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重庆以后，跟着家人一起过，生活条件与在昆明时比起来，好得太多了。虽然和天津不能比，重庆比昆明还是现代一些。昆明都是用火油灯，重庆有电灯，不过有的地方有电，有的地方没电，晚上可以看到有电的人家亮一些，没电的地方就显得昏暗。后来在中大，大家都备着火油灯，每天只有一段时间是有电的。

虽然吃穿住行都好多了，我的情绪却很糟糕，住在丁家花园时，一直很压抑。这点外人都看得出来。罗家伦的女儿罗久芳好多年后写回忆文章，说到两家相处很好，她对我母亲印象尤其深。提到我，则说经常看到我哭泣。她记得没错，真是这样的。我的事虽然过去些时候了，家里总还觉得不光彩。我在昆明时寄过赵苡的照片给母亲，她说赵苡嘴角向下，一看就像赵瑞蕻，言下都是不高兴。等见到孩子了，却喜欢得不得了，那时杨宪益、杨敏如都还没孩子，孙辈的赵苡是头一个，她帮着我带，特别宠。但这是对孩子，对我就是另一回事了。我自己也觉得像家里的罪人。

母亲对赵瑞蕻印象不好，结婚又连个婚礼也没办，都让她觉得没面子。还有一条，是门不当户不对。在丁家花园那段时间，我整天在家里，她经常说着说着就数落我。有一次她绷着脸把一封信扔过来让我看，说，你看都写些什么？！——是一个红色的信封，赵瑞蕻的父亲写的，毛笔字挺漂亮，大意是小儿三生有幸，高攀府上什么什么的，还说打完仗之后，再补送彩礼，金项链、金戒指……母亲一直觉得这门亲门不当户不对的，看到一一列出来就更生气，说，那些东西我们都是赏下人的。

我在丁家花园是真正当家庭妇女了，整天忙着带孩子，跟着母亲学做家务。洗衣服，之前我不会用搓衣板，母亲教我，蒸包子什么的，都是那时候学的。一直闷在家里，哪儿都不去，心情不好。罗家伦的女儿罗久芳回忆丁家花园的生活，写到当时的印象，说我不声不响的，神情忧郁不大见人，她还看到我暗自哭泣——的确是这样。罗久芳当时没多大，有这印象，也说明我的状况糟透了。

我不大见人，一是因为原本在家里我就是被忽略的，在天津一度被重视，是因为家里没别人，我姐在的话，家里的事都是她出面；二是我自惭形秽，羞于见人，整日就在下房里待着，不大露面。罗家伦当然见过，他太太更是常见，但我都是有点躲着的，没怎么说过话，以至于现在别人问起，我都说不出有什么印象。张沅长夫妇虽然搬到柏溪去了，周末、放假还是常到丁家花园来。记得有个中秋的晚上，我看院里放了桌子，上面有月饼什么的，原来是他们夫妇在拜月。

我是十一月到重庆的，大概过了两个月，赵瑞蕻来了。他是搭便车来的，当时交通不便，经常是通过熟人找到邮车、货车之类的，把人捎过来捎过去。他来之前并没有跟我商量好，急着辞了南菁中学的事赶过来，他是担心时间长了我们的关系会就此结束。

赵瑞蕻向我母亲提了一回出国留学的事，希望家里供他出去，他一直有这个想法。先是跟我说的，希望我跟母亲提。我不记得有没有提以及母亲有什么反应了，反正后来看没动静，他自己又提出来。母亲很不客气地拒绝了。赵瑞蕻对我母亲是有几分惧怕的，被拒绝了不敢有什么表示，跟我就不同了，气得直跳脚。他不在场时母亲跟我说，他要是出去念书，肯定就不要你了。我说，不要才好哩。其实即使愿意，这时家里也拿不出钱来了。

照父亲的遗嘱，我姐和我都有一万元钱作为嫁妆，这些钱，还有她自己的，母亲都交给了罗沛霖，让他拿去做地下党的活动经费了。倒不是她有多高的政治觉悟，国民党、共产党究竟是怎么回事她也不很清楚，她只是觉得罗沛霖他们人都挺好的，干的都是正事，要支持。罗沛霖的上级是孙友余，也是交大出身，解放后做过一机部的副部长，张洁短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男主人公的原型就是他。抗战胜利后，我母亲和我姐一家经香港、上海、南京回天津，就是他安排的。母亲，还有我姐，告诉我来龙去脉是后来的事，事先我并不知情，不过就算和我商量，我也不会反对——我和我哥一样，都是不要遗产的。