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联大我不是好学生，在中大也还是不用功。我只对我喜欢的课程感兴趣，不喜欢的课完全听不进去，只要能pass就行了。范存忠先生教我们语言史，一学期下来，我也没搞明白Linguistics说的是什么。有一次课上让我回答问题，我整个答不上来。他叫我Mrs.Zhao，当我是赵瑞蕻的太太，赵虽是学生辈，毕竟现在也是助教，算同事了，和学生不同，所以对我还是有点客气的。见我答不上来，摆摆手就让坐下。以后再没叫我回答过问题。范先生是我的恩师，对我很好，许多麻烦都是他帮我解决的，他也不是课讲得不好，没办法，我对语言学就是不感兴趣。

楼光来给我们上过名著选读课，论内容还是有意思的，但他的教法我不喜欢。他总是一句一句地讲解，虽是外文出身，他身上有夫子气，学生背后叫他“楼老夫子”，我觉得文章拆开了讲没意思。

我喜欢的是陈嘉的课。他讲课很生动，音色好，喜欢朗读，声情并茂的，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讲课时往往自己就先陶醉了。印象里他和范先生课上都是只说英语的。

老师里我接触最多的就是陈嘉，这多少也和我是联大的借读生有点关系，他就是从联大转过来的，我们都对中大的一套不大适应。他是耶鲁的博士，回国后先是和黄友葵在浙大教书，后来到联大。黄友葵是他的太太，在美国学声乐，是中国第一位花腔女高音。后来她到重庆国立音乐院任声乐系主任，陈先生就转到中大来了，他们夫妇可以说是妇“唱”夫随。国立音乐院在青木关，他们的家就安在那里，陈先生周末回去，周一再赶到沙坪坝来上课。青木关离沙坪坝很远，要坐长途车，中间还要转车，走不少的路。来来去去，要赶时间，很辛苦。那时的车没法计算时间的，转来转去，就更没法保证，有好几回他都迟到了。

我还记得有天早上有课，陈先生又来迟了，马大任调皮，说陈先生肯定是赶不过来了，散了吧。我们正要走，看见陈先生急急忙忙来了。大冬天，挺冷的，他鼻子冻得红红的，一件薄呢长大衣，大概是乘汽车时让人踩到下摆，撕坏了，挂下一块，狼狈极了。曹惇、马大任大声嚷：“You are late，Carl！”。他连声说：“Sorry！Sorry！！”。

我们都叫他Carl，他挺随和，待学生很亲切，所以学生才敢和他开玩笑。换了楼老夫子或是范先生，恐怕就不敢这么随便。学生都爱往他那儿跑，像曹惇，就把自己写的英文诗拿给他看，我们有什么问题，也喜欢找他。他在石门村有一间宿舍，不是周末他都在那里，课后我们就找上门去，问问题，也聊天。有时候是几个人一起去，有时是一个人去，他都欢迎。我还记得有次我是一个人去的，正说着话，停电了，房间里一下变得漆黑，黑暗中见他摆摆手说，没关系，而后摸索着找出一支蜡烛点上，接着说话。

我去他那儿，多半都是拿翻译的诗向他请教，让他给我改。中大四年级有门课，陈嘉开的“维多利亚时期的诗歌与散文”，讲了一些诗人，比如勃朗宁、勃朗宁夫人。我喜欢上了，毕业论文写的就是勃朗宁（指导老师是柳无忌，也没怎么当面指导过，写完交上去他给个成绩就完了）。喜欢上他们的诗也和他们的故事有关——在天津时看过传记片《闺怨》，讲的就是他们的恋情，伊丽莎白原本是瘫痪在床的，勃朗宁欣赏她的诗，和她通信，有天突然登门拜访，二人一见如故，互生好感，爱上对方，伊丽莎白重新对生活有了希望，腿病居然好了，爱情创造的奇迹呀。当时看了很激动，好朋友之间谈论，现在读两人的诗，有特别的感觉。

因为喜欢，我就自己翻着玩儿。陈嘉并没让我们翻译，事实上他是不大赞成翻译诗歌的，说翻不好就成了literature persecution——这是他说到译诗时喜欢用的词。头次听到时我还怪不舒服：怎么这么说，难听死了。不过我拿自己翻的诗去向他请教，我说，陈先生，你在课上讲的，我给译出来了，他也和我讨论，帮我改。我的翻译他大概觉得还可以，说你这不算literaturepersecution。我就有点得意。

二〇一二年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了杨宪益和我译的一些短诗，书名叫《兄妹译诗》。里面我译的部分就是那段时间译的。那本集子就是把我们各自译的合到一起出一下，我们各人译各人的，并没有商量选什么、怎么译之类的问题，事实上那时我译诗，杨宪益都未必知道。倒是多少年后我们译的诗放到一起，挺有趣的，也算一种纪念。我译诗就像我写诗一样，纯粹是自娱自乐，没想到过发表的事，只有一首拜伦的《锡隆的囚徒》，在巴金、靳以编的一个杂志上登过，他们知道我的情况，也是让我挣点稿费吧，杂志的名字我也不记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