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听到这些真实的哀伤叙事时，一个十分有意义的发现是，阶段/时期论这类广为流行的哀伤概念，很少能够与他们的叙事发生清晰的共振。当摘下了理论的“有色眼镜”，站在年轻子女的视角观察时，我发现他们的哀伤经验更类似计算器运算中的循环（loop）：父母丧失如同一段在他们人生中只出现一次但会连续运行多次的代码，哀伤的初始循环在年轻子女内在的运行告一段落后，因为子女的主动维持或各种社会情境的刺激，他们的哀伤又会重新开始运行，甚至陷入无限循环之中，继而形成了一份永不止息的哀伤。

根据本章第二节的发现，我们已经获悉，从临终到葬礼，年轻子女的哀伤反应并不会即刻出现。事实上，一些子女自己也察觉了这一点，他们告诉我，自己真正感受到哀伤要等到过了一段时间后，也就是哀伤的到来有“延迟开始”的特征，“我觉得我经历崩溃阶段，大概是在一个月以后，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肯定不会马上（经历）”（钱小姐）。个别年轻子女甚至告诉我，他们的哀伤会延迟至多年后，才开始感受到哀伤的存在。秦小姐，父亲14年前去世，她很坦白地告诉我，自己其实是在近几年才真正面对哀伤，并将这几年的状况描述为“极其难过”。

秦小姐：其实我也是这几年才真正开始面对的。像本科、硕士那几年，基本上没什么精力面对，光面对他（父亲）给我留下这家的烂摊子，都够我受的了。真正的痛苦是在……我说实话，是在你外围的一些事情变得稳定下来之后，自我的东西被放大了，就特别痛苦。我跟你说，我最痛苦的时候其实是这几年，还不是那几年。那几年顶多是发发牢骚的感觉，“哎哟，这你咋不帮我一下呢？又咋办咋办”，但这几年真的是，我觉得极其难过……就是把那些任务都处理完了以后，你要开始真正面对那个感觉的时候，它就全部出来了。

学界有延迟哀伤（delayed grief）的概念，并将之界定为亲人去世后没有立即感到哀伤，而是过了一段时间后才出现负面的情绪体验，但没有讲明具体的推迟时间，也很少有研究探索如何具体化这一概念。而关于年轻子女看似“延迟了”的哀伤经验，有两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第一，如果子女需要立刻承担治丧工作，由于他者与压力介入了个人哀伤的表达之中，那么，年轻子女的确可能延迟哀伤循环的开始；第二，即便年轻子女是在几年之后才感受到哀伤（也就是从客观指标来看属于延迟的哀伤），然而在实际介入过程中，专业人士亦不能忽视这一哀伤产生并维持的社会情境，如秦小姐所提到的“这家的烂摊子，都够我受的了”，而做出“责备丧亲者”的评估。

尤小姐，母亲7年前因脑出血突然离世，是我的第19位研究参与者。她告诉我，当母亲过世后，她有将近半年的时间几乎每夜都入睡困难；睡不着时，都在“胡思乱想”，非常焦虑，试图想明白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以及自己未来要怎么办。那段时间里，尤小姐出现食欲减退的症状。

尤小姐：事情发生之后半年之内吧，每天晚上都很难入睡，到了凌晨还是很难入睡。就是其实已经很困了，但你就是睡不着。然后你睡不着的时候呢，就会胡思乱想。就会想，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是这么悲惨的事情，然后情绪积聚下来呢，你就会觉得有点神经质，可能会歇斯底里。

我：睡不着的时候，你会想什么？

尤小姐：可能有点自怜自艾啊，觉得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怎么去面对以后的生活呀，然后就觉得自己好像被世界抛弃了的那种感觉……那是很焦虑的，就是天天晚上都睡不着。有些时候，可能就是通宵都是不睡的……吃东西什么的也是没有胃口。

云小姐，母亲10个月前因肺癌去世，是我的第42位研究参与者。在母亲治疗期间，当时处于大四毕业关键时期的她为了照顾母亲，推迟了研究生的申请计划。云小姐告诉我，在母亲9月离世后，她其实原本有充裕的时间申请去澳大利亚留学，但是由于她当时明显感觉到整个人的力量仿佛全部被抽空了，对曾经无比憧憬的出国读书也失去了兴趣，于是她选择了“暂缓”。

云小姐：我妈刚走的时候，我真的就是，突然一下子感觉自己的能量全部没了。连倒一杯水喝都觉得做不到，就是那种感觉，对。后来慢慢好了一点吧……当时我其实可以……因为澳洲每半年都有一次开学嘛。其实我本来是可以……因为我妈9月份已经走了，时间还蛮充裕的，完全可以申请2月份开学。但我当时想了想，还是想给自己一些时间，所以就再拖了半年。我当时连想都不敢想，我觉得我完全没有心力去做这件事情——就是去出国。我以前什么事都没有的时候，天天憧憬着要出国，要好好读书，但是到那之后，连去想出国的这个事情，我觉得，哇，天哪，好难啊，我一点都不敢想。这件事情之后，我感觉所有的能量都没了。

何小姐也告诉我，自从3年前母亲离世后，直到我们第一次对话时，她几乎每天都会梦到被母亲一次又一次地抛弃，或者被迫和母亲分离。因为这些梦，她根本不想睡觉，但她也从未将这些状态告知家人或其他人。当我问起如果不和别人分享的话，她都是怎样处理时，何小姐才无意间和我分享了她差点自杀并拨打自杀热线的故事：

何小姐：我记得有一次我哭着下了地铁，哭着走在去学校的路上，在天桥上，回到学校，在宿舍里面。当时就……就是上学期的事情，就觉得自己不想再继续活下去了，然后就尝试过，打那个自杀……有一个什么自杀热线，有点想过那个来着。但是最终还是活下来，没有尝试，对。

朱小姐，我的第17位研究参与者，5年前父亲在打篮球时突然倒地离世，死因估计是高血压病史。在前两次访谈中，她几乎全程都在止不住地哭泣；在本研究中这种情形是很少见的，因为大多数参与者会在第一次访谈时难以控制情绪，容易触动强烈的哀伤，但到第二次访谈时通常就会稳定很多。

朱小姐：（抽泣）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以前我们就是很闹的那种，我们两个中午在一起就会很闹、很开心，或者在上学的路上追逐打闹。那个时候（父亲去世后）就是中午也不想讲话，一直听她讲话，然后也不想做任何反应。我就希望我们很安静地去吃个饭，然后再安安静静地回来。她又很努力地找我讲话，其实很多时候我会觉得很烦，你没必要总是这样跟我……努力去跟我讲话，我就说不如我们就安静地待着。我根本没有迎合她的欲望——聊天的欲望，都是她在那里跟我讲。

比起“强烈的悲伤”这样的书面用语，年轻子女更习惯如此描述：“痛苦”“我的心好痛”“特别的疼”“我的心脏就像被石头磨一样”“心碎的感觉”。冯小姐在描绘8年前母亲逝世后的感受时，形容自己经历着“被苦难痛苦缠绕”的感觉；而这些感觉在其他人眼中是隐形的，因为当时冯小姐并没有丧失生活的功能，依然能继续日常生活。

冯小姐：其实我是觉得，在那个期间，我应该是有抑郁的，包括我现在有的时候情绪会不稳定，应该也是因为太抑郁了。可能别人觉得我挺好的，还能正常吃饭之类的，但我有的时候会很痛苦，我晚上爆哭的时候，我痛苦到极点的时候，就会想我为什么会这样子。有的时候，也不是说单纯地想我妈妈，而是觉得太痛苦了，就自己的内心……自己放不开自己。大部分遇到苦难的人都会这样子吧，都会有这种被苦难痛苦缠绕的情绪，大部分都是有抑郁的。

第四版美国精神疾病诊断标准（DSM-IV）工作小组主席艾伦·弗朗西斯（Allen Frances）曾说道：“经过四十年丰富的临床经验，我依然无法用两周时间来区分到底是正常哀伤或是轻微忧郁症的症状。若任何人宣称有这样的能力，我都会质疑。”根据与年轻子女的哀伤对话，我发现了一些明显与丧亲相关的特定反应，或许有助于协助实务工作者辨明两者。

根据现有的研究，愧疚、内疚或感到自责是存在于哀伤经验中的普遍现象。本研究证实，大多数子女的哀伤叙事中亦出现了相似主题，而其出现主要受到了三类社会情境的触发。

第一类社会情境与他们所诠释的父母离世原因有关，也就是许多年轻子女认为自己有一定的责任。譬如沈先生告诉我，他为自己和家人当时所做的医疗决策感到深深的愧疚，因为3年前父亲因为主动脉夹层住院，两天后就去世了；而当时在医院“基本上就是处于没人管的状态”。但沈先生在事后查询病症时，却讽刺地发现，就在同一个城市的另一家医院，恰好成功治疗了一起相同病例：“人家当天送到那家医院之后，就可以接受治疗，然后可以得到很好的医疗。”所以沈先生告诉我，由于愧疚感，自己和家人每次去墓地看望父亲时，就会买特别多的纸钱烧给父亲。

沈先生：完了之后，每次就有那种愧疚感，其他人都是稍稍烧那么一点纸就行了，我们去之后就买一大箱，买一大箱纸。完了之后，嗯，买各种，反正现在殡葬用品我们都会买很多，就觉得这算是一个补偿吧……就是他这个病其实是完全可以治好的，但就是由于我们的疏忽，还有一些原因，就这个。

类似的原因追溯不仅止步于父母临终时，许多年轻子女甚至会追溯过往，对过去的决定生出懊恼和悔恨。比如杨小姐始终对父亲3年前的突然离世感到耿耿于怀，将其诠释为自己的错：当时为了逃避感情不睦的父母而选择报考离家很远的城市，进而使得父母的关系越来越糟糕，间接造成了父亲糟糕的身体状况。

我：听起来你还是会有很多自责，责怪自己。为什么呢？

杨小姐：我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自己很自私。我只管着自己逃避，觉得眼不见心不烦，自己不在就看不到他们吵架。没有去解决问题，我让问题越来越大……像我作为孩子，尤其是我和大弟弟，我们会觉得是我们的错，因为我们在外面嘛，离他太远了。除了这种自责，还有就是遗憾，没有听到他说最后一句话，没有看到他最后一眼。他倒下的那一刻，我甚至都不在，我看到的就已经是……他倒下了，躺在那里好几天了。

第二类社会情境与父母临终时子女未能做到的事情有关。譬如杨小姐提到父亲去世时，身为女儿的自己却不在场，就是许多年轻子女愧疚感被触发的一个情境。然而将这些所谓的“未能做到”放回至他们完整的叙事中，会发现这些愧疚通常是非理性愧疚，也就是他们主观认为自己做得不够好，客观上未必如此。譬如张小姐对自己在父亲临终时的未尽之事感到强烈的愧疚：“我老是感觉，我自己没有很好地陪我父亲走完他最后的一段旅程，就一直处于自责之中。”然而实际情况是，家人直到父亲下了病危通知书的那一刻，才告知她父亲已病危的实情；并且从父亲临终到葬礼，张小姐为了保护父亲、母亲和自己的家，一直压抑着自己的哀伤，“我一滴眼泪都没有掉！”但即使在这样的努力下，她依然将自己形容为“一无是处”。

张小姐：我就觉得作为女儿，为他做的事情，我就不会觉得我那么的……我不是那么一无是处的人。

我：为什么一直说自己一无是处？

张小姐：因为我就是觉得，像妈妈的话，她真的陪伴爸爸很多很多呀。因为这种煎熬啊，病危或者是在他生病的好几个转折点之后，我妈妈一直陪着他。而我一直在外地读书，根本没有办法回来，没有办法陪着我爸爸。我就觉得我作为女儿，我应该一直陪着他呀，但是我没有在他生病的时候……我就没有……

第三类社会情境与子女现在幸福的状态有关，也就是他们中的一些人会为现在活得很开心或没有因为思念父母而哀伤，就此产生愧疚之情。朱小姐告诉我，自从五年前父亲在篮球场上倒下后，她就不再看篮球了，甚至在家里看电视时，看到电视频道转播篮球比赛，哥哥也会立刻转台。当她进入大学后，男朋友热情邀请她来看自己打篮球时，朱小姐最开始感到强烈的身体不适，而当她逐渐发现自己享受看打篮球时，立刻产生了强烈的愧疚感。

朱小姐：我知道自己没有忘记他（父亲），但是我又觉得有些……像是我忘记他一样的感觉，就会令我自己很不舒服，很愧疚。

我：比如说哪些点？

朱小姐：就像很随意地去看篮球赛，其实我知道我是没有忘记他的，但是我觉得既然没有忘记他，就应该要做到所有事情都没有忘记他，但是我并没有做到这一点，我就觉得很不舒服。还有可能让我纠结的是，其实我跟我男朋友在一起挺开心的，有一点忘了爸爸的那种感觉，我就又会觉得，就像以前我经常会想起他，其实搞得自己也挺难过的。我现在就感觉沉迷于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事情，也不会去想起（他），或者感觉想念他的次数比以前少很多。所以我就……也觉得很对不起（他），就是这个人怎么可以被忘记的感觉。

由于复杂情境因素的影响，如在家人和朋友面前不得不隐藏哀伤、同辈对这一份尚未经历过的丧失难以感同身受、年轻子女个人对于哀伤和死亡的一无所知等。因此，当年轻子女在经历哀伤初始循环时，他们会感受到急剧加深的孤独。比如蒋小姐，1年前父亲突然休克去世，是我的第13位研究参与者，她将父亲去世后这一年比喻为“掉在一个井里”。

我：那个时候，那种无助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蒋小姐：很像掉在一个井里……所有人好像对你……没有人伸出手，或他们甚至连手也拉不到。

我：那个时候，虽然也有很多人愿意给你支持，但好像是帮不上？

蒋小姐：没有人，因为那种状态，不一样的点在于，怎么说呢……那种支持不能换回那个状态的改变。所以你要很理性地知道所有的东西都改变不了，但就是很想有人告诉你这件事是假的、会过去之类的，可没人会那样子说。

事实上，当亲人离世后，个体可能会出现一些反应，包括躯体症状或是偏差行为，它们会影响丧亲者的生活功能，但从表面上看与哀伤并无直接关系。有学者将这类反应命名为“伪装的哀伤”（masked grief）。哈佛大学人类学家、精神医学家凯博文（Arthur Kleinman）在中国针对抑郁症进行观察与访谈后，也提出中国人通常更偏向于生理症状，并否认任何心理症状。而这类躯体症状的描述也出现在了年轻子女的叙事中，比如钱小姐告诉我，父亲两年前刚去世时，她头晕了一个月。

我：你还记得你妈妈跟你聊天的时候[在正式带钱小姐去医院看望父亲，并告知她前夫患有癌症之前，母亲先是试探性地和女儿讨论了一下生死问题：“你怎么看待生死的问题？”而钱小姐当时给母亲的回复是：“人肯定会死，只是早死晚死的问题。”]，你当时的反应，与你爸爸真的去世之后相比，有什么变化吗？

钱小姐：我觉得是后遗症比较大。当时就是……70多天里，我也没有想好这个问题，然后我也挺……当时挺抗拒去医院（看爸爸）吧，就是不想面对，但做梦之后，就会心情突然不好，然后当时那一个月，可能是颈椎的问题，也可能是心情问题，我头晕了一个月，躺着也会晕。

哀伤理论认同的一点是，哀伤有一个急性期。即使对于年轻子女来说，这个时间段（我们这里界定为哀伤反应的集中爆发）可以延续多年，但是最终各种强烈的哀伤情绪会逐渐减弱。例如，吴小姐将这一过程比喻为“温水煮青蛙”，“其实现在，我爸的一些声音啊，一些音容笑貌，在我印象中其实也已经没那么清晰了。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温水煮青蛙，就是一个过渡的过程吧，慢慢的一个过程”。然而度过哀伤急性期的过程并不是单单“慢慢减退”四个字可以描述的；据他们的回忆，这一过程是被动和艰难的，渐渐产生了“耐药性”。

随着哀伤理论的不断发展，学者们逐渐意识到丧亲者能够积极地修复丧亲的负面影响，而非消极地等待时间来“治愈”。然而对于年轻子女来说，由于在父母去世时，他们还只处于青少年或成年初期，且大多对于哀伤甚至是心理学一无所知。因此在那样一段黑暗的日子里，他们能做的只是被动的等待。

小魏小姐：因为那时候太小了嘛。很多东西就比较无能为力，然后呢，也是很绝望的那种。就是那种……你会觉得日子啊，就只有去等待它变得更好，你没有任何办法主动地出击，去给自己找一些释放的出口，让自己走出来。你一直在绝望的等待……唉，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那个时候真的很小。

我：你说那个时候绝望的等待，你感觉是自己在等什么？

小魏小姐：就是等这个时间快点走。我不想要再经历，就是不想，我不想再经历那个状态，（经历）当时的一切。

类似的描述不仅出现在尚在青少年期的小魏小姐的叙事里。27岁的潘先生，母亲1年半前因为胰腺癌去世，是我的第44位研究参与者。他同样叙说了当自己面对哀伤时的无能为力：

潘先生：对这个事情来说，你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能够很好地一下子把这个问题划过去，做不到。因为你只能不断地慢慢去适应、去消解这样的一个情绪，你所要面对的是一个比较痛苦的过程，然后慢慢让它变成你生命（的一部分）。就是它没有办法完全被消除，它只能变成你生命的一部分，然后你习惯了这样一个东西的存在，可能就慢慢能接受了。

在旁人诠释为“时间能够治愈哀伤”的背后，年轻子女所感受的“痛苦”却远没有表面看来那么简单，“当我再次见到我妈妈的哥哥，他就觉得我的变化很大（和父亲葬礼上的表现相比），就跟他印象中那个软弱、只会哭的女孩相差很大，他就觉得挺欣慰的。我就觉得（抽泣），你都不知道我中间经历了什么，就只会看到这些让你开心的结果”（朱小姐）。在哀伤消减的过程里，当对父母的渴望/依赖一遍一遍被唤起时，年轻子女只能通过主动克制寻回父母的期待来适应。在不断地挣扎/失望过后，他们逐渐完成了和父母的分离。因此，单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子女的哀伤过程和弗洛伊德所提倡的“哀伤工作”（即丧亲者需要打破与逝者之间原有的连接）是吻合的。

褚小姐：我最开始，基本上有一个念头一直在脑袋里，一直走不掉。后来就是当你遇到自己没有办法决定的事，一下子又会突然想到这样的事情，后来可能随着时间慢慢过去，当有一些难过的情绪、突然想要寻找外部支持或者依靠的时候，就会突然想到这个。可能慢慢地，这个克制的能力就会比较强，最开始时会很崩溃，频率会很高，后来慢慢就会好一些，然后想到的内容也会更积极一些，就有一种“哇，他会支持我，我也可以自己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到后面就会好一些。

在这样循环往复的过程中，年轻子女除了被动、艰难地等待之外，也发现自己仿佛一点一点在产生“耐药性”，开始对哀伤“麻木”。比如17年前母亲因风湿性心脏病离世的华小姐，是我的第28位研究参与者，她向我讲述了这一过程。

华小姐：我也是今天刚刚想到的，我觉得自己就是像那种暴露的葡萄，或者是一个里面装满了水的气球。最开始的时候，就比方说不能听到“妈妈”这两个字，一听到就好像有一根针（把你）刺破了，然后你心头一紧，就开始……就像你表面上不哭，但内心其实已经开始流泪了。后来久而久之，就是……太多次了，而且就是因为这种痛彻心扉又没有办法解决，你再哭，她也回不来了。另一方面你又开始厌倦自己哭泣，这个时候可能会产生一些防御机制吧，你就开始变得麻木，就好像有一层盔甲或者一层老茧之类的。最起码你不会再疼了，你就不那么敏感了。

基于上述，我绘制了图1–6，实时总结了已有的研究发现。

当复杂多样的哀伤逐渐减弱后，并不意味着进入尾声；根据年轻子女的叙事，至少截至他们目前所处的成人初显期，哀伤依然以连续循环的运作方式存在着。而次级丧失的触动、人生低谷的提醒、突然想念的维持，是三类最容易重启哀伤循环模式的“开关”。

现有研究认可，伴随亲人离世而出现的次级丧失，譬如安全感的丧失，是丧亲者因应哀伤中的次级压力。就中国文化而言，一位身兼家长和家庭主心骨等多重身份的父/母遭遇死亡，很可能在子女接下来的生活中触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在子女的诠释里，我发现父母丧失的哀伤经验，甚至在本质上就是“由她离开之后所引发的一系列各种事件吧”（李女士）。这也意味着，哀伤初始循环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他们走出了哀伤。因为层出不穷的次级丧失，他们的哀伤甚至具有了“终身性”的特征。

周先生，母亲10年前因为车祸而意外去世，是我的第5位研究参与者。他告诉我，母亲的离世让他的成长过程中充满了对外在世界的极度不安，他在年幼时甚至因为太过害怕，睡觉的时候要抱着一把刀睡。这种恐惧延续到了现在，“我害怕一切，害怕所有人，以恶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后来我在大一的时候跟同学或者室友说话，每次说到激动的时候，我就会握紧拳头”。这也是他诠释出来的自己与身边没有经历过父母丧失的同辈之间最大的不同。当我们讨论到，母亲去世时究竟是哪一个环节对他造成了如此大的伤害，他告诉我是“后来（母亲去世后）的一系列事情”。

周先生：是后来一系列的事情。因为，嗯，以前听到过一首歌，小时候听得挺幸福的，“有妈的孩子像块宝”，到后来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流泪。在下午放学的时候，去县城上课，别人的爸爸妈妈有可能会一块儿来。我从早上等到了下午也没人来接。后来老师给我爸打电话，我爸说他忘了。这是若干事情里的一件事。后来有同学的妈妈在高考前给她的女儿送鸡腿什么的，妈妈给予的，有可能是爸爸无法给予的。这种东西我看在眼里，虽然（表面上）说什么没有就没有呗，但内心有一种失落或者一种不可言语的情感，已经在堆积了。

母亲过世时，周先生还在读小学；父亲不久之后就再娶，继母有一双儿女。组建了新家庭后的周父在照料儿子时“只能说（给你）吃饭，给你钱生活，衣服他不会给你买，他只是让我找我的后妈，让她给我买”。周先生有一个疼爱他的亲姐姐，但是在他的心里，母亲的关怀是不可替代的，“打那之后再也不会有了。姐姐再爱我，也给不了我妈妈的那种感觉；爸爸再爱我，也给不了我妈妈的那种感觉。或许我姐姐会在我后来每次过生日时给我打电话，问我想要啥，会这样说，我很开心。但是她从来不会像妈妈一样就在我旁边”。在这样的信念之下，之后每一个次级丧失（如生日时母亲的缺席），都会触发他负面的哀伤体验。

“有的时候遇到一个坎过不了之类的，我就会特别想她”，我的第1位研究参与者赵小姐，4年前母亲去世，她揭示了另一个关键性的触发情境：当年轻子女处于人生的低谷时，他们会格外想念父母。用他们的表达就是：“当时很丧的状态”“不太顺利的人生阶段”“特别委屈的时候”“不开心的时候”等。

当我和褚小姐讨论这个话题时，她告诉我，当生活过得不顺利时，她特别容易想起父亲，她认为这或许和父亲的帮助者角色有关。某种程度上，褚小姐的诠释回应了周先生的经验：父职/母职不单单停留在青少年期，同样会延伸至成年前期。

我：那些痛苦的时候，一般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什么事情吗？或者想到什么？

褚小姐：一般的话，就是因为觉得出现了一些超出自己能力的事情，或者说那一阶段就觉得过得不太顺利，感觉自己是“水逆了”之类的（笑），就是想要得到帮助的时候，就可能会想……可能也因为爸爸之前在生活里本来就是这样的角色，所以现在缺失了以后，遇到这样的情况，会格外渴望有这样的角色出现。

另一类情境是，哀伤被融入他们的生命叙事时。比如尤小姐告诉我，她也是在“特别受委屈的时候”特别想念母亲，因为这些低谷会让她意识到“自己真的好可怜呀”。相比于父母双全的同龄人来说，年轻子女的经历容易被诠释为“很惨”。而此时人生低谷对他们来说更多是一种提醒，让他们猛然觉察到自己生活的不如意。

我：你一般什么时候特别想她（母亲）？

尤小姐：我特别受委屈的时候，会想到自己真的好可怜呀；又会想到，唉哟妈妈不在；又会想到，自己还要受这份（罪），那个时候，就觉得所有的感觉一起压过来，就有点崩溃了……就会想起来，我妈妈在的时候应该是怎么样的，我妈应该会安慰我。我这样想完了之后，又会想我妈妈现在已经不在了，也没有人再来安慰我了。这时候我就觉得特别委屈，那我可能就会……哎呀，哭得稀里哗啦……

同时，我亦发现，许多年轻子女并不是因为父母丧失所引发的功能缺失，也不是因为自己当时的不顺，而只是单纯地思念父母，只是因为怀念着已经不在人世的她/他，而陷入哀伤的再次循环。

潘先生在母亲去世后，偶然在知乎上认识了一位“同类”：“那个姐姐，她妈妈是得肺癌去世的，也是刚上大学的时候。”而这位姐姐也是他当时能够聊一聊哀伤的同路人，“跟小伙伴说，他是没办法理解你的”。潘先生由此意识到，不断突然出现的对亲人的想念，是丧亲者余生中都要适应的“功课”。

潘先生：她当时也是说，亲人离开之后的一周、一个月、一年、这几年的时间，你会突然在某一件事情上想到这个事情。比如说你突然在吃饭的时候想起来，她爱吃这个菜；你突然在做家务的时候想起来，她曾经告诉过你应该这样做。这种东西都在……我后来的适应时间里，它在一步一步地重现。这个时候，它又变成一个无处不在的东西，开始慢慢地向你涌过来。她当时就跟我说，这个才是你后面需要去花很长很长，甚至花近乎余生的时间，去慢慢适应的一个状态。

这些想念甚至会形成稳定的周期。张小姐告诉我，在父亲离世后的两年时间里，她保持着周期性地思念父亲的“惯例”。当哀伤情绪开始减弱，她担心周期会变长，但回过头去检查记录时，却又发现这个周期并没有变化过。

我：爸爸走了之后，你最开始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现在是什么样子？你觉得这两者有变化吗？

张小姐：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就是，对我爸爸的那种，思念他的那种周期有变长。因为刚开始肯定是每天都会想，后面就每星期都会想，但现在已经固定到了每一个月一定会想一次他。其实之前一两年的时候，会很想……我自己觉得可能到了后面三年，这个周期会慢慢地变长吧。但是，因为我自己还是会特别想念他，或者心里特别有感触的时候，还是会做一些记录嘛；但是我发现其实没有，其实会很固定，还是一个月、20天或者半个月左右。那个周期没有变长，只是我自己的意识里觉得它好像变长了，但从那个记录的日期上发现，那个周期还是跟原来一样，并没有变长。

这种周期性的想念里也有张小姐自己的主动维持，当她发现有一段时间没有想起父亲时，她会感到“很自责，很难受，很压抑”。所以，在我们后来探讨到何谓“走出哀伤”时，张小姐的诠释是“就觉得……再想他的时候，不会是那种很压抑、很负面的情绪，我觉得就算是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