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联大时巫宁坤比我低一级，他念了一年多就报名当美军翻译去了。我们应该见过，互相知道，但不熟，没什么来往。要到“文革”以后我们才有来往，成为朋友。说起来，这还和何如有点关系。

何如是我在中央大学外文系借读时的同学，班上老大哥式的人物。他父亲是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家境不是很好，学习特别用功，成绩特别好。范存忠先生很看重他，要他留校任教。当时班上很多男生报名到美军当翻译，他优哉游哉的，说范先生不叫他去，他要做学问。后来上面下令征调，外文系四年级男生统统去当翻译，范先生也没办法。不知道是不是他原本就不想去的缘故，那段日子他对美国人的印象不太好，他对我说过，领工资时，美国人坐在那儿大模大样的，桌上放一把手枪。他觉得一起抗日嘛，美国人干吗还高人一等的样子？

各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巫宁坤跟他性格不同，他是从联大自己报名去的。他觉得当翻译的那段日子很愉快，和美国人处得不错，而且工作出色，还有机会到美国去留学，这也是他希望的。何如没想到留学，不光是因为对美国人的不好印象，更重要的是他要养家，家里靠他。

抗战胜利后何如想回中央大学，这时那个位子已经有人了，是曹惇，他们是好朋友，曹惇结了婚有孩子了，谁都要养家，不可能让给他。因为给美军当过翻译，他到南京后可以住在公教新村的房子，后来经朋友介绍，他去了励志社——其实就是黄埔军校同学会。他对政治完全没兴趣，只是找个饭碗而已，解放后当然这就成了“历史问题”，而且是“严重的历史问题”。

在励志社他干的还是翻译的事，总干事黄仁霖很欣赏他，业务好嘛，再说他干事总是兢兢业业的。但他一点没往上爬的念头。他在励志社时我还到他那儿去过，也没觉得励志社和政治有什么关系。我去是为了看集体婚礼，五十对新人在会堂举行仪式，男的都是穿西装，女的一概披婚纱。集体婚礼当时是新鲜事，至少我是没见过，听何如说有这事，就带着赵苡让他领着进去看热闹，好玩嘛。

后来国民党跑了，他又得找饭碗。有一家美国人开的酒店要他帮忙，是他在远征军时认识的人介绍的。时局变化太大，美国老板走了，让他和一个会计维持着。没多久酒店就被没收了，他要接受审查。幸运的是，五十年代初的北京大量要外语人才，他和方应旸、曹惇都被分配到北京去了，他感激得不得了。

在人民大学学习了一阵之后，他就被分到了中国作协主办的《译文》杂志当编辑。一九五六年我和赵瑞蕻要去东德教书，行前在北京和中大的老同学聚了一次，有陶琴薰夫妇、曹惇夫妇、方应旸夫妇，还有何如夫妇，那时大家过得都还比较舒心，老同学、老朋友在一起，轻松热闹得很。曹惇喊一声“暴风雨般的掌声”，我们就拼命拍手，再喊一声“经久不息的掌声”，又是使劲鼓掌，还喊“毛主席万岁”。这是当时报纸上常出现的对热烈场面的描写，是在给我们送行嘛，就把这些搬出来模仿。当然是起哄、开玩笑，我们的确是觉得这一套有点滑稽的，不过也并不是有多么厌恶，在认真地讽刺。反右还没开始，大家的心情还比较轻松的。

何如可能比我们其他人都更有一份感激的，因为组织上对他似乎很照顾。他那时的上司是杨朔，就是那位后来大名鼎鼎的散文家。他找何如谈话，说到何如的“历史问题”，表示在励志社工作一事，组织上出于工作需要，还有对他的保护，只是内部掌握，不对外讲。意思当然是要他好好工作，不要背包袱。何如周围的人果然也都不知他在励志社的一段。他是不声不响很谨慎的人，解放初的审查很让他害怕。杨朔这番话是让他放心了。是不是不再战战兢兢了，不好说，但他肯定是感激的。“大鸣大放”时让向党交心，他就把他的感激说出来了。

他说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不像国民党，如果像国民党一样，那不是“天下乌鸦一般黑”了吗？当时发言都是要做记录的，也不知怎么到了记录上，他原是感激的话变成了攻击，说他说的，共产党和国民党一样，“天下乌鸦一般黑”。这还得了？！他因此被打成“右派”。“文革”后他跟我说这事，讲起他原话里的“如果”没了，我跟他说，你搞什么虚拟语气嘛！

惩罚很严厉，他被送到北大荒的兴凯湖劳动改造。就是在那里，巫宁坤和他遇上了。在兴凯湖农场的情形，巫宁坤写过，我印象更深的是何如对我讲的，他们早上起来就往别人的床铺上看看，今天这个死了，明天那个没气了，他和巫宁坤就不止一次一前一后把死人抬出去。

他们聊天时说到过去，各自的学校，各自的同学，不知怎的提到了我，一对名字，“杨静如”，居然是共同的熟人。虽然那时我和巫宁坤不太熟，他留学美国和穆旦就认识，回国后一度在南开，两人是很要好的朋友，没准也提到过我；还有他出国前在上海时，和汪曾祺是巴金家里的常客，他们和萧珊都是很好的朋友，没准也提起过。那种情况下，说到一个都认识的人，也有一种惊喜，会拉近关系的。不过他们俩一个内向，一个外向，一个小心谨慎，一个大胆口无遮拦，后来好像也没走得太近。

他们应该都是在“文革”结束后和我联系上的，具体怎么联系上，怎么通的信已记不清了。清楚记得的是真正见了面时的震惊。他们变化太大了，特别是何如，在中大时同班，五六年还见过，他的样子我是更清晰的。大概是七八年，何如已经改正错划了，到南京来找工作，之前他从北大荒劳改结束到了江苏宝应乡下，一直当农民，生活的艰苦是可以想象的。他原来是个文弱书生的样子，现在憔悴黑瘦，看上去就像个农民。他摸到我家，我差点没认出来——不光是穿戴，还有他手里拿的扁担，他是用扁担挑着东西来的。我领着他去范存忠先生家，他是范先生的得意门生，我是希望范先生帮他想办法。一见面，范先生看他半天，说了一句：“何如，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不管是说出来还是没说出来，后来许多老朋友、熟人重逢，经常是这样的震惊：那些年小心做人，生怕担上罪名，不敢联系，多少年不见，又是精神压抑，生活艰苦，彼此眼中，真的是“面目全非”。

何如在南京没地方落脚，在我那儿住了几天。那一阵赵瑞蕻在北京出差，陈瘦竹先生就提醒我，说，这样不合适吧？意思是他一个男的，影响不好。他是好心，也是搞怕了，担心动不动就被往男女关系上想。我说有什么不合适呢？老同学呀！再说何如现在这样，你让他住哪去？那时候没酒店，只有招待所，住招待所要单位介绍信，就算有介绍信，那时他也住不起。亲戚朋友来，那时都是住家里的。

再说巫宁坤。“文革”后和巫宁坤头一次见面，应该是我去看他。他改正错划了，在芜湖医院里疗养。离南京不算远，坐火车当天可以来回，我就去看他。他住一个很小的房间，床上堆的全是书。我们说了很多话，主要是说穆旦，穆旦是我们共同的朋友，我很想听他说他知道的情况。穆旦去世是江瑞熙写信告诉我的。那时我还在南师的翻译组译联合国文件，虽然已经“解放”了，我一直还有一种被管制的感觉，收到信他们问我哪里来的，我就非说不可似的。那封信是新华社的信封，倒没怎么问。打开信，一开始就说，“……良铮已经去世了”，我看来看去，眼睛里就是这一行。江瑞熙、巫宁坤他们得到消息都是哇哇大哭的，后来见面时提起，当着我的面，他们也都哭过，大男人，哭得哇啦哇啦。我是不会哭的，就是当时周围没人，我也不会淌眼抹泪。

但原来的系主任老桂看我脸色有点不对，说，杨老师，你到隔壁休息一下吧。翻译组在的地方原来是越南留学生的宿舍，有两间屋，一间我们在那儿工作，一间堆放资料，平时没人。我就到那间独自坐了一阵，脑子里一片空白，啥也没想。

赵瑞蕻从北京出差回来就跟我说，这次见着杜运燮、江瑞熙了，真没想到，查良铮去世了。他是当个新闻的，我拿张报纸看，一声不响，也没表示吃惊，因为之前已经知道了。他说查良铮这样，活着也没多大意思。我没接话，不过从有些方面说，我也觉得他解脱了倒好。

巴金对穆旦和我的关系是了解的，他早就知道了穆旦去世的事，来信中一直没提，直到我告诉他，他才说已经知道了，不提是担心引起我“感情上的波涛”。我对他也这么说，意思是，也算一种解脱吧。当时我不知道后来会有那么大的变化，他要活到八十年代，那就不同了，他一定会写出不同凡响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