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心脏有两个心房，一个用来笑，一个用来悲，笑的时候，不要笑得太厉害，以免触动悲的那一半。

第一次见到总编辑石俊升先生的时候，我只有二十二岁零三个月，当时他的职务还是《文汇报》副总编。那天我穿了一件比军大衣短一点点的老棉袄，猥琐而臃肿。

“怎么穿这么多？”总编辑很魁梧，言谈举止透着威严。

“雪豹皮夹克太贵了，要六百多块，我一个月工资才一百二，省吃俭用每月存三十块钱，猴年马月我才能穿少点。”大概第一次谈话总编辑就确定我是个话痨。

当时他露出一丝微笑：“最近还读点什么书不？”

“读《月亮和六便士》。”

“嗯，资产阶级的好书，说的倒是永恒的话题。就像你选的这份职业，不可能让你很富裕，但可能会让你很富有。你选哪个？”

我搓了半天手说：“可以都选吗？”

这回他笑出了声：“好，祝你好运！别写假新闻。”

在总编辑手下干了十来年。回头一看，还好，没写过假新闻，可能是因为写得太少。

唯独有一回，惹了麻烦，报道四川的油菜籽，算是个经济新闻，有点批评的意思，措辞尖锐，据说触怒了相关人员。总编室的人说，总编辑改了三天检查了，让我去他办公室做检讨。我站在他门口。他问：“字字属实？”我说：“属实。”他说：“你去吧，没你事了。”

我问：“就好了？”

他站起来，对我说：“有一句话，讲人生的，应该也适合新闻工作。大概是，人的心脏有两个心房，一个用来笑，一个用来悲，笑的时候，不要笑得太厉害，以免触动悲的那一半。”

新的世纪来了，总编辑六十岁了，退休前两天他在整理办公室，我的办公室和他一个楼层。那天晚上我过去说：“您也不找人帮忙理一下？”

他说：“不需要不需要，你也别来添乱。”

我说：“那我请您抽支中华烟吧，今儿从喜酒桌上顺来的。”

他吸了一大口说：“真的。”

我说：“单位里人都说您最器重我了，还说我是您干儿子，我咋觉得我也没捞着啥好啊，这根烟就算我第一次向您行贿吧。”

他斜了我一眼说：“干了一辈子，便士算是没挣着，下面有的是时间研究月亮了，也算一种境界不？”

我说：“这回您真富有了。”

总编辑退休后基本不来单位了，有同事说偶尔看到他威严地陪着太太去菜市场买菜，看到同事还不好意思地把塑料袋放到身后。我听说这事的时候特别开心，而且莫名其妙想起“富有”这词儿。

大概是2003年的春节，总编辑退休后我第一次去他家里看他。去之前想，空着手去总不好吧，买点啥又不懂。于是在信封里装了三千块钱。

那天聊起我要办《东方早报》，定位在高端人群。他想半天说了一个字：“难！”

走的时候我把信封偷偷放在桌上，一会儿他又拿着信封追下楼。他问我：“这是干吗？”

我急了：“没干吗，我自己的钱，您买点年货呗。”

他说：“我不需要这个，夜班很累的，自己买点好吃的，或者，买件皮夹克？”

我一直记得退休老报人斜着眼嘲笑我的神情。《东方早报》创刊的第一天，收到他的祝贺短信：“错别字一大堆，你们没有校对吗？”

此后的十年，我每年请他吃一两顿饭，中秋前、春节前。回忆《文汇报》的时光，听他没完没了地批评《东方早报》。

间或我发现，他的手脚越来越不利索了。其实，是病魔找上了他。

2013年春节前，我去家里看他，震惊地发现，总编辑已经不认识我了。他坐在轮椅上，漠然地面对着我。他太太想了一个办法，举着一份《东方早报》在他面前，问他：“你不是每天只要看这份报纸吗？现在想起来他是谁了吗？”

总编辑似乎想起什么，又似乎还是没有想起。他含含糊糊的表达，我还是没听明白。直到快离开的时候，他很努力地说了几个字，这一次我听懂了。

他说：“宣传……刻板……要改。”

那个冬日的下午，我在刺骨的寒风里走了一个多小时，突然想起一件往事。

多年以前，他把我的一篇报道的其中一大段废话，缩改成八个字，“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然后他告诉我：东隅是日出之地，桑榆是日落之地，你写那么多废话不就是想说落幕的时候可能会有点惊喜吗？

对不起，没有惊喜。

我们这些人挣不到惊喜的原因，是不是因为那轮月亮？连头都不用抬，连看都不用看，它一直就在我们心里。

那次去看总编辑，我其实是想去告诉他，我要做一个新的东西，一个叫“澎湃”的新闻产品，只是不用再印在他钟爱的纸上了。我好想再听到他说那个字：难！

对于这份事业，我们已经有过那么多的悲，以至于内心里的另一半不断在提醒我，笑着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