石头过河的石头，父亲和母亲会轮流搀扶我们过河去小学上课。

我们小镇上有一条黄溪河，涓涓细流，在此地汇入长江。童年的时候，黄溪河不是细流，是一条小河，夏天河水会涨起来，能淹没摸着石头过河的石头，父亲和母亲会轮流搀扶我们过河，把我们送到小学去上课。

那个时候，母亲是我的右脚，父亲是我的左脚。现在，右脚已经永远离开我了，左脚肿痛着。

家里老爷子的身体状况，感觉一年不如一年。2022年之前，他一天能走一万步，每天上街逛两回，各种凑热闹，乐在其中。而现在，每天走两百米，就得赶紧停下来大口喘气，八抬大轿赶紧伺候着——我推轮椅，马上接驾。

重庆的冬天比较阴冷，或者说是把阴冷演绎到了极致的冷。比如我太太第一次来重庆时，重庆的户外温度有12℃，没过两天她竟然生了冻疮。这个冬天，老爷子的左脚开始莫名肿痛。

我们一个星期去了三回医院，仍然查不出个所以然。似乎什么健康指标都是好的，脚好像也不怎么痛了，奇怪的是仍然肿着。腊月二十九，当地的领导关心民众疾苦，前来探望老人，还把一名老中医带到了家里，给父亲望闻问切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开了药，罗列了一些注意事项。

我本来希望他的左脚可以和重庆的天气一样，在正月里好起来，现在看来，是我乐观了，老祖宗讲的“病去如抽丝”不是没道理。

大年初一的下午，太阳不负众望出来了，我推着他去江边逛了一大圈，来到了他遛弯儿常去一个地点，结果又让他失望了：镇上唯一的报刊亭，年初一不开门。老头每天都要买报纸看，阅读量巨大。亭子里的老板每每大老远看到老老邱同志来了，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冲出来大喊：

“客户你好，《环球时报》《报刊文摘》《新周报》，一共七块钱。”

总之，大年初一这一天，老爷子的精神食粮没有买到，左脚仍然肿着。

逛街逛到一半，革命的老同志已经在轮椅上睡着了。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老头在轮椅上醒了过来，说：

“都是美国人在搞鬼，又是贸易战，又是病毒，又搞垮我们的股市，还把我的左腿搞成恁个样子。”

如此这般，“在很久很久以前”，一个讲述了一千遍的故事又讲了一千零一遍：“抗美援越的时候，美国人就用了气象武器，搞得天天下雨，泥泞不堪，我们支援的物资，根本送不上去。”

我和我的老兄弟小徐第一次听这个故事的时候，都表示没有听过，老头并不在乎我们有没有听过，只说：“你们懂啥子嘛。”

如果要按照时下最流行的“有理不杠非君子，三观不对盘立即拉黑”的辩论思路，我和我家这位“90后”的父子关系迟早会因为辩论无果陷入僵局。

不过大年初一这一天，天儿暖洋洋的，虽然为了他的左脚，我的左膝盖也已经又胀又疼，但一切还是以欢乐祥和为主基调。于是我便提出我俩一起演唱一首他最热爱的《红梅赞》：

“来，我先起个头！”

红梅花儿开，

朵朵放光彩……

“唱！”

红梅花儿开，

朵朵放光彩，

昂首怒放花万朵，

香飘云天外。

唤醒百花齐开放，

高歌欢庆新春来，新春来！

老头说：“不唱了，脚胀！”

我没忍住顶了一句嘴：“要我说，你的这个左脚，肯定跟美国人没得关系，只能叫‘人穷怪屋基，瓦漏怪桷子稀’。”这是重庆言子儿，土话，我也不知道怎么翻译，大约是说，自己不找自己的原因，老是把自己不幸的原因归结到其他因素上。

这下捅了马蜂窝，“90后”在轮椅上大声批评：“你们这些小崽儿，不读书不看报，天天刷手机，迟早吃大亏。”

我再也不敢吭一声，想想，我们不仅读书看报，而且还办过报，只是比较难办，越办越难，快要办出精神病来了，只能作罢。

故乡的长江边放了很多免费的乒乓球桌，让老百姓锻炼身体，老头这两年看到那些活蹦乱跳的老头老太，满腔悲愤，羡慕不已。

他观看了一刻钟总结说：“中美关系，小球推动大球，乒乓球也是有过大贡献的呦！”

如此这般，我又必须得承认，我家“90后”的三观，似乎又并不偏颇。

我说：“我的老同事采访过中美乒乓外交的见证者，其中有一个细节，说是那个很厉害的叫科恩的美国球员，是个嬉皮士，他在北京访问的时候，突然向周恩来总理提了一个预案外的问题，他问周总理，如何看待美国的嬉皮士运动？周总理回答说，年轻人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可能会做出各种各样的选择，但最终他们都会选择真理。”

大年初一的这一天，我讲的这个小故事，说明我读书看报，让老头琢磨了好久，表示很有意思。

我们住的这幢楼，进大门前有个小坡，外加一扇随时可以自动关上的大门，推轮椅的人会非常不便，大门里面，有两桌打麻将的退休老太太，每天输赢十块钱左右，乐此不疲。

我推着老父亲一到门口，总会有一个八十岁左右的老太站起来，帮我们拉着门，几个月如一日，我们说了一百多遍“谢谢”。

有一回我实在没忍住问：

“这个雷锋老太是咋回事？又不是咱家佣人？”

老头说：“哦，那是以前我们副县长的太太呢。她年轻的时候，就是还没嫁给副县长的时候，有点经济上的事，我就是负责侦办的人，事情不大，都没什么钱，东西也退回了，我就找她谈了一次，帮她给上头汇报、担保了，我让她不要有负担，好好工作。”

我说：“你担保有个啥子用。”

老头说：“啷个没得用，人家后来好多年都是先进，嫁的先生也很有出息，最后还当了副县长，生的两个娃儿都是大学生。有些事情，重一点，毁别人一辈子，轻一点，救别人一生。”

我说：“现在流行的话，枪口抬高一厘米，你听得懂不？”

老头说：“听不懂，抬高一厘米鸟不是飞俅了。”

老太太有一天在楼下碰到我，说听说我家老头的左脚肿痛呦，我说去看了一回，好像问题不大。老太太很震惊：“还问题不大，你要高度重视，你们老头是从来不说痛的人，他都说痛，肯定嘿痛！”

“以前反右的时候，你老爸的同事差点被打成右派，上面喊你老爸检举他，你们老头说，这个人没得问题。上面说，你不检举他，你就有问题。你们老头说，‘他没有问题，我也没有问题，其他无可奉告。’你老爸后来吃了不少苦头呦，不过还好，最后两个人都没被打成右派。”

如此这般，我们老头的三观是个什么底色？

“无可奉告。”

新年的时候，我帮他整理了读过的报纸，因为实在太多了，也找不到收旧报纸的人，只好都堆在客厅的角落里，结果有一天，我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情。

连续有几天的报纸，都被老爷子折在同一个内容上：自由前进党候选人哈维尔·米莱当选阿根廷总统，阿根廷股市狂飙，全国大罢工考验米莱新政……

某一天推着轮椅出行的时候，我忍不住问了一个问题：

“你看得懂一个叫米莱的人？”

他云里雾里：“啥子？”

我说：“哈维尔·米莱，阿根廷的新总统，他在达沃斯喊了一句口号：‘自由万岁，妈的。’”

老头又想了很久，突然有点小兴奋：“这个人值得研究哦。”

我说：“研究个啥子嘛，他是美国人的走狗哦。”

这回轮到老头没劲了：“那倒是，货币都用美元了。”

正是这个莫名其妙的话题，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成了我俩在逛街的时候偶尔可以聊聊天、互动一下的动力，事实上我发现，他根本就是前读后忘，但是似乎有什么神秘力量让他非常关心这个“疯子”的一举一动，事实上，还推动了我大量阅读有关米莱的几乎所有内容。

有一天经过银行门口，我说：“米莱有一句竞选口号，‘我要炸掉中央银行’，这不是一个隐喻，这是字面意思。要得不，疯狂不？”

老头说：“字面意思是个啷个意思？”

我说：“就是真的炸掉，或者高度准确地说，叫摧毁。”

老头说：“阿根廷因为通货膨胀噻，民不聊生，钱不值钱。当初国民党反动派倒台的时候，我们买一斤米都要几捆钱。”

有一天刷短视频，我看到一个金教授，在台上讲，南美洲总是提供教训，非常高兴米莱再次提供一个教训。我把短视频给老头看，他简直看了一万年，耳朵也听不见，饶有兴趣地贴在右耳边听了半天。

我说：“一分钟的短视频，你硬是看到我把三国演义都读完了。”

老头把手机还给我说：“投机分子。”

我说：“你这个老公安思想不对头哦。”

老头说：“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啷个刚开始就下结论是教训。”

老头说：“投机分子的特点就是你把他带到派出所，裤裆里面来一脚，他该说的不该说的、真的假的全部说了。”

我忍不住笑起来，破例给他买了麦当劳冰激凌。

老头吃着冰激凌跟我说：“你说的这个人叫啥子，我又搞忘了。”

“米莱！唉，跟你讲话太累了，麻俅烦。”

“还有你说的那个经济学家，叫啥子克？”

“哈耶克，算了，你吃冰激凌，要化了。”

“哈耶克，米莱，人就是要学习，不学习要落后。”

老头的甜食整完了，想起来一个话题，说：“你晓得不，米莱这个疯娃儿，以前是踢足球的，后来发现足球救不了国，去学经济学，当总统，救国，我觉得了不起，年轻人要有报国救国的志向。”

我说：“那万一他反而害了国呢？可能性不会低于50%。”

老头说：“对头！同意你说的。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毛主席讲的这个沧桑，就是不断改革、不断发展、不断前进，这是必然规律。”

我说：“厉害了我的老头！虽然不知道你说的是啥子。”

有一天晚上，我接到一个企业老总的电话，讲了很大胆的思路，和现在热衷的企业出海有关，我琢磨了半天说：“不急不急，三思而后行。”

老头推开门进来，说：“我觉得这个叫米莱的人还有一个特点，有点像重庆崽儿，做事情果断，不拖泥带水，你觉得呢？阿根廷这个地方，报纸上说的，叫作国难当头。国难当头的时候，容不得三思而后行。”

我说：“重要的事情说两点，第一，不要半夜三更偷听我打电话；第二，朋友要做大事，我先冷静分析，不拱火，没得错。”

老头说：“那是那是，我的听力不好，没有偷听，是你讲话声音大。”

我在新年的晚上乱翻书，看到钱穆注《论语》，在“三思而行”下面注曰：“事有贵于刚决，多思转多私。”

黄溪河流入长江的地方，总是有很多人钓鱼，我还经过一家渔具店，生意不错，叫“忘不钓”，无语。

读大学的时候，有一年暑假我和朋友汤总去姐姐工作的绢纺厂玩，她的一个老头同事嫌我们太吵，把我们带到旁边的鱼塘钓鱼，钓了一个下午，一条鱼都没钓上来，汤总没耐心了，扑通跳进水里，东游西窜，冒出头来说：

“里面根本就没有鱼！”

要钓鱼首先要确认水里有鱼，据说是芒格说的，反正鲁迅肯定没说过。

关于哈维尔·米莱的话题，在黄溪河边渐渐告一段落，天气越来越暖和，老头的左脚慢慢有了转机。甚至，在我离开重庆的时候，我还预约了阿根廷的作者，为我们带来“自由万岁”的米莱后续的内容。

在我家“90后”那颗“什么都是美国人干的”的心里，似乎，还埋着“真理万岁”“报国万岁”的三观。

我们还未到互相拉黑的程度。

腊月二十九的下午，去重庆巴南区的中医院帮父亲拿好中药，想起明天就过年了，应该去南山看看母亲。

天下着小雨，叫了辆滴滴专车，山路弯弯，开了一半，师傅说：“你定位在西南门，你要去的这个南山龙园小区，还有别的门不？”

我突然有点小尴尬：“师傅，我要去的这个地方，不是小区，是一片墓园，你要是不想去的话，我可以换一辆车。”

师傅说：“哦，这样啊，下雨，天冷，没事的，你去好也叫不到车，我在那边等你。”

我在南山龙园的半山腰上待了半个小时，把这一年所有的事都和母亲讲了一遍。雨越下越大，墓碑前放的白色小花，心事重重地散开来，像这一年无数个哀伤的碎片。

重新把花扎好，压在一块石头下面，我说：“妈，我回去了。”

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我说：“爸，我去看过我妈了。”

老头说：“哦。山上还好不？”

我说：“山上有啥好不好。山上的人只希望山下的人好。”

他说：“那倒是，你看我这个左脚，南山也爬不上去，心有不甘啊！”

记得2022年底，母亲在ICU里去世的时候，我还在国外，我的老同事去家里告诉了他，几个同事做好了所有准备，甚至连救护车都安排了，老头听后看着窗外，沉默了好久，回头说：

“我晓得了，辛苦你们了。”

这是疫情三年他遭到的第二次沉重打击。

2020年初，我六十岁的哥哥去世了。老头有一周都没怎么说话，有一天突然问我一个问题：

“文化人，问你一个问题，老公死了的女人和老婆死了的男人，都有一个特定的称呼，但是娃儿死了的人却没有，是不是？”

我说：“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