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问题时，人们喜欢闭上眼睛，等到心中无杂念时，思路自然变得清晰。黑暗的屋子很适合思考问题，尤其是思考谜题。策太郎觉得自己太笨了，文保泰被害之谜一直未能揭开，一点儿头绪都没有。

二十五万巨款丢失是谜，芳兰失踪是谜，替自己解谜的张绍光和芳兰同时失踪，这又是一个谜。接连不断的谜题，一直无解。其实，这些问题策太郎早都反复思考过了，可平时，思维总绕着这几个问题打转。或许，在这样不正常的黑暗里，一线光明才能照进心里吧。策太郎如此期望着，重又开始梳理起文保泰一案的始末。

在几个谜题中，最容易弄清楚的是芳兰的失踪。张绍光曾提到，芳兰偷走了二十五万元。她或许察觉到情势不对，于是便销声匿迹。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古往今来，罪犯们最爱用这一招。

至于张绍光和芳兰同时失踪之谜，也许是两人在隆福寺附近偶然相遇，张绍光为了逮捕罪犯，紧紧地追着芳兰。可作案的当然不会是芳兰一人，他们一定是一个团伙。于是，他们便反击，把张绍光抓了起来。芳兰之所以消失，可能就是因为张绍光步步紧逼，查到了她，否则几小时之前，她还在忙着“送三”，怎么会突然就消失呢？

而张绍光呢，在策太郎的印象中，他工作随意，整个人有些忧郁。他担心，尾随罪犯的张绍光，一旦被抓住，生命堪忧啊。

“也许被害了？”想到此，策太郎眼睛亮了起来。“老刘的死，会不会也是同样的情形？老刘没有张绍光那样的智商，不可能推测出芳兰私吞了二十五万元。但他可对现场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当时，芳兰正准备把装钱的水桶提出去，半道被那须和我叫住，她只能放下水桶，转过身来。那只水桶在那儿，难道没有人看见吗？也许，老刘经过时，刚好看了看那只桶，发现里面有钱。我们和芳兰环视四周叫人时，老刘就在桶边。对，就是这样。老刘发现了钱，知道了秘密，所以必须得死。这样推论下去，一切都能够解释了。”策太郎越想越激动，他想一鼓作气地推论下去。

正在此时，屋里突然亮了一点儿，气氛马上不一样了。好像是屏风外面的“屋子”里，进来了几个人。

“哈哈！把我带到这么漂亮的地方！”一个男子在讲话。

策太郎心里一惊，这个声音好熟悉啊，似乎在哪儿听到过。

“住口！”一个嘶哑的声音在怒斥刚刚的男子。

“我没有什么可说的。”

“是吗？你不肯说，我会想办法叫你说。”

“好可怕呀！”

“可怕？哼哼！你别小看我们！”

“没，我没小看你们啊！”说话人的语调与众不同，有点儿抑扬顿挫。策太郎努力回想，终于想起是谁了。

原来是他！张绍光！和芳兰同时失踪的张绍光就在隔壁！看来，他和策太郎一样，也成囚犯了。策太郎想，张绍光紧追芳兰不舍，被芳兰的同伙抓去。难道，同伙就是王丽英他们？

“那么，张绍光和我是同一阵营了……”抓策太郎的人，把他推到黑屋里，就立刻走了。可绑架张绍光的人还依然在屏风对面。

隔壁房间里的对话还在继续。

“喂！那儿有椅子。你就坐在那儿等着吧！”

“谢谢，你们很热情啊！”

“你是夸我们，还是损我们呢？”

“不管怎么说，房子宽敞点儿总是好的。刚才的地方，连胳膊都伸不直，你们特意把我带到这儿来，我当然得感谢你们了。唉，戴上手铐，我还是没法伸胳膊。”

“你别说得那么夸张，两只手靠在一起，你爱怎么伸就怎么伸，你就是想做体操，我也挡不住。”

“好了，不说玩笑话了。请问，你们准备把我怎么样？”

“我们要彻底查一下你的事情。”

“这是不是太小题大做了？你们要查的话，就快点儿查。”

“别唠唠叨叨的，我们自然有自己的打算。你还是别说话了，省点儿力气，别累着了。”

“谢谢你啦，不说话就能省力气？……”

看来，张绍光不像策太郎，一开始就被带到这间屋子里，而是先被关在一个狭小的地方。把张绍光带来的人也许不知道这屋里还关着别的人。这说明他们这个小团伙组织并不严密。

房门一直开着，似乎是在等什么人。策太郎悄悄地靠近了屏风。虽然不知道接下来是什么情况，但尽量靠近那边偷听对话，或许多少能预估自己的命运吧。策太郎紧紧地挨着屏风，屏气聆听。

不一会儿，果然有别人来了。

“你已经来了，让你久等了，请原谅啊！”策太郎一听声音，立刻知道是谁了。是李涛。

“哦？原来是你！”张绍光说。

“怎么，你认识我？”李涛像是在自言自语。然后，一道亮光在黑暗里迅速地晃来晃去，估计是李涛在用手电筒照张绍光的脸。

“这么说……”李涛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这么黑，你也能认出来？”

“我一听声音就知道是你了。以前在东京本乡区的时候，天天都能听到你大嗓门儿说话。”张绍光说。

“听说后来你去了英国，是吗？”

“嗯，去是去了，可又马上回来了。怎么？连这个都没弄清楚，你们的情报网是不是出问题了？”

“对一个普通的留学生，我们也不可能事事都了解得很清楚嘛。”

“但我可不是一个普通的留学生呀，我现在是你们的敌人，对于我这种常常出入于朝廷显贵家里的人，你们可得小心啊！”

“是吗？我早就听说，有个聪明机灵的汉人投靠了鞑虏，原来是你啊！”李涛说。

“你说我聪明机灵，我还是很高兴的。”

“既然咱们过去都是朋友，现在可以谈谈了吧。你姓张吧？叫……”

“张绍光。”

“哦，想起来了。我叫李涛。”

“我记得你的名字，当年的李涛多有名啊，东京的留学生，除了那些爱玩儿的，没有不知道你的。”

“很高兴你这么说。”李涛本是来审问人的，不料，见面后发现两人竟是老相识，曾在东京同住一个家庭公寓。这样反而更方便了。

“你是来审问我的吗？”张绍光问道。

“是的。虽然咱们俩过去是朋友，但也不能因此而放过一个有罪的人！”

“那就只能抱歉了，我没有什么可交代的。不过，我可以尽量帮你们解答问题。只要我痛快地说了，是不是就能离开这里？”

“那当然了。”李涛回答说，“一见到你，我就想起了以前的事。在东京的时候，我就觉得你思想很怪，正好我想问问你。”

“思想？你不应该问问我是怎么知道芳兰做的事吗？谈思想，是不是不合时宜？”

“不，我不这么觉得。我认为这才是最重要的。”

李涛说完，策太郎听到椅子移动的声音。可能是李涛拉过来了一把椅子，坐在了张绍光身边。椅子旧了，拉起来吱吱作响，像是在哀鸣。

“你想问什么呢？”张绍光反问道。

“我想问的全都和你的思想有关。”

“思想、思想，你们是不是思想中毒了？”

“以前，我特别不理解，你为什么老是那个样子。现在我想知道，对我们来说，你到底有没有威胁？这两个问题都必须弄清楚。”

“要是对你们没有威胁，是不是马上就放了我？”

“你是想绕过有威胁的话题吗？”

“别说得这么直白嘛，总之，我会尽量满足你们的要求。”

“我知道你肯定不会坦率回答的，你也很为难，我知道。”

“不，我会坦率说的。唉，李涛君，要是让我说自己的思想，是有点儿不好意思。不过，只要对你们有用，我也愿意聊一聊。有人可能觉得我没理想，可说实话，我觉得这世道没有理想可言。你们或许是觉得我太不上进，但我就是这样，我也没办法。”

“在东京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对什么事都不上心，当时，我们都为你着急。”

“你们也太热心了。”

“不能不热心啊。那时，留学生分为君主立宪派和共和新政两派，几乎每天两方都要激烈地争论。当时，阿奎纳多[阿奎纳多（Emilio Aguinaldo 1869—1964）：菲律宾的革命家，菲律宾独立运动的领袖，菲律宾独立后任首届总统。]发动了菲律宾独立运动，在青年中引起了很大骚动。孙文先生也从欧洲到了东京。只要是有理想的年轻人，都不会坐以旁观。可你呢，却觉得哪一派都不错，持怎么样都无所谓的态度。”

“嗯，反正我认为理想太虚了。这就是我的想法。”

“还是理解不了，你看上去也不像是遁世的隐士呀！”

“当今世上，有野心的大都是凡夫俗子，竹林七贤[竹林七贤：魏晋时期七个文人名士的总称。]那种雅士难找啊。”

“不懂你在说什么。”李涛脱口而出。

策太郎认识很多清朝的留日学生，可就不认识这个张绍光。策太郎认识李涛他们的时候，张绍光已经到英国去了。

戊戌政变后，康有为和梁启超等维新派的领袖人物都亡命到了日本。他们反对专制独裁的封建制度，一心企盼中国变成日本那样的君主立宪制国家。他们虽反对专制，却仍主张保留清王朝，因此被称为“保皇党”。与之相反，孙文等人则主张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国。前者是君主立宪派，后者是共和新政派。

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们几乎都选了一派。但张绍光哪一派都不是,他一直冷眼旁观着那些热衷于政治活动的人们。因此，李涛一直不理解他。

如今，又一次碰到了张绍光，李涛更要问清楚这个问题了。张绍光现在已经威胁到了他们，芳兰一事只是小细节，思想才是问题的关键。

“不懂？也是，其实我也不了解自己。说真的，不开玩笑。”张绍光说。

“那你活着有什么意义呢？”李涛发火了，策太郎听得清清楚楚，“我就想知道，你为什么活着？你生命的意义，你的价值在哪里？你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会就这样漫无目的地活着吧？”

“我确实还没找到人生的目的。”

“你说话总是那么难理解！”

“怎么会，我就是一普通人。”

“我不相信。”

“如果你不信我，我也没办法。你确实高看我了，我没什么了不起的。”

“没有生存的意义，就不活了？活着，人生才有乐趣啊。我就想知道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你警告芳兰别回家，不就是想让她活着吗？你应该是一番好意，给你戴上手铐实在是抱歉。不过，你到底为什么帮她呢？”

“这件事，芳兰也问过我，我如实回答了。我就是简单地想帮她。”

“真的？”

“非要找个理由的话，就是我一时心血来潮吧。”

“心血来潮，这么随便？”

“你不相信也没办法。其实，我就是个变化无常的人。”

“芳兰说，文保泰案子发生后，你曾协助警察搜查了文家。那时，你也是一时心血来潮吗？”

“嗯，不过，还有别的。”

“什么？”

“还不是为了饭碗？给别人出出主意，拿点儿报酬维持生活。”

“你这么有学问，为什么不做别的工作？”

“照你这么说，我现在做的事算不上是工作喽？你觉得我做的不是正经事吗？”

“不，我的意思是，芳兰说你只是给警察出出主意，并没有正式的官衔，是吗？”

“你是说，非得正式当官才算是正经工作？哎，你们不是自诩为革命青年吗，怎么还是老派的思想？”

“倒不是说非得当官。我是说，至少应该有一个固定的职业，这样才能有所作为。就算是投身革命，也需要有一份固定的职业。好了，不说这个了。这只是我自己想知道的事情。咱们还是谈谈芳兰吧。”

“谢谢，我也不擅长谈论这些东西。”

“咱们东拉西扯谈了不少，现在总结一下，你说你一时心血来潮，帮助警察调查文保泰的案子，后来又心血来潮帮了芳兰。”

“是的，但愿你能相信我的话。”

“搜查犯人、办案子，你既是心血来潮，也是为了糊口，总体上动机不纯。但帮芳兰确实是纯粹出于好意，对吧？”

“您总结得这么简洁，真佩服啊！”

“如果是这样，我们抓您来就大错特错了，您应该是我们的座上宾啊。”

“总算弄清楚了，我被你们折腾坏了，还被打了一棍。拨火棍吗？”

“要是用铁拨火棍打您，您早就去见阎王爷了，是顶门用的木棒……这件事，我们应该向您道歉。请原谅！不过，我们在鞑虏身边闹革命，一切都要加倍小心才行，得分清敌我。就是说，只要不是自己人，都要当成敌人看。您受委屈了，真抱歉。主要是您最近的行为太可疑了，听芳兰汇报后，我们也不得不提高了警惕。”

“好了，算了。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可疑。哦，谢谢你。”

“咔”的一声，手铐被卸下来了。

“这么一来舒服多了。”张绍光继续说，“终于可以伸个懒腰了。”

隔壁房间里的两个人，一番谈话后，彼此都加深了理解。

“还有，”李涛说，“文保泰一案，警察知道多少呢，您能告诉我吗？”

“他们应该还什么都不知道吧，我还没和他们讲呢。”

“只有您一个人知道？”

“这个可说不定。”张绍光暧昧地说，“有些事，我本来自己也没想明白，不过现在似乎都懂了。”

“您是怎么看出来的，能讲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