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类拔萃之辈”这个流传了几十年的陈词确实是一个绝妙的讽刺。显然大家都已经忘记了，这个说法原本出自20世纪一本讥讽越南战争设计者的书，因为正是这群“出类拔萃之辈”的狂妄自大，将美国整个国家拖入了泥潭[参见［美］大卫·哈伯斯塔姆：《出类拔萃之辈：一代精英如何让美国陷入越南战争大败局》，齐沛合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编者注]。没错，这群人的确够聪明，够优秀，但你见过比这群人更自恋的领导者吗？这世上还有比这帮家伙更失败的吗？如今这种被各种光环围绕的优绩主义，正在统治着这个史无前例的大衰退时代，这种治理准确地反映了负责复制它的教育制度。现在时机已到，我们不仅要自上而下地发动一场变革，还要开始思考另一种形式的领导模式，甚至是另一种模式的社会制度。

跟所有统治阶层一样，优绩主义也主张“一切从大众利益出发”。根据定义，这一思想本身就是一种捍卫自身利益的方式，它绝口不提责任和义务，不提品德或领导力，只是强调个人成功和个人利益。从定义可以再次看出，优绩主义相信自身的卓越性，那就是“merit”一词的本义。除此之外，“优绩”一词还有一种道德含义，那是“智商”或“天赋”，甚至“优秀”或“成就”这些词里都没有的。“优绩主义”这个词的含义是：精英都是被上帝挑选出来的人，由精英来统治他人。这个词的精神意味自中世纪便已出现，直到今天，它仍然有这个含义。所有领导阶层都会发展出一套证明自己权力合法性的意识形态。比如说盎格鲁-撒克逊贵族提出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他们认为日耳曼人之所以能统治世界，是人类生存演化的自然结果。现在又冒出来一个查尔斯·默里，在《钟形曲线》一书中，默里大谈“认知精英”和智商遗传等。如果有人指出这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默里等人就会悄悄地把“努力”替换为“天赋”，把“勤奋”替换为“基因遗传”。就好像那位哈佛学生所说的那样，他们会告诉自己，我之所以拥有今天的地位，完全是因为我努力（显然，其他人都是在混日子）。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本身就低我一等；有钱人之所以有钱又有权，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有“优绩”。

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身上，2012年总统大选又让我们对精英心态多了一层认识。我指的不仅仅是他关于47%的臭名昭著的言论，即47%的美国人“依赖政府，以受害者自居”。关于失业危机这件事，候选人米特·罗姆尼提出的观点同样让人大跌眼镜：应届毕业生应该从父母那儿借钱去创业！小说家朱利安·巴恩斯指出：“在很久以前，有一些部落，他们四处游荡，认为自己是地球上唯一的部落，哪怕是在途中遇到了其他部落，他们也会坚持这么认为。”还记得那位坐火车去波士顿的哈佛学生吗？对于像他以及米特·罗姆尼这样的人而言，从某种心理层面上，那些不属于自己圈子里的人根本不存在。

其实精英们知道那些人是存在的，但他们就是无法想象那些人的生活是怎样的。虽然他们做出的很多决定都会影响普罗大众的生活，但他们根本没兴趣去体验大众的生活。正如我的一位朋友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这是一种“常春藤迟钝症”。如果你觉得把罗姆尼作为精英人士“不食人间烟火”的例子有些极端，那不妨想想罗姆尼之前的另外两个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阿尔·戈尔和约翰·凯里。他们一个出身哈佛，一个来自耶鲁，都是非常认真、聪明、体面的精英人士，但他们都无法跟广大选民进行真正的交流。事实上，就连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做不到。这个来自火奴鲁鲁名校普纳荷，并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法学院拿到学位的家伙，虽然是位黑人，虽然口才极佳，虽然在社区工作多年，但同样无法跟他口口声声所说的“同胞们”进行情感交流。

至于他的前任小布什，那位平庸的典范，则更是精英教育系统的一个完美产品。他的整个任期都在实践“理所应当的平庸”这一理念，而且正如我们在过去几十年或更长时间里所看到的那样，这一思想如今已经成为整个领袖阶层做事的原则。如今不仅我们的政府处于全面失败状态（乔治·帕克曾撰文称，伊拉克战争是一场压力测试，它揭露出“行政与立法部门、军队、情报界、营利机构、非营利组织和媒体”的弱点；克里斯托弗·海耶斯在《精英的黄昏》中将过去十年合称为“失败的十年”），而且没有人为这场失败负责。对于精英阶层来说，他们总是可以被赦免，得到保释，可以求得宽恕，可以再来一次。那些没能达标的CEO仍然能拿到大把的薪水，这本身就是成人版的A–。相信任何记得安然事件的人都知道，该公司负责人肯尼思·莱犯的错误足以让他在监狱里度过余生，但最终他在科罗拉多的家中悄然离世，这就是我们的领导者们所享受的特权。其实你根本不需要记住肯尼思·莱，因为这样的悲喜剧每天都在华尔街反复上演。

但话又说回来，小布什至少对他的前任克林顿做出了正确的评价，并且不经意间说出了自己所属群体的本质。记得在入职后的第一次集会演讲上，小布什这样评价克林顿：“我们的现任总统象征了一代人的潜力。那么有才华，那么富有魅力，那么多才多艺。但最后，这一切都被用来做什么了呢？做出了那么多承诺，却并没有实现什么伟大的目标。“目标”，多么熟悉的字眼啊！事实上，如果说小布什是不负责任的特权的化身，那么克林顿体现的是整个系统一直在鼓吹的一种无目标的雄心壮志。所有的总统候选人，以及在任何领域取得高位的人，都会展现出惊人的野心。克林顿他就是在野心中泡大的，许多人也是如此。他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那个。

此外，我还想到了最近几任政府以及其他各种机构里，一直不乏类似于康多莉扎·赖斯这样的官僚，或者埃琳娜·卡根这样的人，都不用什么亮眼的简历，就可以平步青云进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她们明显缺乏激情，小心翼翼地让自己攀登至顶峰。既然连领袖人物都没有目标感，我们这个国家还会有目标吗？记得以前，我们曾经雄心勃勃地要去消除贫困、打赢冷战、登上月球、实现种族平等，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可现在呢？你能告诉我如今的美国在向着什么目标前进吗？我们有那么多自由，那么多财富和权力，那么高精尖的技术，可到最后，我们要这一切干什么呢？

聪明、有天分、活力四射，同时又充满焦虑、贪婪、冷漠、怯懦，没有勇气，没有远见——这就是今天的精英阶层。优绩主义也是一种技术统治。它可以解决你摆在它面前的问题，但无法判断这些问题是否值得去解决。统治者们接受的训练只会告诉他们如何在系统内工作，所以他们根本不会思考是否还可以创造一个更好的系统。他们不会去思考信念、价值观、道德标准这些人文的东西，因为他们一直把这些东西当成理所当然的事物，以至于都忘记了这些东西的存在。这个系统所拥有的智力资源，并不比今天的专栏文章或昨天的立场文件更可靠。在优绩主义的社会，统治者们大都是专家，或者用索尔·贝娄的话来说，是“高智商的笨蛋”，是“缺乏宏大视野的人”。没错，我们需要专家，但我们不想被专家统治。

这里我恐怕还要引用另一位布什总统——老布什的话。1988年，他的竞选对手迈克尔·杜卡基斯（毕业于斯沃斯莫尔学院和哈佛大学，是第一位受优绩主义熏陶的主要政党的总统候选人）在一次演讲中指出：“这次选举的重点不是意识形态，而是能力。”这是典型的技术官僚思想。而老布什则反驳道：“能力确实能让火车往前跑，可问题是，它无法给火车找到方向。”他进一步说道，这次选举的重点应该是，或者所有人都关心的问题应该是，信念、价值观和道德标准。

说到技术官僚的典型，除了可怜的“高智商笨蛋”杜卡基斯之外，我还可以举一个更有名的例子——美国总统奥巴马。他的一本书名字是《无畏的希望》，可真正无畏的，只是他个人的野心。作为一名骑墙派人士，一个实用主义者，一个总是寻求妥协和共识的人，他像整个系统的其他产品一样，凡事都喜欢求稳。他会披上一层外衣，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高瞻远瞩的人”，但实际上，他的远见就是统治技术本身——所以他才会大谈那些“常识性的解决方案”。如果说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那么奥巴马作为一位领导人的失败就在于，他无法去想象更多的可能性，他只懂得在现实的框架内活动。

就好像有些学生因为怕考不好而不敢选某门课一样，奥巴马也会刻意回避那些比较难处理的事。这个类比并不牵强，因为他给自己列了一份成绩清单（是的，你没看错），而且给任期的前两年打了70分（也就是说，他认为自己完成了预期任务的70%）。换言之，他给自己打分的时候相当慷慨——典型得不能再典型的优绩主义心态！可选民好像并不这么认为，所以2010年的民意调查结果让奥巴马颇感震惊。由于没有意识到正在发生的灾难，他似乎认为，只要得到正确的答案，他就能在中期考评（一个甜蜜而熟悉的名称）中取得好成绩——这让他后来的总统任期更加难堪。

此外，他还无法理解人们为什么会反对他的几项任命，比如说他任命蒂莫西·盖特纳担任财政部长，任命劳伦斯·萨默斯担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尽管这两个人在把美国拖入金融危机这件事上难辞其咎。在奥巴马看来，这两个人是“最优秀的”，还能有谁更适合去掌管美国经济呢？无论怎样掩饰，奥巴马及其顾问的傲慢都是不应该的。当奥巴马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似乎根本想不到，这个世界绝对不仅仅只有方程式，除了他所认同的价值观、视角和利益群体之外，还有其他不同的价值观、视角和利益群体。虽然奥巴马的种族和出身背景相对底层，但他的当选本质上也是一种优绩主义的胜利。让人感到悲哀的是，事实就是如此。

我一直认为，近年来几任总统候选人都是优绩主义失败的典型例子，但最引人注目的现实是：这些候选人首先是美国整个系统的产物。1988—2012年，美国两党一共推出了10位总统候选人。其中只有两位没上过精英私立名校，他们是鲍勃·多尔和约翰·麦凯恩。在其他8位之中，有7位都上过精英专业学校。所有这8位，即两位布什、杜卡基斯、克林顿、戈尔、克里、奥巴马和罗姆尼，都上过哈佛或耶鲁。

相比之下，从1948年到1984年（这段时间也是公立大学的黄金时期）的14名候选人当中，只有3人上过精英私立大学，只有两人跟哈佛或耶鲁有关（还有一位上了普林斯顿）。其中有8人上过州立学校，超过了总人数的一半，相对而言，从1988年到2012年的总统候选人中只有一位上过州立学校。理查德·尼克松上的是惠特学院，罗纳德·里根上的是尤里卡学院，林登·约翰逊上的是得州西南师范学院，巴里·戈德华特没读完大学，哈里·杜鲁门则根本没上过大学。

此外，还有一个极其令人震惊的事实：近年来的总统候选人大都出身名门。从1948年到1984年的总统候选人，只有两位出身名门。而此后10位总统候选人中则有6位出身名门：两位布什、戈尔、克里、麦凯恩以及罗姆尼——他们的父辈不是参议员、总统就是海军上将、州长，克里的父亲曾经担任美国驻外使节，并先后就读于安杜佛、耶鲁和哈佛（克里的母亲则来自福布斯家族）。在2000—2012年的四届总统选举中，出身名门的总统候选人比例则更高，6位候选人中有5位。（如果把2016年的希拉里·克林顿和杰布·布什或者兰德·保罗也包括在内，这一比例甚至达到了7/8。）这绝不是特例，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这就是我们这套系统的运作方式。

这种情况绝不仅存在于总统竞选过程中，如今整个精英阶层都是如此。最高法院的9位大法官中有8位都毕业于哈佛或耶鲁，这一比例史无前例，而且有6位都是从本科开始就在哈佛、普林斯顿或斯坦福就读。2011年的内阁成员中，只有一位上过公立大学。根据2002年版的《谁统治美国？》中的数据，54%的商界领袖和42%的政界精英毕业于美国12所大学中的一所或多所。精英研究生教育通常只存在于少数几所大学，而私营公司也越来越倾向于从排名最靠前的几十所大学中招聘人才。一项研究表明，在招聘新人时，美国最顶尖的律师事务所、投资银行和咨询公司只会把目光投向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斯坦福之类的学校——或许它们还会考虑沃顿商学院的MBA。甚至连麻省理工、哥伦比亚、达特茅斯这样的学校都会被看成是次优选择。

随着优秀的大学增多，以及越来越多的优秀学生被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和斯坦福拒之门外，我们该如何解释这种疯狂的排他呢？根源在于推动整个系统的那种精英心态。出身名校的人根本不认为其他学校毕业生有资格进入自己的圈子。我刚刚说过的那项研究中，研究者们还提到了“一种对血统的疯狂迷恋”。而且雇用哈佛或普林斯顿的毕业生也是一种安全的选择。如果这位毕业生入职后表现并不理想，那么招聘者不会因此受到责备——他毕竟是名校毕业的。相比之下，只凭直觉或碰运气的招聘方式就太危险了。

考虑到我们整个系统正在批量生产越来越多的同类，你可能会觉得，人们可能会需要一些不同的头脑或者说不同个性的人。可问题是，一旦精英开始内部繁殖，他们就会绵绵不绝。所以那些位高权重的人，虽然他们个个出身显赫，却总是会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犯相同的错误。结果就是，美国整个国家的命运都可以事实上追溯到小学，或者更贴切地说，追溯到子宫。

优绩主义不仅自我封闭，自我强化，它还会假公济私。如今我们到处可以看到权力阶层在滥用职权，去伤害那些他们发誓要服务的人：医生会接受医药公司的好处，即便有更安全、更便宜的药，他们还是会向病人推荐医药公司的新产品；大学教授一边倡导提高学费，一边压缩预算，同时又给自己猛涨工资；政客们放弃政治生涯，为了赚钱而充当利益集团的说客；监管人员纷纷离职，去他们之前监管的公司就职；CEO们掠夺自己的公司；投资银行密谋去欺骗客户；会计公司和信用评级机构做假账。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们的领导阶层不是在为普罗大众服务，而是在与大众为敌。因此毫不奇怪，在当今这个优绩主义的时代，虽然很多精英人士披上了一层自由主义的外衣，但他们信奉的仍然是里根主义——二者的逻辑都是一样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似乎没有人认为领导本身就意味着机遇和责任。没有人觉得不应该事事从自己的生活方式出发。刘易斯·拉普曼一针见血地指出：“管理精英们只忠于自己的野心，其他一切都不重要。”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恐怕要数英国石油公司前CEO托尼·海沃德了。他在自己的公司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环境灾难之后，竟然当众大哭，说希望自己的生活能恢复正常。他的公司把整个墨西哥湾变成了一摊污水，而他真正关心的却只有一个人：他自己。

类似的情况以前也出现过。E.迪格比·巴尔策尔在《新教当权者》一书中写道：“历史总是会埋葬那些把特权凌驾于领导义务之上的阶层。”波茨尔一直致力于对盎格鲁-撒克逊贵族的研究，他于1964年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WASP”一词从此成为大众用语。也正是在这一年，耶鲁开始改革自己的录取方式，所以这一年也被称为“优绩主义元年”。正如俗话所说：“密涅瓦的猫头鹰总在黄昏起飞。”人们只有在一种现象成为历史时，才会更加清醒地意识到它的含义。

盎格鲁-撒克逊贵族的统治曾在20世纪20年代达到顶峰，所以波茨尔将其称为“盎格鲁-撒克逊的十年”。正如我们所知，那10年同时也是疯狂过剩的10年，是美国社会进入极度不平等的10年——直到今天，我们才再次重复这一现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就像后来苏联解体一样，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的发展。全球领导棒被传递到了美国，也就是盎格鲁-撒克逊贵族手上。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们都很清楚了。“1920年，整个世界的命运被交给了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巴尔策尔后来引用一位盎格鲁-撒克逊人士的话说，“然后他们在接下来的9年里像猪一样疯狂地拱食巨额利润，直到打翻整张宴会桌。”

20世纪30年代，美国深陷经济危机，詹姆斯·B.科南特开始推行优绩主义，统治阶层开始应对现实，他们一方面扶持正在上升的社会群体，发动整个国家的有才之士，另一方面开始直面自己灾难性的失败。1929年的大萧条让这些往日的贵族意识到，自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一时期盎格鲁-撒克逊贵族的所作所为确实令人称道，其中一点就是，他们，至少是他们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开始慢慢地（虽然有些不情愿）为权力的交替做准备。他们战胜了自己，他们把整个国家的利益放到了自己的利益之上——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这两种利益并不一致了。他们最终还是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完全不同的新的阶层将势必取代自己的位置。

今天的情形与当时惊人地相似。当时的贵族和今天的优绩主义精英在崩溃前都曾辉煌过一段时间：前者的兴盛期是从19世纪80年代到1929年，后者的兴盛期则是从20世纪60年代到2008年。但两者在其他方面则有很大不同。今天的统治阶层——至少是当权派——似乎还没有人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吸取教训。我这里所说的教训并不是指金融监管或者法律问责方面的教训，而是指他们应该意识到一个道理：是时候继续前进了。是时候了，世袭的优绩主义精英阶层必须开始战胜自我了，不是只1%的富豪统治，而是10%~15%甚至整个精英阶层，包括专业人士及银行家，自由人士及保守人士，中上阶层及上流社会，无论当前的系统是如何自圆其说的，如何自我恭维的，它都已经行不通了。现在我们必须想象一个不同的社会形态，并鼓起勇气去将其变为现实。

新的分配必须保证特权不会代代相传，这一点非常重要。教育系统必须能调节整个社会的阶层系统，正如它在20世纪中叶所做的那样，而不是复制和繁衍。我们可以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首先从录取方式上进行改革。平权行动应当根据阶层，而非种族，这是许多人多年来一直呼吁的改变。应当抛弃对名门之后和运动员的偏爱。SAT分数应该让位于各种社会经济因素——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人制订过类似计划（当然，被否定了）。大学应当限制申请人在简历上列举的课外活动数量。它们应该更加注重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在高中阶段参与的志愿工作——那些高分学生几乎从来不做这些。千万不要太在意申请人凭借父母财力所得到的经历或机遇。当然，它们必须立刻停止跟《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之间的合作。

或者我们把范围再扩大一点，它们需要重新思考“优绩”一词的含义。如果学校想要培养出更加优秀的领导者，那它们必须问自己，到底想要培养孩子怎样的品质以及如何培养。一旦录取标准改变，整个教育系统都会相应改变。我们希望孩子们更能承受挫折，更自立，更加精神独立，对世界充满好奇，更有创造力，更愿意去冒险，不怕犯错误。一位在波莫纳学院招生办公室工作的学生告诉我，她在面试中最喜欢的申请人是那些在高中阶段有过失败经历的人，她认为这样的人很有趣，但遗憾的是，这样的学生从来不会被录取。有人建议，在递交申请资料时，除了列出自己的成绩以外，申请者们还应当提交一份“失败履历”。戴维·布鲁克斯指出，我们的社会不会认可那些“聪明而又坏脾气的搅局者”，但在我看来，他们才是我们真正要认可的人。

大学应该记住，如果一味根据GPA来招生，那最终只会让那些苦哈哈的拼命三郎受益，却不利于真正有创造力的孩子。同时应该记住，在审查学生的AP课程与课外活动时，我们也应当遵循这一原则。要想在某一领域做到真正优秀，你必须学会专一，集中精力，听从自己的直觉，而不是去在意自己的履历是否丰富多彩。哈佛教授、美国诗歌评论家协会主席海伦·文德勒曾经试图提醒她所属的机构，真正伟大的艺术家不太可能是“领袖人物”或那种什么都擅长的人（或者想要什么都擅长的人）。我要说，真正伟大的科学家、思想家或者其他任何领域的大家，都是如此。当耶鲁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改革自己的录取方式时，它的目标是摆脱愚笨且平庸的预科生，寻找“真正有才华有活力的大脑”。可事到如今，当初符合这一标准的人，如今已经变成另一种形式的平庸之辈。谁还会认为今天的常春藤盟校学生在智识层面依然生机勃勃呢？谁还会认为今天的他们（极少数除外）依然才华横溢呢？（才华横溢和极其聪明并不是一回事。）忘了那些A–吧，如今就连A都已经没什么意义了。这个社会迫切需要一些成绩A+的学生，哪怕这样会意味着有时需要冒险，有时会犯错误，那也没关系。

优绩主义起源于一个与当前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它的教育系统也是为一个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而设计的。二战后的美国主要靠各种大型官僚机构来发展，而运行这些机构的，是各种科学和社会科学专业人士。当时主导美国社会的是福特汽车公司、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五角大楼和贝尔实验室这样的机构，而且这种局面似乎会永远持续下去。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通过考试来评定人才，并训练他们成为社会机器中的一环，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做法。此外，在二战之后，也就是冷战时代，在这样一种静态的全球系统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管理和应对现状，尤其是当现状似乎会一直持续下去的时候，更是如此。但现在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经济动荡、政治不稳定的世界，各种风险和机遇都难以预料。我们需要一种截然不同的思路。

仅仅改变精英学校的录取方式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要发起的变革必须更加深入。改变录取方式或许能够解决平庸这一问题，但无法改变这个社会的不平等。私立学校和大学可以向穷人或中产阶层敞开大门，因为它们能做的，也只有这些。我们需要做的是，对组织高等教育系统的整体方式进行一次大修。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录取方式，而在于常春藤盟校本身——在于它们和其他学校所享有的地位。问题在于，我们把培训未来国家领导人的工作外包给了一群私立机构。无论这些私立机构如何宣扬自己的使命感，无论它们怎样信誓旦旦地要服务全社会，从根本上来说，它们都会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它们终究只是富人的“产物”。这种安排对学校来说是好事，因为学校的财富和影响力会继续扩大，但问题是，难道就因为哈佛需要校友捐款，我们就要放任它继续强化当前的阶层系统吗？我曾经认为，我们需要创造一个公平的环境，要让所有的孩子都有平等的机会进入常春藤盟校。现在我突然意识到，我们真正要做的，不是让所有孩子都能上常春藤盟校，而是让孩子不用上常春藤盟校（或任何其他私立学校）也能享受到一流的教育。

这种想法其实并不新鲜。它自二战之后就一直存在，甚至还直接推动了公立高等教育的发展。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属于最后一批盎格鲁-撒克逊贵族，大力拓展纽约州的大学教育系统，他之所以这么做，按照洛克菲勒的说法，是因为他认为“每一位公民都应该有机会接受跟他在达特茅斯接受的一样的教育”。加利福尼亚州根据同样的理念，创办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教育系统之一——实际上的西海岸常春藤联盟。公立学校，既然是公众出钱创办的，就应该服务于公众的利益。每个人只要他足够努力，足够有天分，就能得到平等的机会（这是我们常说的美国梦）。每个人，只要他有需要，就应该得到人文教育所能提供的那种拓宽视野和丰富灵魂的经历。我们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免费的高品质的K–12教育，这是一种人权；我们也需要承认，其实高等教育也是如此，正如美国曾经做到的，以及许多国家正在实行的那样。

可事实呢？政府决定不再为这一理想埋单。高校的经费不再来自税收，而是来自学生贷款。随着2008年经济进入萧条期，美国政府在高等教育上的开支明显下滑，自1980年以来，它在国家预算中所占的比例已经下降近1/3。自2008年以来，教育预算的比例绝对值已经下降18个百分点，在几个大州下降的幅度甚至超过30个百分点。在过去10年中，公立大学的学费每年都会增长5%，增速甚至比私立大学高出两倍（后者实际上几乎保持不变），这并非巧合。自1989年以来，美国在高等教育上的投入——换句话说，社会大众承担的那一部分——几乎下降了一半。几乎在同一时期，学费在公立大学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也就是来自学生及其家庭的那一部分，增加了几乎一倍。如果这些比例保持不变的话，或者说如果我们继续坚持二战之后的教育理念的话，如今包含学生债务在内的美国大学学费至少应该减少一半。

其实并不是那个教育系统无法维系，正如有人评论的那样，而是根本没有人维系那个系统。现在我们开始讨论MOOC和价值一万美元的文学学士学位。公共高等教育开始面临与许多其他公共项目一样的问题：经费不足，而且备受指责（公众认为这些大学根本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我们从先辈那里继承了一个强大而繁荣的美国，但似乎并没有去投入更多，让它变得更好，反而不停地去透支它，并把账单塞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如今的学生负债累累，想知道谁是罪魁祸首吗？照照镜子就知道了。如果你的孩子在大学毕业后无法自立，还需要你继续补贴的话，千万别怪别人，你只是在以某种形式偿还自己对社会的欠债——你的行为本质上是在完成原本应当通过税收完成的代际财富转移。

但我们如果想创造一个真正公平的社会，仅仅提供一流的免费公共高等教育是不够的。要想让孩子在大学里有平等的机会，就要让他们在准备申请大学之前就享受公平。毫无疑问，有些不平等是无法避免的；有的人总是比别人做得更好。但关键是要防止这种优势的代际传递。所谓公平，并不是要让每个孩子都要有一样的东西；它只是代表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拥有足够的资源。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消除K–12阶段的不平等。大家都很清楚该怎么做：给全美的中小学都提供同等金额的经费，或者更进一步，就像世界上最优秀的一些教育系统一样，比如芬兰、加拿大和新加坡，给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提供更多帮助。但当权者根本不愿意这么做。这两种方式都需要从国民总收入中调拨经费，而不是主要通过地方财税来资助学生。前者是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做法，而后者是有钱人用来保持自己特权的做法。

当然，无论哪种做法都需要大量经费。幸运的是，我们有充足的资金，只是把它用错地方了。你可能经常听政府哀叹：“我们快要破产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即使按人均计算，除少数国家外，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只要稍微削减一下高达700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减少一些政府花在监狱上的开支，美国就可以筹集很多资金。跟20世纪80年代相比，如今公司税收占联邦政府收入的比例已不及那时的一半。如果企业想要在未来招到更高素质的员工，它们必须现在就付出代价。还有那著名的1%，他们的财富从1953年到1981年在美国社会总财富中大约只占到10%，但如今该比例已经增加到了约23%——若按美国的社会财富总额16万亿美元计算，这意味着每年超过2万亿美元的溢价，是联邦政府财政赤字的几倍。我个人会理解为，美国最富有的1%的群体，在过去一些年当中，通过操纵立法机构与司法机构（以收买为主）等方式，从其他美国人的口袋里偷走了财富。

但税务并不是唯一的问题，美国的超级富豪们绝不是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的唯一受益者。如今，美国前1%的富人财富在社会总财富中所占的比例达到了1928年以来的最高值，但前10%的份额已升至1913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超过了50个百分点。所谓的“1%”，作为一个概念或口号，其实只是中上阶层——或者说那些毕业于名校并且计划把自己的孩子也送进名校的精英人士——逃避社会指责的一种说辞罢了。

压缩公共教育经费，无论是高等教育的还是中小学的，不仅会让富人少缴税，还会创造一个对富家子弟更加有利的经济系统。当有钱人把自家孩子的竞争对手都排除在外时，自家孩子的日子就会好过很多。这是一个龌龊的小秘密，也是富人们一直回避的一个话题。他们已经表现出对自身美德的一种维多利亚时代的膨胀。我们相信，或者宣称自己相信，社会流动性是必需的，但在内心最深处我们都知道，社会流动本身是一种零和游戏。大家都在拼命往上爬，有人成功，自然就有人失败。凯特琳·弗拉纳根曾说过，那些进入名校的人，大都接受过足够的教育，知道该如何保持政治正确，但他们所受的教育不足以让他们“认为精英大学的理念令人反感”。我们可以在种族、性别和性取向问题上保持进步，却对一些最关键的社会问题（如阶层问题）视而不见。不仅如此，我们还会精心地守护阶层划分，因为它是舒适、自尊甚至美德的来源。

事实上，精英阶层以牺牲子孙后代的幸福为代价来换取自身的延续。孩子要跨越的障碍越多，他们付出的代价也就越多，能做到这一点的家庭也就越少。然而，需要跨越的障碍越多，他们的人生就会越悲惨。我们在本书第一部分讨论的所有问题，比如恐慌、疲惫、空虚、茫然、恐惧、玩世不恭等，还有我们在最后一部分讨论的理所应得感、平庸性、对社会分层的漠然，以及领导阶层的无能等，其根源都在于精英阶层本身。只要精英阶层仍然在牺牲别人的利益来为自己的孩子换取优势，这些问题就都无法避免。这实际上是一种悲剧式的救赎。你以为你在毁掉别人家的孩子，但到最后，要为这一切买单的是你自己。

自我救赎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它与所谓的“服务”，与你在导致别人陷入贫困之后又去帮助别人时的“慈善感”，完全不是一回事。你真的想要帮助那些不幸的人吗？那就别挡着他们的路。换句话说，不要拿走所有的资源。社会正义意味着你需要放弃一些你拥有的东西，从而让别人能够拥有更多。这才是我们在思考这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时最终要面对的问题。我们真的要继续维持一个“赢家通吃”的社会吗？我们真的要继续人为地让教育资源处于匮乏状态，然后让我们的孩子为有限的空间相互厮杀，进而陷入绝望和恐惧吗？我们真的要继续浪费我们共同的人力资源，而不是汇聚所有人的才能来实现更大利益吗？我们真的要成为一个部落社会，每个人都袖手旁观，听任整个社会慢慢毁灭吗？

在《无名的裘德》一书中，托马斯·哈代讲述了一个贫穷、勤奋而又才华横溢的年轻人的故事。由于没能进入精英大学，他被剥夺了改变自己人生的机会。多年之后，有一个年轻人出现在他家门前——可能是他的亲生骨肉，也可能不是。要不要收留这个年轻人呢？他告诉自己：

血统真的是一个很愚蠢的问题。为什么要考虑这个问题呢？仔细想想，孩子到底是不是你的亲生骨肉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孩子，都是这个时代成年人的孩子，都应该得到所有成年人的照顾。

如果我们想要创造一个体面的社会，一个正义的社会，一个明智而繁荣的社会，一个孩子们因为热爱所以学习、人们因为热爱工作而工作的社会，我们就必须接受托马斯·哈代的这一理念。我们不一定非要像爱自己一样爱我们的邻居，但我们要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爱邻居的孩子。我们已经尝试过贵族统治，尝试过优绩制，接下来是该试试民主治理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